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振岳丨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考
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考
林振岳
（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後）
一、清學部圖書館藏書來源及善本書目編纂
而根據鄧之誠日記所記，繆氏也曾編過《京師圖書館善本目錄》。鄧氏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七日記曰：
繆氏所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現存稿本兩冊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繆稿”）。張廷銀先生《繆荃孫與京師圖書館藏書目錄》一文有介紹[7]，《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已將之影印出版[8]。從中可見繆氏對舊藏書目底本的編輯情況。稿中筆跡分爲兩種，一爲工楷謄寫者，爲鈔胥所鈔供繆氏編輯之底本，內容多出自曹、姚、瞿三目。一爲潦草之批語或新加條目，出於繆氏親筆。批語是對工楷底本的修改，而新加條目則簡略記錄書名、著者、版本、行格等基本信息。下文即據藏書來源分敍，以見繆目編纂中參考曹、姚、瞿三目之情況。
二、曹元忠《文華殿檢書分檔》與《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學部圖書館之創設，與清宮內閣大庫之清理有關。據羅振玉《集蓼編》[9]，光緒三十四年（1908）宣統帝即位，醇邸攝政，令內閣於大庫中檢國初攝政典禮舊檔，閣臣檢之不得，奏庫中無用舊檔太多，請焚燬。幸爲羅振玉、張之洞等人阻止，奏請移交學部，以備日後籌建圖書館。其中檔案裝八千麻袋，一度以廢紙出售，被羅振玉等購回。庫中藏書則委任劉啟瑞、曹元忠兩人檢點，後移交學部建圖書館，成爲京師圖書館藏書之最初來源。
曹、劉二人整理內閣大庫的藏書，現存有《內閣庫存書目》，北京大學藏有劉啟瑞稿本[10]。而藏書志則由曹元忠撰寫，現存有曹氏《內閣大庫見存宋元槧書目》、《文華殿檢書分檔》兩種稿本，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關於劉啟瑞《內閣庫存書目》，日本高橋智先生有專文介紹，並整理《內閣庫存殘書目》全文[11]。而曹元忠所撰內閣藏書志，則未爲學界所知，在此略作介紹。
曹元忠撰《文華殿檢書分檔》有稿本兩冊，鈔本一冊，又《內閣大庫見存宋元槧書目》三冊，皆王欣夫先生舊藏曹氏遺稿[12]。《文華殿檢書分檔》稿本兩冊（以下簡稱“曹稿”或《檢書檔》），黃紙外封題“文華殿檢書分檔，宣統元年七月□日立，曹老爺”，爲宣統元年曹氏在內閣大庫檢書之記錄。《檢書檔》爲書志體例，記錄各本行格內容，並作考證。鈔本爲稿本第一冊之謄清本。《內閣大庫見存宋元槧書目》與《檢書檔》相近，也是書志體例，內容更為簡略。大概《檢書檔》爲內廷存檔，而《書目》爲曹氏自留底稿。《檢書檔》著錄宋元本89種，《書目》著錄120種。二書皆未刊行，曹氏後來選取了一些篇目，以《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爲名發表於掃葉山房雷瑨主編的《文藝雜誌》，1929年合刊於《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1940年又印入《吳中文獻小叢書》。
繆荃孫掌教南菁書院時，曹元忠受業其門下。《藝風堂友朋書札》中曹元忠致繆氏札，頗存曹氏董理庫書及繆氏主持圖書館時之事實，引錄如下：
《藝風老人年譜》記宣統二年“童次山祥熊爲門人曹揆一元忠來江寧，言學部囑視荃孫老病何如，揆一代促入都，允之”。[14]曹氏二札當作於是年。繆氏宣統元年八月被任命爲京師圖書館監督，正擬北行，聞張之洞逝世之訊，極爲傷悼，因而卻聘。曹元忠清查內閣大庫書尚未完成，而書已移交學部深藏不示人，因此急急函勸繆來京主持館事，七月底已爲其尋覓住宅，九月又來一函催促。《藝風老人年譜》記宣統二年“九月，由漢京火車入都，僧保隨侍，賃居西城太僕寺衙”，可知繆收到曹札後即啟程來京，不久即著手編纂《善本書目》。《藝風老人日記》宣統二年十一月至宣統三年八月間，記錄了編輯此《善本書目》之細節。[15]《年譜》記宣統三年“九月，復交新編《善本書目》八卷，即乞假回上海寄寓”。此爲繆氏編纂《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之大況。
繆爲曹之業師，故曹所撰內閣大庫檢書舊檔，亦當提供予繆編撰《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曹元忠的遺稿後來由王欣夫先生整理，欣夫先生《〈箋經室餘稿〉書錄》謂“君直先生曾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今以繆荃孫名，印入《古學彙刊》”。[16]
今以曹氏《檢書檔》對讀繆目，目中著錄內閣大庫書，其文長有考者，皆出自曹氏所撰。若曹氏無稿可供採摭者，則僅簡單記錄行款序跋，並無詳考。可知繆氏所編《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曹當居功半。
如經部金刻本《尚書注疏》，曹元忠《文華殿檢書分檔》著錄：
此稿曹氏後發表於《文藝雜誌》1915年第十二期《箋經室所見宋元書題跋》，鉛印刊行時漏排“然則董溥爲高平人而稱長平，猶劉敏仲爲臨汾人而稱平水”一句。繆目著錄此書與曹稿基本相同，其題名改爲“《尚書正義》二十卷。金刊本”，內容多著錄“高七寸一分，廣四寸一分。白口，單邊，蝶裝”版框尺寸等信息，而刪去文末“固《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所未及者也”一句。
參照國圖藏繆稿兩冊，可見繆氏對曹稿編輯之情況。稿本中工楷謄寫者，係鈔胥所錄以供繆氏編輯的底本。其中篇幅較長、有所敘考者，皆係據曹氏《檢書檔》鈔錄。如張廷銀先生文中指出，繆氏對原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是曹稿不著版框尺寸者，繆氏在統稿時增加了版框、版心的著錄。二是對行格、藏印的著錄重加覆核，補正了曹稿中的疏誤。[17]此外，繆氏對曹稿文字有所刪裁潤色，如宋大字本《後漢書》一篇，繆氏刪去了“今存列傳六十二卷”下的細目文字“為劉元至耿純、馬援至丁鴻、班固至徐璆、虞詡至張衡、皇甫規至鮮卑”一句。元修宋本《漢書》，文末“前後相應”下刪去“惜前本無首冊，此又敓末頁，乃於《敘傳》‘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後挖補寸許，以揜其跡，無從互證耳”，而改作“中有缺頁，以黑匡空格補，恐印在正統前矣”。今刊行之繆目文字，已為修改後之貌。
繆目因爲沿用曹稿，也造成了著錄體例上的不統一。如經部“元刻《春秋本義》三十卷”，按照繆目的體例，本應是書名、著者、版本分列，而此條書名帶上了版本“元刻”二字，顯然是沿用曹稿的遺痕。
內閣大庫藏書爲京師圖書館早期館藏之主要構成部分，而曹元忠《文華殿檢書分檔》爲《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編纂主要根據的底本，故欣夫先生謂此目出自曹氏之手。曹氏在內閣大庫藏書移交圖書館之後，是否也參與了開箱整理編目的工作？據曹氏家傳、哀啟，皆載其曾任圖書館纂修，“尋大庫書歸學部，寶瑞臣侍郎聘爲學部圖書館纂修，竟其事”[18]。又繆氏致徐乃昌書札云“再請曹君直、章式之、王扞鄭、震在亭（晤在亭，問其何時來）、陳立夫爲纂修官”[19]，可相驗證。繆氏日記也記載曹氏在館中助理開箱編目。宣統二年（1910）十二月十八至二十日，內閣大庫書籍運送至館。二十三日，“到館，曹揆一來，開內閣書四箱，宋板《通志》缺，宋板《大學衍義》零本，元板《書集傳》全，《藝文類聚》、《山堂考索》均缺，明本《神僧傳》、《列女傳》全，餘皆殿本，全者甚少”[20]。可見曹元忠應也參與了京師圖書館的內閣大庫藏書開箱整理工作。
三、姚覲元《咫進齋善本書目》與《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學部圖書館藏書的第二大來源，爲歸安姚氏藏書。端方在江南收購了丁氏八千卷樓藏書籌建江南圖書館後，又收購了歸安姚氏、南陵徐氏藏書，送京以充京師圖書館館藏。據光緒三十四年“兩江總督端方奏江南圖書館購買書價請分別籌給片”，共購得“浙紳姚氏藏書一千零十一種，皖紳徐氏藏書六百四十一種，兩項書籍計共十二萬九百餘卷。分裝一百八十箱，共編目錄一份，於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委員領齎送學部驗收，所有兩項書價，共銀二萬兩。”[21]
繆目著錄內閣大庫以外的書，大多詳錄批校題跋。若細心比對夏曾佑《簡明書目》著錄的藏書來源，會發覺繆目中著錄原書題跋者，皆源自歸安姚氏。再與姚覲元《咫進齋善本書目》（以下簡稱“姚目”）[22]對讀，則知繆目著錄姚氏書，基本是利用姚目原文，目中題跋也是因抄錄姚目而留下來的。、
以繆目比對姚覲元所編《咫進齋善本書目》，繆目所過錄之題跋，皆沿自姚目。而姚目失載者，此目亦付闕如。如經部《毛詩要義》，姚目、繆目皆著錄“有臨寫錢天樹、莫友芝跋”，姚目未錄跋文，繆目亦闕如。又如《爾雅新義》，姚目、繆目僅錄陳詩庭跋，而後出的張宗祥《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23]多錄錢儀吉、余卥兩跋，係據原書重錄。可見繆目所錄題跋，非據原書過錄，乃鈔自姚目。
繆目著錄歸安姚氏書之條目，亦參考姚目改寫。如經部《周易本義集成》，姚目著錄爲：“《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元至治刻本。元南昌熊良輔編，泉峰龔煥校正。‘集疏’二字陰文加方圍。半葉十行，行大十八字，小二十四字。小黑口。前有至治二年陳櫸序。”而繆目著錄爲：“《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元熊良輔撰，元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高六寸，寬四寸二分。小黑口。首行‘周易本義集成上經卷第一，南昌昌熊良輔編，泉峰龔煥校正’。‘集疏’二字陰文加方圍。至治二年六月旴江陳櫸孟實序。”可見繆目根據姚目的信息，按照自己的著錄體例改寫，而加上了版框尺寸等信息。
國圖藏繆稿兩冊也保留繆目沿用姚目之痕跡。稿中著錄姚氏藏書條目也多是工楷抄寫，係鈔胥根據《咫進齋善本書目》鈔錄，供繆氏編輯修訂。如史部宋刊本《東漢詳節》、《西漢詳節》二書，繆目根據姚目著錄，分作二書，夏目則已將二者合併一書。繆稿所鈔姚目《東漢詳節》[24]條，繆氏刪去了末句“書首行又作呂大著增注點校”，而墨筆加上“極佳”，又天頭批“卷尾又作‘呂大著點校三劉互注東漢詳節’，只有六卷，七、八卷配二十四字本，首行‘諸儒校正東漢詳節’，與是《十七史詳節》本同”。今《古學彙刊》本繆目已爲修訂後之貌。
四、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與《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關於瞿氏進呈本，宣統三年“學部爲送瞿氏書籍抄本五十種咨京師圖書館文”[25]有細述。瞿氏進呈本也與端方在江南收書有關，端方收購瞿氏藏書不果，而改為鈔書進呈以調和。王欣夫先生《石梅載筆》有一條記及此事：“端方買丁氏書後，思并得瞿氏書，事未及成，而爲張文襄所知，即以學部具名電促端。張又單名電端，謂若得瞿書，當另建屋以藏之，士大夫聞之，羣相慶賀，想此事惟吾匋齋尚書足以成之，洞謹先爲九頓首以謝云云。端時在蘇，得電後即密招秉丈謀之，秉丈不允，乃出張電示之，謂事出騎虎，必想法以答張。乃由秉丈商於良士，允鈔書百部進呈以調和之。清例進書百部者有欽賞官職，故瞿因以兩便也。”[26]此事可驗諸胡鈞《張文襄公年譜》[27]及葉昌熾《緣督廬日記》[28]。欣夫先生此言聞自當事者丁國鈞（字秉衡，即文中所稱秉丈者，曾任江南圖書館典守編纂），當爲可信。端方軟硬兼施不果，惟有以鈔書進呈調和，挽回顔面。按照清廷之例，進書百部者賞官，故瞿氏也樂得兩便。但是不久武昌事起，清帝遜位，賞官一事落空，此事亦不了了之。據“咨文”，僅進呈了半數。其中鈔本三十七種，元、明及汲古閣等舊刊本十三種。
瞿氏進呈書一事，亦繆荃孫經手。《藝風老人年譜》記宣統元年“五月，奏派京師圖書館正監督，赴常熟，與瞿氏商量進書事。”[29]宣統三年“三月，派回江南，催瞿氏進呈書。”[30]據“咨文”，瞿氏進呈本書目是由繆荃孫商定，選外間鮮流傳者七十一種鈔副，另選舊刊本湊足百種之數。宣統三年進呈了五十種而輟事，部份書編入《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
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著錄，有瞿鏞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以下簡稱“瞿目”）[31]。繆目中對於瞿氏進呈書的著錄比較詳細，即是利用瞿氏原有的藏書志加以修訂。如瞿目著錄《紫山大全集》曰：“《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鈔本。元胡祗遹撰。原書六十七卷，其子太常博士持所編，今已散佚不存。此館臣從《永樂大典》中錄出，重加編次。凡賦、詩、詩餘七卷，文十二卷，雜著四卷，語錄二卷。有延祐二年門生劉賡原序。案《元史》本傳第詳政績，而未及詩文。劉序謂潛心伊洛之學，然以斯文爲己任。今讀其雜著，經濟學術，悉可考見。又嘗著《易解》三卷，《老子解》一卷，其非無本之學可知矣。”繆目全用此文，僅改版本項“舊鈔本”爲“傳抄本”。[32]
從國圖藏繆稿也可以看出其參考瞿目之痕跡。稿中著錄瞿氏鈔進本《鄜王劉公家傳》、《程氏續考古篇》、《續墨客揮犀》三書，原皆工楷抄寫，係據瞿目鈔錄。[33]繆氏在原稿上作修改。如《程氏續考古篇》刪去了“舊題新安程大昌”七字，《續墨客揮犀》改易“傳寫本”“宋彭乘撰”兩項位置，可見繆氏利用瞿目編訂之貌。
由於繆目著錄海虞瞿氏書沿用《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原文，使得後人誤以為瞿氏進呈者即鐵琴銅劍樓原藏本。如顧頡剛記：“京師圖書館書，除內閣書外，以歸安姚氏書、海虞瞿氏書為最多。予怪瞿良士誓守，何以藏之京師。孟槐曰：‘清代末葉創圖書館，令瞿氏出其藏書，瞿君因僱鈔胥，擇若干種書，抄成副本，而供其原本於京師也。’”[34]此說法與事實相違。實則進呈之本為重抄新本，已無原本之藏印、題記。繆目沿用瞿目著錄，此類藏印等著錄文字也照抄不誤。後來張宗祥重編《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覆驗繆目所著錄瞿氏傳鈔本，已發現其著錄與原書種種不合。張氏在案語中指出其舛謬，並指出其原因即在於沿用瞿目原文。如史部《通曆》十五卷，“是書宋諱均不缺筆，而紙有‘鐵琴銅劍樓影鈔本’字樣，故繆目襲瞿目之說，以為‘殷’、‘敬’等字皆減筆，猶依宋刻殘本所影寫，其實為傳抄本。”《稗史集傳》一卷，“案是書係海虞瞿氏鈔本，並無汲古印記。繆目有‘舊為毛子晉藏書’一語，殊嫌無據。”子部《新纂香譜》四卷，“案此書係鐵琴銅劍樓傳鈔者，非原本也。繆目載首有‘文瑞樓藏書記’朱記，乃全錄瞿氏《藏書目錄》之言，實非此本。”《程氏續考古編》十卷，“繆目所記乃瞿氏原本，故有何焯之印章等語，非此本也。”集部《西漢文類》四十卷，“繆目有‘紙面鈐請遠堂三字朱記’并‘舊藏愛日精廬’等語，蓋鈔瞿氏藏書志，而忘本館所藏書係瞿氏影鈔之本也。”[35]可見瞿氏所供京師者是重抄的副本，稿紙版心有“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本”字樣，並非瞿目著錄的鐵琴銅劍樓藏原本。只不過是因為繆目著錄沿用瞿目舊文，遂使後人誤以為將鐵琴銅劍樓藏原本進呈。
五、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書及本館購進書之著錄
南陵徐乃昌積學齋藏書，亦端方在江南所收購送京師者。徐氏藏書至其身後始散，端方在江南收書，徐氏不過略表微意，所出不多。所得徐氏書六百四十一種，多爲明清刻本，無甚精槧。徐氏編有《積學齋藏書目》、《積學齋藏書記》。傳聞《積學齋藏書記》一書係繆荃孫代撰，但繆氏集中載此書之序稱只是讓三子繆子彬幫助校勘，應非代撰。[36]
繆目著錄南陵徐氏藏書僅一種：“《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國朝徐乾學撰。”內容也很簡單。後出的夏目略爲增加了一兩種，但數量還是十分稀少。雖然繆荃孫與《積學齋藏書記》有關係，但是徐氏書入選善本書目者不多，因此也談不上什麽借鑑。
另一類較少的藏書是“本館購進書”。繆目史部下著錄兩種：“《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二十四卷。明洪武十七年官修官版大字本。係府州縣於星分野，名爲天文，實則地志，於元明間分并割隸最爲詳備。”“《地理沿革表》三十卷。全。國朝陳芳績撰。舊鈔本。以歷代地理志排比沿革作爲此表。”子部一種：“《天學初函》。明徐光啟等編，明崇禎間刊本。”著錄內容也十分簡單。
此外，繆目中著錄版框尺寸的新體例，則可能與編館藏留真譜有關。繆目中並非每種書都著錄版框尺寸，多見於宋元刊本之著錄，偶有明刊本。在編纂《善本書目》的過程中，繆氏也編選了館藏留真譜，《藝風老人年譜》宣統三年“八月，刻本館宋元本書留真譜，本書一葉，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37]，此留真譜後以《宋元書景》[38]爲名印行。
六、結語
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一書，主要是根據曹元忠《文華殿檢書分檔》、姚覲元《咫進齋善本書目》、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三種書目改編而成，造成此目體例不一的原因也在此：因利用曹稿，故目中有書志詳考之例；因沿用姚目，故留下了過錄藏書題跋的體例。[39]《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爲私家藏目向圖書館公藏書目過渡之產物，繆氏利用舊目合編，加以統稿，又加上了著錄上的新規範。
陳乃乾《海上書林》謂：“筱珊晚年以代人編藏書目錄爲生財之道，人亦以專家目之，造成一時風氣……然筱珊對於此事，實未經心，僅規定一種格式，屬子侄輩依樣填寫而已。”[40]此語稍嫌過之。繆氏晚年寓滬上爲盛宣懷愚齋藏書編目，曾有一札談到編目之實際情況：“荃孫自同治甲戌爲張文襄《書目答問》一手經理，近南洋、學部兩圖書館均有同志幫忙，荃孫止總大綱，專注善本。現在無一書不過目，無一字不自撰，直與辦《書目答問》一樣，先交家內寫官（舊用兩人，相隨多年）錄清本，取其熟而能快，改補後再交館中人寫定本。”[41]繆氏所言學部圖書館編目“有同志幫忙，荃孫止總大綱”，與今所見繆目編纂情況相合。
繆氏出於公務，合編舊目，亦情理之中。但後人據此目研究繆氏“目錄學”，則大有徑庭。且《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爲後出之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之祖本，目中說法往往被誤認爲繆氏之說。如前所舉金本《尚書注疏》，張宗祥所編《國立京師圖書館善本書目》亦沿用繆目之說，其案語曰：“案是書舊缺一之五、十一之十五十卷。繆筱珊曰：‘每篇前列《書序》，後附《釋文》，均與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載金刊本《尚書注疏》合……確有可信。’”據前文所引，可知“金刻本”之說實出曹元忠。而此所謂金刻本《尚書註疏》，實則爲蒙古時期平陽所刊，顧永新先生《金元平水註疏合刻本研究》[42]一文已爲之詳論。可知曹氏董理內閣大庫藏書所撰檢書舊檔，爲京師圖書館、北平圖書館藏宋元版最早之研究成果，對後人關於館藏宋元本版本判斷影響甚大，不可因曹稿爲繆目採入而掩蓋了曹氏之功勞。
注釋：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15年第4期，此据作者修订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林振岳博士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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