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辉丨梵蒂冈图书馆藏汉籍版本价值初探
梵蒂冈图书馆藏汉籍版本价值初探
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是欧洲收藏汉籍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据学者研究，其收藏汉籍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十六世纪末，藏品的来源主要为柏应理、康和子等耶稣会士自中国带回，以及蒙突奇、儒莲、华嘉等汉学家旧藏。其特色在于“该图书馆有许多以耶稣会版本为代表的关于传教的罕见书籍，而且传教士为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而在中国搜集的书籍中有时包括了出人意料的罕见书籍，同时传教士本身用中文、拉丁文、法文写下的著作的稿本之类也有不少留存至今”[①]。二十世纪初，梵蒂冈藏汉籍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以王重民、方豪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先后到访该馆，抄录刊布其中的珍贵文献，并利用此批文献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的出版，学界对此批文献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由于梵蒂冈藏汉籍的绝大部分此前未曾刊行，学者不易见其全貌，故对其认识尚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至今尚无人从版本角度探讨其价值。通过对此批文献进行全面研究，可以看出，梵蒂冈藏汉籍具有收藏版本丰富、珍本善本众多两大特点，其在版本方面的价值不容忽视。
一、收藏版本丰富
由于梵蒂冈图书馆对汉籍并非是系统而有意识地加以收集，而是集合了不同时期的传教士与汉学家的收藏而形成，诸家所藏典籍常有重复，故梵蒂冈藏汉籍中，一书而有多部藏本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这些藏本中，有些是版本完全相同的复本。如《天主教要》一书[②]，梵蒂冈共藏有十一部，其中九部（馆藏号BARBERINI ORIENTAL 133.1-9），其版式均为四周双边，行款为半页七行，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其内容编排依次为《天主经》、《天神朝天主圣母经》、《天主十诫》、《十二亚玻斯多罗性薄录》、《圣号经》、《形神哀矜之行十四端》、《真福八端》、《罪宗七端》、《克罪七端有七德》、《向天主有三德》、《身有五司》、《神有三司》、《阨格勒西亚撒格辣孟多有七》。卷末有小字附记云：“右耶稣会友所译《教要》，累经窜改，至数次乃得与本经原文相合，方敢付梓，以故与初译本互异云。中有即用本经语者，乃用分注以译其义。”并刻有耶稣会印记二枚，卷前亦多有耶稣会会徽。可见此十部《天主教要》当为同一版本。但更多时候，其包含的版本不止一种，同一书而有多达四五个版本者，在梵蒂冈的汉籍收藏中并不少见。其版本收藏之丰富，可以以《万物真原》一书为例来加以说明。
《万物真原》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所著的一部天主教护教类著作，主旨在于阐明天主为造成天地万物的主宰，以同中国传统的元气造物和理生物之说进行辩论。此书对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清代来华的传教士傅圣泽即认为“这本书归依的信徒数比书中的词甚至字数都还要多”[③]，而此书也被看作是“艾儒略所有著作中最受人欢迎的一本”[④]，其在明清时期的刻本亦较多。但受清代禁教政策的影响，其在华传本屡遭查抄毁弃[⑤]，故国内藏本甚罕。据《中国古籍总目》所载，仅国家图书馆藏有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清刻本，及清光绪二十七年、三十二年上海慈母堂铅印本四本，另有清光绪二十八年、民国七年慈母堂铅印本藏于吉林图书馆，此外尚有《道原精粹》本较常见[⑥]，总计七种版本。而梵蒂冈图书馆一馆所藏，即达七本之多。具体包括：
第一，清翻明崇祯元年（1628）北京首善堂刻本。此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名页中题书名，右上小字题“艾思及先生原本”，左下小字题“崇祯元年皇城首善堂梓”。卷前有艾氏《万物真原小引》，末署“后学艾儒略思及氏识”。又有《万物真原姓氏目录》，《目录》后题“艾儒略述，同学傅汎际、龙华民、费乐德订”。卷端题“崇祯元年艾儒略述”。卷中避“玄”字，当为清翻刻本。
第二，明末杭州天主堂重刻本。此本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四周单边，单鱼尾。书名页正面中题书名，右上小字题“思及艾先生著”，左下小字题“武林天主堂重梓”。背面题“耶稣会士后学艾儒略述”及订正人姓名同上，又题“温陵张赓较梓”。卷前《小引》末署“泰西后学艾儒略识”，并刻有耶稣会徽章与“景教堂印”。卷端题“泰西耶稣会士艾儒略述”。卷中凡遇“造物主”、“大主”、“天主”、“耶稣”等处，皆空一字。
第三，清杭州天主堂重刻本。此本行款及书名页所题与上本全同，而版式变为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小引》末及卷端题名之“泰西”均作“远西”。卷中避“玄”字。其刻印较前本为优，而内容亦有一定差异。较为明显者，如《论物皆有始第一》章“万国典籍，论天地开辟，人物滋生，皆必谓其有初，如中国记洪荒而上，必无人类”，前本作“万国典籍，论天地之原，本国之始，皆必谓有初，如中国记盘古而上，更无人类”。《论天主造成天地第十》章“九，宗动天”，前本作“九与十皆洞明天，亦曰水晶天。十一，宗动天”。又《论天主为万有无原之元第十一》章“尔自思其恩，不亦更大于既病既死，而岂”后空一行，方接“赐尔安康耶”云云，而前本则“岂”作“复”，且直接与下文“赐尔安康耶”一段接排，并无空行。可见此本与前本并非同一版本。
第四，清广州大原堂重刻本。此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双边，无鱼尾及行格。书名页左下小字题“穗城大原堂重梓”，《小引》末刻有“艾儒略印”、“思及”二印，卷中遇“天主”等处不空格，余皆与前一杭州天主堂重刻本同。
第五，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刻本。此本半页八行，行二十字。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名页中题书名，右上小字题“救世壹千捌百肆拾叁年较订重梓”，左下小字题“崇祯元年京都首善堂藏板”。卷前无艾氏《小引》，仅有《目录》。卷端题“艾儒略述，主教若瑟李准重订”。卷中遇“天主”、“主”等处，亦有空一字者，然或空或不空，并不统一。
第六，清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慈母堂铅印《道原精粹》丛书本。此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单鱼尾。书名页正面题书名，背面左题“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二十八年极西耶稣会士艾儒略述”，右题“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八十七年江南主教倪准”。卷前无《小引》，有《目录》。卷端题“极西艾儒略述”。书中另有天主插画二幅，一幅位于《论理不能造物第五》章之后，另一幅位于《论天地万物主宰摄制之第八》章之后。
第七，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土山湾慈母堂第5次印本。此本未能亲见，仅据高田时雄之著录而知[⑦]。
以上即是梵蒂冈藏《万物真原》之七种版本的详细情况。这一收藏版本的数量不仅优于国内图书馆，即便是在世界范围内也居于前列。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仅分别藏有清乾隆五十六年（1756）重订本一种[⑧]。英国国家图书馆藏二部，其中一部版本未明[⑨]，另一部则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香港重印本[⑩]。意大利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有两种杭州天主堂重刻本[11]。从版本种类上来看，都不能与梵蒂冈图书馆相比。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张赓校订本[12]、温岭景教堂刻本、武昌重刻本、广州大原堂重刻本、两种杭州天主堂刻本，以及无刊板地之本[13]，共计七种，种类不可谓不多，但亦仅与梵蒂冈持平。举此一例，梵蒂冈图书馆藏汉籍版本之丰富即由此可见。需要指出的是，此种情况并非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梵蒂冈图书馆所收藏的汉籍之中。如艾儒略《三山论学纪》有明末绛州段袭刻本，及福建天主堂、武昌天主堂、维扬天主堂重刻本等；高一志《圣母行实》有清顺治十七年（1660）福州景教堂重刻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广州大原堂重刻本、清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等；苏若望《天主圣教约言》有明清间杭州超性堂、湖北钦一堂、广州天主堂重刻本，及单页节本等。总之，收藏版本丰富可谓是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特色。
丰富的版本收藏，对于推动研究工作走向深入具有重要价值。从梵蒂冈收藏汉籍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可以补充诸家书目著录版本之未备，增进对典籍版本情况的认识。如对于《万物真原》，此前著录版本较全面者为法国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谓“初刻本疑刻于杭州，年月未详；一六二八年、一六九四年、一七九一年有北京刻本；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有土山湾刻本”[14]，只提到了可能存在的杭州初刻本，及北京刻本、土山湾刻本等总计六本，而对于两种杭州重刻本、广州大原堂重刻本及道光二十三年重刻本则并无记载，梵蒂冈藏本正可补其不足。又如利安定《永福天衢》，《广东圣方济各会堂书版目录》有著录[15]，学者遂多据此认为该书仅有广州刻本一种。通过考察梵蒂冈藏本，可见梵蒂冈藏此书凡四部，书名页均题“粤东广府老城朝天街天主堂梓”，行款均为半页九行，行十九字，版式均为四周双边，单鱼尾，似乎为同一版本，亦即《广东圣方济各会堂书版目录》所著录者。但若加以仔细辨别，即可发现，此四部梵蒂冈藏本中的两部，书名页背面有订阅、准刻、校梓人题名“同会林养默道微父、丁若望俨思父、文度辣道济父、华德美文敷父、卞芳世天卉父共订，值会文度辣道济父准，后学霍勿略省生甫、岑保禄未贤甫订梓”，而另外两部则无“后学霍勿略省生甫、岑保禄未贤甫订梓”二行校梓人题名，且无校梓人题名之本刻印较为模糊。由此可见，此二者并非一本，有校梓人者应为初印本，无校梓人者应为修版重印本。如此则又实现了对《广东圣方济各会堂书版目录》的补充。
二是有助于考察各本之间的关系，实现版本系统的梳理。关于此方面的价值，可以以题为徐光启所撰的《辟释氏诸妄》一书来加以说明。梵蒂冈藏此书凡七部，通过对其内容进行比对，可将其划分为三个版本系统：一为八章本，即全书共由《破狱》、《施食》、《无主孤魂血湖》、《烧纸》、《持咒》、《轮回》、《念佛》、《禅宗》八章组成。二为九章本，即在八章本之末，又增以《辨不奉祖先说》一章而成。三为八章删改本，即在原八章本的基础上删削修订而成之本。如八章本《轮回》章“盖上主日后审判，肉身复活，各还原体。倘有轮回，将还前生之原体乎，后生之原体乎？信上主，自不信轮回矣”，及《念佛》章“即天主之降诞也，亦借圣母玛利亚纯德至善人类以生，未闻生于庆云景星也，况莲花乎”，此二句删改本即无。又《轮回》章“则一魂之事已毕，又有新魂以禅之，如肉身既朽，不俟彼肉身以为此肉身矣”，删改本“则一魂之事已毕”之下，则改作“而新生之人，自有新魂，犹肉身新生，不得指是既朽之肉身”。以上三本，当以八章本最为早出，其余二本皆在其后。这样就不仅归纳出了《辟释氏诸妄》的版本系统，而且还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如有学者即从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入手，来考察《辟释氏诸妄》的作者是否为徐光启[16]。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梵蒂冈所藏丰富的版本，才得以开展。
三是能够促成一些疑难问题的解决，补充纠正前人未尽之说。例如，艾儒略《西方答问》一书，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作提要》有著录，谓“樵川米嘉穗序，刻于崇祯十年（1637）”[17]，并移录米氏序文。然序末署“崇祯辛巳春仲上浣日”，即崇祯十四年（1641）。如此则书刻成在先，而序文反撰成在后，于情理不符，故方豪疑为“序殆后补者”[18]。今以梵蒂冈藏本考之，梵蒂冈图书馆藏此书之版本有二：其一书名页背面题“崇祯十年丁丑长至月晋江景教堂刻”，无序言；另一本则书名页正面左下题“武林天主堂重梓”，背面题“崇祯十年丁丑长至月晋江景教堂刻，崇祯十五年壬午清和月武林超性堂重梓”，卷前有米嘉穗《西方答问序》，乃是据前本重刻并增入序言。据此可知，徐宗泽先生既云其书刻于崇祯十年，又谓有米氏序，实际上是将该书的两个版本混为一谈。方豪先生虽然发现了徐氏之说存在问题，但由于未见此两个版本，故其序言为后补之推测仍不准确。问题的真正解决，仍然是基于梵蒂冈图书馆对此两个版本的同时收藏。
二、珍本善本众多
尽管梵蒂冈图书馆对汉籍的收藏已有超过四百年的历史，但在其藏品中却很难见到宋元旧刻这一类传统意义上的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作为教廷图书馆，主要接收的是传教士自中国带回的有关天主教与西方学术类的文献，而这些文献自明末才陆续出现，自然不会有更早的版本。目前梵蒂冈所藏汉籍中，写本与稿抄本时代较早者，当属元至正五年（1345）《大方广佛华严经》[19]，而刻本的年代则基本只能上推到明代中后期，如万历十五年（1587）经厂本《大明会典》等[20]。然而，在其丰富的明清文献，特别是西学汉籍的收藏中，仍有为数众多的珍本善本。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第一，稀见本。在梵蒂冈图书馆的汉籍收藏中，有一些版本是流传稀少，别处难得一见之本。例如，上文所举梵蒂冈所藏艾儒略《万物真原》的七个版本中，有清翻明崇祯元年北京首善堂刻本一种。就目前所知而言，世界范围内仅梵蒂冈图书馆藏有此本，可谓弥足珍贵。又如，梵蒂冈藏有明末绛州刻本《三山论学纪》一部。此书之初刻本，方豪先生以为“当在福州”[21]。而此本卷前有段袭《重刻三山论学序》云“《三山论学》书，艾先生既刻于闽，余何为又刻于绛”，可知当是自福州刻本出。目前除梵蒂冈图书馆外，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一本[22]，今藏国家图书馆。方豪先生谓其本“最为难得”[23]，其版本价值可谓不言而喻。其余如明崇祯二年武林超性堂刻本《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国内仅苏州图书馆藏有一本[24]，已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且被称为“存世孤本”[25]。明万历间刻本《天问略》，国内仅山东省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有藏[26]，已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些国内罕见的版本，梵蒂冈图书馆均有收藏，其藏本之珍贵显而易见。
第二，稿抄本。稿抄本是梵蒂冈图书馆藏汉籍中最具特色与价值的部分之一。有学者指出，梵蒂冈之收藏“以基督教各派教士在华传教和他们回到欧洲后所写的文件、著作，编制的地图、词典等最为重要，属于写本的材料更富于历史研究旨趣，如其中的布教对话录、往来书信、传教士研究儒家经典的笔记、宣教文件、基督教教义著作稿本，地图，以及许多部词典稿本等等”[27]。这些珍贵的稿抄本中，有一部分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如张西平、姚小平教授即曾分别撰文，探讨白晋有关《周易》研究的手稿，与早期西方汉学家所编写的十余种汉外字典稿本[28]。台湾亦曾将抄本《帝天考》影印行世[29]。但在此之外，仍有大量的稿抄本有待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例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有清抄本《司铎典要》一部，此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卷前有上下二卷之总目录。卷端题“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述”。《司铎典要》一书，较为常见的版本为清康熙十五年（1676）北京天主堂刻本。该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单鱼尾。书名页中题“司铎典要”，右小字题“丙辰孟春上浣”，左小字题“北京天主堂梓”。背面题“极西耶稣会士利类思述。同会鲁日满、闵明我订。直会南怀仁准”。卷上、下之目录分装于各卷之前。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所藏二本[30]，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本[31]，以及梵蒂冈图书馆的其余多个藏本均为此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有四部刻本亦均为此本，另有一抄本也是自此本抄出[32]。相比之下，梵蒂冈所藏抄本，不仅与通行刻本的行款不同，且文字上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如卷上《撒责尔铎德职论第一》“撒责尔铎德，译言付圣事而承奉天主之祭也”，抄本即作“撒责尔铎德，译言承奉天主之祭而付圣事也”。可见此抄本很可能属于另一个版本系统，这就为研究《司铎典要》的版本提供了重要资料，而梵蒂冈藏稿抄本的价值亦由此可见。
第三，名家旧藏本。由于梵蒂冈所藏汉籍，大部分均来自著名传教士和汉学家的收藏，故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部分文献都可称为名家旧藏本。伯希和在编制《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的时候，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在其目录中对这些文献的递藏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著录。例如，在伯希和目录中，包含了一批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Montucci，1764-1829）的旧藏，其收藏以字书和类书为主。蒙突奇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曾致力于汉语字典的编纂，此批藏书应即是在这段时期内为其工作需要而购置，其中一部分尚“带有蒙突奇的藏书章”[33]。而这批汉籍在归于蒙突奇之前，又有不少为德国著名汉学家克拉普罗特（Jules Henri Klaproth，1783-1835）所藏，如《海篇》、《字汇补》及抄本《六书本义》等皆是[34]。但除了这些之外，尚有一些名家藏本为伯氏目录所漏载。如馆藏号为Borgia Cinese 350.15的南明隆武元年（1645）福建天主堂刻本《聖若撒法始末述略》，其卷末钤有“刘蕴德印”。按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有刘氏传记，谓其生于明崇祯元年（1628），字素公，湖广人，曾任钦天监右监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南怀仁授洗入会，康熙二十七年（1688）晋司铎，后在南京、湖广、上海等地传教[35]。今所见清李九功撰《慎思录》卷首，尚有刘氏序文一篇[36]。可见其为清代初年著名的天主教徒。此本应即为刘氏旧藏，后辗转流入梵蒂冈。这些名家藏本对于研究汉籍在欧洲的流传历史，有其特殊的价值，值得加以深入探讨。
第四，批注本。梵蒂冈所藏汉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叠经名家递藏，各家对其所藏之本多有批注。故这些附有批注之本，也成为梵蒂冈汉籍收藏中的一个特色。从批注的文种上来看，不仅有中文，还有拉丁文、西班牙文等外文，如明积善堂刻本《文林广记》卷前“有西班牙文的大段注解”[37]，而清刻本《楚辞灯》中则有“拉丁语和汉语注释”[38]。从批注的内容上来看，有对原书文字进行校勘者，如馆藏号为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14.3-4的陆安德《善生福终正路》，其卷下即夹有多张批注签条，凡文字有误，即于书中标出，而于签条上注明。如《恭圣母大益略说》章“人之爱母之情虽多”，“之”字即被标出，而加签条曰：“‘人之’是‘人子’。”有注释字义词义者，以馆藏号为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I 247.3的利安当《正学镠石》为例，其天头即多有此类批注，如《释天主太极之辩》章“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也”，句上即注曰：“真寔无妄曰诚。”还有对书中内容加以评点者，如馆藏号为Borgia Cinese 350.15的石铎琭《默想神功》，即有朱墨两色笔所作多处眉批、夹批与段末批注，其中卷上《默想利益》章末批：“此教人默想之利益也。”《默想切要》章“皆图暂时虚伪之乐而不肯行耳”句旁夹批：“切中世情。”皆为此类评点性批注。这些批注有不少都出于名家，如《文公家礼》中的拉丁文批注即“似出自傅圣泽之手”[39]，而另一部“附汉、法、拉丁文注解”[40]的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易经》，据学者研究，亦为傅氏旧藏[41]，则批注亦应为傅氏所作。又如上文所述之《正学镠石》，伯希和著录为“方济各会士康和子捐赠”[42]，故其批注当出于康氏。傅、康二人均为清代来华的重要传教士，其中傅氏曾被康熙帝召入北京研究《周易》及天文历法，而康氏则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批注对于研究二人的生平与思想，无疑具有重要价值。而梵蒂冈藏本由于带有这些批注，亦显得更为珍贵。
以上从收藏版本丰富、珍本善本众多两个方面，初步归纳了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的版本价值。揭示这一价值，有助于拓展资料来源，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稀见而可靠的版本，而更重要的是，可以藉此打开了解欧洲所藏汉籍的一扇窗户，让学界认识到欧洲亦藏有为数众多的古籍善本，从而改变以往只知欧洲有敦煌文献、黑水城文书等出土文献的情况。在中外学者的合作下，梵蒂冈所藏汉籍将辑为《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陆续影印出版，学界对其包括版本在内的各方面价值，亦必将随之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①]（日）高田时雄《梵蒂冈图书馆有关中国的收藏》，《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185页。
[②]本书原未署作者名，张西平教授考证其当为利玛窦编译，见《天主教要考》，《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47-58页。
[③]（法）杜赫德编，郑德弟、朱静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一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12页。
[④]（意）柯毅霖著，王志成等译《晚明基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2页。
[⑤]张先清曾对清代前期清政府查获天主教书籍的116个案例加以总结，其中乾隆三十七年贵州、嘉庆十七年湖北、嘉庆二十年直隶赤峰等地，都曾查获《万物真原》。详见《刊书传教：清代禁教期天主教经卷在民间的流传》，《史料与世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141页。
[⑥]《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62页。
[⑦]见高田时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第137页。
[⑧]范邦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叙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73页。
[⑨]（英）道格拉斯《1877年版大英博物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⑩]RobertKennaway Douglas.Supplementary Catalogueof Chinese books and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Longmans& Co. [etc.], 1903:38
[11]AlbertChan.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New York: M.E. Sharpe, 2002:123-124.
[12]此本经目验，与梵蒂冈所藏前一杭州天主堂刻本之版式行款皆同，仅书名页正面右下方之刊板地遭刊落，仅存一墨钉。
[13]Maurice Courant.Catalogue des livres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Paris:Ernest Leroux,1912:32-33.
[14]（法）费赖之著，冯承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138页。
[15]此目录今藏梵蒂冈图书馆，附于叶尊孝《字汇拉丁略解》后。张西平教授曾移录其全文，见《欧洲早期汉学史》，第307页。
[16]（荷）杜鼎克《徐光启是〈辟妄〉的作者吗》，《徐光启与〈几何原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5-304页。
[17]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18]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86页。
[19]（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第18-19页，第87页。
[20]（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29页。
[21]方豪《影印三山论学记序》，《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2282页。
[2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89页。
[2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36页。
[24]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下册，第996页。
[25]《楮墨芸香——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图录（二○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
[26]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第258页。
[27]荣新江《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中西初识》，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41页。
[28]分见张西平《梵蒂冈图书馆藏白晋读〈易经〉文献初探》，《文献》2003年第3期。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梵蒂冈馆藏西士语文手稿十四种》，《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2期。
[29]见吴相湘主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49-92页。
[30]见AlbertChan.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146-147。其刊刻年代误著录为清康熙十七年。
[31]见《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7册，第3464页。
[32]见Maurice Courant.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etc.Paris:ErnestLeroux,1912:113-114.
[33]（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60页。
[34]见伯希和《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33、70页。克拉普罗特生平见马军译注《德国东方学泰斗——克拉普罗特传》，《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国和平出版社，1999年，第363-387页。
[35]见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第402-403页。
[36]见钟鸣旦、杜鼎克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九册，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第119页。
[37]（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16页。
[38]（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32页。
[39]（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30页。
[40]（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28页。
[41]见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42]（法）伯希和编，郭可译《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写本和印本书籍简明目录》，第113页。
注：本文发表于《殊方天禄：海外汉籍收藏史研究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辉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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