張麗娟 | 國圖藏元刻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
國圖藏元刻十行本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1]
張麗娟
張麗娟，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研究員。研究方向：版本學、經學文獻學。
元刻十行本《十三經注疏》諸經，傳世零本不少，但大多是經明初、明正德、明嘉靖等多次修補的後印本，未經修補的元刻元印本極為难得，目前所知僅美國柏克萊大學藏《周易兼義》、北京大學藏《附釋音尚書注疏》、國圖藏《孝經注疏》數種而已。[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鐵琴銅劍樓舊藏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原著錄作“元刻明修本”。實際上此本是一部極為難得的元刻元印十行本，與今存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其他印本相比較，此本刻印精良，文字優勝，未見補版、修版痕跡，可反映元十行本本來面貌，具有重要的版本文獻價值。
一、國圖藏元刻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
國圖藏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索書號3288，為瞿氏鐵琴銅劍樓舊藏，鈐有“毛氏圖史子孫永保之”、“海寧楊芸士藏書之印”、“秀實別號芸士”、“海寧楊文蓀”、“恬裕齋鏡之氏珍藏”、“虞山瞿紹基藏書之印”等藏印。[2]“毛氏圖史子孫永保之”為毛氏汲古閣藏書印。楊芸士即楊文蓀（1782-1853），字秀實，又字芸士，浙江海寧人。楊氏好許、鄭之學，與嘉、道諸學者多有過從，《思適齋集》卷前有楊文蓀序云：“嘉慶辛酉，儀徵相國撫浙，延元和顧君澗蘋及武進臧君拜經、錢唐何君夢華同輯《十三經校勘記》，寓武林之紫陽別墅，余始與顧君訂交。”[3]楊氏喜收藏，所蓄宋元善本、舊抄本甚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著錄其藏江聲校本《春秋公羊注疏》。鐵琴銅劍樓亦多收其舊藏，如元刊本《文粹》、舊抄本《樂全先生文集》、舊抄本《陵陽先生集》等，皆見於《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國圖藏此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由毛氏汲古閣、楊文蓀、瞿氏鐵琴銅劍樓遞藏，堪稱流傳有緒之善本。（圖一）
圖一 國圖藏元刻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
經目驗，此本以偏黃色竹紙刷印，刻字清晰，墨色瑩潤，版式統一，未見補版、修版痕跡。可偶見斷版及漫漶葉，板框、界格經墨筆描潤。書前空白葉粘貼題签，墨筆書“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宋刊，三十二本”字樣，並“恬裕齋藏”鈐印，為瞿氏鐵琴銅劍樓原簽。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白口，雙順魚尾，左右雙邊，有書耳。版心上鐫本葉大小字數，中鐫“秋疏幾”，下有刻工名。刻工包括：仲高、安卿、文粲、善卿、以德、君善、英玉、君美、古月、朱文、壽甫、王榮、余中、德甫、仁甫、德遠、德成、善慶、國祐等。前有正義序，缺第1-2葉。卷一題“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署“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他卷署“杜氏注 孔穎達疏”。經傳大字，注文小字雙行接大字，釋文以小圓圈相隔接注文。正義以墨圍大字“疏”字標識，出文與“正義曰”之間有小圓圈相隔。全書刻印精整，版式整齊，與常見元刻明修十行本的印面模糊、版式零亂完全不同。
《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以下簡稱“《鐵目》”）卷五著錄《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第一部“宋刊本”，即國圖藏此本。前人多不知十行本有宋刻、元刻之別，而誤認元十行本為宋本，如阮刻《十三經注疏》以元十行本為據，而號稱“重刊宋本”，《鐵目》定此本為“宋刊本”亦如是。不過，《鐵目》在此本印刷時間的判斷上，卻顯示出敏銳的洞察力：“是本全書無明代修補字，紙墨如新，毫無缺損。凡遇有模糊處，其筆跡尚可推尋，而修版本已為墨丁，或徑臆改。可知是本所模糊者，至正德時已更不可識，其為元時印本無疑。嘗以阮氏《校勘記》所載慶元間沈中賓刊本核之，往往相符。用是知阮氏所據，乃屢經修改之本，故多譌脫。而間據宋本訂補，則無不與是本暗合也。”[4]鐵琴銅劍樓除藏有此本外，还另藏有一部正德修補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鐵目》通过家藏正德修補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與此本相比勘，判斷此本為元時印本，無明代修補字；又與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相較，列此本文字優勝處甚多。
《鐵目》認為此本未經明代補版，文字較後印本優勝，闡明了此本不同於其他後印本的獨特價值。可惜《鐵目》此論未能引起後人充分重視。又或因其“宋刊本”、“元時印本”的認定，此本刊刻時間既已改訂為元代，則所謂“元時印本”無所著落；常見的元十行本多明代修補，編目中習而不察，遂將此本推而為“元刻明修本”。1959年版《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即著錄為：“元刻明修本，三十二冊，瞿捐。”1987年版《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沿襲：“元刻明修本，三十二冊。十行十七字，小字雙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2496號）將此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十數家館藏本合併著錄為一條款目，亦作“元刻明修本”。
二、元刻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諸印本之比較
按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歷經明初、明正德、明嘉靖等多次遞修，存世諸經零本頗不稀見，多為修補後印本。其版式凌亂，印面邋遢，文字錯訛，往往不為人所重。而未經修補的元十行本早期印本，則極為稀見難得。《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存世印本亦不尠，僅《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即有十幾部，包括國圖此本在內，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等藏有全本，浙江省圖書館、天一閣等藏殘本，皆著錄作“元刻明修本”。北京市文物局等藏《十三經注疏》之《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亦經明代遞修。阿部隆一《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著錄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元刊正德修補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一部（陸心源舊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明正德、嘉靖遞修本一部。[5]台灣“國家圖書館”藏四部，其中兩部全本，皆有正德及嘉靖補版；兩部殘本，分別著錄作“元覆南宋劉叔剛刊明初印本”、“元覆南宋劉叔剛刊明初修補本”。[6]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部楊守敬舊藏本，據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著錄，為明正德修補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亦有藏本，《中國訪書志》著錄明初印本一部，明正德遞修本兩部等。[7]
根據諸家著錄、影印本、網上資源及書影比對，可知今存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諸傳本，印刷時間頗有參差，其中絕大多數為明代補版後印本。未經補版的印本，除國圖此本外，還有臺北“國家圖書館”藏一部殘本（存二十八卷），從網上發佈之全文影像看，其印面不甚清晰，印刷時間當在國圖本之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本據著錄亦未經補版，但《中國訪書志》言其卷中往往有缺葉及漫漶嚴重葉，印刷時間定為明初。除此數部較早印本外，臺北故宮本、靜嘉堂本、天一閣本（有網上全文資源）等有正德年間補版，無嘉靖以後補版葉，其印製時間當即在明正德後期至嘉靖前期，屬於中期印本。北京市文物局藏《十三經注疏》本（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有網上全文資源）、臺北中央圖書館藏兩部全本（有網上全文資源）等，則為晚期印本的代表，這些印本中既有明正德時期補版，還有大量新增的明嘉靖時期補版。
我們選取較早印本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殘二十八卷本（以下簡稱“央圖本”）、中期印本之天一閣本、晚期印本之北京文物局藏《十三經注疏》本（以下簡稱“文物局本”），以卷三十九為例，與國圖藏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相比較，看看不同印本之間的版刻與文字差異，及國圖本的獨特之處。
國圖本卷三十九皆原版，版面清晰，第5葉下半面稍有漫漶，第15、16葉有橫貫的斷版，但字跡皆可辨。央圖本本卷亦皆原版，但較國圖本明顯晚印，第5葉下半面國圖本漫漶之處，此本字跡已殘損難辨；第15、16葉國圖本斷版之處，此本斷裂更甚，部分文字已殘損。又第19、20葉國圖本版面清晰無損，央圖本則出現橫貫的斷版。至天一閣本，其第5、15-16、19-20已被補版取代，版心刻“正德十二年”字樣，為正德十二年補刻葉。第21葉缺葉抄配。其他為原版，原版版葉印面漫漶。至文物局本，其第5、15-16、19-20數葉沿用了正德十二年補版，第21葉仍缺，另有第7-8、18三葉為更新的補版，版心上刻“懷陳校”等明代校勘者名。文物局本存留的原版版面更為漫漶，書版上下四角處多經局部修整，版心大小字數、刻工名、書耳等往往被剜除。補版與原版之間版式、字體有明顯差別，板框尺寸參差不齊，整體來看頗為混亂。即使原版，因多次印刷損壞、局部修整、剜除刻工書耳等項，面貌亦與早印本大異。反觀國圖本版式齊整、刻印精良，可見元十行本真正面貌。（圖二）
圖二 卷39第19葉諸印本比較（左為國圖本，
中為央圖本，右為文物局本）
版式、字體之外，不同印本之間文字上亦有相當的差異，以國圖本為勝。如卷39第5頁下半面第一行，國圖本“共子展守國”，“共”字清晰無誤。央圖本“共”字已模糊不清，至天一閣本、文物局本本葉為正德補版，“共”字誤刻為“兵”字。第7行“藩屏王室”，國圖本“屏”字字跡清晰，央圖本已漫漶。天一閣本補版此字似作“展”，亦已漫漶不清，有後人朱筆校改為“屏”字。文物局本與天一閣本同為正德補版，而此字挖改為“言”字，當出自臆改。又末行“刑人”二字，國圖本雖有模糊，而字跡可辨。央圖本此處已殘損，天一閣本補刻時不詳其為何字，此處遂形成墨丁。至文物局本，此處墨丁被改回“刑人”二字，為嘉靖後印本校訂成功之例。
又如卷39第16葉，上半葉第4行“凡十四事”，國圖本“凡”字在斷版處，已有殘，央圖本更難辨認。天一閣本、文物局本補版此作“之”字。第8行“猜疑在下”，國圖本、央圖本“猜”字跡清晰，而天一閣本、文物局本補版誤刻為“倩”。下句“數遷徙者”，國圖本、央圖本“徙”字當斷版處，但可辨認。天一閣本補版將“徙”誤刻為“德”，或緣下行“德”字而誤。文物局本發現正德補版之訛，遂挖改“德”字為“徙”。（圖三）下半葉第3行“五等之聲皆和”，國圖本、央圖本“聲”字亦在斷版處，殘缺上半字，天一閣本、文物局本補版誤為“宣”字。第6行“劉炫”，國圖本、央圖本“炫”同，天一閣本、文物局本補版作“玄”。第7行“令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令”、“但”國圖本、央圖本同，“但”字在斷版處。前者天一閣本補版仍作“令”，而文物局本挖改為“今”；後者天一閣本、文物局本皆作“商”。第9行“欲褒崇魯德”，國圖本、央圖本“欲”字稍有殘損，天一閣本補刻作“似”，文物局本又挖改為“欲”。
圖三 卷39第16葉上半葉局部比較（左上國圖本，
右上央圖本，左下天一閣本，右下文物局本。
天一閣本“凡”誤為“之”，“徙”誤為“德”。
文物局本“之”同，“德”挖改為“徙”）
以上國圖本、央圖本、天一閣本、文物局本為代表，可形成一個完整的印本鏈條。國圖本有少量斷版和漫漶葉，尚不能稱為嚴格意義上的初印本，但其絕大部分版葉印面清晰，刻印精良，文字優勝，未見補版、修補痕跡，可反映元十行本本來面貌。央圖本亦未經修補，但其印刷時間明顯在國圖本之後，印面清晰度上遠遠遜色，且多有斷版、漫漶、殘損處，又為殘本。天一閣本為明正德時期修補後印，其補版葉多有誤刻，原版葉更為漫漶殘損。文物局本在明正德補版基礎上，又有新的補刻，並對原版及正德補版進行了大量修整，文字上有校正，也有臆改。在今存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諸印本中，包括在今存所有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諸經傳本中，國圖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都屬於極為難得的早印本。
三、國圖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的學術價值
國圖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未經補版，保存了元十行本最初面貌。其文字未經補版誤刻及後人擅改，明清諸本訛誤之處，此本往往不誤，而與宋慶元刻八行本《春秋左傳正義》相合。《鐵目》將此本與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核校，列此本文字優勝處甚多，從中可見此本的校勘價值。除此之外，筆者以為國圖本的學術價值，更在於它在《春秋左傳注疏》（也包括整個《十三經注疏》）傳刻鏈條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我們知道，《春秋左傳注疏》及《十三經注疏》傳刻過程中，元十行本據宋十行本翻刻，閩本據元十行本翻刻，監本據閩本翻刻，毛本又據監本翻刻。而殿本以監本為底本加以校正，阮元本以元十行本為底本加校勘。元十行本上承宋十行本，下啟閩、監、毛本及殿本、阮刻本，在《十三經注疏》傳刻鏈條中具有承上啟下、至關重要的地位。而在元十行本歷經修補後印形成的印本鏈條中，國圖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又佔據首位，反映的是元十行本最初的面貌。明清諸本由元十行本後印本而來，元十行本後印本及明清諸本中的種種問題，往往可追溯至國圖藏此部早印本。其文字既可證諸本之訛誤，亦可證諸本訛誤形成之原因。
以上文所舉卷三十九第16葉為例，本葉國圖本的一處斷版，在補版後印本及明清諸本中就形成了多處異文。如本葉上半面第4行“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凡十四事”句， “凡”字在斷版處，國圖本已稍有損壞。國圖本印行之後至明正德時期，此處書板斷裂當更為嚴重，“凡”字已無法辨認。故明正德補版時，或據上下文義臆補，將此字刻為“之”。閩本以元十行本修補印本為底本，因“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句意尚可通，故閩本沿之不察，同作“之”字。其後監本、毛本、殿本遞相沿襲，皆作“之”。此處阮元《春秋左傳注疏校勘記》據八行本出校，指十行本後印本之誤：“宋本‘之’作‘凡’，不誤。”[8]又下半葉第7行“但頌之大體”，“但”字亦在斷版處，正德補版時此字被刻作“商”，閩、監、毛本及殿本亦皆沿襲作“商”。此處阮元《校勘記》亦據八行本出校，指十行本後印本之誤：“宋本‘商’作‘但’，是也。”[9]今檢國圖藏宋慶元刻八行本《春秋左傳正義》及日藏單疏本《春秋正義》，[10]此二處皆與國圖本相合，可證元十行本原刻無誤，誤字始自元十行本的補版後印本，明清諸本皆沿襲。後世諸本誤字形成之原因，於國圖本清晰可見。
國圖本除少量版葉有斷版外，還偶見書板殘損或漫漶葉，如卷三十二第5-6葉上半段殘缺（有墨筆抄補），卷六十第25-26葉上部漫漶，第27-28葉全葉漫漶。此或出自書板存放過程中的磨損破壞。這些國圖本損壞磨滅的地方，正是明清諸本異文疊出、脫漏訛誤最為嚴重之處。卷六十第25葉下半葉，國圖本版片上部有磨損，有的字已殘缺難辨。天一閣本、文物局本本葉為正德補版葉，國圖本版片磨損之處，補版葉留下多個墨丁。如第5行小字注“盟在僖二十八年”，國圖本“盟”字稍有漫漶，天一閣本、文物局本補版此字即為墨丁。閩本底本為元十行修補印本，此處以意補作“在魯僖二十八年”。監本、毛本、殿本皆沿襲閩本。第9-10行“詩周頌烈文之篇也。競，彊也”，國圖本“也競”二字已殘，“彊”仍可辨。天一閣本、文物局本“也競”二字為墨丁，“彊”作“言”。閩本沿襲“言”字，二字墨丁補為“戒飭”。監本、殿本同閩本。毛本“言”字同閩本，“戒飭”作“戒飾”。又第28-29葉國圖本漫漶嚴重，許多字已難辨識，文物局本此二葉為正德補版，第28葉遺留大量墨丁，第29葉僅刻數行殘留文字。閩本、監本、毛本、殿本對這些墨丁、殘缺文字陸續校補，多有異同。阮元《校勘記》哀公傳二十七年的大量出校即源於此。國圖本的磨損漫漶之處，形成了後印本及閩、監、毛、殿諸本紛繁的異文。
經籍異文往往錯綜複雜，是非難抉。探尋異文的形成原因，追蹤異文的演變歷程，有助於我們在紛繁異文中判斷是非，決定取捨。國圖本在《春秋左傳注疏》傳刻鏈條中處於承上啟下的地位，也是異文形成的關鍵環節，明清諸本紛繁的異文，往往可以追溯至國圖本。這正是國圖本重要學術價值之所在。
此外，國圖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還為經學版本研究中的一個大問題，即宋、元十行本之辨，提供了無可爭議的版本實物證明。按十行本宋、元刻之辨，是清代以來經學文獻與版本研究中的一大議題，清代學者黃丕烈、顧廣圻等已有討論。[11]因宋十行本極為稀見，元十行本據宋十行本翻刻，其版刻特征與宋本相似，前人多誤以為宋刊，如阮刻《十三經注疏》號稱“重刊宋本”，《鐵目》等著錄元十行本皆作宋刊本。民國以來，中、日兩國學者通過對十行本版本實物的調查，深入探討了十行本的刊刻時間及宋、元十行本的區分。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正德十行本注疏非宋本考》一文比較了靜嘉堂藏元十行本（正德修補印本，文中稱“正德本”）與足利學校藏宋劉叔剛刻十行本《毛詩》、《左傳》，通過對元十行本刻工的考察，全面論述了舊所謂“十行本”為元刻而非宋刻的觀點，為學界廣泛認同。[12]1959年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已將宋十行本與元十行本作了明確區隔。其卷一“經部春秋類”並列兩部《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一為“宋劉叔剛刻本”，為真正的宋刻十行本；一為“元刻明修本”，即國圖藏此本。但是，因元刻十行本歷經後代修補，遞修層次複雜，長澤氏依據正德修補本作為考察對象，刻工雖可確認為元代，仍不能排除其中摻雜部分宋版的可能性。有學者即認為，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經注疏》或據宋十行本舊版修補匯印，其中當保存有少量宋代版刻。2009年公佈的《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02548號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元十行本《十三經注疏》，著錄作“宋元明刻元明遞修匯印本”，就是這種意見的反映。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尋找未經修補的元刻十行本早期印本，與真正的宋十行本相比較，這樣才能確認元十行本中是否摻雜了宋版，元十行本究竟是在舊版基礎上進行的修補，還是全新的翻刻。
今國圖藏未經修補的元刻元印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給我們提供了比較宋、元刻十行本的絕佳機會。真正的宋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即宋劉叔剛刻本，今傳世兩部，一部藏日本足利學校，一部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存前二十九卷）及臺北故宮（存後三十一卷）。我們通過國圖藏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與宋劉叔剛刻本的比較，可見兩者版式面貌包括字體都頗相似，有明顯的翻刻關係。但統觀國圖藏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全書，並未有利用宋刻舊版的現象，而是與宋十行本全然不同的新刻版。宋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版心為細黑口，無刻工姓名。而國圖此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版心皆白口，上刻大小字數，下刻刻工姓名，刻工皆可確認為元人。宋十行本中許多繁體字如“國”、“禮”等，元十行本皆刻為簡體。宋十行本中的避諱缺筆，元十行本中有一些殘留，也有不少已補全。宋十行本中疏文出文與“正義曰”之間空一格，元十行本皆為小圓圈。更重要的是，國圖藏此部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全書版式齊整，無任何補版版葉，偶見版面磨損處，亦無修補痕跡。這就可排除其利用宋代舊版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只是以宋十行本為底本進行翻刻，而並非利用宋代舊板補刻，它是一部全新的刻本。
總之，國圖藏元刻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印刷時間早，未經後代修補，是今日僅存的幾部元刻元印十行本之一，版本珍貴。在《春秋左傳注疏》版刻系統中，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處於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而在元十行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的印本系統中，國圖本又佔據首要地位。因此，無論對於《春秋左傳注疏》的校勘，還是對《十三經注疏》包括《春秋左傳注疏》的版刻源流研究，國圖本都具有重要價值，值得充分重視。
[1]本文為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項目批准號：14BTQ020）、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春秋左傳》校注及研究”（項目批准號：15ZDB071）成果。
注釋：
[1]《周易兼義》，見陳先行主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世紀出版集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頁。有《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宋元珍本叢刊》影印本。《附釋音尚書注疏》，見筆者《宋代經書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86頁。《孝經注疏》，有《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此外，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有元刻元印本《爾雅注疏》，見《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汲古書院，第364頁。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影印本。《爾雅注疏》半葉九行，版心細黑口，未見刻工姓名，與他經版式有異。
[2]中國國家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源庫”已公佈此本的全文影像。
[3]清顧廣圻《思適齋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491冊，第1頁。
[4]《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926冊第102頁。
[5]《阿部隆一遺稿集》第一卷，第334頁。
[6]見臺北“國家圖書館”網站“古籍與文獻特藏資源”。
[7]阿部隆一《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1983年，第37頁、662頁。
[8]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82冊，第518頁。
[9]同上。
[10]《春秋左傳正義》用《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單疏本《春秋正義》用《四部叢刊續編》影印本。
[11]參見筆者《關於宋元刻十行注疏本》一文，《文獻》2011年第4期。
[12]《書志學論考》，日本松雲堂書店、關書院，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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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刊載於《國學季刊》第十一期（山東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張麗娟老師授權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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