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岑仕丨《崇文总目》明清抄校本源流考（下）
（接头条）
（三）四库全书本系统
1、四库阁本及录副本
四库全书本系统的《崇文总目》，包括四库馆校办的四库各阁本和从四库阁本而出的传抄录副本。四库本对《崇文总目》旧抄本进行辑补，从周必大编定的欧阳脩《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二四《杂著述·崇文总目叙释》中辑补了《崇文总目》类叙，从《文献通考》《东观余论》等辑补《崇文总目》六十六卷本解题，加注案语，而辑定后的《崇文总目》每卷内容远远少于一般书籍的一卷容量，故重新改分为十二卷。
四库阁本的《崇文总目》中，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今存全本，文溯阁本未见，文澜阁本仅卷七、卷八为原抄，余为丁丙、丁申补抄，且在补抄时，因未四库本，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卷数不同的情况下，补抄为二十卷本[①]。文溯阁本书前提要有排印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均用四库馆红格稿纸，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心上单鱼尾，鱼尾上有“钦定四库全书”字样，鱼尾下a面书“崇文总目”，下有叶数，b面书卷次。
国家图书馆另有无格稿纸的清抄本《崇文总目》十二卷（书号：目305／534.3），共四册，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版心有“崇文总目卷×”字样，从分卷、行款、文字内容来看，此本当为清代录副的四库阁本。正文逐卷卷首有“崇文总目卷×”字样，而无四库本的“钦定四库全书”字样，当为迻录时不抄。书前有《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一篇，校上时间书“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较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惟少“提要”一行。书前提要上钤有“李氏／臧书”方印，“李氏”作朱文，“臧书”作白文；另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珍藏”朱长印。正文首叶及各册首叶，有“冬涵阅过”朱方，为临清徐坊之印。国图清抄本中，有不少笔误，另有黑笔校勘，校勘者不详，校勘时代或晚于原抄，用以校勘的参校本，当为嘉庆以后的《崇文总目辑释》[②]，但国图清抄本上的校勘，并非通校全书，仅少数条目有校勘。
从各本书前提要的校上时间来看，文渊阁本题“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文津阁本题“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文溯阁本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恭校上”，国图清抄本抄作“乾隆五十一年九月恭校上”，时间较晚，故疑国图清抄本为南三阁的录副本。从提要内容来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国图清抄本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浙本、殿本中所载提要有异文，其中文溯阁本较短，删去一大段；国图清抄本亦略短，删去一小段，其他各本，则大同而小异[③]。
四库本的誊抄体例上，与《崇文总目》天一阁抄本等不同。类目上，四库本每类下先出类目名，下以“以下原卷×”的小注，标注六十六卷本中的卷次。若欧阳脩集中有类叙的，则在类目后抄入类叙；随后，以大字换行另起，出“共×部，计×卷”。在《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的旧抄本中，如“小学”“杂史”“传记”等分上下两卷，“五行”“释书”等分上中下三卷，医书分五卷，道书分九卷，别集分七卷的，仍先出类目与“以下原卷×”小注，在类叙后，出“某类上／一，共×部，计×卷”大字；而该卷抄毕后，另出“某类中／下／×，共×部，计×卷”大字，下出小注，“以下原卷×”。正文誊写上，绍兴改定本的传抄本，作上下二栏，而四库本每条书名各占一行。绍兴改定本中的撰人小注，原作双行小注书于书名之下，在四库本中，撰人小注与从《文献通考》等辑得的解题，均改作大字，低一格抄于书名之后；同时，辑得的解题，不言文献出处。四库本中，还加入馆臣“谨按”的按语共七十九条[④]。
2、从采进本到重编本——四库全书馆重编《崇文总目》过程考
四库全书本的文字面貌，与《崇文总目》的旧抄本有所区别，辑佚了相关文献，并重加董理，对《崇文总目》旧抄本中的文字有所更定，并形成了改变行款体例的新版本。那么，从采进本到四库馆重编本，究竟是如何校办完成的呢？结合四库馆工作流程和相关文献来看，四库馆重编的《崇文总目》十二卷本，当先以采进本为底本校勘《永乐大典》所引《崇文总目》，其后，稽考辑补相关提要、附加考证按语，再以四库馆专用红格稿纸誊录为四库稿本，最后，依据四库稿本誊抄为四库七阁本。翁方纲的校阅札记及湘图本，提供了考察四库馆重编十二卷本过程的重要材料。
（1）翁方纲之分纂稿与校阅札记
在四库馆中负责《崇文总目》校办工作的为翁方纲。在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保留了乾隆四十二年翁方纲参与校阅《崇文总目》的分纂稿和校阅札记，也记录下了他在四库馆中翻阅《永乐大典目录》并调阅对应相关《永乐大典》卷帙以供校办《崇文总目》的过程。翁方纲的提要稿，现为改装粘贴后的经折装，在提要稿原稿中，与校阅《崇文总目》有关的提要稿、校阅札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翁方纲迻录《崇文总目》采进本目录札记和翁方纲所作《崇文总目》分纂稿，共七叶；第二部分为翁方纲调阅《永乐大典目录》及《永乐大典》中关于《崇文总目》的校阅札记，共计十六叶；第三部分为校阅《崇文总目》的过程中，调阅相关《永乐大典》并随手所作札记，共两叶[⑤]。
翁方纲以《永乐大典》与校阅之本相核，而翁方纲所校底本，为“朱彝尊所抄于天一阁之本”[⑥]，从翁方纲第一部分札记中迻录的《崇文总目》采进本的目录、分卷及六十六卷各自的部、卷数异文等及分纂稿中所引朱彝尊说，可知采进本出自录副有朱彝尊本手跋文字的半叶十行本系统之抄本。翁方纲所撰分纂稿，主体部分为后来的书前提要和《四库全书总目》所袭用，但不少分纂稿中的观点，已经过总纂官、总裁官的修订。
据翁方纲札记和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四库阙书》辑本等可知，《永乐大典》中，卷一七九五至一八三六这四十二卷“书”字韵中，汇编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四库阙书》等目录。汇编时，此四十二卷并非原书的整书抄录，而是采用《文献通考·经籍考》的分类框架，分二层摘抄放入。一层为史志目录与《崇文总目》《四库阙书》的“汇考”，一层为以朱笔书“《崇文总目》”“《四库阙书》”后，各自摘引“汇考”中未录的《崇文总目》《四库阙书》中的书名。翁方纲札记中的第二部分，实为《永乐大典》中汇编诸目的反映，其中所引《崇文总目》，为《永乐大典》中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分层引文的反映[⑦]，而非《崇文总目》四库馆采进本的反映。翁方纲校阅札记，仅记录至《永乐大典》汇纂书目的“史部·地理类”，后皆无考。
翁方纲起初校办《崇文总目》时，关注《永乐大典》所引的《崇文总目》有无庆历六十六卷本之叙录、解题，然而，结果是遗憾的，如翁方纲所撰的《崇文总目》分纂稿所述：“纂辑《永乐大典》时，亦已不见《崇文总目》叙录之全矣”[⑧]，而经过《永乐大典》的重新分类、分层摘引并比勘史志异同后，已打乱了《崇文总目》旧有的分类和排序，故《永乐大典》中摘采次第，“与朱抄多不合者”，但两者源出一流，“其即朱所抄之本无疑也”[⑨]，即与朱彝尊传抄本同属绍兴改定本。虽然《永乐大典》中所引并无解题，但《永乐大典》中的转引，为四库馆校勘采进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不少足资采录的异文。
（2）湘图本校勘性质考
最早鉴定湘图本性质的，即为民国年间收得此书并作题跋的叶启勋、叶启发兄弟。在叶启勋、叶启发的跋文中，均关注到了除卷尾的朱彝尊跋语以外，朱彝尊《曝书亭集》另收一跋，并注意到抄本校语曾引《永乐大典》。叶启勋、叶启发均依卷尾朱彝尊跋等，认为该本中大量校记，包括众多参校《永乐大典》之校记，为朱彝尊检讨的手校，而朱彝尊如何能得见《永乐大典》，叶启发以为“则检讨（今按，指朱彝尊）所据校之《永乐大典》本，即张氏为之从内府抄出者矣。”叶启发并未考得张氏为谁，仅承上文指黄冈张学使。同时，叶启勋、叶启发均认为，书前原装封面的“崇文总目”隶书与“天一阁抄本”行书，和书后引高似孙《纬略》的一叶笔迹，为翁方纲手笔，书中亦有一二翁方纲手校，而叶启发更指出，“书中叶次亦经校理（今按，指翁方纲）编定”，即认定九十五叶的叶次，亦为翁方纲手笔。
对湖南图书馆藏抄校本的性质判断中，有几处疑问，尚待解决。首先，湘图本绝非朱彝尊旧藏，亦非康熙时抄本。以往研究，多忽视了皕宋楼旧藏而今藏日本静嘉堂的钤有朱彝尊印的手跋本，湘图本的朱彝尊跋，实为录副，而湘图本中，避清高宗讳，故实为乾隆以后抄本。同时，该本的校勘笔迹等，亦与朱彝尊字迹不合。且湘图本行款与清代早期传抄本作半叶九行不同，为乾隆时期半叶十行本系统的《崇文总目》抄本。作为乾隆以后抄本，朱彝尊得以用《永乐大典》手校该本的假设，不攻自破。
此前的研究，已关注到湘图本上的校勘、跋语与翁方纲在四库馆中校理《崇文总目》的分纂稿有密切关系，亦与四库全书本有密切的关系，不少学者以为，湘图本为四库底本[⑩]。然而，今所知的四库采进本，往往钤盖“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印或“翰林院典簿厅关防”满汉文长方印[⑪]，而湘图本上，并无翰林院钤印，书中最早的钤印已是民国年间叶启勋、叶启发兄弟的藏印。清人的近时抄本，当时往往不视为珍品，故不钤藏印。但湘图本未见翰林院印，当非送入翰林院修书校办书籍，不属“四库底本”。翁方纲分纂稿所依的朱彝尊跋，出自《崇文总目》书跋的文本系统，但传抄中，可以迻录或不录跋语[⑫]，今存的各清抄本，实均从朱彝尊增补撰人的《崇文总目》抄本而出，不能因湘图本所载朱彝尊跋文的文本系统与四库馆分纂稿提要的文本相合，论证该本即为四库底本。
值得注意的是，湘图本的旁校中，同一条目出现过笔迹不同的两种校勘意见，换言之，该本经过两次以上的校勘。
湘图本的原抄字体，近乎馆阁体楷书。一校的校核，往往以欧体行楷，点去原字，校改誊抄时出现的讹误。质之上图本，可以发现，校改往往与上图本原抄相合，脱漏的“阙”字等，亦以行书校补于文字下。第二次校改的字迹，则是近似抄本底本的馆阁体楷书，且多旁校异文，未必点去原字。二校中，有不少校语，补充撰人、援引历代史志中卷数异同，并征引了《永乐大典》《四库阙书》等书。二校中，亦有校补“阙”字的，校补的“阙”，间或省写作“缺”，笔迹上，所用馆阁体“阙”字，与一校的行书“阙”差别较大，而且，二校校补的“阙”字，在与湘图本同出一源的上图本中，往往不见，甚至多有逾出天一阁本的朱笔“阙”或“缺”字。
湘图本条目中，有两次校改痕迹的，见于卷二二“传记下”类的“《宰辅名鉴》十卷（阙）”和卷三九“卜筮”类的“《灵綦经》一卷《灵碁经》一卷”二处。“《宰辅名鉴》”条，湘图本原抄作“《宰辅石鉴》十卷（阙）”，“石”字点去，右有行书“名”，“名”下楷书“明”。天一阁本、上图本《崇文总目》，均作“名”，据《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永乐大典》卷一八〇五此条抄作“《宰辅明鉴》十卷（阙）”[⑬]，故第一个“名”为校底本异同；第二个“明”为校勘《永乐大典》异文的校勘记。《通志》卷六五《艺文略》“职官下”有“《宰辅明鉴》十卷，伪吴张翼撰。”《宋史·艺文志》作“张辅《宰辅明鉴》十卷”，撰人有异文，书名均作“明”字，《永乐大典》所引“明”当无误而从天一阁本有音讹。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未据《永乐大典》校改而仍作“名”。“卜筮”类的“灵棋经”，在天一阁本、上图本、湘图本中，原有两条，上下两栏各一，湘图本上栏的“棋”，原抄作“碁”，右侧行书校改作“綦”，“綦”下楷书“棋”，有两次校改痕迹。下栏原抄“碁”，右侧行书校改“棊”，后整条圈去。上图本此二条，上栏原作“灵綦经一卷”，其后“綦”字形改作“棊”，下栏作“灵棊经一卷”，无校改。湘图本的行书校改的字形，均与上图本原抄字形合，湘图本二校改“綦”为“棋”，并删去下条，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最后均仅见一条“《灵棋经》”。
湘图本二校中部分校勘按语，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谨按”中所引《永乐大典》如出一辙[⑭]，亦有逾出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校记多处。部分二校未言校勘依据，实亦出《永乐大典》。如卷三九“卜筮”类“《历数纬文轨䇽》三卷”，湘图本“䇽”右侧有旁校“䓆”，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此条均有：“谨按：朱彝尊本作‘䇽’，《永乐大典》作‘䓆’，《宋·艺文志》有《晷䇽筭经法》三卷，又有《周易䓆蓂璇玑轨革口诀》三卷。”湘图本仅字形旁校，由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可证，旁校出自《永乐大典》。又如“小说下”中“《通幽记》三卷”，湘图本旁校：“《新唐志》：陈邵《｜｜｜》一卷，《宋志》‘一’作‘三’卷，《崇文》：缺。”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有：“谨按：《永乐大典》云：《新唐志》陈邵《通幽记》一卷，《宋志》‘一’作‘三’卷，《崇文总目》：阙。”湘图本的旁校中，“｜”为书名省写，“谨按”内容与湘图本几同而明言校记出自《永乐大典》。类似的，天一阁本中无“阙”，或天一阁本有而十行本系统中脱漏“阙”的，湘图本上以馆阁体楷书校补“阙”（或省写作“缺”），而在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中亦多有袭取校补的，这些校补，实自《永乐大典》所引校补。从湘图本的二校校记来看，实多为《永乐大典》中引《崇文总目》的反映，另有《永乐大典》中《四库阙书》的记录，不少记录与徐松《永乐大典》辑本《四库阙书》及翁方纲校阅札记所见《永乐大典》之引文相合；湘图本中，有“○”“△”的校勘符号，位于抄本中书名条目的上方，据卷首“○者，马《考》；△者，他书”所示，与四库馆校辑解题密切相关，故湘图本上的校勘，确与四库本有密切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湘图本《崇文总目》抄本中一校的欧体行楷校改笔迹、叶35b下栏第四行至第十行的欧体行楷原抄书名、抄本版心叶码及内封的隶书、行书题字，最末叶“《纬略》”札记一叶，均出翁方纲手笔[⑮]。从笔迹、抄本属半叶十行本系统及翁方纲参与校办《崇文总目》来看，此本当为翁方纲在四库馆时请人将四库馆采进本《崇文总目》依原抄底本行款录副[⑯]，并亲自校勘底本一遍，校改了原抄录副中的误字、脱文。至于湘图本上的二校，当为四库馆校办完《崇文总目》采进本后，翁方纲又请人自四库馆《崇文总目》采进本上录副校语[⑰]。
湘图本的二校中，未见校核的痕迹，部分校记中，有笔误误字，亦证此本当为四库采进本的录副本。如卷十五“职官”中“《梁循资格》一卷（阙）”，湘图本旁有撰人校补，作“郑殷象”，翁方纲札记有“郄殷象《梁循资格》一卷（缺）”，据《宋史·艺文志》，当作“郄”。卷十七“刑法”中“《律音义》一卷”，湘图本有旁校：“《宋志》孙爽《律音义》一卷”，“爽”为“奭”形误，翁方纲札记有“《律音义》一卷（《宋志》孙奭《律音义》一卷）。”卷十八“地理”中“《诸山记》一卷（阙）。”湘图本旁有撰人校补，作“元佶”，翁方纲札记中有“元结《诸山记》一卷（阙）”，据《宋史·艺文志》，当作“结”。卷二七“小说上”中“《事始》三卷”，湘图本有旁校：“《新唐志》：刘赓《续事始》三卷。《崇文总目》：阙。”“赓”当为“睿”的形讹，《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有刘睿《续事始》，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在“《续事始》五卷（冯鉴撰）”下，有“谨按：《新唐书·艺文志》：刘睿《续事始》三卷，《崇文总目》：阙。”校语与湘图本同，而“睿”字不误，可知湘图本并非原始采进本，或为采进本的录副本[⑱]。
同时，湘图本最末加叶的“高似孙《纬略》”一条，出自《纬略》卷七“三本书”条[⑲]，针对的实为《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卷五三“道书九”的“《茅三君内传》一卷”和卷五七“总集上”的“《文选》李善注”二条，此二说，首见于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校正《崇文总目》十七条”，黄氏说：“《三茅君内传》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文选》。按，李善注在五臣之前，此云‘因五臣而自为注’，非是。”[⑳]在绍兴改定本的各抄本中，“三茅”均误乙作“茅三”，而《崇文总目》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中，仍作“《茅三君内传》”，未据《东观余论》或《纬略》乙正，亦未辑补解题；《文选》条，则有“谨按”而征引《东观余论》，但均未引用《纬略》。从四库本未用《纬略》校勘等来看，疑书末的摘录，晚于书中二校之录副采进本校语，是翁方纲后来读书中，遇《纬略》中涉及《崇文总目》的内容而迻录于自藏本上。湘图本上的校记并未引用《东观余论》，而四库阁本曾用《东观余论》来校正，可知湘图本上校记的阶段相对较早，参校的资料并不全面。
综上，湘图本《崇文总目》实为四库馆中分校官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而录副抄书的体现，从该本的书写、校勘层次来看，当为翁方纲募人依采进本原抄十行本行款誊抄后亲自校勘，再请人录副四库馆采进本上的校语，故校勘层次较为复杂。其中，二校中录副的四库馆采进本上校语，多为据《永乐大典》汇编援引的《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出校异文。此本由翁方纲题写书名，原藏翁方纲处。在递藏源流上，叶启发跋中，言及“家藏检讨（今按，指朱彝尊）、阁学（今按，指翁方纲）二人批校抄本甚多，同为道州何氏东洲草堂旧藏者”，即此本虽无何绍基藏印，但可知，翁方纲之后，此本入藏何绍基处[21]，再从何绍基后人何诒恺处入藏叶启勋叶启发处[22]。
（3）四库本据《永乐大典》引《崇文总目》校改考
从今存的翁方纲校阅札记与湘图本校记来看，四库馆在校办《崇文总目》时，曾利用已分层汇编的《永乐大典》中的《崇文总目》之引文进行校勘，其中，部分校勘，以“谨按”的按语形式注出，而大部分校勘属不出校记的径改。据《永乐大典》等校改后形成的四库本，与祖本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及半叶十行本形成了新的异文。
一方面，翁方纲所作《崇文总目》的《永乐大典》校阅札记，可证四库本据《永乐大典》校改。卷十五“职官”下“《官职训》一卷”，天一阁本、上图本、湘图本无“阙”，湘图本无校记，而翁方纲札记载：“《官职训》一卷（缺）。”[23]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有“阙”，当据《永乐大典》校补。卷十七“刑法”下“《律令手鉴》”，天一阁本、上图本、湘图本均脱卷数，湘图本有旁校“王行先”，但未见卷数等校补，翁方纲札记有“王行先《律令手鉴》二卷”，属“以上《崇文总目》并缺。”[24]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均作“《律令手鉴》二卷（阙）”，当据《永乐大典》所引补卷数及“阙”字。卷二一“传记上”，天一阁本、上图本、湘图本均作“《名贤姓字相同录》一卷（阙）”，湘图本无校记，翁方纲札记有“《名贤姓氏相同录》一卷（阙）”，可见《永乐大典》中作“姓氏”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亦作“姓氏”，当为据《永乐大典》改[25]，卷二二“传记下”，“《吴相事迹录》一卷”，天一阁本、上图本、湘图本作“相”，湘图本无校记，翁方纲札记有“《吴湘事迹录》一卷”，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改作“湘”，亦本于《永乐大典》[26]。上举诸例，均为翁方纲札记引《永乐大典》中异文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校改相合，而湘图本上无校记，此亦可证，湘图本上校记仅为采进本校记的录副，录副中出现脱漏[27]。
另一方面，今存的湘图本上的校记，可证四库本曾据《永乐大典》中所引《崇文总目》校改。
天一阁本、朱彝尊本中，卷三十“（书）类〔书〕上”的下栏、卷三四“医书一”的上栏，各有连续八条在栏内首字脱文的情况，湘图本上，两处各八条中的部分内容，已据《永乐大典》中的相关引文校补，其中，“医书一”在抄录时，与天一阁本、朱彝尊本的上下分栏亦有变化。校补的情况，如下所示：
“类书上”湘图本校补
湘图本叶35b
“（书）类［书］上”类中，下栏第三行“殿御览三百六十卷”起至本叶末的七条原抄似有脱文，为翁方纲手录，从校次来看，这些补录，当与湘图本上其他一校的校核底本同时进行。其后，此叶各书的书名旁，又有二校字迹。朱彝尊本的二校，已校补了“殿御览四十卷”前的“天和”二字，故上图本、湘图本亦已增补入原抄，故下栏的阙文情况，与天一阁本有所不同。湘图本校记中，据《永乐大典》旁注撰人，并注《旧唐书》《新唐书》《宋史·艺文志》等史书艺文志的异文。湘图本下栏共三条有校补，补入了“《太平广记》五百卷”之“太平”，“《修文殿御览》三百六十卷”之“修文”，“《续通典》二百卷”的“续”字，其余各条，均未校补；而此三条校补，四库各本径抄入正文。“□抄十二卷”，天一阁本原抄即有空字，湘图本无校记，后来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均径删此条[28]。湘图本“书抄”前无校补，旁注“虞世南撰。《宋志》一百六十卷。”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则校补了“北堂”二字。连续四条的“会要四十卷”“会要四十卷”“唐会要一百卷”“会要三十卷”，湘图本、四库本等均无校补，据天一阁本的行款、卷帙及《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来看，下栏两条当有脱文，《崇文总目》此四条当作“《会要》四十卷”“《［续］会要》四十卷”“《唐会要》一百卷”“《［五代］会要》三十卷”。
“医书一”湘图本校补
“医书一”的天一阁本中，阙文原均载上栏，其中，“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单独占一行，且“巢”字原为旁校补入。上图本、湘图本的祖本改变行款后，“经要集一卷”“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载下栏，至“证病源五卷”起，有阙文的条目载上栏。另外，十行本中，此处多条脱漏“阙”字[29]。“经要集一卷（阙）”，湘图本有旁校，作“《象经要集》一卷 同 阙”[30]，其中，先误抄作“同”字，后点去，改作“阙”，但未在“经”字前补字，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未补。“《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朱彝尊本起，均已补“巢”字，湘图本在“巢”字旁，有朱校“象”字，“象”字当出自《永乐大典》的异文，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均未从，仍作“巢”。“证病源五卷”前，湘图本朱校补“论”字[31]，“台要术五卷”前，湘图本朱校补“内”字[32]，“□□方一卷”，湘图本朱校补“集诸要”三字[33]，“性要录 一卷”前，湘图本朱校补“药”字[34]，这些校补，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均径行补入。“问医疗诀”，湘图本未校补，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此条首脱“素”字；“医显微论”，湘图本未校补，据《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均有“石昌琏《明医显微论》一卷”，此条首脱“明”字。
综上看来，湘图本、上图本改变行款誊抄后，递补了原空的下栏，湘图本部分条目有据《永乐大典》有的旁校与校补，但在不了解脱文原先行款与脱文起讫的情况下，校补并不全面，而不少校补有误校。湘图本补书于条目前的朱校，四库本均从；旁校中的异文出校，则多未从。“《象经要集》一卷同 阙”的旁校中，提及该条在《永乐大典》当有“阙”字，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中未采纳。另外，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校补了“《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的“阙”字，在天一阁本和湘图本校记上，此条均未见“阙”字。
湘图本卷二二“传记下”，叶24a贴签条一张，而湘图本的签条与后来四库馆条目次第有关联。该叶湘图本、上图本等抄写顺序，与天一阁本同，而签条上，用朱笔书“《许国公勤王录》，一本在《瑞应图》后”。根据这一校记，后来四库稿本、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对相应条目的次第进行了调整，而调整时，均仅调整该叶下栏条目。即，将下栏第四条“《许国公勤王录》三卷”抽出移至下栏第六条，原在下栏第五条、第六条的“《符瑞图》十卷”和“《瑞应图》十卷”前移至下栏第四、五条，而上栏次第不动。今日可考的《崇文总目》抄本中，均未见符合签条的“一本”情况的排序的。湘图本这一校勘记的来源为《永乐大典》，并直接影响了四库本的排列顺序。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据《永乐大典》校阅《崇文总目》的札记，所涉类目，仅至《永乐大典》汇校诸目的“史部·地理类”，其后则概无札记，湘图本上，据《永乐大典》出校的二校校记，遍布全书六十六卷，不少湘图本未见校记、翁方纲无《永乐大典》札记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出现的异文，或亦据《永乐大典》校改所致，但这些校改的来源，因《永乐大典》相关卷帙均已散佚而文献不足征。
与此同时，《永乐大典》摘引层次复杂，湘图本中的大量旁校，并非《崇文总目》旧有内容，而仅仅为《永乐大典》汇考诸目内容的反映。翁方纲校阅札记中最末，另有眉批：
其中所载卷数，或与隋、唐诸志不同，或与近今传本不同者，则第据当时所贮言之，今亦不复胪列诸志以辨其异同矣。[35]
这一眉注，应当是校办《崇文总目》时最终的处理意见。即，四库馆《崇文总目》并不保留《永乐大典》中汇考的史志异同。由于古书中同名书屡有出现，历代书目中的撰人信息，并不能确定与《崇文总目》相合，故四库本仅据《文献通考》《东观余论》等明确征引的条目，辑补文献来源可靠《崇文总目》解题，湘图本的旁校中大量的《永乐大典》所引撰人、卷数等，悉数未入四库本，唯不少四库本中的“谨按”，依稀中能窥见从《永乐大典》汇考史目异同而出的痕迹[36]。
四库馆的采进本，出自十行本系统抄本，故与天一阁本尚有不少异文，在翁方纲札记、湘图本校记中，可知《永乐大典》所引《崇文总目》实与天一阁本暗合，盖《永乐大典》中《崇文总目》、天一阁抄本《崇文总目》，均源出南宋国子监改定本，然而，不少《永乐大典》中值得参校的异文，在四库本《崇文总目》中未予采纳。如《崇文总目》中所录卷数，均为实际庋藏的卷帙，卷十“编年”的“《三国典略》二十卷”，天一阁本、翁方纲札记所见《永乐大典》本均作“二十卷”[37]，朱彝尊本起，各本误作“三十卷”，湘图本无校记，据《玉海·艺文》“唐三国典略”条：“《中兴书目》：二十卷。唐汾州司户参军丘悦撰。自元魏分而为东、西，西魏都关中，后周因之，东魏都邺，北齐因之。梁、陈则皆都江左。悦之书首标西魏元而叙宇文泰。按《崇文总目》云：‘以关中、邺都、江左为三国，起西魏，终后周，而东包东魏、北齐，南总梁、陈，凡三十篇。今本二十一以下缺。’”[38]可知此书原为三十卷，而《崇文总目》起，宋代馆阁所藏，实仅存前二十卷本[39]，但四库各本未从《永乐大典》中异文而仍作“三十卷”。又如卷二一“传记上”的“《李靖行状》一卷（阙）”，在十行本系统的湘图本、上图本，“状”均误作“述”，湘图本“述”字旁校作“状”，翁方纲的校阅札记有“《李靖行状》一卷（阙）”[40]，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仍作“述”；“《两京新记》五卷”，湘图本、上图本“两”均误作“西”，湘图本有旁校，“西”字旁校作“两”，翁方纲札记有“《两京新记》五卷” [41]，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仍误作“西”。卷十四“伪史”下，天一阁本“效”字有疑误“×”号的“《南效纪国图》一卷”，朱彝尊本以降，均误作“《南纪国图》一卷”，而湘图本有校记：“阙。《大典》引《崇文总目》作‘《南郊纪图》一卷。阙。’”文渊阁本、文津阁本补“阙”字，但仍作“《南纪国图》”。类似的，卷二八“小说下”，天一阁本“深”“源”二字有疑误的“《开元深平源》一卷”，朱彝尊本以降，均误作“《开元平》一卷”，湘图本旁校：“《开元升平源》一卷。”此条亦属《永乐大典》中异文出校，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均未从。又如卷五九“别集一”，天一阁本有“《张元晏文集》三卷”，“元”实为“玄”之避讳，而朱彝尊本以降，“晏”均误作“安”，而湘图本此条天头有校语：“《新唐志》：《张玄晏集》二卷。《张玄晏文集》五卷”，实据《永乐大典》中的汇考书目，校出“张元安”当为“张玄晏”，但这一校勘，并未被后来四库本所采纳。另外，卷五九“别集一”最前，天头有两行，“《小许公集》三十卷、《刘元史歌诗》一卷”，此条校记，实据《永乐大典》引《崇文总目》校核《崇文总目》四库采进本，在四库采进本的“别集”中，未见二书著录，故于“别集”类最前的天头出校记。事实上，《刘元史歌诗》即天一阁本卷六二“别集四”的“刘元史诗诗”，而朱彝尊本讹作“《刘史诗》一卷”；而“《小许公集》三十卷”，亦当为《崇文总目》天一阁本的误脱，但原当载于何处，已难以覆考。上述诸例可知，在参校《永乐大典》的过程中，四库馆曾记录下了不少值得参校的异文，但《永乐大典》所引《崇文总目》层次复杂、次第变更，而这些校勘的异文，往往见诸四库采进本中迻录的《永乐大典》汇校条目下，在无本可证的情况下，这些书于旁校的校记，并未尽行采录，而吸收最多的，为校补四库采进本所无之“阙”字。
（4）四库馆《崇文总目》誊清稿本考
《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十二卷本《崇文总目》为“《永乐大典》本”，但抄入四库各阁的《崇文总目》，并非通常“《永乐大典》本”所指的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而得之本，“《永乐大典》本”的小注并不符合该本的底本面貌。
《四库全书总目》中误题《崇文总目》为“《永乐大典》本”的缘故，盖由《崇文总目》的四库采进本，经过了另行誊抄为四库稿本的过程。今传世的“《永乐大典》本”的誊抄底本，往往以半叶八行、行二十一字四库馆红格稿纸誊抄，书口或书“钦定四库全书”，或无“钦定四库全书”字样，而此类抄本，清代后期收贮于翰林院，往往钤盖翰林院印，故学界称此类版本为“翰林院四库稿本”[42]。四库稿本的行款与最后抄入阁中的四库各阁本行款大体一致，便于誊抄复核；而存世的四库稿本中，亦时见修订痕迹，有一校、二校的差别；四库各阁本，或依四库稿本的一校、二校为底本进行誊录，誊抄过程中，又间或讹误，由此，形成了四库各阁本间大同小异的面貌。《崇文总目》的采进本，恰恰经过了以采进本为底本重新编纂辑录的过程，以用纸特殊的四库馆红格稿纸另行誊抄；与此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注明版本，实为修纂过程中后加[43]，或因修纂《四库全书总目》时，见《崇文总目》誊抄底本在用纸、行款等与四库馆中《永乐大典》辑本十分相像，致《四库全书总目》误署《崇文总目》为“《永乐大典》本”[44]。
《崇文总目》的四库稿本今虽不存，但考察四库全书馆的流程和惯例，理当存在这一四库稿本，而该本为四库各阁本的直接誊抄底本。这一稿本，当已据四库馆采进本《崇文总目》校核《永乐大典》中引文，并补入类叙和逐书提要，加入馆臣按语。《永乐大典》的大量异文出校，当亦在这次转抄为四库稿本时完成取舍判断。湘图本中，有“○”“△”的校勘符号，位于《崇文总目》抄本中书名条目的上方。如同湘图本卷首扉叶的朱字“○者，马《考》；△者，他书”所示，实为四库馆校辑解题时，提示从马端临《文献通考》或他书中辑补解题。从“实录”类《建中实录》条起，部分有“○”或“△”的书名下，有红笔竖线若干道，也是提示抄出的解题在原书中所占行数。这些校勘符号，实即为转抄四库稿本时提供参考而为湘图本录副。同时，四库稿本在誊清时，当已改变原抄本上下两栏抄写书名的形式而逐书单行另起，且誊抄体例上，四库稿本基本奠定了后来四库阁本的誊录体例。
比勘今存的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澜阁本（原抄部分）与国图清抄本，既有共通的面貌，也有各自独特的异文。其中一本有异而他本均同的条目，可以认为是从四库稿本到四库阁本的誊抄时，某本有异文或讹误；各本均同而与半叶十行本系统有异文，可以认为是四库稿本出现校改或讹误。
通过比勘，可以发现，在誊清为四库稿本时，部分天一阁本、湘图本、上图本有的条目，抄入四库稿本时有脱误与校删，也有据《文献通考》《永乐大典》校增的条目。校删的情况，包括同一类目下书名有重出时的六条校删[45]、底本原有空字无法补字时的五条校删[46]。排除这些，誊录至四库稿本的脱误，包括卷八“小学下”脱“《图书会》”，卷二二“传记下”脱类末一行“《秦传玉玺谱》一卷《玉玺杂记》一卷（阙）”两条，卷三十“（书）类［书］上”脱“《十经韵对》二十卷”，卷四一“历数”脱“《应轮心照》三卷”，卷四九“道书五”脱“《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十六变通真诀》一卷”，卷五四“释书上”脱“《僧美》三卷（阙）”，卷六十“别集二”脱“《稹文集》十卷”，共计八种。在四库稿本中校增的条目，包括卷二五“道家类”据《文献通考》增入的“《阴符经辨命论》一卷”[47]，而此类的后文中，天一阁本等原即有“《黄帝阴符经辨命论》一卷”，校增反而导致重出；卷三九“卜筮类”，据湘图本可知，四库稿本据《永乐大典》校增“《周易火窍》一卷（阙）”。另外，卷十六“仪注类”，天一阁本、湘图本、上图本、翁方纲纂修稿札记迻录采进本，均作“计一百一十卷”，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国图清抄本均作“计一百十一卷”，当为四库稿本之讹误；卷二六“墨家”，天一阁本作“共五部，计十卷”，湘图本、上图本、翁方纲纂修稿札记迻录采进本作“共二部，计十卷”，有校改而卷数仍与该部内实际著录情况不合。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国图清抄本则作“共二部，计十六卷”，当为四库稿本经过校改。
从《崇文总目》的十行本系统到四库稿本的誊清过程中，校改与讹误的情况亦夥[48]。其中，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国图清抄本“小学类”有“《辨杂名》一卷”，下均有按语：“谨按：《隋志》：韦昭有《辨释名》一卷。此‘杂’字疑误。”事实上，天一阁本、湘图本、上图本等原均作“《辨释名》”，此条当为四库采进本抄至四库稿本时讹误，转增馆臣按语。增加按语的情况，也意味着，从采进本至四库稿本，可能有过不止一次的誊录过程：第一次誊出时，从采进本抄为四库初稿本，出现了形近讹误，误“释”为“杂”，从四库初稿本至四库定稿本时，根据初稿本的讹字情况，复又加入了馆臣的“谨按”的考订。
从四库稿本誊抄至四库阁本，抄本在抄写中，难免出现条目的脱漏、讹误等，造成各阁本中的异文。如卷四七“道书三”，文津阁本误脱“《摄生经》一卷（阙）”，卷五五“释书中”，文津阁本误脱“《禅关入门》一卷（阙）”，而文渊阁本、国图清抄本均有。天一阁本等中，卷五六“释书下”末条作“《破明集》一卷（阙）”，“明”当为“胡”之形讹。文渊阁本误脱此条，而文津阁本有“《破胡集》”，国图清抄本改“胡”字为“释”字，作“《破释集》”，文津阁本、国图清抄本下均有馆臣据黄伯思《东观余论》所出按语，从有按语的情况来看，这三条书名，四库稿本原均有，而誊抄时部分抄本中有脱漏。
从具体比勘来看，文津阁本、国图藏清抄本的底本关系更近，而文渊阁本与之稍有异文，在一些“谨按”的校语的异文、行款等，均可见文津阁本、国图藏清抄本同而与文渊阁本异的情况。如“道书三”，天一阁本、湘图本、上图本、翁方纲纂修稿札记与文渊阁本均作“共五十八部，计八十一卷”，文津阁本、国图藏清抄本则作“共五十九部，计八十二卷”。“小说”类的部数、卷次上，文渊阁本则与各本不同。天一阁本、湘图本、上图本、翁方纲纂修稿札记、文津阁本、国图清抄本，卷二七“小说上”，均作“共七十一部，计二百九十九卷”，卷二八“小说下”，均作“共八十一部，计二百八十九卷”，文渊阁本二类，则分别作“共七十部，计二百八十八卷”、“共七十九，计二百九十卷”。文澜阁本存原抄仅两卷，文本异文等来看，亦与文津阁本关系较近，而与文渊阁本稍有异文。可能是四库定稿本经过修订，而文渊阁本誊抄时所用的稿本校次较文津阁本、文澜阁本、国图藏清抄本底本所用的稿本校次为早[49]。整体来看，四库馆未用屡引《崇文总目》的《玉海·艺文》进行参校，不无遗憾。
钱侗《崇文总目辑释小引》中，曾言及作《崇文总目辑释》时，“雠校方半，又属友人于文渊阁中借钞四库馆新定之本，互勘异同”，可见钱东垣等作《崇文总目辑释》时，曾得四库馆的录副本。不过，从《辑释》所引的异文等来看，钱侗等所得的四库馆录副本，并非文渊阁本的传抄本，当为其他阁的录副本，或因“文渊阁”在四库各阁中声名最著，而题作“文渊阁中借钞”[50]。从异文情况上来看，钱侗等所得的传抄本，与国图藏清抄本亦非同本，钱侗等所得的录副本，或已亡佚。
三、结语及余论
在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付梓前，《崇文总目》久无刻本传世，通过对《崇文总目》明清抄本源流的考察，结合各抄本上校勘层次的分析，可以发现，天一阁本最早，而朱彝尊得到张希良之助，从天一阁本抄出而加以校改的抄本，事实上是众多清抄本的祖本。每一次辗转传抄，都有可能带来新的异文与讹误，对后来的抄本产生影响。
明清时期的不少学者，在无法得到更多参校本时，尽己所能地对《崇文总目》进行了本校和他校，并试图勾稽材料，从他书引文中，辑补《崇文总目》的叙释与解题，这些辑补与校勘，使抄本的文本层次变得愈发复杂，也使《崇文总目》的传抄本在文本继承上，各自呈现不同面貌。
天一阁本上的部分黑笔校勘，在康熙年间张希良为朱彝尊抄出时已有，并影响了朱彝尊本的面貌。朱彝尊在自藏抄本上，以小注的形式，校补经部三十部书籍的撰人，这些校补，间或与《文献通考》等所引《崇文总目》解题有抵牾。张蓉镜旧藏本，从这一次校补本录副而出；朱彝尊本上，后复有另一佚名校者，据《玉海·艺文》校勘，续补了三条撰人，并校改了不少有讹脱的书名，其后，经过二校的朱彝尊本，又衍生出不少传抄本。
从抄本面貌来看，早期的抄本，依天一阁本半叶九行的原行款录副，上下栏的空字、阙文等，亦多依原貌。钱大昕手跋本从依照朱彝尊二校本的行款录副的抄本而出，抄本底本有错叶，“医书三”之后，调整“阙”与“不阙”的改编，使该本渐失旧貌。钱东垣等编《崇文总目辑释》五卷刻本的底本，与钱大昕手跋本同源。在乾隆时期，从朱彝尊二校本而出，产生了改变行款的半叶十行本的抄本。《四库全书》的重校十二卷本，从十行本而出。在清代，不少曾经存在并成为他本底本的抄本，今已佚失。
今存抄本上的校勘，各有文献价值。湘图藏的十行本，是反映四库全书馆工作的重要抄本，其上先有翁方纲校核，后有从四库馆采进本上录副的校语，其中，二校内容，来自今已散佚的《永乐大典》。四库阁本厘为十二卷，在吸收《永乐大典》校勘成果时，也间有失校、误校。南图藏的错叶重编本为钱大昕旧藏，别集部分的钱大昕手校，是钱大昕熟稔史志别集的反映；卷末手跋，是钱大昕乾隆年间对于该抄本的认识，在后来嘉庆年间成稿的《十驾斋养新录》中，对手跋观点既有继承，也有更正。此外，钱东垣等编《崇文总目辑释》，在探索整理《崇文总目》体例和推动《崇文总目》的流传上，有着重要意义，但该书底本为错叶重编本，底本的先天不足，外加《辑释》校刊过程中的失当与讹误，使得该本的文献价值颇受局限。
梳理《崇文总目》的抄本、校本的源流及其性质，有助于今后进一步开展《崇文总目》的辑校工作。重新辑校时，当厘清绍兴改定本的体例，汇校诸本，吸收各本上的校勘记，以期更好地还原这部北宋时编写、南宋时改定的书目。本校以外，对《崇文总目》的校勘，亦当采用他校、理校等。他校的材料，需要对史源进行缜密的分析，来补辑可靠的《崇文总目》中著录的撰人与解题[51]。翁方纲四库馆的纂修稿中校阅札记，能反映绍兴改定本《崇文总目》面貌。不过，这一部分材料中，所涉《永乐大典》中摘引《崇文总目》《四库阙书》的层次复杂，且翁方纲仅记录至《永乐大典》汇编部分的“史部·地理类”，而间或存在笔误，须谨慎复核。《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与《崇文总目》一起，在南宋绍兴年间改定，其中少量书籍和《崇文总目》重出，二书中著录书籍的卷帙、注“阙”的情况，值得复核。以往的校勘中，虽然采用了《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与《通志·艺文略》等书，但对于各书的成书过程及校勘意义，并未充分认识。欧阳脩等于嘉祐年间修纂《新唐书·艺文志》，对《旧唐书·经籍志》进行了修订（“著录”部分）与增补（“不著录”部分）。修订的“著录”部分，包括据《崇文总目》对《旧唐书·经籍志》进行更定，换言之，不少从《旧唐书·经籍志》至《新唐书·艺文志》的异文，源于《崇文总目》的著录；增补的“不著录”部分，包括据《崇文总目》著录的馆阁现藏书和史传记载添入，故《新唐书·艺文志》中撰人的简单生平小注等，实即摘引自《崇文总目》解题。这些修订增补，提供了稽考北宋六十六卷本《崇文总目》著录情况与解题的线索[52]。《宋史·艺文志》据宋代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削而成，去《崇文总目》编纂已远，《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记载的撰人有所龃龉的，《宋史·艺文志》的可靠度，当低于《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抄撮众目而成，郑樵所得，包括《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等，故《通志·艺文略》中所引《崇文总目》条目及其异文，亦可作为《崇文总目》的重要参校本。
《崇文总目》的各抄本、校本的层次较为复杂，彼此间的源流关系较为错综，根据上文的考述，试绘《崇文总目》的抄校本源流图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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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天一阁博物馆、静嘉堂文库的协助，并得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婧宸老师的切磋研讨，承蒙匿审专家指正，特此致谢。
[①]《四库全书总目》中著录《崇文总目》为“十二卷”，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著录为“二十卷”。据《文澜阁四库全书版况一览表》：“《崇文总目》二十卷，原抄七、八，补丁抄。”（《浙江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28页。）近得北京大学图书馆吴冕老师协助，获见杭州出版社影印的文澜阁本《崇文总目》（史部第687册）。文澜阁本书前提要，从文本比勘来看，当据《四库全书总目》浙本誊录，提要卷数誊作“十二卷”，而全书实抄作二十卷。原抄的卷七至八为一册，与存世的四库全书南三阁本形制同，首叶钤有“古稀天子之宝”印，末叶钤“乾隆御览之宝”印，所抄内容，相当于《崇文总目》旧抄本卷三四至四四的内容。经校勘，可以发现，《崇文总目》文澜阁本丁氏补抄之底本，即为今藏南京图书馆的有钱大昕手跋并递经丁丙善本书室收藏的《崇文总目》清抄本。盖补抄内容，符合“错叶重编”之排序，且该抄本卷十九“别集五”的“採龙集”（按，“採”当为“探”之形讹）下，注“伪唐徐寅撰”。今所存的《崇文总目》各清抄本、四库本上，此条无撰人，《崇文总目辑释》补释撰人作“徐寅撰”；唯钱大昕手跋本在书名下，有钱大昕据从黄丕烈处所阅也是园旧抄本《钓矶文集》校补的五字小注“伪唐徐寅撰”，且钱大昕另于天头手书：“徐师仁《〈钓矶文集〉序》引《崇文总目》云云，正字实未尝仕伪唐也。”由此，文澜阁补抄之底本可定谳。补抄部分，底本明确，且补抄的卷一至卷六，卷九至卷二十，因未见四库阁本，对《崇文总目》之分卷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全异，亦无四库馆臣之考证、据欧阳脩集校补的类叙等内容。下文在讨论四库本时，文澜阁本的补抄部分概不阑入。
[②]《崇文总目》国图清抄本卷五（原卷二七）“小说上”的“《续定录》一卷（阙）”，有黑笔校勘，在“续”下补入“前”字，“《感定命录》一卷（阙）”的“感”，有黑笔校勘，点去“感”，旁校作“续”字，此二条，均为钱东垣《崇文总目辑释》校补后形成的异文，这一异文，与《崇文总目辑释》底本及钱大昕手跋本亦不同，故可知参校本为《崇文总目辑释》。另外，如国图清抄本卷四（原卷二二）“传记下”的“《广考新书》”，“考”为误字，黑笔校勘，改作“孝”，下有阑入号，未补字，实与《崇文总目辑释》、钱大昕手跋本此条的“《广孝□新书》”相合。
[③]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总目》浙本等，“托克托”下有注：“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四库全书总目》殿本无注。文溯阁本书前提要，较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等，无以下一段：“考《汉书·艺文志》本刘歆《七略》而作，班固已有自注，《隋书·经籍志》参考《七录》，互注存佚，亦沿其例。《唐书》于作者姓名不见纪传者，尚间有注文，以资考核。后来得略见古书之崖略，实缘于此，不可谓之繁文。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务欲凌跨前人，而《艺文》一略，非目睹其书，则不能详究原委。自揣海滨寒畯，不能窥中秘之全，无以驾乎其上，遂恶其害已而去之，此宋人忌刻之故智，非出公心。厥后托克托等（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作《宋史·艺文志》，纰漏颠倒，瑕隙百出，于诸史志中最为丛脞，是即高宗误用樵言，删除序释之流弊也。”国图藏清抄本书前提要，较文溯阁本书前提要为多，唯上段中“郑樵作《通志》二十略”起至“删除序释之流弊也”，亦无。
[④]按，文渊阁本脱漏卷五六“释书下”的“《破胡集》”（国图清抄本作“《破释集》”）一条及其馆臣按语，故仅有七十八条。
[⑤]第一部分，翁方纲迻录采进本札记和分纂稿，见〔清〕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影印本），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六册，第430—436页；参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崇文总目》”条，第415—420页。第二部分，翁方纲调阅《永乐大典》及《永乐大典》中《崇文总目》校阅札记，见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影印本），第十三册，第1125—1140页；参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崇文总目》”条、“《永乐大典》条”，第420—433页，第625页。第三部分，相关《永乐大典》札记，实为翻阅对应《永乐大典》随手所作札记，包括摘引摘引《文献通考》“说文”条下引《容斋随笔》、摘引《文献通考》“唐余录”条下引《直斋书录解题》、提出《永乐大典》中《崇文总目》书名重出抵牾的按语、《四库阙书》札记一条和录施宿跋《石鼓音》，见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影印本），第十二册，第1078—1079页，参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容斋随笔》等（关于《永乐大典》）”条、“《石鼓音》”条，第628—629页、第151页。
关于翁方纲校阅札记的具体性质、翁方纲在四库馆中调取《永乐大典》的前后始末、《永乐大典》中所收《崇文总目》《四库阙书》体例等，参见董岑仕《〈永乐大典〉之〈崇文总目〉〈四库阙书〉考——兼论〈永乐大典〉中的四十二卷书目汇编》（《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一辑下卷，2018年）。
[⑥]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崇文总目》”条，第432页。四库本《崇文总目》“书类”《尚书断章》及“卜筮类”《历数纬文轨䇽》的“谨按”中，亦言及“天一阁抄本”“朱彝尊抄本”，泄露该本底本实从朱彝尊传抄天一阁本而出。
[⑦]翁方纲校阅《永乐大典》中《崇文总目》，在札记的有格稿纸部分中，用“△”“○”分层记录，“△”为《永乐大典》第一层汇编诸目的体现，“○”为《永乐大典》第二层红字书“崇文总目”后的摘引，《四库阙书》的摘引，另书于天头。从札记的体例可证，翁方纲札记反映的实为《永乐大典》的汇编面貌，而非四库采进本面貌。
[⑧]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27页。
[⑨]翁方纲言：“《永乐大典》所引《崇文总目》叙录各条，皆是从马氏《通考》摘出者。其所引《崇文总目》之书名，则即朱彝尊所抄于天一阁之本。而《大典》所摘采者有二层焉：其一则摘取其书名卷数，与《汉志》《隋志》《新、旧唐志》《宋志》诸所载之目，核其同异。一则以红字标“崇文总目”，而将前所未摘引者汇著于此，则是汉、隋、唐、宋诸志所无，而其为目亦不甚多。然以其为摘采之所余，是以前后次第或有倒置参差，与朱抄多不合者。要之，其即朱所抄之本无疑也。”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33页。
[⑩]杨恒平关注到了湘图本与四库全书本有密切的关系，而相信叶启勋、叶启发的鉴定，以为此本即为朱彝尊、翁方纲批校的朱彝尊从天一阁传抄之本，并指出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引“彝尊庚辰九月自跋于尾”的跋尾与此本相合，认定为湘图本为“库本底本”。侯印国亦据书后朱彝尊跋与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以为，湘图本“即朱彝尊旧藏本和四库馆臣所用底本”，翟新明以为“湖南图书馆所藏翁方纲批校本是据朱彝尊本与《永乐大典》批校，当为四库辑本之底本”。诚然，朱彝尊跋《崇文总目》，有文集本与书跋两种版本。文集本收入《曝书亭集》卷四十《崇文书目跋》，湘图本的书跋与之不同，而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的分纂稿一篇，言“彝尊于康熙庚辰九月自跋于尾，谓欲从《六一居士集》暨《文献通考》所采别抄以补之，而自谓老而未能办也，盖彝尊是时年七十有二矣”，实据书跋立论，而非《曝书亭集》的文集本，而《四库全书总目》和书前提要中，此段改作“彝尊《曝书亭集》有康熙庚辰九月作是书跋，谓欲从《六一居士集》暨《文献通考》所载别抄一本以补之，然是时彝尊年七十二矣，竟未能办也”，误增“《曝书亭集》”四字，且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均未抄录朱彝尊的书跋，致后人多有误解。但湘图本并非朱彝尊旧藏本，该本虽与四库本密切的关系，但并非“四库辑本之底本”，辨详下。
[⑪]参见刘蔷《“翰林院印”与四库进呈本真伪之判定》，《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年第一期。
[⑫]如倪模旧藏《崇文总目》，分二卷，实为湘图本的乾嘉时期的录副本，而朱彝尊书跋未录副。
[⑬]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30页。
[⑭]如“《尚书》十三卷”等文渊阁、文津阁本的“谨按”与湘图本校记几乎全同。“小学类”下“《广雅音》一卷”，湘图本校记：“《大典》引此条云：《宋志》张揖《广雅音》三卷。《崇文总目》同。《隋志》四卷。”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作：“谨按：《永乐大典》云：《宋志》张揖《广雅音》三卷。《崇文总目》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几同湘图本，唯无“《隋志》四卷”。
[⑮]叶启勋、叶启发对《崇文总目》抄校本中的不少抄、校性质有误判，但这些内封题签、书后“《纬略》”条、叶次等字迹为翁方纲手迹的鉴定当为无误。叶35b的情形，详后文。另外，书前所夹笺纸之“并缴《斜川集》后二本一并送上”，疑亦与四库馆中周永年从《永乐大典》辑苏过《斜川集》后诸人传抄此本有关，翁方纲曾有《斜川集》的《永乐大典》辑本，见《斜川集》乾隆五十三年刊本赵怀玉序。但该笺纸的字迹属谁、“岁次己巳”印为何人印，其背后的往还过程等，尚难以尽解，俟后考。
[⑯]按，翁方纲对录副抄本时，须依原书行款录副这一点十分在意，在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影印手稿本，收入《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中多有出现。
[⑰]关于四库馆中的私家抄校事宜、校阅时限等，参见杨洪升《四库馆私家抄校书考略》，《文献》2013年第1期。据翁方纲与尹嘉铨札，“非其本纂之人，则借不能多时”，“此书早晚要交武英殿抄，如本纂者要看，则尚可借留旬时云云”。（〔清〕翁方纲撰，沈津辑《翁方纲题跋手札辑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01页）因翁方纲担任《崇文总目》的分校工作，故可乘办书之便，反复请人抄、自校、再抄。
[⑱]除此之外，不少条目，在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中，与《崇文总目》的旧抄本（天一阁本、半叶十行本系统等）有异文，据翁方纲札记引用的《永乐大典》中《崇文总目》绍兴改定本可知，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实据《永乐大典》校改，而这些条目，湘图本无校记。此亦可证，湘图本上校记当为四库采进本上校记之录副，在录副过程中，校记有脱漏，此本仅为录副本，而非四库底本，例见后文。
[⑲]〔宋〕高似孙《纬略》，守山阁丛书本。
[⑳]〔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中华再造善本》据嘉定三年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叶69a—69b。
[21]翁方纲藏书、藏拓等，散落较多，部分入何绍基东洲草堂，何绍基道光二十八年作有《五十岁初度日，题所藏翁题延年益寿瓦当拓本，用苏斋原韵四首》，即为藏有翁方纲题款的延年益寿瓦拓本之自述；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卷三著录的“《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八卷（武英殿聚珍本，翁方纲、何绍基批校）”等，亦为翁方纲旧藏书籍入藏何绍基东洲草堂之证。
[22]何氏藏书，经何诒恺入藏叶氏处，参见叶启勋“《玄牍纪》一卷《续纪》一卷《谢山田舍借书抄》一卷”书录，叶启勋、叶启发撰，李军点校《二叶书录》，第67页。
[23]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30页。
[24]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31页。
[25]今按，《宋史·艺文志》有“《名贤姓字相同录》一卷”，或《永乐大典》所引有误抄，而不当校改。
[26]今按，《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有“《吴湘事迹》一卷”，此条校改无误。
[27]此外，卷三“礼类”下“《谥法》十卷”，天一阁本、朱彝尊本、钱大昕手跋本等作“四卷”，十行本系统的上图本、湘图本，误抄作“十卷”，湘图本无校记，翁方纲札记中有“《谥法》四卷”，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有按语：“按，《永乐大典》引此作《谥法》四卷，《文献通考》亦同。”卷四“乐类”下“《琴调谱》五卷（阙）”，天一阁本、朱彝尊本、钱大昕手跋本等作“三卷（阙）”，十行本系统的上图本、湘图本，误抄作“五卷（阙）”，湘图本无校记，翁方纲札记中有“《琴调谱》三卷（缺）”，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有按语：“按，《永乐大典》引《宋志》作《琴谱调》三卷，《文献通考》同。”此二例亦为翁方纲札记有而湘图本无校记，四库本据《永乐大典》所引另出馆臣按语之例。
[28]《崇文总目辑释》则校补作“《［麟角］抄》十二卷”，校补无误。
[29]今按，此处所录，上图本、湘图本共计十条不带“阙”，其中，“新集脉色要诀一卷”“经要集一卷”“金匮指微诀一卷”、“病源手鉴一卷”“五鉴论一卷”“太元新论一卷”“□□方一卷”、“性要录一卷”八条，在天一阁本中均注“阙”，仅“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金匮玉函要略三卷”两条，天一阁本原无“阙”字。湘图本的旁校中，仅两条据《永乐大典》以朱笔校补“缺”字，其余则无。
[30]今按，《通志》卷六九《艺文略》“医方·脉经”则有“《自经要集》一卷”，《宋史·艺文志》有“《身经要集》一卷”，与《永乐大典》所引似均有异文。
[31]今按，《通志·艺文略》“医方·本草用药”另有“《药证病源》五卷（蒋淮撰）”，《宋史·艺文志》则作“蒋淮《药证病源歌》五卷”，疑当补作“药”而四库馆校补误。
[32]今按，《通志·艺文略》“医方·五藏”则有“《燕台要术》五卷（沙门应元撰）”，疑四库馆校补误。
[33]今按，此条天一阁本即有脱文空字，湘图本校补作“《集诸要方》一卷”后，与《崇文总目》“医书二”的“《集诸要妙方》一卷（阙）”，似有重出，且目录记载中，未见他书引作“集诸要方”的，疑此处校补有误。
[34]今按，首字《崇文总目辑释》校补作“养”。《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玉海·艺文》“唐本草·图”俱有“《药性要诀》五卷”，王方庆撰，湘图本校补作“《药性要录》一卷”，书名、卷数均有异文；《宋史·艺文志》另有“《养性要录》一卷”，书名、卷数来看，当以《崇文总目辑释》所补为是。
[35]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33页。
[36]如四库本原卷二一“传记上”的“《文士传》十卷”和卷二七“小说上”的“《续事始》五卷（冯鉴撰）”下的“谨按”。
[37]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27页。
[38]〔宋〕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589—590页。
[39]著录书籍编纂成书时卷帙的《旧唐志·文苑传》《新唐志·艺文志》均作“三十卷”，但《崇文总目》“二十一以下缺”，故当作“二十卷”。《崇文总目》和《中兴馆阁书目》是宋代修《国史·艺文志》的史源，元代删修《国史·艺文志》，编成《宋史·艺文志》，故《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三国典略》作“二十卷”。
[40]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29页。
[41]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第429页。
[42]关于翰林院四库稿本的版本特点，参见张升《〈四库全书〉的底本与稿本》，《图书馆情报工作》，2008年第11期。
[43]从四库馆的分纂稿来看，一开始的校办过程中，均不注书籍来源与版本信息，伴随着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颁布《谕内阁著四库全书处总裁等将藏书人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并另编〈简明书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8页），才开始在编纂《总目》时，加入书籍出处来源，少量分纂稿中，亦有补标版本的情况。然而，之后成稿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共一八七八篇提要，仅五条标注了出处来源，余皆阙如。此后的《四库全书总目》各稿中，才陆续补全版本信息，而于《永乐大典》辑本则注“《永乐大典》本”。
[44]赵庶洋指出“永乐大典本”实属误题后，提出“由于受到分纂稿中提到《永乐大典》的影响，在当时又有《四库全书》所收辑佚书多是辑自《永乐大典》的印象，才标注作‘《永乐大典》本’”。（赵庶洋《〈四库全书〉本〈崇文总目〉底本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三期）笔者以为，这一理解有可解释性，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另行誊抄、用纸特别的四库稿本。
[45]因重出而校删的，包括卷十三“杂史下”中“《十二国史》”、卷十四“伪史”中《家王故事》、卷十七“刑法”中“《法要》一卷（阙）”、卷二十“岁时”中“《四时纂要》五卷”（按，此条行款，湘图本、上图本作小注）、卷三九“卜筮”中“《灵棋经》一卷”、卷六六“文史”中“《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阙）”。其中，卷六六“文史”类中“《续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阙）”一条，仅十行本系统的湘图本、上图本误衍，而四库馆在校删时，删去了第二次出现的条目，核之天一阁本，误衍的实为第一条。
[46]因底本存在空字而四库馆无法校补，选择校删的，包括卷三十“（书）类［书］上”之“《□抄》十二卷”、“《青□》十卷”两条；卷六十“别集二”中“《□□集》二十卷”、卷六三“别集五”中“《鼎诗》一卷（阙）”、“《□□诗》一卷（阙）”两条，共计五条；其中，“《鼎诗》一卷（阙）”，在天一阁本、南图张蓉镜旧藏本等中作“《□鼎诗》一卷（阙）”，有空字。
[47]命，文渊阁本作“命”，文津阁本、国图清抄本作“合”。
[48]如卷十八“地理类”，“《黠戞斯朝贡图传》一卷”，各本均有“传”字，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无；“《四夷朝贡录》十卷”，各本均有“十卷”二字，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无；“《冀州图》二卷（阙）”，各本有“阙”字，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无，应当是从四库采进本转抄至四库稿本时出现了脱漏。“《新集地理志》九卷”，“集”字各本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均作“杂”，当为四库采进本转抄至四库稿本出现了讹误，“《大唐西域记》十三卷”，各本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作“十二卷”，或为四库采进本转抄至四库稿本，馆臣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传世本，或亦参考《永乐大典》中卷帙，校改卷数。又如卷三二“算术类”，天一阁本、湘图本、上图本等，均有“《算法口诀》一卷（阙）”，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国图清抄本此条均作“《算口诀》一卷（阙）”，无“法”字，当为誊抄至四库稿本时，有误脱。
[49]按，笔者曾比勘《永乐大典》辑本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的翰林院四库稿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知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抄本的部分异文，与翰林院四库稿本上的校次密切相关。其中，该书翰林院四库稿本上有三次校勘的痕迹，朱笔校勘，黑笔一校，黑笔二校。朱笔校勘只涉及字形异体字的写法，而文渊阁本、文津阁本的写本字形上，与朱校均同；黑笔一校的文字，为文渊阁本所采纳，黑笔二校，为文津阁本所采纳。
[50]按，尤为显证的为《辑释》原卷二九“兵家”下，在“《神机武略兵要望江南词》一卷”后，有“《□见管十卷余》”一条作大字书名，此句原为天一阁本、朱彝尊本小注，钱大昕手跋本与钱侗家藏旧抄本脱漏注文，而四库本中，小注以大字低一格书于书名后，钱侗等误以注文为首阙一字之书名，而校补作“《□见管十卷余》”。四库本中，文津阁本、国图藏清抄本小注作“见管十卷余”，文渊阁本作“见管子十卷”，由四库各本间的异文可知，钱侗等所得当非文渊阁本的传抄本。
[51]这一方面，钱东垣等《崇文总目辑释》最先做出探索，随后，陈汉章《崇文总目辑释补正》（缀学堂丛稿初集）在未见《崇文总目》旧抄本的情况下，广征文献，进行了不少补正工作。近年来，赵庶洋《〈崇文总目辑释〉补正》（《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三辑，2010年）对《崇文总目辑释》作出了不少补充和更正。翟新明《〈崇文总目〉总集类校考》（《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辑下卷，2017年）即突破以往研究往往参照《崇文总目辑释》刻本，改用天一阁本作为底本，并参校众本，探索《崇文总目》重新校理的义例。《辑释》“总集类”的底本，已重编“阙”与“不阙”次第，但“总集”类并非诸本中校勘层次较复杂的类目，“总集上”中，无朱彝尊增补的撰人小注，湘图本除一处乙正上栏以外，无校记；钱大昕手跋本此卷无批校，且湘图本、上图本、文津阁本亦均未被列入参校本，故如何更完善地汇校诸本，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
[52]马楠指出：“《新唐志》在《旧唐志》基础上，在‘著录’部分补入了《隋志》所载的贞观藏书，在‘不著录’部分补入《崇文总目》等目所载的北宋见存的唐人著述，又根据史传文献补入了唐时当有的著述，结合了‘记藏书’与‘记著述’。”“庆历时《崇文总目》著录崇文院见存唐人书，嘉祐时补入《新唐志》“不著录”，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崇文总目》解题多佚，正可用补入。”参见马楠《〈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经籍志〉的三种文献来源》，《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第4—21页。
注：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董岑仕老师授权发布。
相关链接：
董岑仕丨《崇文總目輯釋》編纂考——兼論南京圖書館錢大昕舊藏本《崇文總目》非《崇文總目輯釋》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