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祥丨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考

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考

石  祥

    石祥（1979— ），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著有《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

《谢承后汉书》是三国吴人谢承撰写的纪传体史书，原书一百三十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在宋代及以后的目录中则未著录，推测在宋代已经亡佚。

在记述东汉历史的史书中，此书成书最早，篇幅亦大，具有重要地位，且在各种文献中保留下来的佚文较多，因此较早进入清代辑佚学者的视野，有多家辑本。其中以清初姚之驷辑本（四卷）最早，收入姚氏《后汉书补逸》，有清康熙五十三年露涤斋刻本。乾嘉间，孙志祖增订姚本，成《谢氏后汉书补逸》五卷。嘉道间，汪文台辑有八卷，收入其《七家后汉书》，有光绪间刻本。晚清时，王仁俊辑录一卷，收入其《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鲁迅在民国初年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对此的先行研究主要有赵英、卢芳、汤颖仪、谢政伟等的论著①。上述成果主要探讨《谢承后汉书》的历史渊源、鲁迅辑校的过程、辑佚中产生的诸手稿、辑校方法与成就等问题点，廓清了一些基本的史实问题（如诸手稿的先后次序等），但仍有不少问题点（如鲁迅辑本的体例义法、诸稿本的关系等），尚未得到解决。

此外，鲁迅的辑佚工作系以汪本为基础，并参考了孙本，然则对其展开再研究，不仅可以解答他对校勘、辑佚过程中的各类问题的处理原则与具体操作，还可以展现他是如何借鉴并修订前人辑佚成果的，其意义就不止于鲁迅辑本本身，而是关涉了更为宽阔的辑佚学史话题。

一、稿本与抄本：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诸写本的成立时间及其关系

在鲁迅的辑校过程中，共产生了五部写本，均被影入《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一函（以下简称“手稿”）。它们不仅是研究鲁迅辑佚工作的无可替代的历时性材料，同时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点有待解明。以下按其产生时间先后，以字母次序命名诸本，以便研讨。

（一）作为资料长编的A本

A本即《手稿》首函二、三册。不分卷，用无栏格素纸，每半页八行，每行二十余字不等，间有朱笔校字。此外的形态特征具见《编辑说明》：

原稿分订两册，鲁迅在扉页上写的书名分别为：《谢承后汉书》和《谢承后汉书二》。两册封面上分别有周作人墨迹：“谢承后汉书集本其一 匡谬正误 北堂书钞 初学记”；“谢承后汉书集本 其二 太平御览”。②

此本产生的时间点，无直接文献证据可供判定，只能通过书中的各种痕迹推测。从内容来看，A本是将《匡谬正俗》《北堂书钞》（以下简称“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以下简称“御览”）中的谢书佚文逐条摘录，辑出的佚文不以人物为区分，不立标题，只注明出处卷数，依其在诸书中的卷次先后排列。从某书摘抄完毕，鲁迅便用朱笔题写“以上《北堂书钞》所引”（86页），“以上《初学记》所引”（102页）③。根据辑佚的基本原则，辑佚不仅是搜集佚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应尽力恢复原书的卷次架构。A本未体现《谢承后汉书》作为纪传体史书所应有的纪传志表的架构，因此该本的实质是：鲁迅决意辑录谢书后，首先寻检《匡谬正俗》《书钞》《初学记》《御览》④，依次检抄谢书佚文，以备辑录修订，从而形成具有资料长编性质的A本。设使推测不误，再就情理而言，A本必早于定稿本即C本（详后），否则定稿既已完成，又何须再作长编。此点可得到以下例证的支持：

A本110页“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铃，以止恶气也”条，下有案语称“又卅一引，又《礼仪志》云云，未知是谢承书不”（均为鲁迅笔迹，“卅一”指《御览》卷三一）。此条又见C本卷六“礼仪志”条（305页），案语称“《御览》三十一引谢书《礼仪志》”。可见鲁迅于A本时未能定其为谢书与否，C本时则判定确系谢书。二本先后，宛然可判。

接下来，再看A本与B本（鲁迅的主要工作稿本，系抄录汪文台辑本再加修订者，具体情况详后）的先后。首先，A本中有大量标识符号，几乎每条首字上方均画有圆圈，若某条不止一行，则自次行始每行首字上方均作顿点状符号。同时B本各条标题上方及各则末尾注明出处的案语后多画有圆圈。这一现象暗示了：鲁迅曾以A、B两本互勘，每勘一条，即做出相应记号，若B本某条无记号，即说明汪本失辑，反之则说明鲁迅寻检时可能有遗漏。通过这样的操作，反映了二者间的差异，鲁迅可由此进一步甄别补辑，以防遗漏错乱。再结合鲁迅对B本的校改，则可发现B本承袭A本的迹象，下举一例：

A本60页“荀琨迁沛相”条（辑自《书钞》卷七六），案语称：“此条仅云《后汉书》，不著撰人姓名，录存俟考。又案，范书有荀绲，然与此美恶迥别，当别是一人云。”（均为鲁迅笔迹）此案语化自《书钞》清光绪孔广陶刻本之案语，原作：“今案：陈、俞本脱，姚辑谢承书有《荀绲传》，无此条，然亦与范书之荀琨美恶迥异，当分二人。”⑤B本卷三荀绲条原无此则，鲁迅补之，正文后有一段被抹去的案语，前半依稀可见：“孔云范书有荀绲，然与此美恶迥别，当别是一人云。”由此可知，在A本时，鲁迅未能确定此条是否为谢书，后比勘B本，发现此条为汪文台所失辑，并认定其为谢书，于是补入，并作案语，后又不满意原有案语，将其涂去。此例说明，A本在鲁迅校改B本之前。

综上可知，A本的产生不仅早于C本（1913年3月写定），更在鲁迅校改B本（1912年12月起）之前。不过，“1912年12月之前”仍相当宽泛，能否将其进一步缩小呢？经与同时期的周作人日记稿本比对，笔者发现，除《编辑说明》已指出的A本“两册封面上分别有周作人墨迹”之外，A本的部分条目同样是周作人手笔。周作人的笔迹特点鲜明，字体整体向右下倾斜，捺笔尤其粗重而长，不难与鲁迅笔迹区分。从字迹来看，至少以下部分为周作人所写：

111页第6行（辑自《御览》卷五一，以下同）至120页首行（卷二二五）

139页第5行（卷三六三）至140页第3行（卷三七〇）

142页次行（卷三七八）至143页首行（卷三七九）

147页首行（卷四〇七次条）至151页末（卷四二〇首条前半）

162页第7行（卷四六五）至169页第4行前三字（卷五〇二第3条前半）

170页第6行（卷五〇二第5条）至175页第4行（卷五八一）

177页末行（卷六一五）至181页第2行前半（卷六五四次条前半）

189页全页（卷七九〇至卷八〇二）

193页第7行（卷八四〇）至194页第4行（卷八五〇）

195页第6行（卷八七八）

197页第4行（卷九一六）至199页末（卷九五五）

如上所示，周作人、鲁迅的字迹交替得非常突兀，常有同一叶乃至同一条中突然变换字迹的情形，更替处却保持连贯，毫无事后添加插入补写的痕迹。据此推定，A本应是二人轮流交替工作，方能字迹频繁交替却又连贯而成，不见插入补写痕迹。换言之，A本的产生时间，可缩小至1912年12月前他们共居一处的时间段内。案，他们同居东京时，工作重心不在辑录古籍上，大体可以排除。1911年9月，周作人归国，至次年鲁迅前往南京前，二人在绍兴共处数月。周作人回忆说：“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里闲住，所作的事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⑥周作人没有提及《谢承后汉书》，但这是他数十年后的回忆，有所遗漏，也在情理之中。之后，1912年春，鲁迅去北京前，还有一次回乡，许寿裳回忆说：“四月中，我和鲁迅同返绍兴，五月初，同由绍兴启程北上。”⑦此时周作人尚在绍兴，“我因为家里有事，始终没有能够去，一直拖延到六七月中，这才前去到差。”⑧A本也有可能产生于这段时间。

（二）从抄本至初稿本：B本

B本即《手稿》首函第四册。此本为鲁迅手书，所用格纸为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八九字不等，现存卷一至卷六陈临条首二行。该本原是鲁迅抄录的汪文台辑本^⑨，鲁迅后在其上作了大量校改补订。卷前有鲁迅题跋二则，清楚交待了抄录与校订的时间点，分别在1912年8月、同年12月至翌年1月间：

……岁壬子夏八月，假教育部所藏《七家后汉书》写出，初二日始，十五日毕。

元年十二月十一日，以胡克家本《文选》校一过。十二日，以《开元占经》及《六帖》校一过。十三日，以明刻小字本《艺文类聚》校一过。十四日，以《初学记》校一过。十五日，以《御览》校一过。十六至十九日，以范晔书校一过。二十至二十三日，以《三国志》校一过。二十四至二十七日，以《北堂书钞》校一过。二十八至三十一日，以孙校本校一过。二年一月四日至七日，以《事类赋》注校一过。（B本1-2页）

首先应予说明的是B本的性质。B本中校改钩抹之处触目皆是，若不与其他鲁迅手稿相联系考察，单就表面形态，很容易认为它是批校本。事实上，在某书上增补修改，别成一书的情形，在古籍中并不少见，其面貌近似于批校本，但实际是另一书的稿本^⑩。因此，对B本的性质的判断，应直接从考量鲁迅传抄校改的目的出发。若B本未经校改，便只是汪文台辑本的传抄本；若鲁迅校改B本只是出于校勘目的，着眼于订正文字脱讹，则为批校本；但从B本的校订删补情况以及与其他诸本的关联来看，鲁迅的目的显然是以汪辑本为基础，“改造”出自己的辑本。

B本是鲁迅辑录工作的重要节点，居于核心地位，承上启下，左右联通，最能体现鲁迅辑本逐步形成的面貌。它保留了鲁迅订补汪辑本的大量原始材料及其初始形态，在校订时，鲁迅利用更早写成的A本，校改完成后，鲁迅辑本便基本成型，作为定稿本的C本，大体承袭B本。鲁迅辑本就是在这样的逐次修改中形成的。

（三）作为定稿本的C本

    C本即《手稿》首函首册。此本六卷，卷前有鲁迅手题书名“谢承后汉书六卷”，首目录，次正文，通卷皆为鲁迅手迹，所用格纸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二字。各卷起讫系经鲁迅改定，与其他诸本不同。此外，《手稿》影印时，编者将未装订入此本内的鲁迅序文及《谢承后汉书考》一并影入。对此，《编辑说明》有简要介绍：

《谢承后汉书》有五种稿本，写于一九一二年四月至一九一四年三月之间。第一册《谢承后汉书六卷》是最后的校正本，从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开始，至二十七日写毕；并撰有《谢承后汉书序》，但序和正文未装订在一起。现又发现《谢承后汉书考》，此文未发表过，也一并编入此册，以《序》冠首，以《考》殿后。⑪

如《说明》所示，鲁迅写定C本的时间点，在1913年3月5日至27日之间。《鲁迅日记》（以下简称“日记”）中的相应记载如下：

五日 ……写谢承《后汉书》始。……二十七日 ……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⑫

此外须注意的是，《编辑说明》将C本称为“最后的校正本”，是指它总和此前的校改成果，体现了鲁迅的最终意图。若以时间点而论，C本并非最晚，下文述及的D2本晚其约一年。

（四）孙志祖辑本的传抄本：D1本、D2本

D1本、D2本，分别指《手稿》首函第五册、第六册。两者同出一源，皆是孙志祖《谢氏后汉书补逸》的传抄本。案，孙本未曾刊刻，仅以抄本流传，其中以晚清藏书家丁丙八千卷楼旧藏清抄本较为精善（详见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七）⑬。1907年，八千卷藏书被江南图书馆收购，此清抄本随之入馆。1912年4月，鲁迅从该馆借抄，即D1本。

该本所用格纸为每半页九行，黑口，每行字数不等，字迹较为潦草，版心标明卷数页数。首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提要初稿⑭，次汪辉祖序、严元照序、姚之骃序，次目录，次正文，卷末有鲁迅题记：

壬子（1912）四月，假江南图书馆藏本写出，初五日起，初九日讫，凡五日。

    D2本所用格纸为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二字，白口，字迹工整，为鲁迅手迹，版心上题“谢书补逸某”（卷数），下标页数。经比对，卷次、文字等与D1本同，但无《善本书室藏书志》提要初稿。此本抄于1914年2月15日至3月14日，《日记》的对应记载为：

写孙志祖《谢氏后汉补逸》起。（2月15日）

傍晚写《谢氏后汉书补逸》毕，计五卷，约百三十叶，四万余字，历二十七日。（3月14日）⑮

令人疑惑的是，鲁迅既有D1本，为何还要另抄D2本？此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可确定的是，1914年2月至3月，鲁迅身在北京，无从抄录原书，是故D2本系据D1本传录。

D1、D2本在鲁迅的辑校工作中起到何种作用呢？如前述，鲁迅辑本系依据汪文台辑本修订而成，经与B本、C本比对，可知鲁迅校改B本及最终写定C本时，多处参考孙本（见表2）。

二、增补校订连缀甄别：鲁迅辑本的佚文处理

（一）佚文的钩稽增补

一般而言，搜罗佚文是否完备，是衡量辑佚工作水准的首要标准；在评价各家辑本优劣时，又往往可被约化为佚文数量多者为胜。在鲁迅辑本之前，谢书已有姚、孙、汪、王四家辑本，其中汪本最为完备，故而鲁迅以汪本为基础增辑。鲁迅辑本究竟增补多少汪氏失辑的谢书佚文，就成为衡量其水准的重要标准。通核全书，鲁迅增补汪本失辑佚文，计49处，如表1⑯。

	汪本	A本	B本	C本
1	卷一祭遵条无“祭彤”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八（65页）	有（28页）	有（35页）
2	卷一郑钧条无“郑钧字仲虞为尚书”一则	辑自《初学记》卷一一（90页）	有（34页）	有（41页）
3	卷一鲍永条无“鲍季寿为沛相”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五（57页）	有（36页）	析出单列，在卷五孔恂条前（240页）
4	卷一羊续条无“续为南阳太守郡内多尚奢丽”、“续为南阳太守妻与子秘俱往郡舍”二则	辑自《书钞》卷三八（10、11页）	有（38、39页）	有（47、48页）
5	卷一虞延条无“虞延除细阳令”、“车驾幸洛阳”二则	辑自《书钞》卷七八、七七（66、63页）	有（42页）	有（52页）
6	卷二朱穆条无“朱晖为郡吏”、“朱陆疑当做穆疾宦者”二则	辑自《御览》卷八九八、《书钞》卷一二七（196、75页）	有，改条目名为“朱晖  孙穆”（59~60、61页）	有（74、76页）
7	卷三崔瑗条无“崔瑗字子玉”一则	辑自《书钞》卷六八（43~44页）	有（77页）	有（96页）
8	卷三黄宪条无“陈蕃拜太尉”一则	辑自《初学记》卷一一（88页）	有（78页，案语有“《御览》文同”）	有（97~98页）
9	卷三徐穉条无“徐孺子尝为太尉”一则	辑自《书钞》卷八九（67~68页）	有（79页）	有（100页）
10	卷三姜肱条无“姜肱字伯淮博古五经”一则	辑自《书钞》卷九六增（69页）	有（81页）	有（101页）
11	卷三种暠条无“种拂迁宛令”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八（65页）	有，改条目名为“种暠  孙拂”。（89页）	有（111页）
12	卷三虞诩条无“虞诩字叔卿拜司隶校尉”一则	辑自《书钞》卷六一（35~36页）	有（91页）	有（114页）
13	卷三左雄条无“左雄字伯豪拜尚书令”一则	辑自《书钞》卷五九（26页）	有（95页）	有（121页）
14	卷三荀绲条无“荀琨迁沛相”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六（60页）	有（97页）	有，移至卷五赵谦条后（239页）
15	卷三吴祐条无“祐迁胶东相”、“民有词讼”二则	辑自《书钞》卷七四、七五（52、56页）	有，合为一条（102页）	有（130~131页）
16	卷四史弼条无“弼迁河东太守”一则	辑自《书钞》卷三七（9页）	有（104页）	有（133页）
17	卷四陈蕃条无“陈蕃既被害”一则	辑自《御览》卷四〇七（145页）	有（109页）	有（140页）
18	卷四李膺条无“膺拜司隶校尉”、“初成以方技”二则	辑自《书钞》卷六一、《类聚》卷五二（33~34页）	有（110~111页）	有，合为一则（143~144页）
19	卷四范滂条无“不义归迹”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七（64页）	有（114页）	有（148页）
20	卷四羊陟条无“羊陟字嗣祖”一则	辑自《书钞》卷五九（27页）	有（115页）	有（149页）
21	卷五刘宠条无“刘宠原误刘宽迁会稽太守徵将作大匠”、“刘宠迁会稽太守简烦除苛”二则	辑自《书钞》卷七五（55、57页）	有（133页）	有（173页）
22	卷五周嘉条无“嘉为太守”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三（49页）	有（149页）	有（192页）
23	卷六法真条无“法真名可得而闻”一则	辑自《书钞》卷一〇二（73页）	有（167页）	有（214页）
24	卷七华松条无“华松字爱卿”一则	辑自《书钞》卷六一（35页）		有（248页）
25	汪本卷七虞国条无“虞因迁日南太守广宣德化”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五（57页）		有（274页）
26	卷七刁曜条无“刁曜迁晋相”一则	辑自《书钞》卷七五（55页）		有（283页）
27	卷七薛惇条无“薛惇为汉中太守”一则	辑自《书钞》卷一三三（76页）		有（285页）
28	卷七陈嚣条无“陈嚣字君期”一则	辑自《书钞》卷九六（69页）		有（291页）
29	无鲁恭条	辑自《书钞》卷七八（65页）	增于刘宽条前（30页，误作“卷七十七”）	同B本（37页）
30	无郅恽  子寿条	辑自《书钞》卷五九（26~27页）	增于郎顗条前（36页）	同B本（44~45页）
31	无周章条	辑自《书钞》卷七七（64页）	增于梁竦条前（45页）	同B本（56页）
32	无郭躬  弟贺条	辑自《御览》卷五一五（171页）	增于陈宠条前（67页）	同B本（84~85页）
33	无荀淑  孙悦条	辑自《书钞》卷九八（72页）	增于黄琼条后（96页）	同B本（123页）
34	无第五访条	辑自《书钞》卷七四（53页）	增于刘宠条前（133页）	同B本（173页）
35	无宋登条	辑自《书钞》卷七五（53页）	增于张驯条前（141页）	同B本（183页）
36	无何休条	自《书钞》卷九五、九六辑二则（69~70页）	增于许慎条前（144页）	同B本（186页）
37	无葛龚条	辑自《书钞》卷一〇三（74页）	增于王逸条前（145页）	同B本（187~188页）
38	无李南  南女条	辑自《书钞》卷一五一（84页）	有，又自《类聚》卷八〇增辑，增于廖扶条前（162~163页）	同B本（207~208页）
39	无施阳条	辑自《书钞》卷六三（41页）		增于卷五张意条前（218页）
40	无杨淮条	辑自《书钞》卷五九（27页）		增于卷五唐约条前（245页）
41	无赵峻条	辑自《书钞》卷一三九（79页）		增于周乘条后（253页）
42	无董昆条	辑自《书钞》卷一三九（79~80页）		增于范延寿条前（254页）
43	无甄丰条	无		辑自《文选·吴质答东阿王书》注，增于卷六虞承条前。（273页）
44	无朱勃条	无		辑自《事类赋注》卷一二，增于卷六沈辅条前（294页）
45	卷六樊英条无“南郡王逸素與英善”一则	无	辑自范书本传注（163页）	同B本（209页）
46	无严遵条	无	辑自《文选·三国名臣序赞》注（166页）	同B本（213页）
47	无东平王苍条	无	辑自《御览》卷三七八，增于伏后条后（25页）	同B本（74页）
48	卷一马援条无“马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一则	无	辑自《御览》卷三七九（29页）	同B本（35~36页）
49	卷四董卓条无“尸董卓于市”一则	无	辑自《御览》卷三七八（123页）	同B本（161页）

表1

以上49处，可分三部分。1-42，主要体现A本的作用。如前述，A本是鲁迅从《书钞》《初学记》《御览》《匡谬正俗》逐条录出的佚文。这42处，绝大部分系据《书钞》增补，这主要是汪氏未能得见《书钞》较为完善的版本，而鲁迅用孔广陶刻本所致。此点可由这些源自《书钞》的佚文，孔刻本案语多称“陈、俞本无”证明。至于汪氏所用《书钞》版本，《七家后汉书》光绪七年崔国榜序称：“㧑叔（赵之谦）又言，先生（汪文台）所据《北堂书钞》，乃朱氏潜采堂本，题曰“大唐类要”者也。”⑰此外，从《初学记》增辑的2处（2、8），从《御览》增辑的3处（6、17、32），当然是鲁迅较汪氏寻检更为细密的结果。

43-46，鲁迅补辑自范晔《后汉书》《文选》《事类赋》，均不在A本范围内，前引B本题跋明确提及，可知。

47-49，辑自《书钞》《御览》《初学记》，但不见于A本。由是可知，A本有所疏漏，鲁迅校改B本时，对于已寻检一过的《书钞》等，并不仅据A本抄录，而是复检原书，遂得此三条。这充分体现了其工作之细致审慎，故能后出转精，凌驾汪本之上，良有以也。

此外，如前述，鲁迅覈对A本、B本时，随手点画符号，其间存在对应关系。这些符号作为过程中的痕迹，不见于C本，它反映了鲁迅的确对汪本做了细致审校。如郑弘条“迁临淮太守”一则，鲁迅辑本据《书钞》卷七五，增补了汪本所无的“修身率下，临事详慎”二句，其余无大异。B本文字行间标有实心顿点、空心顿点、三角等三种符号，文句末尾小注“《类聚》四十六”旁标实心顿点，“又九十五”旁标空心顿点，“又二百六十”旁标三角符号；意即文中加实心顿点者为《类聚》卷四六文字，加空心顿点者出自同书卷九五，加三角者则为同书卷二六〇。类似实例在B本中触目可见，读者自可覆按。

（二）校勘考证所引其他诸书

上文论及的《文选》《类聚》《御览》《书钞》等，系谢书佚文的基本来源，自然也是鲁迅校勘谢书的基本材料。在此之外，鲁迅还翻检了若干关涉谢书的典籍，它们虽未提供更多佚文，但或有佚文可供互勘，或所述所论可以考辨正误，同为校勘谢书的重要材料。覆按鲁迅诸本与汪孙二家辑本，汪、孙所未及而鲁迅参考徵引者，计16种，按四部分类，如表2。

	书名	部类	例证
1	清沈钦韩《后汉书疏证》	史部正史类	C本卷一班彪  子固条，案语称“沈氏钦韩曰，充著《论衡》，数称班固”云云（后补，69页）。C本卷五荀绲条次则、祝良条、散句条魏尚则，案语亦引沈说（239、241、309页，皆后补）。
2	清陈景云《两汉订误》	史部正史类	C本卷五刘崇条案语，称“陈氏景云曰，崇当做宠……此必传写之误”云云（后补，217页），系引自《两汉订误》卷三。
3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	史部编年类	C本卷三袁绍条天头处引司马光说，又“此何悖暴无道之甚者也”一句，案语称“以上亦见《资治通鉴考异》三”（后补，166页）。
4	宋王益之《西汉年纪》	史部编年类	C本卷一郑弘条次则“不得族居”句，案语“王益之《西汉纪年》十三引谢承书云”云云（54页）。
5	宋罗泌《路史》	史部别史类	C本卷四仇览条次则，案语引《路史》，称“亦与《御览》合”（后补，173页）。
6	晋常璩《华阳国志》	史部载记类	C本卷六任昉条案语引《华阳国志》，称“今据以改正”（后补，275页），此引自《华阳国志》卷十。
7	汉伏无忌《伏侯古今注》	史部政书类	C本卷五陈宣条“建武十年，洛水出，造津城门”句，案语：“《伏侯古今注》亦云：‘建武七年六月，洛水盛溢。’此云十年恐误”。（221页）
8	宋高似孙《史略》	史部目录类	卷二徐穉条首则，案语补出处“高似孙《史略》二”。（B本78页，C本98页）
9	清何焯《义门读书记》	子部杂家类	C本卷五司马苞条案语引何说（229页），系出自何书卷二一。
10	清洪颐煊《读书丛录》	子部杂家类	C本卷五方储条末则，案语引洪氏《读书丛录》卷二三（贴签补写，233页）。
11	唐林宝《元和姓纂》	子部类书类	C本卷五亹肃条，案语：“又《元和姓纂》云：‘后汉河南尹亹肃，见谢承《后汉书》。’则《书钞》作亹亦误。”（后补，252页）
12	金王朋寿《类林杂说》	子部类书类	C本卷一魏霸条，案语称“《类林》‘不’下有‘令’字”，“《类林》作‘荣’”，“《类林》作‘与兄弟同居，甘苦为一’”，“三字《类林》引无”，又称“《类林杂说》二”（后补，37页）。C本卷五方储条首则，案语称“《类林杂说》十五引方讹万”（后补，231页）。
13	宋王应麟《玉海》	子部类书类	C本卷二陈思王钧条第四行“不可听也”，注“已上亦见《玉海》七十五，无季氏云云五句”（后补，93页）。C本卷三李固条首则据《玉海》校（后补，127页）。C本卷六谢承自序条，注出处有“《玉海》六十四”（后补，306页）。
14	明俞安期《唐类函》	子部类书类	C本卷五许永条首则，案语称“案俞氏《唐类函》引《书钞》，末无‘永日’二字”（237页）。C本卷五亹肃条，案语称“俞氏《唐类函》作‘巴肃’”（252页）。C本卷六陈长条，案语称“俞氏《唐类函》作‘陈常字君渊’，疑亦意改”（268页）。卷六宋度条首则、虞因条首则、周稷条，案语亦引《唐类函》（270、274、284页）。
15	清洪亮吉《卷施阁甲集》	集部别集类	C本卷二李咸条首则、卷四周嘉条首则、卷三陶谦条、卷五邓晔条，案语引“洪氏亮吉曰”云云（80、164~165、192、217页，皆后补），均出洪集卷九《惠定宇先生后汉书训纂序》。
16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集部总集类	C本卷五范延寿条案语：“严氏可均曰，据《百官公卿表》，延寿为廷尉在成帝时，而谢书载其事，盖追之也。”（255页）此引自严书《全汉文》卷四九。

表2

此外，鲁迅多处参考了孙志祖辑本，如C本卷一赵典条第五则、周磐条次则、宗均条，卷二陈龟条、桥玄条，卷三史弼条次则、张温条，卷四沈丰条、王阜条、包咸条第四则，卷五严丰条、傅翻条、周敞条、陈茂条次则、范延寿条，卷六王奂条、妫皓条首则、公孙晔条末则、孟政条，等等。徵引孙本之处，有明确指出的，如陈龟条首则“安帝时”句，B本案语称“孙云当作桓帝”（74页）；C本案语称“孙氏志祖曰，当作桓帝”（95页）；也有一些未标出，如卷一宗均条首则案语：

原作“宋均”。何氏焯曰，《党锢传》注引谢承书，宗资祖父均自有传，则宋字传写讹也。又《南蛮传》叙受降事，正作“谒者宗均”，今据改，下同。（C本71页）

复核孙本，其卷一宗均条题下案语与此大致相同，再核何焯《义门读书记》论《后汉书》部分，未见此说。由是可知，鲁迅此条案语必承袭孙本，转引何说。又如上表之3李咸条，也显示了鲁迅案语与孙本案语的关联：

案，此李咸上书论桓思、窦后语，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三。（鲁迅案语，C本80～81页）

案，此二句乃李咸上书论桓思、窦后语，见袁宏《纪》，范书不载。（孙本案语，卷三叶15）

可以推测，此处鲁迅先参考孙本，再复核袁书，补上了孙本未注明的卷数。

当然上列16种书中，有的成书较晚，孙汪二人或未能见，但也有一些当时可见的书籍，他们失之眉睫。正因为鲁迅寻检文献，有超出孙汪者，故而考核能更精密准确。如上表之6任昉条，汪本作“王防”，案语称“一作任防”、“原作任昉字文始”；孙本作“任防”，案语称“案，前卷有王防字文始，疑一人，未知孰误”；鲁迅在《华阳国志》找到任昉的记载，发现二者表字、官履相合，认定王防为任昉之误，案语称：

原作王防。案，《华阳国志》云：“任昉字文始，成都人也，为华令，迁梁尚书令。梁冀惮之，出为魏郡，徙平原。冀诛，复入为尚书令、司隶校尉，迁大司农，卒。”今据以改正。（C本275页）

此外，鲁迅徵引以上诸书的某些痕迹，还可从侧面表明他检阅诸书的次序。凡B本即已徵引而C本沿袭者，即说明鲁迅在校改B本时已利用之；凡B本无而C本有者，则他是在两本之间翻阅的；凡在C本中系补写者，则是他最后检阅的。又如，鲁迅徵引孙本，既有B本已引而C本沿袭者，也有在C本中系补写者，这说明他翻检孙本至少两次。综合前述，可将鲁迅辑校时所翻检诸书分为以下几组：

A组：《匡谬正俗》《书钞》《初学记》《御览》（以上A本阶段）

B组：《文选》《开元占经》《白孔六帖》《类聚》（复核）《初学记》（复核）《御览》（复核）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北堂书钞》、孙辑本《事类赋》《史略》（以上B本阶段）

C组：《西汉年纪》《伏侯古今注》《义门读书记》《唐类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上在B本校订后至C本写成前）

D组：《后汉书疏证》《两汉订误》《资治通鉴考异》《路史》《华阳国志》《读书丛录》《元和姓纂》《类林杂说》《玉海》《卷施阁甲集》（以上在C本写成后的最终修订阶段）

（三）取其繁者与连缀成文

在辑佚时，常可见到不同书籍引用的某些佚文，文句接近而有繁简之别，明显同出一源，可视为一个群组。此类“近似佚文”的面貌差异，是古人对原文意引略引时取舍不同所致。由于无原本可供勘定是非，佚书校勘与一般古籍截然不同，判定“近似佚文”中的何者更贴近原书面貌时，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校勘者的“自由心证”；换言之，个人倾向会起很大作用。鲁迅辑本在此方面表现出的特点，是注重佚文的完整与连贯。

卷六散句条“灵帝善鼓琴吹洞箫”一则，汪本辑自《御览》卷五八一，鲁迅辑本补另一出处“《初学记》十六”。今案，《御览》作“灵帝善鼓琴吹洞箫”，《书钞》作“灵帝善吹箫”，B本以加点方式标示《书钞》引文面貌，C本则采用《御览》引文（B本23页，C本307页）。《书钞》成书早而简，《御览》成书晚而详，鲁迅取其详者，显然是出自佚文完整的考量。

卷一周嘉祖燕 弟畅条首则，辑自《书钞》卷七三，《书钞》原作：“《谢承后汉书·周嘉传》云，为太守张敞主薄，汝阳剧贼欲斩太守，嘉抱之号泣，得以生易死也。”（A本49页，B本149页）鲁迅辑本作：“嘉为太守张敞主薄，汝阳剧贼欲斩太守，嘉抱之号泣，得以生易死也。”案，《书钞》原无“嘉”字，鲁迅补之，同样是出于完整性的目的，并防误解。

由于注重佚文的完整，在文义两通的前提下，鲁迅倾向采用较为繁复的异文。卷一郑弘条末则，《类聚》卷四六、六九、《书钞》卷五一、《初学记》卷一一、二五、《御览》卷二〇七、七〇一均引，作：

弘为太尉，主将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鲁迅辑本）

初，第五伦为会稽太守，署郑弘为督邮，举孝廉。及弘为太尉，时举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必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以为故事。（汪本）

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后置云母屏风分隔，由此为故事。（《类聚》卷四六）

郑弘为太尉时，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为故事。（同卷六九）

郑弘字巨君，为太尉。举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见，弘必曲躬自卑。上知之后，置云母屏风分隔之。由此以为故事。（《书钞》卷五一）

郑弘字巨君，为太尉，主将第五伦为司空，班位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帝知，遂置云母屏风分隔之，由此以为故事。（《初学记》卷一一）

郑弘为太尉时，举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为故事。（同卷二五）

郑弘字巨君，为太尉，将举第五伦为司空，位在下，每正朔朝见，弘必曲躬自卑。帝知，遂置云母屏风分隔之。由此以为故事。（《御览》卷二〇七）

郑弘为太尉，举第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必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为故事。（同卷七〇一）

对于“班次”与“位”、“上问知其故”与“知”、“分隔其间”与“分隔之”、“由此以为故事”与“由此为故事”四处繁简不同的异文，鲁迅辑本均选择文繁者⑱。不过，鲁迅对于佚文完整度的追求，仍以史料审查为基础，不做超出文献支撑范围的臆造。汪本首句“初，第五伦为会稽太守，署郑弘为督邮，举孝廉”，B本在其首尾标有示意删去的符号，天头加案语称“首一节汪氏所加”，指出此句无文献依据，恐是汪氏妄加，C本遂删去。

诸书保留的佚文，简短破碎者不少，若依样辑录，不免显得支离碎屑。鲁迅有时根据文义情理，将多则佚文缀连成文，这是鲁迅辑本的又一特点。如汪本卷四刘儒条首则及第三则，鲁迅将其缀合为一。

广汉刘原脱此字儒字叔林。《类聚》九十二

广汉儒叔林为东郡太守，赤乌一作鸟巢于厅事屋梁，兔产于床下。《御览》九百七又九百二十《类聚》九十二 《事类赋注》二十三 ……（汪本）

广汉刘儒字叔林，原夺刘字，“字”字汪氏校补，为东郡太守，赤乌巢于厅事屋梁，兔产于床下。《御览》九百七又九百二十《艺文》九十二 《事类赋注》二十三 ……（C本152页，B本117页）

此处鲁迅所依据的情理是，纪传体史书的行文惯例是先述传主字号籍贯、父祖情况，述行事则在其后，故无论佚文来源是否一致，均可按此情理连缀。据此原则，将仅述人物姓名表字的佚文与其他佚文合并连缀的实例，鲁迅辑本中甚多，所见尚有包咸条、桓谭条（汪本卷一，B本35~36页，C本44页）、杨璇条（汪本卷二，B本53页）、延笃条（汪本卷四，B本103页）、黄香条（汪本卷五，B本144页，C本187页）、范丹条（汪本卷五，B本157页，C本200页）。

鲁迅辑本卷二朱穆条第六则，汪本原分作二则，则属另一种情况的连缀：

朱穆为尚书，谠言正直。《初学记》十一

朱穆为尚书，岁初，百官朝贺，有虎贲当阶，置弓于地，谓群僚曰：“此天子弓，谁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当戴之于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贲，付狱治罪，皆肃然服之。《御览》三百四十七《事类赋注》十三（汪本）

朱穆为尚书，谠言正直。《书钞》六十《艺文》四十八 《初学记》十一 岁初，百官朝贺，有虎贲当阶，置弓于地，谓群僚曰：“此天子弓，谁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当戴之于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贲，付狱治罪，皆肃然服之。《御览》三百四十七 《事类赋注》十三（C本76页）

此处缀合系从行文判断，“谠言正直”、“收治虎贲”均在朱穆任尚书时，且文义接通，故可合一。

当然，也有一度缀合后又改回之例。汪本卷三陈球条末两则同出范书《陈球传》注，B本缀连（89~90页），C本重新分列（112页）。盖因前一则记球子瑀事，后一则记球兄字珪事，当以分立为宜。由此反例可知，鲁迅固然注重文句的连贯流畅，但仍保持审慎态度，不做超出情理文义范围的过度缀合。

（四）佚文归属的甄别

鲁迅认为之前的谢书辑本“颇杂入范晔书，不复分别”，因此留意甄别混入谢书的范书文句。卷一李宪陈众条，辑自《御览》卷二六五，《御览》原文作“陈众辟州从事，有剧贼淳于临等数千人，攻县杀吏”。汪本此句前尚有“宪诛后余党，扬州牧欧阳歙不能克”，系采自范书，以明史事由来，但未加说明。鲁迅辑本注明“首十四字是汪氏增”、“以上依范书补”（B本26页）。

同类实例又有卷一马援子廖条次则，汪本、鲁迅辑本分别作：

……马廖虑以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臣案移风易俗：“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且一尺。……”（汪本）

……马廖虑以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已上十字依范书补。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且一尺。……”（鲁迅辑本）

由以上两例可知，鲁迅对于混入谢书的范书文字，重在甄别并加注说明，而非弃用。若某段佚文残缺过甚，他并不反对以范书增补谢书，以加强行文的流畅与意义的完整，当然这也与前述鲁迅辑本重视内容完整度的特点相契合。

鲁迅对佚文的甄别当然不止于范书。汪本卷一郑弘条第六则，B本删去（44页），C本无。汪本案语称“《书钞》按此引《谢承集》”，可知不是谢书佚文，是以鲁迅删之。

汪本卷四窦武 胡腾条第三则，案语称“《世说·品藻》注引作谢沈书，因姚辑有，录以俟考”，可知汪文台已疑此非谢书，鲁迅辑本删去（B本121页，C本158~159页）。今案，《世说》刘孝标注既已注明采自《谢沈后汉书》，且无反证，则姚本系误辑明矣，汪氏仍作疑辞，实无必要，鲁迅删去，甚确。

（五）条目名称的校改

通过校勘，鲁迅发现汪本的个别条目名存在问题，谢书系纪传体史书，条目名称多为人名，订正姓名即意味是不同人，因此还会导致卷次的调整。此类实例甚多，兹举其三：

汪本卷四巴肃条，B本原有此条，天头处加案语称“按宋本《书钞》作‘亹肃’，囗本作‘巴’”⑲，后将此条及批语抹去（113页）；C本改题名为“亹肃”，改置卷五蒋崇条前，案语称：“俞氏《唐类函》作‘巴肃’，案范书《巴肃传》，肃仕历慎阳令、贝丘长，稍迁拜议郎，不言为河南尹。”（252页）这是对校结合考证的校例，鲁迅选择遵从可信度高的版本。

汪本卷六冯暹条：“颍川冯暹字公可，为徐州刺史。以小铜釜甑，十日一炊。《书钞》七十五《御览》七百五十七”C本卷六尹暹条作：“穎川尹暹《御览》尹下衍冯字字公可，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书钞》三十八引《尹暹传》《御览》七百五十七”今案，孔刻本《书钞》卷三八“十日一炊”下注：“《谢承后汉书·尹暹传》云，暹字公可，为徐州刺史，以小釜云云。”鲁迅据《书钞》判定“冯”字衍误，系因《书钞》成书在《御览》前，可信度较高。

汪本卷七王党条，辑自《书钞》卷七五，鲁迅辑本改作“王堂”，案语称“原作‘党’，据范书本传改”，改置卷一羊续条前。（B本37~38页，C本47页）今案，此处系据佚文内容与范晔《后汉书·王堂传》相近而改，从校勘学的角度而言，这是他校与理校兼而有之的校例。

三、结构的再建：卷次调整与条目分合

检出佚文且加以校勘考证只是辑佚工作的一部分。从理想角度而言，在原书架构可知的情况下，辑佚者应“复原”其卷次结构。当然，更多的情况是无法确知原书结构，那么辑佚者也应依照一定的意义或逻辑原则，“再建”卷次结构，而不是将佚文毫无规则次序地简单罗列。以下考察鲁迅在此方面的工作。

（一）“略依范书纪传次第”：卷次设置的原则

谢书诸家辑本，分卷各有不同，姚本四卷，孙本五卷，汪本八卷，鲁迅辑本则为六卷。汪本与鲁迅辑本的各卷起讫及条目数如表3：

	汪本	鲁迅辑本（C本）⑳
卷一	起光武帝，讫贾逵，共41条	起伏后，讫宗均，共58条
卷二	起张霸，讫桥玄，共39条	起东平王苍，讫蔡邕，共42条
卷三	起崔瑗  子寔，讫吴祐 黄真 戴宏，共31条	起左雄，讫刘表，共43条
卷四	起延笃，讫公孙瓒，共31条	起许荆，讫袁隗妻，共65条
卷五	起陶谦，讫陆续，共38条	起刘崇，讫伍孚，共68条
卷六	起戴封，讫封告，共52条	起贺纯，讫散句，共82条
卷七	起虔国，讫符融，共62条
卷八	起秦护，讫散句，共64条

表3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辑本的卷次设置实际在校改B本时便已确立。今案，B本54页杨璇条后天头处、95页蔡邕条后天头处、130页刘表条后天头处、168页袁隗条后天头处，均有鲁迅案语，称“右一”“右二”“右三”“右四”，与C本比对，可知所谓“右×”，即指以上内容属为卷×，除卷一截至杨璇条与C本不同之外，其余各处起讫皆同。因B本残缺，余下部分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推测亦应与C本相同。

关于卷次划分与内容的关系，鲁迅在《谢承后汉书序》中有解释：

今一一校正，厘为六卷，先四卷略依范书纪传次第，后二卷则凡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并写入之。㉑

鲁迅采用上述原则的原因是，谢书的卷次结构已不可知。案《隋书·经籍志》：“《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除谢书无帝纪之外，其他情况一概不详。谢书与范书均为纪传体史书，参照范书结构再建谢书，就不失为合理的处理原则。

但需要说明的是，汪本实际也大致符合该原则。汪本卷一首条为光武帝，次灵帝，次伏后，次刘玄、李宪至袁绍诸人（卷一至卷五前半），大略依时代先后排列，再接以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合传（卷五后半至卷六前半），与范书先帝纪次后纪次列传的编排相同；其后陈临至戴遵等145条（卷六后半至卷八前半），多为“名氏偶见范书或所不载者”。戴遵条后，依次为序传、东夷列传、礼仪志、五行志、郡国志、兵志、刑志、佛、散句，这也与范书本无志有关。尽管鲁迅辑本在细部上与之有所不同，但二者的总体编排原则基本是相同的，似乎可以说鲁迅的上述原则实际是承袭了汪本，但正如下文所述，相比汪本，鲁迅辑本遵循这一原则更为严格。

（二）合并删改：鲁迅辑本的条目调整

1.合传

同一家族人物、行事有关联者、同类人物合传，是纪传体史书的通例。范书的此类实例自不待言，汪本也有不少实例，如卷一梁竦商 冀条、卷二应奉 子劭条、卷三之吴祐 黄真 戴宏条、卷四之范滂 宗资条、窦武 胡腾条、卷五之陶谦 赵昱条、孟尝 杨乔条等等，但分合与范书时有不同。相较于汪本，鲁迅更加严格地按照范书篇次编排，将汪本分列的若干条目合并。具体而言，主要有依家族合传例合并、依相关人物合传例合并两类，如表4：

	汪本	鲁迅辑本	范书
家族合传	卷一马援、马廖两条分列	合传，作“马援  子廖”（B本29~30页，C本35~36页）	合传（卷一四）
卷二张霸、张楷、张陵三条分列	合传，作“张霸  子楷 楷子陵”。（B本49~50页，C本59~61页）	合传（卷三六）
卷二袁闳、袁弘、袁忠、袁秘四条分列	合传，作“袁安  玄孙闳 弘 忠 忠子秘”。（B本64~66页，C本81~83页）	合传（卷四五）
卷八朱皓条、卷三朱儁条	合传，作“朱儁  子皓”。（B本122~123页，C本160页）	合传（卷七一）
关联人物合传	卷八宣仲条	并入李固条，改作“李固  子燮 郭谅 杜访 郑遂 赵承 宣仲”。（B本98~100页，C本126~129页）
卷七郭汜条	并入董卓条，改作“董卓  李傕 郭汜”。（B本123页，C本161~162页）
卷七有陈众条	并入李宪条，改作“李宪  陈众”。（B本26页，C本29页）

表4

在合传方面，鲁迅对“略依范书纪传次第”原则的遵守，还可以通过两处反例体现。班彪、固、超父子三人，按例可以合传，鲁迅辑本班彪子固条、班超条分列，与范书彪、固合传而“超别有传”（彪、固传在卷四〇、超传在卷四七）相一致。又如鲍季寿条，鲁迅自《书钞》卷七五辑出，B本校增于鲍永条下，C本析出单列于卷五。案，鲍季长不见于范书，是否为鲍永后人未可知，鲁迅折衷之后，最终单列。

鲁迅辑本亦有自行根据“以类相从”的合传成例处理的情况，如表4的后三例。今案，宣仲、郭汜、陈众，范书无本传，《李固传》未记宣仲，郭、陈事迹略见董卓、李宪本传。既然范书无可参考，则鲁迅的合传处理就是单独根据合传成例而做出的。

2.删并汪本重出条目

汪本偶有重出条目，鲁迅辑本予以删并。

汪本卷三李固条有郭谅一则，卷八另有郭谅条，文字略有异同，鲁迅辑本删并（B本100页，C本128~129页）。

汪本卷八扬雄条，称“梁冀执金吾岁朝讬疾不朝”云云，与卷一梁竦条第三则重，且扬雄卒于新莽天凤五年，未入东汉，鲁迅辑本删去扬雄条（B本45页）。

汪本卷四魏朗条，第二则作“魏朗补河内太守，以清严为治，明审法令，为三河之表也”，第三则作“魏朗为河内太守，明修法令”。事同而文小异，显是引用同一原文时取舍不同所致，并非不同佚文，B本删去第三则（112页），C本同（145~146页）。与此类似的还有：汪本卷三杨震条第一则、第三则，文字略同，B本将其删并合一（84页），C本同（104页）。

汪本卷二冯绲条次则：“武陵五溪蛮夷作难，诏遣车骑将军冯绲南征，绲表奏应奉，赐金错刀一具。”此句亦见同卷应奉条第四则，据上下文，可知此为应奉传语，而涉及冯绲，冯传不应再列，B本删去此则（52页），C本同（62、89页）。

汪本卷四王允 宏条：“太原王宏字长文弟允字子师，位至司徒。”又见于同卷郭泰条第七则，据上下文，确系郭泰传中语，前者系节引，B本抹去（109~110页），C本同。

3.改动条目归属

汪本另有一些条目，或独立单列，或原在某条下，但据文义情理，似有不妥，鲁迅改归入他条。

汪本卷一光武帝条（一则）、灵帝条（六则），B本案语称：“按《隋书经籍志》载《谢承后汉书》百三十卷，无帝纪，此与灵帝、伏后诸条当并是志传中语。”光武帝条，因所述为岑彭劝降事，鲁迅辑本改入岑彭条（C本31页）。灵帝条第二则“灵帝建宁四年，河南上言二凤皇、二鸾鸟集原县”，C本改入五行志条（305页），这也是从内容上判断归属。第三则“碑立太学门外”，C本案语称“谓熹平四年所立石经也。谢书当亦在《儒林传》中”（307页），这是从史事上判断归属。第四则“灵帝数游戏于西园”，C本改入五行志条（305页），则是因为司马彪《续汉志·五行志》有相近文句。首则“灵帝善鼓琴吹洞箫”、第五则“中平二年造万金堂于西园”、第六则“孝灵皇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因难以判断归属，皆入散句条（C本307页）；

汪本卷三王龚子畅条末则，“同郡刘表受学于王畅。畅为南阳太守，行过乎俭。表时年十七，进谏曰”云云，B本案语称“案此当入《刘表传》”（88页），C本改入刘表条（168页）。案，此处鲁迅系从文义做出判断，然此事见仁见智，姚、孙、汪诸本此则均在王龚条下。

与之类似的，还有汪本卷五王逸子延寿条首则：“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喻，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谈者失望”。B本案语称“按此囗入英传”（145页，英指樊英），C本改入卷四樊英条（188页）。

汪本卷八兵志条，称“高帝在平城，为胡所困”云云，B本并入陆康条（40页），C本同。案，谢书有无兵志不可知，范书无志，司马彪《续汉书》八志无兵志，此条所述关涉陆康，故鲁迅并入陆康条。

汪本卷八散句条“仁风丰泽，四海所宗”一则，B本改属李咸条（64页），案语称：“此二句是咸上书论桓思窦后语，见袁宏《后汉纪》二十三。”

汪本卷八佛条，称“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托生于净住国摩耶夫人腹中”云云，又有魏尚条，称“魏尚字文仲”云云，C本均撤去，入卷六散句条（309页）。

汪本卷五赵晔条次则：“秦氏季代，有鲁人高堂伯。”因文字与赵晔无涉，C本改入散句条（309页）。

4.鲁迅辑本删去条目

另有汪本部分条目未见于鲁迅辑本，其被删去的原因主要是引文出处不明，或存在疑问。

汪本卷五仇览条次则，称“考城令河内王涣以览为主簿”云云，未注出处，鲁迅辑本删去（B本134页，C本173~174页）。

汪本卷五黄昌条第三则，称“昌为宛陵令，严毅好发奸伏”云云，注出处为“白帖”（即《白孔六帖》），鲁迅辑本删去（B本138页，C本179页）。检《六帖》，无此条。

汪本卷五范式 孔嵩条末则作“孔嵩字巨范作仲山，与范式俱在太学”，注出处为“《书钞》六十四”。鲁迅辑本删去（B本151页，C本192~195页）。检孔本《书钞》，无此条。

汪本卷一郑弘条第五则，注出处为“《书钞》四十”，鲁迅辑本删去（B本44页），C本亦无。检孔本《书钞》，无此条。

此外，还有因史事有疑而被删去的实例。汪本卷一郭贺条首则，称“郭贺字惠公，颍川阳翟人”云云，B本删去（32页），C本无。案，汪本该条次则称“郭贺字乔卿，为荆州刺史”，可知东汉有二郭贺，字乔卿者见范书，拜荆州刺史，字惠公者史传无考，是以鲁迅删去首则。

5.条目次序的调整

在条目编排次序上，鲁迅同样力求与范书一致，由此对汪本的条目次序进行了一些调整。以下略举数例：

汪本卷一先魏霸条，次马援条，范书马援传在卷二四，魏霸传在卷二五，B本改换二者次序（29~30页），C本同（35~37页）。

汪本卷一苏章条，在张堪条后，羊续条前：“苏章字士成，北海人。负笈追师，不远万里。”B本案语称“范书云字孺文，扶风平陵人”（38页），C本改置卷六刘靓条后（293页）。今案，范书卷三一有苏章（字孺文），与张堪、王堂、羊续等合传，可知汪本亦按范书次序排列，但两苏章姓字籍贯皆不同，绝非一人，故不可按范书字孺文籍平陵者的卷次，安排谢书字士成籍北海者。汪本此处不妥，鲁迅更正甚是。

汪本卷七符融条，范书有融传，在卷六八（与郭泰、许劭合传）。B本郭泰条后有鲁迅案语，称“符融在卷七之末，应移此”（120页），C本照此改动（155~158页）。

四、案语的增补与修改

（一）出校的原则

相较汪本，鲁迅辑本的另一优胜之处是案语的细致化、精密化、格式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鲁迅辑本并不逐一标明异文，这是由于古书节引意引导致佚文歧异纷杂，在无碍文义的情况下，一一标出异文，反而芜杂无当。但对于关键异文，鲁迅辑本则会出校记，如卷五司马苞条：

司马苞字仲成，《书钞》一百四十四引作咸。东缗人也。范书安帝纪注。

苞为太尉，常食粗饭。二句《书钞》亦引，《御览》作漉饭。着布衣，妻子不历官舍。会司徒杨震为樊丰等所谗，连及苞。苞乞骸骨，未见听，以疾薨。范书安帝纪注御览八百五十 ……（C本229页）

由案语可知，此条辑自范书与《御览》，以《书钞》校，第一条校记关涉名字异同，第二条校记则因《书钞》引文较略（“粗饭”以下《书钞》无），且“漉饭”、“粗饭”词义不同而作。

杨震条（鲁迅辑本卷二、汪本卷三）次则首句，鲁迅辑本、汪本均以范书为依据校改文字，且所改关涉地名，但汪本未作说明，鲁迅辑本则标出原文并交待校改依据：

杨震常客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汪本）

杨震常客于湖，原作吴，依范书改。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鲁迅辑本）

汪本卷一贾琮条次则“百姓歌之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句，未出校记，鲁迅辑本案语补：“《书钞》三十五引云：‘巷路歌来晚。’”这是因异文面貌不同而给出的校记。

要之，鲁迅辑本对于不影响文义的异文多径改不出校记，出校记者多为异文造成语义、人名、地名与叙事的改变，或涉及较大程度的文本差异。这样的取舍原则，既避免了繁琐无当之弊，又能提示读者重要异文的存在。

（二）补明校改依据与异文来源

在上述前提下，对于关涉文义、史事的重要异文，鲁迅辑本在案语中交待异文来源及校改依据；汪本或径改不出校记，或出校记，但未交待来源与依据。针对这种情况，鲁迅辑本往往做出修正，如：

汪本卷一张陵条“初为梁冀弟不疑所举孝廉”句，“疑”字下有案语，称“一作胤”，未注出处。鲁迅辑本案语为“《书钞》作胤”，予以交待。

汪本卷七宋度条第三则“豫章宋度拜定陵令”句下案语称“一误零”，鲁迅辑本案语改作“《书钞》作零”，明确了异文出处，态度亦更审慎。

汪本卷一郎顗条次则“郎顗上事曰：‘入岁常有蒙原误霜气……’”，此则辑自《御览》卷八七八，“原误”系指《御览》有误（检《御览》，正作“霜”），但汪本未说明校改依据。鲁迅辑本案语作“原作霜气，依范书改”，明确了校改依据。

汪本卷一梁竦条首则“和帝追封谥皇太后父梁竦为褒亲愍侯”句无案语，鲁迅辑本于“竦”字下插入校记，称“原并作松，依范书改”，可知汪本径改而未做说明，鲁迅辑本加以补明。

（三）补正佚文出处

标注佚文出处，在清代逐渐成为辑佚的惯例。在谢书诸辑本中，姚本不注佚文出处，读者病之，孙志祖本以下，均能注明出处。但汪本对于出处不同的“近似佚文”，有时未能一一标注，鲁迅辑本就此做了大量拾遗补缺的工作，在精密程度上大大超越了汪本。此类实例极多，无法一一条缕，只能举例言之。

汪本卷三臧洪条，仅注出自“《魏志·臧洪传》注”，鲁迅辑本改为“《魏志》本传注 范书本传注《御览》二百七十八 《书钞》六十三”，补充了汪本未及的三种出处。（B本93页，C本117页，案语文字略有异）

汪本卷二陈宠条次则，注出处为“《类聚》五 《御览》三十三”， 鲁迅辑本补为“《类聚》五《白帖》四 《御览》三十三”（B本68页，C本86页）。

汪本卷二翟酺条，出处仅注“《御览》二百十二”，鲁迅辑本补为“《书钞》六十 《御览》二百十二”（B本69页，C本87页）。

还有某些佚文为同书同卷多次引用，汪本只注出处，未说明系多次引用，易滋生误解，且不利于研究者覆按。汪本卷二周荣孙景条次则，注出处为“《书钞》七十三 《御览》二百六十三”。案，《书钞》卷七三两引此则，一详一略，鲁迅辑本注出处为“《书钞》七十三两引 《御览》二百六十三”（B本67页，C本84页）。

鲁迅辑本还订正了汪本标注出处的一些讹误。如，汪本卷二应奉 子劭条第五则，注出处为“《御览》三百四十二《初学记》二十一 本传注”。覆按原书，《初学记》卷二一未引此则，《御览》卷三四五、《书钞》卷一九引有，汪本误一失二，鲁迅辑本订正为“《御览》三百四十二又三百四十五本传注《书钞》十九”。

（四）案语的改造：本书化、合理化与格式化

在校改B本以及随后写定修改C本时，鲁迅还有大量随手批写的案语，并引用了大量他书材料；至最终定稿时，汪本案语、鲁迅的原始案语及徵引诸说就必须加以改造，使之融为一体，消除随意简略、表述不妥等瑕疵。这同样是鲁迅辑佚工作的重要部分。

先来看本书化的一例。汪本卷一冯鲂 孙石条首句“冯鲂孙石”下注“孙石二字原脱，依范书补”，鲁迅辑本沿用汪本的校正意见，但改案语为“二字原夺，汪氏依范书补”。就学术道德而言，这是不掩人之美，从行文来看，是将其改造为鲁迅辑本所应有的口吻。此类实例甚多，此不赘举。

在合理化方面，最常见的改动是：出自范晔《后汉书》注的谢书佚文，汪本径称出处为“本传注”、“某某传注”，B本沿袭汪本，至C本，则统改为“范书本传注”、“范书某某传注”，表述更显妥帖。至于其他情形的合理化改动，数量极多，针对的问题亦五花八门，但总之不出使表述明晰化、准确化、周密化的总方针。如汪本卷三刘瑜条“刘瑜父祥”，下注“范作辩”，鲁迅辑本改作“范书作辩”，表述更趋规范完整。

所谓合理化，不仅限于鲁迅辑本相较汪本的变动，在鲁迅诸稿本间也可看到不断调整修改、渐趋合理的变化。如周章条，汪本无，B本插补于卷一郑弘条后，C本亦有此条，但正文与案语均有很大变化：

周章为郡功曹，拔佩刀。《书钞》七十七“周章拔佩刀”下注 范书云：“章仕郡为功曹，时大将军窦宪免，封冠军侯就国。章从南阳太守行春，至冠军。太守犹欲谒之，章进谏，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乃止。及宪诛，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B本45页）

章仕郡为功曹，时大将军窦宪免，封冠军侯就国。章从南阳太守行春，至冠军。太守犹欲谒之，章进谏，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乃止。及宪诛，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书钞》七十七引谢承书云：“周章为郡功曹，拔佩刀。”其文不全，今以范书本传补之。(C本56页)

B本忠实于《书钞》原文，但一则案语过长，不免喧宾夺主，二则原文过简，卒难成句，叙事不明；C本改用范书，但在案语中注明原文、出处、校改依据及理由，不能不说是合理的变通。

在对稿本的不断修改中，还表现出逐渐统一体例的格式化倾向，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统一书名简称。如《艺文类聚》，B本简称为“类聚”，C本统改称“艺文”；《白孔六帖》，B本简称为“六帖”，C本统改称“白帖”。其次是案语格式的统一。如前述，鲁迅辑本有时会加入范书内容，以增强佚文的完整性与流畅性。对此，B本案语的格式是“以上依范书补”，C本起初沿用，之后又统一涂抹为“已上范书”。再次是由不规范的简称改为规范划一的称呼。如B本引用孙志祖说，多简称为“孙云”、“孙曰”，C本则改为“孙氏志祖曰”或“孙志祖曰”。

（五）考证意味的加强

鲁迅辑本的案语不仅注出处、标异文，还有徵引诸说、自下断语、辨证佚文真伪、史实名物正误等情形。较之汪本，考证色彩明显加强。下举数例证之。

卷一桓谭条，汪本仅注出处“《书钞》一百二”，鲁迅辑本则称：“案《书钞》引《后汉书》，不著撰人，而诸辑本并有之，今亦依录。”鲁迅对于此条是否为谢书佚文存有疑问，一方面指出断其为谢书证据不足，同时又说明诸家辑本均视之为谢书，是故从众，将疑问与理由同时列出，展现出了“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审慎态度。

卷一郑弘条，汪本仅注出处“《御览》四百七十四”，鲁迅案语则称：“案《初学记》十一引《后汉书》云：‘郑均字仲虞，为尚书，淡泊无欲，以病乞骸骨，终不肯起。章帝车驾幸均舍，敕赐尚书禄终其身，时人号曰白衣尚书。’与范书文小异，疑亦谢书，《御览》引略耳。’”鲁迅推测《初学记》《御览》所引均是谢书佚文，只是一繁一简，但这一推测缺乏直接证据，因此仅在案语中表出。

五、结语

鲁迅辑录《谢承后汉书》的诸本辨析、体例原则、具体操作等等，已具见上文，此处不再重复。笔者想在最后申发的是，鲁迅辑本的辑佚学史意义绝不限于它较汪本、孙本后出转精，是谢书辑本中成就颇高、值得重视的一种；更重要的是，它为考察辑佚学者如何在前人辑本的基础上增订修改，或者说“增益型”辑本是如何发生的，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系统性范例。

在谢书诸家辑本中，属于这种情形的不在少数。孙本、汪本均是增补修订最早的姚本而成，孙本汪辉祖识语、汪本崔国榜序称：

康熙间，姚氏之骃撰《后汉书考逸》，中有谢书四卷。孙颐谷先生病其舛阙，重加纂集。凡姚氏所采者，一一著其出处，误者正之，略者补之，复以范书参订同异。其未采者，别为续辑一卷，证引精博，十倍于姚。（汪辉祖）㉒

康熙中，钱塘姚鲁斯辑《东观汉记》以下诸家书，为《补逸》，颇沿明儒旧习，不详所自，遗漏滋多。……先生旧藏姚本，随见条记，丹黄殆遍。（崔国榜）㉓

可惜汪文台“随见条记，丹黄殆遍”的底稿今已无可踪迹，孙志祖的稿本也不知去向，他们辑佚工作的过程性细节随之不可追寻。而鲁迅诸手稿的存世，构成了反映其辑佚工作始末的完整链条，展现了鲁迅如何重新寻检佚文（A本），从增补前人辑本开始（B本），参考其他辑本（D1、D2），直至将其重建改造，形成自己的辑本（C本），鲁迅工作的过程性细节原原本本地保留在了他的手稿中，使我们可藉以复原他的工作流程、每一步进展，推演他解决细部问题的思绪，由此解答辑本是如何“生成”的问题。

注释：

①赵英：《籍海探珍》，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卢芳、汤颖仪：《没有被忘却了的工作——以鲁迅先生辑校的谢承后汉书为限》，《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9期。谢政伟：《鲁迅辑校谢承<后汉书>琐议》，《嘉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②⑪ 《编辑说明》，《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一函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按，“谢承后汉书序”一名，系研究者拟定，鲁迅手稿原无标题，该文被收入《鲁迅全集》（1981年版、2005年版）时，均用此题。《谢承后汉书考》亦为研究者拟题，鲁迅手稿无标题，但格纸版心题有“谢考”二字，可知鲁迅确有将其命名为《谢承后汉书考》的意图。

③《匡谬正俗》仅引谢书一条，《御览》所引谢书单独抄成一册（即首函第三册），因此未有类似注记。

④卢芳、汤颖仪《没有被忘却了的工作——以鲁迅先生辑校的谢承后汉书为限》称：“周作人分别在书面写上：‘谢承后汉书集本其一匡谬正俗《北堂书钞》《初学记》’；‘谢承后汉书集本其二《太平御览》’。……由此可知，鲁迅辑录与校订谢承《后汉书》，是为了‘匡谬正俗’。”二位作者不知《匡谬正俗》为唐人颜师古著述，认为“匡谬正俗”是鲁迅辑录谢书的志向，这是错误的。

⑤虞世南：《北堂书钞》，清光绪十四年孔广陶刻本，卷七六，叶1。

⑥⑧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⑦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3页。

⑨鲁迅抄录时高度忠实于汪本，甚至汪本的避讳字也原样照录。

⑩对此，陈先行、石菲《明清稿抄校本鉴定》有专门论述：“又有看似批校本，实为批校者自成一书的情况，这种本子亦属稿本。如《中国古籍善木书目》著录的清陈鳣所撰《恒言广证》六卷，写于嘉庆十年（一八〇五）刻本钱大昕纂《恒言录》之上。……顾廷龙先生因检羊复礼所刻陈氏《简庄义钞续编》，中有《恒言广证叙》一篇，遂校读两文，发觉构造虽异，大旨则同……顾先生因据以考定此本正是陈氏《恒言广证》稿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29页）

⑫⑮ 《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5、106、109页。

⑬ 此本入藏八千卷楼后，丁氏又传抄一本，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以石印方式影印丁氏传抄本。

⑭ 此初稿被误认为是鲁迅题跋，参看石祥：《关于〈姚辑本谢氏后汉书补逸抄录说明〉——2005年版〈鲁迅全集〉误收文一则》，《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3期。

⑯ 表中“有”“同某本”，指与前一本同。又，B本卷六陈临条以下阙，因此表中对应处空缺。

⑰㉓汪文台：《七家后汉书》，清光绪间刻本，卷首。

⑱ “郑弘字巨君”一句，鲁迅辑本单列为郑弘条首则。

⑲ 文字有涂抹，无法辨认。

⑳ C本写定后又有校改，统计以改动后的最终状态为准。

㉑《鲁迅辑校古籍手稿》第一函第一册，第4页。又见《古籍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第6页。

㉒孙志祖：《谢氏后汉书补逸》，南京国学图书馆1931年版影印本，卷首。

注：本文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石祥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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