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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延峰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说苑》非宋刻本考

丁延峰 书目文献 2021-03-03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藏《说苑》非宋刻本考

 

丁延峰

 

摘要: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研究中心藏有一部古籍善本《说苑》,清代版本学家及现当代学者皆以为宋刻本甚至北宋刻本,然经目验并比对他本后,实为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诸家之所以误定,一是云谦跋被书估割去;二是避北宋讳,而南宋唯一的一处“構”字未被发现;三是未亲自目验,以讹传讹。大德本今存三部,就刷印及保存情况来看,皆不如俄藏本更佳。俄藏本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应当引起学界重视。

关键词:说苑  宋刻本  元大德本


汉代刘向撰《说苑》二十卷的宋元刻本今存世者多部,其中有一部海源阁藏本今已流传至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东方文献研究中心保存(索书号3B/2-11/249)。关于此本,清代版本学家及现当代学者皆以为宋刻本甚至北宋刻本,但疑窦丛生。为勘定此本的版刻问题,笔者曾于2015年8月赴俄观书,然经目验、对勘他本后,并非如此。

清黄丕烈、周叔弢、叶恭绰等都曾经眼俄藏本《说苑》,杨绍和《楹书隅录》、王雨《海源阁藏书六种善本流失情况》、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等皆有著录,但多语焉不详,且有与原书不符者。俄藏本十册,白麻纸,线装,无缺叶及残损。卷中有朱笔标抹,眉间有朱笔批注。卷首有曾巩序,序后径接目录,目录末为刘向序。开版宏大,版框高宽22×15厘米,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刻工有龙子明、张公木、陈元等。宋讳“玄”“恒”“敬”间有缺笔,“桓”字较谨,卷十第九叶B面第九行“羞小耻以構大怨”之“構”字缺末笔。卷末有明嘉靖佚名题款、嘉庆十二年(1807)黄丕烈两跋。据钤印及黄跋可知,递经陶珠琳、黄丕烈、汪文琛、汪士钟、海源阁、大连满铁图书馆收藏。黄跋称此本“北宋以来旧本”,汪士钟《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归入“宋本”类,至《楹书隅录》卷三明确著录作北宋本,其后叶恭绰《遐庵谈艺录·海源阁藏书》、《海源阁藏书六种善本流失情况》、郦承铨《记大连图书馆所收海源阁藏宋本四种》等均题作北宋本。程翔《发现莫斯科国家图书馆藏宋版<说苑>》称“南宋末刊本” [1]。徐建委《刘向<说苑>版本源流考》在引征黄跋后说:“据此,可知黄丕烈确实认为他所藏廿二行本为北宋本,且是原刻。” [2]实际上亦认可黄丕烈的判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本与此同版,袁克文跋称“北宋末刻本”,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定为北宋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皆称宋刻本。傅增湘首先认可为宋刻本,但对北宋本提出质疑,《藏园群书题记》卷六《校宋本说苑跋》曰:“镌工精整,字体方严,洵为宋代佳椠,然其风范气息,与北宋刻不类,盖荛圃跋语第云‘必是北宋以来旧本’,未尝径题为北宋刻也。”《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又曰:“余详绎此本,虽字体方正,行款与海源阁藏宋本合,然气息孱薄,宋讳不避,疑为宋末元初覆刻之本。至木斋先生定为北宋刻,则非末学所敢知矣。”

那么俄藏本究竟是否北宋刻本或宋刻本呢?笔者在莫斯科观书时,将所拍元大德七年(1303)云谦刻本(上海图书馆藏,《中华再造善本》收录)书影与其对照,发现两本实为同一版本,只是刷印时间有前后之别。国家图书馆赵前先生在比较两本后,亦认为同版无疑。两本内容及序次安排、行款、书口、边栏、版框高广尺寸、刻工、避讳等俱同,有的甚至连断版都一样,如目录第二叶断版位置为各行第十字,卷一第二行署名“光禄大夫”之“夫”下右竖边框位置亦有较细的断版。故此有充足的理由可证两本同版。至于字体笔画稍有差异或粗细不同者,盖因刷印时间不一,版片稍有缩涨或经修补一过。两本虽皆非初印本,但整体上俄藏本优于上图本。俄藏本更加清晰秀劲,而上图本则常有笔画模糊、重影及脱落笔画、空格或大片漫漶之处。从断版的大小、有无及字画的脱落等来看,如上举目录第二叶断版处,上图本断版空间距离更大一些,卷一第十三叶第十二、十一字处断版,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此者较多,说明上图本刷印的版片存放时间长,开裂扩大。又如首卷第一叶各行第十四字、包括左右两竖栏线都有断版,而俄藏本无,显然是新开裂的断口。卷一首叶A面第四行第七字“旷”字,上图本“日”字边缺中间一横,俄藏本不缺。上图本类似这样的脱落笔画现象较普遍,可见上图用的版片已经很旧,且损坏较甚。以上可证此本刷印在前,上图本在后。俄藏本和北大本相较,两本则基本一致,变化甚微,故两本刷印时间更近,而皆在上图本之前。徐文认为北大本“可能是初印本”,当非,因北大本仍有断版。故此,俄藏本、北大本、上图本同为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只是刷印时间不同而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俄藏本和上图本最大的不同是,上图本卷末有大德七年云谦刊跋,这也是判定其刊于大德七年的坚实证据,而俄藏本割去此跋,北大本亦缺,故而版本家皆误为宋刻本,又因避北宋讳,有的认为北宋刻本也就不足为奇。傅氏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如果见过带有云谦刊跋的大德本,并将之与海源阁本置案对照,再下结论就会言之凿凿了。

上图本卷末载云谦跋云:“宪使牧菴先生暇日出示刘向《说苑》,有益后学,俾绣之梓以寿其传,诚盛事也。大德癸卯冬十月朔,文学椽河南后学云谦敬书。”云谦,元大德间河南人,字伯让。累官宗正府掾,以母便养,迁杭州路知事。为光州定城尉牟应龙(1247-1324)女婿,据虞集《牟先生墓志铭》载,又曾任建宁路总管府知事。云谦刻书多部,元大德九年(1305)宁国路儒学刻本《后汉书》卷前有“大德九年十一月望日,宁国路儒学云教授任内刊”二行,又曾刊印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程钜夫《送云伯让序》:“云谦伯让蚤年来江南,犹及见诸老,前谒余于金陵,被服儒雅,吾固异之。别二十余年,复见于京师,见识议论益老成。又二年,复见之,则掾于宗正府,意其骅骝开路,一日千里。”(《四库全书》本《雪楼记》卷十五)“掾于宗正府”是指云谦于宗正府任文学掾。大宗正府是蒙古初期掌管刑政并由蒙古王公贵族垄断的特权审判机构,专门负责审理蒙古、色目人和宗室的案件。掾即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称,当时的云谦即任此职,掌管文书档案并参与审理案件,是有充分条件刊印此书的,而刊地自然是大都(今北京)。刊印的底本则是宪使牧菴先生出示之本,牧菴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本子,单从云谦跋中无从知道。但从大德本中“桓”字几乎全避,“桓”字为北宋末帝赵桓之讳名,而南宋首帝赵构之“構”字多处不避,仅有一处“構”字缺末笔,此叶刻工为“万”,署名刻工为“万”的刻叶很多,字体悉同,不存在补刻问题,当是此叶刻完,已至高宗登基之时。故其底本或刊于北宋末,终于南宋初。大德本在覆刻时保留了底本的避讳。大德本出于北宋末南宋初刻本尚有一个证据:大德本卷十六第四叶第九行“谤道己者”章,此四字首行顶格,而与大德本行款完全相同的上图藏南宋初杭州本“谤”字佚去。大德本在覆刻时发现了这个佚字,于是刊印时增补此字,但在每行字数上与原本多了一字,其做法是在此行首字位置挤入此字,致使此行变成二十一字,而其它每行仍为二十字。从大德本所挤入此字的状况看,此行开首五字“谤道己者心”五字占据了原四字空间,以下则和原本各字位置一一对应,且这几个字明显笔画变粗,挤刻痕迹明显,显然是为了顾全到整个版面的统一行式才这样做的。而南宋初杭州本按原本覆刻,未发现这个佚字,每行字数未变,故此字仍缺。可见,原北宋末南宋初刻本的每行字数一定是二十字,每半叶行数亦应该与大德本、南宋初杭州本相同,即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此外,大德本的段末或文中有小字双行注文,这些注文也出现南宋初杭州本上,据此可以判断大德本的底本应该早于南宋初。

在近现代学者中,由于未能目验俄藏本,推测之语居多,致使版本著录或有讹误,或混淆版本。潘景郑《著砚楼书跋·明嘉靖本<说苑>》云:“《说苑》以海源阁所藏宋本为第一,次则大德覆北宋本。”《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七曰:“此本(北大本)虽行款与海源阁本同,而字体不类,是翻刻本,宋讳不避。”潘氏、傅氏误将海源阁本与大德本分作两个版本,前揭两本只是刷印时间稍有先后之分。程翔《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考略》云:“北大本与黄丕烈所说的‘校正说苑’本是什么关系呢?当是同一版本。何以为证呢?证据就是上海图书馆现藏元大德癸卯冬十月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其实,此本(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不应是‘元翻宋刻’,而是‘元影宋刻’,其影刻所据底本即为北大本,也即为黄丕烈‘校正说苑’本。” [3]程文谓北大本与黄丕烈本“当是同一版本”,虽然不是十分肯定,但是已接近事实。直到数年后,程先生目睹海源阁本书影后,始于《发现莫斯科国家图书馆藏宋版<说苑>》再次言及:“发现这两个刻本字体高度吻合,几无差别,也是白纸,简直就是同一版本。”“此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笔者查看过此本,认为最接近海源阁本及北大残本。”但是,程文又认为上图藏元大德本“影刻”北大本、黄丕烈本,因而“最接近海源阁本及北大残本”,则显然讹误,因这三本均为大德七年刻本。秦桦林《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考略补正》一文曰:“程文认为北大藏残本与黄丕烈旧藏本‘当是同一版本’,值得商榷。北大藏残本现存十卷(卷10至20),卷端题‘说苑卷第几’(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与黄丕烈旧藏本卷端所题‘校正刘向说苑卷第几’明显有别,二本并非同版。傅增湘早已指出此二本在字形方面存在区别:‘余详绎此本,虽字体方正,行款与海源阁藏宋本合,然气息孱薄。’虽然只是对版本‘观风望气’,不够详尽具体,但由于傅增湘是为数不多的亲眼见过海源阁藏宋本《说苑》的专家,他的鉴定意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秦文据转引即断定两本“并非同版”,颇为武断。事实上,海源阁藏本仅卷首序题及卷一卷端有“校正刘向”四字,其他各卷卷端及卷尾皆无此四字,而北大本残存十卷中不包括首序及卷一,自然著录不同。秦文将两本不同卷次卷端所题混在一起,以为所有卷次皆有“校正刘向”四字,实因未目验全本而致。据《藏园群书经眼录》所载,傅氏曾两次目验北大本,但遗憾的是,并非同时并案对校北大本、俄藏本,而是仅凭记忆,故实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俄藏本实为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诸家之所以误定,一是云谦跋被书估割去;二是避北宋讳,而南宋唯一的一处“構”字未被发现;三是未亲自目验,以讹传讹。大德本今存世有三部,就刷印及保存情况来看,北大本(残)、上图本(后印)皆不如俄藏本更佳。俄藏本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应当引起学界重视。 

 

参考文献


[1]程翔. 发现莫斯科国家图书馆藏宋版《说苑》 [J].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4(4):42-47.

[2]徐建委.刘向《说苑》版本源流考[J].文献.2008(2):58-69.

[3]程翔.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考略[J].文学遗产.2009(5):136-139.

[4]秦桦林.元大德七年云谦刻本《校正刘向说苑》考略补正[J].文学遗产.2010(2):59


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0年第7期,此据作者word,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丁延峰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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