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良丨公心与私意之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始末考略
公心与私意之间：
《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始末考略
马学良
马学良（1980- ）,河北枣强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后，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领域：古典文献学、古籍版本学。
内容提要：在介绍商务印书馆四次动议影印《四库全书》均告失败以及日本侵华、故宫文物南迁双重背景下，分析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的真正缘起和具体经过，介绍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版本特征；深入解剖了参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各方的真实动机与心态，总结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问世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文渊阁 四库全书 蒋复璁 江瀚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修纂的一部大型丛书，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修纂，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首部修成，历时恰好十年。因部头太大，《四库全书》未付雕版，仅抄成七部，分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此“北四阁”之谓；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此“南三阁”之谓。虽然《四库全书》问世二百余年来，迭经兵燹水火，仅余三部半而，但“四库学”却日益壮大，研究者众，关于《四库全书》修纂、亡毁、迁移史事，学界前辈论述已多，不复赘言。
笔者在整理曾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江瀚先生资料时，无意中窥见民国间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以下简称《珍本初集》）报纸声明一通，顺藤摸瓜，发现背后竟有一桩复杂曲折的学界公案，故诉诸笔端，以飨学林。
一、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背景
1933-1935年，商务印书馆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做为底本，影印出版《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并非一次偶然的举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促成的一次大型珍贵古籍影印活动。
1.五次动议影印《四库全书》均告破产
晚清民国间，政局动荡，兵燹水火不断，对我国传统文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其中就包括《永乐大典》散佚和《四库全书》遭毁。为了抢救国家文献、传承民族文化，通过影印使珍本秘籍化身千百、以广流传的做法，被当时学术界、出版界广泛认可。在这种背景下，影印《四库全书》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7、1919-1920年、1924年、1925年四次动议影印《四库全书》，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具体过程，张志强[1]、林夕[2]两位学者已有较为完整、准确的论述，兹不再重复。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务印书馆的几次影印动议中，1920年这一次是因徐世昌就任北洋政府大总统,为求“稽古右文”之美名, 徐世昌准备影印《四库全书》。当时，徐世昌任命朱启钤为内务总长，负责与商务印书馆联系，督理印行《四库全书》。朱启钤与商务印书馆商定，拟以京师图书馆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底本，按原书大小，影印100部。但张元济与商务同仁作了详细核算后，认为“依照原式影印，成书一百部，需费两百万，款巨难筹，价昂难销。而本国纸张又供不应求，非二三十年不能卒事”[3]。因此，张元济提出按原书大小和式样影印不现实，建议采用“缩印”、“选印”的办法，“择其未曾刊行、或久已失板者”影印。虽然这一计划未被采纳，但却是最早一次明确提出选印、缩印《四库全书》的建议，为日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提供了基本思路。
1928年秋，杨宇霆邀请版本目录学者伦明到沈阳，商议筹印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及续修四库计划，并由伦氏拟稿张学良、杨宇霆、翟文选三人两次联合署名通电全国，且以英德文对外通告。不久主张影印一事的杨宇霆被杀，此事由张学良继续督办。但是这第五次影印《四库全书》的提议也在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的互相争执中落空。[4]
在上述五次影印《四库全书》的动议中，前四次均有商务印书馆积极参与。可以说，经历十余年的反复，能够主持影印出版《四库全书》，已经成了商务印书馆的一项夙愿。
2.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 九· 一八”事变, 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境沦陷。1932年春，故宫博物院因感时局紧张，已将文渊阁《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即擒藻堂所藏《四库荟要》集中装箱运往延禧宫库房存储。1933年初，日本派军进攻热河、古北口长城一线，企图进占冀东地区，华北时局紧张。国民政府决定甄选北平的珍贵文物，装箱南运，以策安全。1933年1-5月间，故宫博物院奉命将所藏文物装为5608箱另加64包，分五批南迁。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第一批南迁的故宫文物，与《古今图书集成》共装成568箱，于1月起运，3月5日抵达上海。[5]
而这次南迁，也为商务印书馆实现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缘起、过程及成果
1.影印缘起
1934年，商务印书馆为了推广发行《珍本初集》，专门印制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样本附预约简章》一册，其中首篇就是《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一文。按照商务印书馆的官方说法，此次影印是教育部委托商务印书馆的。但是，笔者在翻阅、梳理相关资料后认为，关于《珍本初集》影印的真正缘起，却并非尽如《缘起》一文所言。在《珍本初集》影印过程中，真正起到推动和主导作用的，实际是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的蒋复璁。
蒋复璁（1898-1990），字美如，号慰堂，浙江海宁人。曾任国立京师图书馆中文编目组组长、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随国民党入台后，继续担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长达三十余年，1965年，转任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院长，1974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19年，蒋复璁经其叔父蒋百里介绍，进入由梁启超任馆长的松坡图书馆，从此踏入图书馆界。1926年，梁启超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蒋复璁亦随之进入该馆，并担任中文图书编目组组长达4年之久。1929年1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南京召开，蒋氏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民政厅长的朱家骅，并受到朱家骅的器重，力邀蒋氏到中山大学任图书馆馆长。但是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要求教授才能担任，蒋复璁并不具备教授资格，于是又转向求由考试院回到北京大学任代理校长的陈大齐，到北大教书一年，拿到了教授资格。1930年夏，蒋氏到杭州拜见朱家骅，此时朱家骅告诉蒋氏正在筹备浙江省立图书馆，正需要一位馆长，但是需要送到国外两年。朱家骅同时还介绍蒋复璁认识了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陈布雷先生，推荐蒋氏到德国留学。1932年11月，蒋氏从德国留学归国，到杭州准备履职，但是此时浙江图书馆已于一年前落成，并聘请了陈训慈担任馆长。蒋氏只好再次找到朱家骅先生，此前朱家骅已于1931年调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2年10月兼任交通部长、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见面后，朱家骅以“中美庚款办了一个北平图书馆，中英庚款的钱要来办一个中央图书馆”[6]为由，将蒋氏留在了南京。
关于在南京成立中央图书馆，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5月15日，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决议筹设“国立中央图书馆”，由大学院计划进行。1929年1月28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年会，决议呈请教育部依据全国教育会议的决议案，从速办理，以应需要。
1933年1月20日，教育部委任蒋复璁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委员，经行政院第九十五次会议决议：由交通部每月拨助筹备费二千元。4月8日，教育部签发第3029号令，派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4月21日，租用南京沙塘园七号新盖民房为筹备处办公用房。
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虽然正式成立了，但是南京建馆的基础并不好，作为立足首都的国家图书馆，一方面缺乏足够的善本收藏，另一方面又因所处时代正是政府疲于战争，国库经费紧张的时期，所以政府并拿不出足够的经费用于中央图书馆的图书采购工作。正是基于这一点，头脑聪明的蒋复璁向朱家骅提出影印《四库全书》用于中央图书馆向各国开展国际交换的主张，得到朱家骅的大力支持。这才是此次影印《珍本初集》的真正缘起。
2.影印过程
关于《珍本初集》有多位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关于此事详细具体的过程，尚未见明确的梳理。其实，商务印书馆所撰《影印缘起》一文，粗略记载了此次影印过程的重要节点：
二十二年，热河告警，北平震动，文渊全书即随古物难移，于是教育部复有选印《四库珍本》及委托敝馆影印之议，其四月十一日呈请行政院核文曰：“查《四库全书》中已有单行印本者甚多。兹为节省经费，易于实现起见，拟将其中向未付印或已绝版之珍本约八九百种先行付印……”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呈覆教育部文曰：“……查此书曾于民国十四年两次由前教育部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议印刷，订有合同，虽以故中止，而计划具在。且该馆印行之《四部丛刊》，曾有多种，乃影印《四库》底本，字画清楚，样式合宜，卓有经验。上年该馆虽遭乱受损，但机器资力及复兴之猛，尤为国内各书业之冠。故复璁特往上海与该馆多次接洽。……”
六月十七日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敝馆签订“影印《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合同”，规定：“将文渊阁《四库》未刊珍本缩小成小六开本”，限用江南毛边纸，印成一千五百部，每部九万叶，分订千五百册，并限二年内将书出齐。订约后两月教育部函聘专家十五人，编订《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目录，选书二百三十一种，较原约增二万余叶，分装约二千册。十余年来中外所期待，敝馆所经营者，至此始得实现。[7]
从这段文字可知，其实由蒋复璁所主导的筹备中央图书馆和推动影印出版《珍本初集》，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即1933年4月由蒋复璁呈请教育部批准，6月由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正式签订合同。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影印出版的合同已经签订，但是此事进展并不顺利，甚至连具体开展方案都未确定。
随着选印《四库全书》的消息传开，学术界围绕到底是全印还是选印，选印的标准是什么，对于尚存底本且底本优于库本的书是否需要抽换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迫于社会公众压力，1933年8月10日，张元济在《申报》发表了《张元济对影印〈四库全书〉之意见》一文，该文前面的按语部分介绍了相关背景，即“教育部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未刊珍本委托商务印书馆印行流通”，并阐明自己支持选印的观点。
1933年9月出版的《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七卷第五号刊发了《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拟目》，向社会公布了《景印四库全书未刊本草目》，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为平衡各方意见，专门成立了“《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被聘为委员。10月，教育部召集该委员会讨论，最终确定了选印书目，计经部61种，史部19种，子部34种，集部117种，总计231种，并将该丛书正式命名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下，相较于历史上其他几次影印《四库全书》的动议，这次影印活动算是顺利实现了。1933年10月8日，故宫博物院临时监察委员会会同商务印书馆、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开始开箱检提应印图书，另箱封存；同年11月17日，开始逐日提交商务印书馆开始影印，至1935年分四次出齐。[8]
3.影印成果及其版本特征
这次影印活动，最直接的成果有二：一是《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共收入231种，印成1960册，印刷1500部；二是为了保存、再现《四库全书》真相，按照原书原大影印了经史子集各一种，精装一函六册，印刷五百部。
《珍本初集》与当时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四部丛刊》开本一致，书衣为土黄色纸质，四眼线装，书之开本为小六开，即书长20厘米、宽13.2厘米左右。
就其版本特征而言，大致有三：一是该从书每种书第一册扉页均印有一竖排四行的长方形牌记说明：“商务印书馆受教育/部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委讬影印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渊阁本”；二是牌记说明之下，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之章”朱文方印一枚，据笔者检视数十种《珍本初集》原书，发现此印均系印章原钤而成；三是每种书卷端“文渊阁宝”朱文大方印均套红印刷（偶有遗漏者为墨色印刷），但卷末“乾隆御览之宝”则未套红。
三、参与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各方动机
从《珍本初集》的牌记说明，我们可以了解到与此次影印直接相关的有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蒋复璁为首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商务印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四方力量。因这四方参与此事的动机不同，故表现出的态度亦迥异。现分述如下：
1.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态度
1934年1月商务印书馆发表的《影印缘起》说此次影印是“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该馆签订出版合同的，1933年袁同礼先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拟目》时也说“政府近有景印《四库全书》罕传本之举”。上海社会科学院李志茗在《张元济与〈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一文中也认为“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为选印《四库全书》一事与商务印书馆合作”。[9]而从《珍本初集》扉页的说明牌记来看，也是如此。甚至连亲自参与此事的蒋复璁在1935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七卷三期四期合刊上发表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之经过及现在进行概况》一文“选印四库全书”一节中也说：“本处承教育部令委办理影印事宜；惟以事关阐扬文化，未敢草率从事，故诸凡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合同之签订等，均秉承部意办理。”[10]这样看来，不管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珍本初集》实物来看，国民政府教育部都是这次影印活动的主导者。
亲自推动《珍本初集》影印一事变成现实的蒋复璁，自然以此为毕生的骄傲。数十年后，他在口述回忆录中谈及此事，却道出了另一番真相：
我向朱家骅先生建议影印《四库全书》用以交换，得到支持。此书曾筹印四次未成，一方面有人要敲商务印书馆的竹杠，还有一些人则是想出风头，使此事多所阻碍。当时有位赵万里先生（1905-1980），是王国维（1887-1927）的学生，王国维是我的同乡，他死后，我介绍赵先生到北平工作，赵先生和我很要好。我把印《四库全书》的事告诉了他，他说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袁先生，袁先生做事很快，你告诉他此事，你还没回南京他事情就办好了，我听了他的话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袁（没想到后来赵先生却帮助袁同礼来反对我）。自北平考察回来之后，我将情形报告朱先生，朱先生立刻报请行政院通过影印《四库全书》。
后来我到上海找商务印书馆，交涉好了，再将消息登于报上。袁同礼看到后十分不高兴，因为他要出这个风头，觉得让我办成这件事很没面子，乃在北平找了许多人来反对此事，使我骑虎难下，而南方中央大学的一批人就帮助我，结果南北双方打起笔墨官司。这时政府发表王世杰（1891-1981）为教育部长，王先生很支持我，他告诉我：“不要说话，所有的话由教育部来讲，而实际上由你来作文章”。后来教育部回答他们的信都是我写的，这些信现在还保存在中央图书馆。[11]
通过蒋复璁这番讲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影印《四库全书》一事最初并非教育部主动发起，而是蒋复璁提出的主张。在后续过程中，教育部仅仅是蒋复璁凭借自身跟前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和现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的私人关系，公器私用，为这次影印活动寻找的一把保护伞。从这一角度来说，教育部在这件事情上并非出于秉公办事的态度，而是完全沦为了蒋复璁实现个人想法的工具。
2.蒋复璁为首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
从蒋复璁自己的口述和公开发表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他之所以积极推动影印《四库全书》，目的在于解决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初期经费紧张，购书经费不足的问题。比如，他在回忆录中说：
（中央图书馆筹备处）要扩充藏书，经费方面却面临困难。筹备处除了初期开办费四万八千元以外，每月仅有交通部补贴中央图书馆二千元（因朱先生是交通部长兼教育部长），后来政府增加预算，每月才达到四千元。
……
向各国交换图书要有交换的凭藉，我向朱家骅先生建议影印《四库全书》用以交换，得到支持。[12]
在《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之经过及现在进行概况》一文中，他又说：
当此外国书价昂贵之秋，本处经费有限，殊难尽量采购；为顾及经费与搜罗国外重要典籍计，采访方针，首重交换，适奉部令接办国学书局，即以其存书与英美德法等国学术机关，函商交换，大多已有成议，如德国学术协进社及其他学术国际团体，最近赠与书籍，已收藏不少。现除将国学书局原存书版，陆续印刷成书，以便与国外学术团体作友谊之交换外，他若选印四库全书珍本，以商务印书馆承印一千五百部中，所赠十分之一，提存一百部备作交换外国有价值图书之需，业已分函外国各重要学术机关，请予交换。[13]
从这两段文字，毫无避讳的道出了蒋复璁之所以推动影印四库的直接目的是将之用于国际交换，为新成立的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努力争取资源。如果事实仅止于此，那么提议影印《四库全书》尚属公务范畴。
3.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此次影印活动的实际承担者。如前所述，自1917年以来，该馆曾四次动议影印《四库全书》，均以各种阴错阳差的原因告吹，所以对于该馆而言，能够抓住机会，实现十余年的出版夙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次影印活动中，该馆的表现可谓中规中矩，其公开表达的态度，也就是通过《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缘起》一文，所阐述的“典章文物，尽在图书，其存与亡，民族安危所系；守先待后，匹夫匹妇亦与有责，此敝馆被难之余，所为不揣绵薄，必欲形成斯巨制也。”[14]
据李志茗考证，张元济本人对这次选印《四库全书》其实“甚于无意”，故一直力求置身事外，与教育部签订合同等事均交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办理。但在社会舆论关于如何选印展开讨论，众说纷纭，争执不下时，他又毫不犹豫的站出来，力挺教育部主张，这是他在《申报》发表《张元济对与影印〈四库全书〉之意见》的目的所在。
4.故宫博物院
在所有参与此次影印《四库》的各方中，有一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也是与其他各方态度最为不同的，那就是故宫博物院。从目前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代表故宫博物院发声的，是时任故宫维持会会长的江瀚先生。
江瀚（1857-1935）字叔海，号石翁、石翁山民，室名石翁山房、慎所立斋，亦称慎立斋，福建长汀人。曾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长沙校经堂主持，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兼总教习，江苏两级师范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兼教务提调，京师图书馆馆长，大总统府政事堂礼制馆总纂、总统府顾问，山西大学毛诗教授等职。1926年任故宫博物院维持会会长，1930年3月16日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1933年8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报道了关于影印《四库全书》的一条消息，“中央图书馆事前未得该馆之同意，现已改订与商务之合同，呈院备案”，并附有江瀚就影印《四库全书》一事发表的谈话：
文渊阁四库全书，向归本院保管，春间随第一批古物运至沪上，当古物滞留浦口之时，教育部曾呈行政院将此书拨交中央图书馆保管。后以关系过大，未能实现。旋即由中央图书馆以影印名义，将此书版权归诸该馆。事前未与本院接洽，遽与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并由教育部提出行政院会议照案通过。是此影印动机，已不纯洁，而非单简的学术问题也。本馆为国家文化机关，影印本馆保管之书自当由本院主办。但为迁就事实，力图补救起见，除保留所有权外，其他事项，均可让步。商洽结果，乃将中央图书馆与商务签订之合同，修改数条，提交本院理事会决议通过。现已由本院与教育部会衔送呈行政院备案，一俟目录经本院审查后，即可开始照相。[15]
从江瀚谈话的字面上看，在这次影印《四库全书》之前，教育部曾呈请行政院，欲图将本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拨交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但是，关于划拨《四库全书》一事，到底是不是教育部的本意？由于缺乏文献资料，我们无法确证。
但是，既然影印《四库全书》是蒋复璁主动提出并竭力促成的，那么划拨侵占本属于故宫博物院《四库全书》的提议，也极有可能是他提出的建议。因为，蒋复璁在受命筹建中央图书馆之初，就曾抱怨“有限的藏书并不能使中央图书馆名实相符”，他说：
中央图书馆的创建，不像北平图书馆基础扎实，北平图书馆有京师图书馆作为背景，又收藏了一套热河行宫所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中央图书馆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尤其是善本书的收藏可以说更是缺乏。筹备之初，即民国二十二年一月左右，我奉教育部之命派赴北平，将清朝学部及北洋政府旧教育部的所有档案及图书搬到南京，档案运交至教育部，四万多册图书就由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收藏，前清金陵官书局的藏书及所雕的版片亦列於其中，其中可称为珍本的只有一部明初内府刻本《仁孝皇后劝善书》。[16]
从这段文字，我们能感觉出蒋复璁对于北平图书馆拥有原藏于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很是羡慕。而北平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自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现代意义上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南京另建中央图书馆之时，恰逢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蒋复璁作为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出于寻觅一套有足够分量的古籍，使新成立的中央图书馆能够名实相符的考虑，提出划拨故宫博物院《四库全书》归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所有这一贪婪的想法，是极有可能的。
江瀚意识到了事情的蹊跷，所以才指责教育部未经故宫博物院同意，就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出版合同一事动机不纯。为了防止节外生枝，作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的江瀚，不得不无奈的表示，除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的所有权不可变更，“其他事项，均可让步”。此事最终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议通过，认可了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
但是，为了保证《四库全书》的安全，防止出现意外情况，故宫博物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要求商务印书馆用于影印拍照的摄影室，必须在故宫博物院于上海的第一库房外空地上建设，二是要求中央图书馆派员驻沪，办理交付摄影拍照手续，三是故宫图书馆委员会专门派出馆员李益华、梁廷炜到上海全程跟踪商务印书馆的拍照事宜，直至影印工作完成。[17]
遗憾的是，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在十余年之后，还是离开了故宫，被带到了台湾仍由蒋复璁任馆长的“中央图书馆”，导致阁书分离。这其中的原因，应该与20世纪30年代教育部想划拨《四库全书》不成，退而求其次影印《珍本初集》之间不无关系。
四、《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数次提议影印《四库全书》，一路坎坷阻逆，张元济曾经形象的比喻此事极像三藏取经，直至《珍本初集》的印成，终于实现了“白马驮归”。作为首次成功影印《四库全书》，虽是选印，但是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欢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当时战火四起的环境下，选印《四库全书》中的珍罕秘本，确实起到了让这些珍贵古籍化身千百的现实作用，降低了中华文化遭受战争所破坏的可能性。迄今，在国内许多大中型图书馆的古籍库房中，仍然能够看到这套《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身影，甚至有些图书馆已经将其视为自己的特藏、专藏。
其次，以蒋复璁为首的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得到一百五十部《珍本初集》，用于开展国际交换，短时间内为中央图书馆充实馆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三，《珍本初集》虽为选印，但毕竟开启了影印《四库全书》的源头。1949年文渊阁《四库全书》被迁往台湾后，为满足学界需要，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重印了《珍本初集》，并于1971年-1982年间，逐年继续选印《四库全书》中的罕传珍本11辑，加上《珍本初集》所收，共影印出版1878种，15976册，占《四库全书》的一半左右。后来，商务印书馆意识到选印珍本的做法不可持续，于是自1983年起，着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并于1986年3月全部出齐，从而首次实现了《四库全书》的全书影印。
第四，故宫博物院早在1928年就拟定有分初编、二编、三编选印《宛委别藏》中未刊珍本的计划。[18]影印《珍本初集》虽然不是出于故宫博物院本意，但是通过此事，故宫博物院也意识到了在战争期间，选印珍本秘籍，使之化身千百，是特殊时期保护珍贵古籍、阐扬中华文化的有效举措。因此，故宫博物院在同意商务印书馆影印《珍本初集》的同时，也将选印宛委别藏的计划于1934年2月正式付诸实施，并明确按日与《四库全书珍本》同时提交商务印书馆照相影印，同年12月完成了44种、247册图书的全部拍照工作。[19]
从外在形式上来看，《选印宛委别藏》丛书与《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完全一致，宛委别藏标志性的各书卷端“嘉庆御览之宝”也作套红处理。所不同者，书前扉页牌记说明文字为“故宫博物院委讬商务印书馆景印”，并加上该书原书尺寸。说明牌记下方，同样钤有印章一枚，文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版权章”。从《选印宛委别藏》丛书的上述特征，可以看出其受《珍本初集》影响之明显。
五、结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1933-1935年间由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委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态促成的一次印书活动，这种复杂心态既包含从公心出发，为刚刚成立的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争取宝贵资源的一面，也包含从私意出发，欲图借助行政力量强行攫取本属于故宫博物院文渊阁《四库全书》的阴暗想法。但是从客观角度来说，这次影印活动促成了《四库全书》选印理想的实现，同时还在该书影印影响下，促成了选印《宛委别藏》未刊珍本的实现，这两套丛书影印出版的成果，不仅有助于当时乃至以后学术研究提供文献资料，也为传承保护这些古籍珍本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参考文献：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马学良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