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友丨文士之交與禄利之爭：​朱彝尊“美貶”考

張宗友丨文士之交與禄利之爭：朱彝尊“美貶”考

張宗友书目文献

文士之交與禄利之爭：朱彝尊“美貶”考^*

張宗友

张宗友，安徽金寨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代表论著有《尺牍·事行·思想: 朱彝尊研究论集》(凤凰出版社，2020年)、《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年）、《〈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增订本，凤凰出版社，2020年）等。

（朱彝尊像，選自《清代學者象傳》）

清初大家朱彝尊（錫鬯，竹垞。1629—1709），以其文章才華與學術貢獻而蜚聲學界，一生跌宕起伏，際遇非凡，尤其從抗清之“大布衣”向仕清之“翰林檢討”的轉變，最受世人矚目。朱彝尊仕途並不平坦，自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應徵博學鴻儒、次年考擢一等並授翰林檢討、任《明史》纂修官起，出仕未滿五年即被劾去職，遭遇人生又一次極大挫折（前一次大挫折是抗清失敗，不得不遠走甌越，落拓於江湖[1]）。晚清陳康祺記録其事，稱作“美貶”：

竹垞先生嗜書若命。……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録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鈕，劾其漏泄，吏議鎸一級，時人謂之“美貶”。噫！翰林官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要者，榮辱何如！[2]

陳康祺（1840—1890）係同治十年（1871）進士，在京仕宦十年而不得志，乞外放爲昭文知縣（見《初筆》出版說明）。所撰《紀聞》，首記文苑士林之事。上揭陳氏所記，其着眼點在朱彝尊因抄書而被貶，美其嗜書好學，以針砭當時“廢書不觀”之弊。此例說明，朱彝尊“美貶”一事，涉及學人風雅，作爲美談而流播士林，兩百年後猶能著於竹帛。

那麽，傳誦士林的“美貶”，發生於何時？朱彝尊此番遭際，僅僅是因爲私携書手入館抄録四方經進之書，還是另有隱情？史傳如何記載？“美貶”（“鎸級”）之真相又如何？反映當時何種官場風氣？對朱彝尊的仕途、學術生涯，又有何影響？對於這些問題，學界雖不無涉及（尤以孟森、朱則杰兩位先生對“美貶”起因之討論較爲深入。詳下文），然而多流於泛泛而論。事實上，朱彝尊“美貶”一事，不僅影響及於朱彝尊本人之仕途與處境，而且還能折射其時之官場風氣、康煕朝之文治政策，並不僅僅關乎風雅、限於美談，因此頗有深入探析的必要。

一、“美貶”名義考：“謫官”與“罷官”

關於“美貶”之事，陳康祺又引證云：“《藤陰雜記》載：朱竹垞以帶僕充當供事，出入內廷，潘稼堂以浮躁輕率，有玷講席，爲掌院牛鈕參劾，原奏尚存。”[3]《藤陰雜記》係乾隆朝進士戴璐（敏夫，菔塘。1739—1806）所撰。戴氏官工部郎中、太僕寺卿，爲官四十年，諳熟士林掌故。朱彝尊、潘耒（次耕，稼堂。1646—1708）被劾事，見於戴氏《雜記》卷二[4]。由此可知，朱彝尊被劾“美貶”一事，實是流傳有自。但戴、陳二書均屬說部文獻，雖有依據，而語焉未詳。欲考索朱彝尊“美貶”之真相，尚須依賴相關歷史記載。目前可考之史料較爲零碎，須經勾聯、綴合，纔能探其究竟。以下先考朱彝尊傳記文獻，再核其本人記述，以由流溯源，探析真相。

（一）朱彝尊傳記文獻

朱彝尊係清初學術大家，著述宏富（有《經義考》《日下舊聞》等經史著作），且以其詩、詞、古文兼擅之文學才華名動一時，得入《清史稿·文苑傳》。關於被劾鎸級一事，傳文有如下記載：“康熙十八年，試鴻博，除檢討。時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無錫嚴繩孫及彝尊皆以布衣入選，同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典試江南，稱得士。入值南書房，賜紫禁城騎馬。數與內廷宴，被文綺、時果之賚，皆紀以詩。旋坐私挾小胥入內寫書被劾，降一級。後復原官。”[5]

《清史稿》係民國時期所修，具有官撰正史的性質，學人引據者衆。以上雖記朱氏“美貶”之緣由（“坐私挾小胥入內寫書被劾”）及結果（“降一級”），但其時間節點並不清楚（入值、被賜等，均不在康熙二十年）。實際上，《清史稿》本則傳記資料，頗取材于清國史館所修列傳：

康熙十八年，詔舉博學鴻儒科，以布衣試入選者，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無錫嚴繩孫及彝尊四人，皆除翰林院檢討，與所擢五十人同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秋，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二十二年，入直南書房。命紫禁城騎馬，賜居禁垣東，數與內廷宴，被文綺時果之賚。二十三年元日，南書房宴歸，聖祖仁皇帝以肴果賜其家人，彝尊皆恭紀以詩。是時彝尊方輯《瀛洲道古録》，私以小胥録四方經進書，爲學士牛鈕所劾，降一級。二十九年，補原官。[6]

此傳於朱彝尊應徵入選及出仕經歷，交待得極爲清楚，不僅明確記載謫官時間爲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還指出其時上奏彈劾之人物爲“學士牛鈕”。牛鈕（1648—1686。《清實録》作牛紐），姓赫舍里，字樞臣，正藍旗人。康熙九年庚戌（1669）進士，係首位滿洲漢文進士。撰《易經講義》《尚書講義》《四子書》等，亦係飽學之士。奏劾之時，牛鈕任翰林院掌院學士[7]，爲時任翰林檢討的朱彝尊的上級。

在國史館立傳之前，朱彝尊同里後學楊謙因仰慕其學行而爲撰《朱竹垞先生年譜》，記其生平事行頗詳。關於本次謫官，“二十三年甲子”條譜文云：“元日，侍宴。天子念講官家人，特賜肴果二席。馮孺人九拜受之，洵異數也。是月，被劾謫官。”另附解說云：“時輯《瀛洲道古録》一書，以楷書手自隨，録四方經進書。忌者潛請牛學士鈕形之白簡，吏議當落職。奉旨降一級。”[8]此條譜文極簡（僅“被劾謫官”四字），而其解說也極爲簡要，對當時史實則有更清晰之揭示（具體到因何書而抄），可謂深明史法。據此可知：牛鈕上奏彈劾，其實是受“忌者潛請”之驅使；在“奉旨降一級”之前，尚有“吏議當落職”之環節。“落職”即革職，而“降一級”袛是謫官，輕重之間，顯然經過了當時皇帝玄燁的裁決。

朱彝尊於康熙四十八年（1709）去世，身後兩位孫子（朱稻孫、朱桂孫）爲撰《皇清欽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顯祖考竹垞府君行述》（以下簡稱“《行述》”），是關於朱彝尊生平事行最早的可信傳文之一。關於此次謫官，《行述》云：“居一年，名掛彈事，吏議當落職。天子憐王父才，止左謫焉。”[9]《行述》係爲祖父而作，對被劾之事由隻字不提，而突出當朝皇帝的恩惠（“天子憐王父才”），對謫官一事，僅是輕輕帶過。

爲朱彝尊撰寫墓誌銘的陳廷敬（子端，說巖、午亭。1639—1712），係康熙朝名臣。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陳廷敬已以內閣學士身份，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起士，入直南書房；是歲十二月，丁母憂歸里。康熙二十年辛酉十一月，陳廷敬服滿返朝，復原官。其時朱彝尊已鴻博中選，任翰林檢討、《明史》纂修，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內廷，奉命主持江南鄉試（任副考官）。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正月，朱彝尊入都復命，朱、陳二人開始同朝爲官。是歲六月，陳廷敬出任《明史》總裁官；次年（癸亥）四月，升任禮部右侍郎。（以上主要參考《聖祖仁皇帝實録》。）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正月朱彝尊遭劾去官，朱、陳二人同朝爲官三年，所業相同（翰林院、明史館），而陳廷敬官階與官職均高於朱彝尊，係其上級。朱、陳二人時相過從，交誼頗深，所以朱彝尊身後，墓誌銘即由陳廷敬撰就。朱彝尊此次被劾鎸級，陳廷敬係親歷其事者，必熟知其中原委。檢陳氏所撰墓誌銘，中云：

君既以博學徵，試之殿廷，相國馮公得其文，歎曰奇才。召以檢討，充起居注、日講官。在內直間語予曰：“公直似益都，清如曲沃。”予謝不敢當。以君之賢，至今思其言，因以自策勵，其亦不得不謂之知言也歟？君雖以被劾鎸一級罷，尋復原官。[10]

陳廷敬在康熙朝以清廉剛直稱，朱彝尊以“直”“清”二字評價陳氏，並非過譽，更非面諛。陳廷敬撰寫此銘，是在康熙五十年辛卯（1711）春，其時官居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康熙朝後期政局因涉及黨爭，更加風譎雲詭，陳廷敬雖位極人臣，然而高處不勝寒，爲故人撰寫墓銘之時，必思慨萬千。其中涉及朱彝尊被劾去官之事，僅以“被劾鎸一級罷”一筆帶過，而緊接以“尋復原官”，以示其速（實際上距康熙二十九年復原官，中間尚有六年之久），顯然不願多談。其中隱情，頗值玩索。

以上所徵，均是清人所撰朱彝尊傳記文獻。綜合起來看，關於此次“美貶”，下列信息可以考知：

（甲）起因：朱彝尊因撰寫《瀛洲道古録》，以楷書手（“小胥”）自隨，“入內”“録四方經進書”。

（乙）被劾：“忌者”潛請牛鈕上奏參劾（“形之白簡”），“名掛彈事”。

（丙）處分：“吏議當落職”。

（丁）結果：“奉旨降一級”、“鎸一級罷”。

由以上記述，知此次“美貶”之事，雖能得其大概，然而尚有更多疑問有待解答：朱彝尊身爲翰林檢討、《明史》纂修官且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內廷，抄書不過是常事、小事，何以上級竟大動干戈，必欲逐之而後快？鼓動牛鈕參劾的所謂“忌者”，又是何人？既云“降一級”，又云“罷”，其真相又當如何？要回答上述問題，需要進一步考察更爲直接、可靠之文獻。朱彝尊本人之記述，因此最爲關鍵。

（二）朱彝尊本人記述

如前所述，康熙甲子正月之被劾、“美貶”，是朱彝尊生平中遭遇的重大挫折之一。對於此事，朱彝尊自然耿耿於懷，雖無專文記載，而至少于五篇文章內，從不同角度予以述及。

（1）《騰笑集序》：“明年正月，天子召入南書房，賜宅景山之北、黃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掛彈事，吏議當落職。天子宥之，左謫其官。”[11]

按：序中“明年”指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居一年”則康熙甲子（1684）。上揭《行述》中“名掛彈事”“左謫”二語即本于此，《行述》与《年譜》中“吏議當落職”一語，亦出于此。

（2）《鵲華山人詩集序》：“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録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流覽，恒資以爲詩材。於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隘，惟自喻於心焉。”[12]

按：朱彝尊此序自稱“中年好鈔書”，於公私藏書，“必借録之”。朱氏晚年聚書達八萬卷，顯然經過長期之積累。文中“能識四體書，間作小詩、慢詞”之“小史”，即前揭之“小胥”、“楷書手”。從“日課其傳寫”來看，二人既有師生之誼，又有主僕之行。序中所謂“院長”，即前揭之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受幕後“忌者”之鼓動而參劾朱氏。

（3）《書櫝銘（並序）》：“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録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恒產，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遍讀也。作銘曰：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13]

按：朱彝尊作銘自賞，私密性強，顧忌較少，因而能於“美貶”之細節，有更多披露。前揭之“小史”“小胥”，即此序所載之“楷書手”王綸。其人不僅善楷書，還善小詞，所以受到陳維崧（其年，迦陵。1625—1682）的擊節讚賞。（陳維崧亦應博學鴻儒之徵，試列一等，授檢討，與修《明史》。擅詞，與朱彝尊齊名，並稱“朱陳”。）抄書地點，即前揭“入內”抄書之“內”，就是明史館。知前揭楊謙所撰譜文，主要取材于此。

（4）《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書房，賜居黃瓦門左。用是以資格自高者，合外內交構。逾年（1684），予遂掛名學士牛鈕彈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調矣。”[14]

按：此文題中之“嚴君”與文內之“潘君”，分別指無錫嚴繩孫（蓀友，藕蕩漁人。1623—1702）與吳江潘耒，均是應徵博學鴻儒、“以布衣試入選者”（見前揭《清史列傳》）。朱彝尊同嚴繩孫既屬同年，又於康熙辛酉（1681）二月，同充日講官，知起居注[15]，交誼非同一般。在爲故友所作銘文中，朱彝尊揭出“被劾”的真正原因，即在於“用是以資格自高者，合外內交構”。

（5）《竹垞老人尺牘·與卜陳彝》，中云：“弟遭謡諑左遷，需補末期，羅雀之門，惟與簦笠故人談經索句，杜陵所謂‘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也。”[16]

按：“謡諑左遷”四字，實際道出了遭遇“美貶”的原因；“需補末期”，則寫作此信時，尚未補官；“羅雀之門”，形容“左遷”後門庭冷落；“談經索句”，謂孜孜於學術，著述不已。

以上五篇文章，寫作需求、情境及文體互有不同，對“美貶”之事，朱彝尊亦從不角度有所述及，而各有保留。如合而觀之，則“美貶”之事實脈絡，大致可明。携書手王綸入明史館抄書，僅是表面原因，實際原因則是“忌者”之“謡諑”，即“用是以資格自高者”之“合外內交構”。關於“被劾”的後果，朱氏本人則有以下說法：

（甲）謫官。“左遷”、“左謫其官”。

（乙）罷官。“吏議當落職”、“遂罷予官”、“奪儂七品官”、“爲院長所彈去官”。

“謫官”與“罷官”，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所謂“謫官”，指降低官職品級（“鎸級”），但仍有繼續供職之可能；而所謂“罷官”（“落職”、“奪官”、“去官”），則指罷免官職，失去繼續供職之機會。此次“美貶”，“吏議當落職”，即是罷官；由於玄燁的干預（“天子宥之”），以“左謫”（“降一級”）了事，即是謫官。但核其實際，直至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補原官爲止，在長達六年的時間內，朱彝尊雖長居京師，而並未能在翰林院任職，更無入內侍直之機會。事實表明，此次“美貶”，實際上是以謫官爲名（可以顧全體面），行罷官之實。上揭朱氏傳記及其本人記述不一，均各得其部分事實。比較而言，親歷其事的陳廷敬雖在文中一筆帶過，而“被劾鎸一級罷”六字，最得其實，精準至極。

二、“美貶”事因考

朱彝尊因携書手入史館抄書而被劾去職，牛鈕所奏理由極爲牽強。記載“美貶”之事的陳康祺，即在其《紀聞》中不無質疑：“帶僕入直，京官常事，豈獨竹垞一人？”[17]翰林檢討、《明史》纂修官都是一時之選，抄書、纂書，實爲文官本分。入館抄書，不過是牛鈕欲加之罪的藉口。朱彝尊本人所言“忌者”（“以資格自高者”）之“謡諑”，纔是被劾的真正起因。

那麽，朱彝尊因何遭忌？又爲何人所忌？王士禛《居易録》指出：

朱竹垞先生在翰林詠史云：“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内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因此爲人所嫉。[18]

王士禛（子真、貽上，阮亭。1634—1711）同朱彝尊俱以詩名當時，並稱“南朱北王”。二氏“交深于把臂之前，而情洽于布衣之好”[19]，在京師過從較多，王氏所記，頗可信據。陳康祺則將此詩同罷官事相聯：“竹垞先生官翰林時，詠史云（引按：同上揭，從略）。當時或因天禄祕書，編纂不預，坊局華選，薦擢不公，故先生藉此抒感。而讀是詩者，謗議横生，不久遂湖山放廢矣。”[20]近人孟森先生（蒓孫，心史。1869—1937）撰《己未詞科録外録》，發明博學鴻儒史實甚多，直將其人指爲高士奇：

竹垞以《詠史》二絕，爲人所嫉，此自是當時事實，然未明言嫉者何人，今按詩中所指，乃高士奇耳。士奇與勵杜訥，先以善書直南齋，鴻博試後，明年，高、勵俱以同博學鴻儒試，士奇由中書超授翰林侍講，杜訥由州同超授編修。……竹垞詩自謂以文字享盛名者耳。其詩言：“漢皇將將屈群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謂鴻博之外，復有同鴻博，學問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韓陵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此猶可知其爲士奇矣。……蓋士奇本不學，又自以文學侍從，爲時君所特眷，不能不多以造述自表見。因而分其苞苴所得，養門客以爲捉刀人，得失則又各聽其所自爲，己並不能加以識别。以此上結主知，特賜博學鴻儒爲出身，豈非己未同徵之玷？竹垞輩書生結習，未能因勢利而澹忘，宜其以口語得過矣。[21]

孟先生注意到布衣出身之三鴻儒（嚴繩孫、朱彝尊、潘耒），同于康熙二十三年出館，“藕漁已六十二，以老丐去得允，最爲善罷。稼堂甄别去。竹垞鎸級，越六年乃復原官。雖皆爲牛鈕所劾，而竹垞之遭忌以咏史詩，所開罪者高澹人”[22]，顯然認爲朱彝尊本年鎸級，是因爲朱氏作詩以諷，因而開罪於高士奇。

上揭諸家所引之“詠史”詩，見於《曝書亭集》卷十三，題作《詠古》。對於學界將此詩視作朱氏甲子罷官直接原因的觀點，朱則杰先生有精彩之辨駁：

按此題兩首詩歌，名曰“詠古”，實含牢騷。聯繫朱彝尊的生平經歷以及詩歌的大致寫作時間來看，大約與其在翰林院供職前後的某種遭遇有關，這一點應該可以斷定。但歷來頗有一些論者，將此題進一步坐實為朱彝尊罷官的直接原因，則值得懷疑。……考朱彝尊於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舉博學鴻詞科，授任翰林院檢討，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784）以違例帶人入內廷抄書而被罷官；此後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1690）官復原職，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以疾引歸，從此不復出仕。而據《曝書亭集》內部詩歌編年，此題《詠古二首》作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爲第一次罷官之後，又在第二次復官之前，因此顯然不是罷官的直接原因。當然，《曝書亭集》詩歌編年難免也存在一些錯誤，但假如此題真的關係如此重大，那朱彝尊是絕對不可能把寫作時間記錯的，除非他在編集時存心要回避這個問題。[23]

雖然《詠古》詩並非康熙甲子朱彝尊被劾“美貶”之起因，但孟森先生所揭示之種種鴻儒困境，頗合當時之真實；高士奇的確也是朱彝尊遭劾之重要推手（詳下）。同僚（“忌者”“以資格自高者”）之妒忌與謡諑，正是朱彝尊被劾去官的真正起因。

朱彝尊遭到同僚忌妒，至少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事實：一方面，朱彝尊才華橫溢，文名遠播；另一方面，朱彝尊受到康熙帝玄燁之重視，不斷受到親近與拔擢。朱彝尊曾祖朱國祚係前明武英殿大學士、户部尚書，祖父朱大競官至楚雄知府：可謂身出名門。朱彝尊早歲先後入朱氏家塾、譚氏家塾讀書，受塾師、第八叔父朱茂晥（子芾，芾園、明農。1607—1672）之教導，棄時藝而習古文，研讀《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詞》《文選》等元典，開啟以讀書治學而自立的人生取徑^{^[24]}。朱彝尊天姿穎異，有“過眼即能覆誦”（《行述》[25]）之能；復經苦學，青年時即以詩名，與同里詩人沈進、李良年等並稱“朱沈”、“朱李”。抗清失敗後，朱彝尊落拓江湖，奔走四方，結交前明遺民（如屈大均、顧炎武、李因篤等），復謀食于曹溶、王顯祚、劉芳躅、龔隹育等大吏之幕，其擅詩詞、工古文之文章才華，受到當時士林廣泛之認可與讚譽。如清初三大家之首的顧炎武（寧人，亭林。1613—1682），于其《廣師》篇内激賞云：“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26]顧炎武復有《朱處士彝尊過余太原東郊贈之》詩一首：

詞賦雕鎸老，河山騁望頻。末流彌宇宙，大雅接斯人。世業推王謝，儒言纂孟荀。書能搜五季，字必準先秦。攬轡長城下，回車晉水濱。秋風吹雁騖，夜月臥麒麟。王盌人間有，珠襦地上新。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與爾皆椎結，於今且釣緡。羈心縈故跡，殊域送良辰。草沒青驄晚，霜浮白墮春。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27]

顧炎武、朱彝尊二人俱以抗清爲職志，失利後同樣奔走於江湖。顧炎武以天下爲己任，考察山川形勝；朱彝尊重拾學術之路，醉心古學。康熙五年（1666），兩人相遇於太原[28]，並馬長城，回車晉水，訪古問遺，契合無間。顧炎武此詩直抒胸臆，近於白描，而兩位奔波於風塵之中的文儒形象，躍然紙上。朱彝尊能於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被薦博學鴻儒，主要在於其過人的文章才華與士林聲譽，而不僅僅是作爲前明貴胄之後的布衣身份。

作爲一代雄主，玄燁下令徵召博學鴻儒，籠絡漢族傑出士人，以消彌反清思想，展露出高明的政治手腕。在應徵諸人中，朱彝尊是最受玄燁矚目的人物之一。康熙戊午（1678）九月，朱彝尊于家書中云：“我到京後，朝廷又問過葉、高諸人幾次，並大官進場，朝廷都曉得的。奈文章雖人人叫好，不中試官意，如何？明中堂相見，待我甚好。據彼竟云朝廷第一注意是我。”[29]“朝廷”顯然指玄燁，“葉、高”指葉方藹、高士奇，“大官”指朱彝尊次子朱昆田，“明中堂”即時任武英殿大學士的明珠（1635—1706）。朱彝尊同明珠之子納蘭性德（容若，楞伽山人。1655—1685）是至交，因此得以見到明珠，“第一注意是我”的消息顯非自炫。朱氏友人、理學名家陸隴其（1630—1693），在其戊午（1678）九月八日之日記中云：“義山來言……朱錫鬯，朝廷屢問及，于薦舉諸人中最爲赫然。”[30]“義山”即陸葇（次友、義山，雅坪。1630—1699），原名世枋，早歲與朱彝尊在譚氏家塾中共讀，同受業于朱茂晥。陸葇係康煕丁未（1667）進士，當時也是被薦鴻儒之一，朝中故人既多，消息自然靈通。以上二例，足見徵召博學鴻儒是當時朝政中的一件大事，朝野上下對此極爲關注，而玄燁對朱彝尊的情況（包括其子應試等）顯然頗多注意。

玄燁對朱彝尊的青睞，表現在博學鴻儒選拔上。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三月一日，應徵與試者一百四十三人，在太和殿考試。關於此次考試及閱卷情況，朱彝尊在家信中有所記述：

我於三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試。是日賜宴體仁閣下，上遣侍衛蘇大取我草稿進看，看訖發出。上次鄮州，束卷親閱，將我卷及汪苕文卷折角記認，注意甚專。……上意尚眷我與嚴蓀友两人，或有恩遇，未可定也。[31]

後於《腾笑集序》中記其事云：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於朝，召試體仁閣下，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起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32]

玄燁親閱試卷，還將朱彝尊與汪琬（苕文，鈍庵。1624—1690）試卷“折角記認”，足見關切。考試結果，朱彝尊試卷被評爲上上卷，列名一等，與李因篤、潘耒、嚴繩孫等四人（人稱“四大布衣”），均以布衣中選，授翰林檢討，“俱充史館官，纂修《明史》”[33]。

朱彝尊博學鴻儒中試後，不斷得到玄燁的任用、拔擢與賞賜。試觀下表（據拙撰《朱彝尊年譜》製成。上標數字指該譜頁碼）：

據此可知，朱彝尊自康熙十八年五月出任翰林檢討、《明史》纂修官起，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被劾罷官止，在不足五年的時間內，屢次受到玄燁的任用、拔擢與賞賜，仕途可謂一帆風順。就任用而言，玄燁令朱彝尊纂修《明史》，任廷試讀卷官，外放江南鄉試副考官，復充《一統志》纂修官。就拔擢而言，玄燁令朱彝尊充日講起居注官，侍直瀛臺，供奉南書房。其中充日講起居注官（合經筵日講官與起居注官二職而言），雖不是職級上的晉升，卻最爲關鍵，是侍直瀛台、供奉南書房的前提條件。擁有該身份，就有了每日晉見玄燁、“備顧問著作之選”的機會。就賞賜而言，玄燁屢次令朱彝尊侍宴，賞賜各種物品，並賜禁中騎馬、賜居禁垣等各種禮遇，可謂青睞有加。

以上種種，朱彝尊均恭紀以詩。如《曝書亭集》卷十一《二十日召入南書房供奉》詩：

本作漁樵侶，翻聯侍從臣。迂疎人事減，出入主恩頻。短袂紅塵少，晴牎緑字匀。願爲温室樹，相映上林春。

又《恩賜禁中騎馬》詩：

魚鑰千門啟，龍樓一道通。趨翔人不易，行步馬偏工。鞭拂宮鴉影，衣香苑柳風。薄遊思賤日，足繭萬山中。

賜禁中騎馬，係玄燁優禮、籠絡臣工之手段，清人筆記於此津津樂道。如王士禛《分甘餘話》卷四“南書房”條：“大内南書房在乾清門内西廊下，内直翰林官居之，其出入皆奉旨由某門侍衛某人導引伴送。壬戌後，特旨内直官許於禁中乘馬至所出入之門，故朱簡討彝尊《紀恩詩》云：‘迴思身賤日，足繭萬山中。’葢異數云。”[34]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二“擇詞臣入備顧問”條：“康熙十二年，上命擇詞臣醇謹有學者備顧問。張文端公英以編修充講官，首被是選。十六年始立南書房，特選公侍講學士，使領其事。”[35]又同卷“賜紫禁城騎馬”條：“本朝優禮耆臣，有賜紫禁城騎馬之制。受賜諸臣，多用二人舁小椅乘之，非皆騎馬趨朝也。……尤爲養老尊賢之曠典。”[36]玄燁給予朱彝尊禁中騎馬之禮遇，其親近、拔擢之意，不言自明。

朱彝尊以布衣之身出任翰林檢討，獲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南書房，其官場上升態勢，頗爲突出。試以同時獲日講起居注官諸人之仕履爲例。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二月初九日，“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在豐、侍講湯斌、檢討秦松齡、編修曹禾、檢討朱彝尊、嚴繩孫、左春坊左贊善徐乾學、編修王頊齡、檢討潘耒，充日講起居注官。”[37]玄燁欽點之九人中，除三布衣（另二人爲嚴繩孫、潘耒）外，還有孫在豐、湯斌、秦松齡、曹禾、徐乾學、王頊齡等六人（以下按科第先後排列。仕履主要依據《清實録》及各人傳記資料）：

湯斌（孔伯，潛庵、荆峴。1627—1687），順治九年壬辰（1652）進士，授弘文院庶起士。十一年（1654）任國史院檢討，次年任潼關道副使，十五年（1658）任江西布政使司參政。康熙十八年鴻博試後，授侍講。二十年，與朱彝尊等同時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典試浙江。次年，以侍讀兼任《明史》總裁官。二十二年（1683），命直講筵，纂修兩朝《聖訓》。（參徐乾學所撰《工部尚書湯公神道碑》[38]。）

秦松齡（留仙，對巖。1637—1714），順治十二年乙未（1655）進士，授庶起士。十四年（1657）八月授檢討。後罷歸。康熙十八年博學鴻儒中選，授檢討。二十年，與朱彝尊等同時充日講起居注官，出任江西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1683），任《平定三逆方略》纂修官。後升左春坊左諭德，並於二十三年（1684）八月，任順天鄉試主考官[39]。

曹禾（頌嘉，峨嵋。1637—1699），康熙三年甲辰（1664）進士，官內閣中書。十一年（1672），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八年博學鴻儒中試，授編修。二十年，與朱彝尊等同時充日講起居注官，出任山東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二月，任太宗、世祖《聖訓》纂修官。後升庶子，於二十五年任《一統志》纂修官[40]。

孫在豐（屺瞻。1644—1689），康熙九年庚戌（1670），殿試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內國史院編修。次年四月，充日講官。十一年（1672），充順天武鄉試主考官。尋升侍講。次年，升侍讀學士。二十年，與朱彝尊等同時充日講起居注官。次年六月，兼任《明史》總裁官。二十二年十二月，以內閣學士出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兼任禮部侍郎。（參徐乾學《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孫公神道碑銘》[41]。）

徐乾學（原一，健庵。1631—1694），康熙九年庚戌（1670），一甲三名進士，授內弘文院編修。十一年，主順天鄉試。十五年，升右贊善，丁母憂歸。十八年，服滿補原官。次年，以左春坊左贊善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年，與朱彝尊等同時充日講起居注官。次年，充《明史》館總裁。二十二年，任太宗、世祖《聖訓》纂修官。二十三年十二月，升詹事府詹事。（參韓菼《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徐公行狀》[42]。）

王頊齡（顓士，瑁湖。1642—1725），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進士，授太常博士。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與鴻博試，授編修。二十年，與朱彝尊等同時充日講起居注官，任順天武鄉試副考官。二十二年癸亥（1683），任《平定三逆方略》纂修官，遷右贊善。二十三年甲子（1684）四月，遷侍講，充福建鄉試正考官[43]。

以上六人，均係科甲出身，步入官場均較朱彝尊、嚴繩孫、潘耒三人爲早。獲得此次充“日講起居注官”的機會，湯斌用時最長，距其步入仕途，已長達三十年；王頊齡用時較短，也有六年之久。朱彝尊等三人鴻博中試僅三年，即獲得“充日講官，知起居注”[44]的機會，可謂迅速。其時經過玄燁苦心經營，內閣權力日漸弱化，南書房逐漸成爲議事中樞、帝國權力中心之所在。能在南書房供奉（入直），被玄燁拔擢、重用的可能性即大爲增加。正是此一積極晉升的態勢，使得朱彝尊等招致同僚之忌妒，“用是以資格自高者，合外內交構” [45]。朱彝尊遭遇“美貶”（其實是黯然罷官），其緣由正在於此。

三、“以資格自高者”考

如上所論，同僚忌妒、“外內交構”，是朱彝尊遭致“美貶”的實際原因，而牛鈕之奏劾，顯然出於“忌者”“以資格自高者”之指使。那麽，“忌者”“以資格自高者”，究係何人？由於“美貶”一事，雖爲士林所樂道，卻涉及當事人隱私，因此，在當時士人之詩文集內，罕有記述。不過，朱彝尊“以資格自高者”之語，卻透露出一絲消息，那就是，“忌者”之身份，必非同爲布衣出身的嚴繩孫與潘耒，而是資歷較三人爲深者，應即科第出身的翰林，而且是在博學鴻儒考試之前即已取得進士身份的翰林。上揭同一批獲任“日講起居注官”的孫在豐等六人，其年資（指出仕時間，而不是年齡）都比朱彝尊等爲高。實際上，在朱彝尊供職的翰林院與明史館，進士出身者比比皆是，尤其以掌院學士與明史館總裁二職，均由“資格”較朱彝尊等更高的文官充任，更有成爲幕後“忌者”之可能。

滿清以關外少數族群入主中原，在政治架構上主要因襲明制，而在重要官職上，實行滿漢雙員制，因此，翰林院既有滿掌院學士，也有漢掌院學士。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等博學鴻儒入職時，滿、漢掌院學士分別爲喇沙里、葉方藹。喇沙里是冬病故，由庫勒納接任。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庫勒納升任刑部右侍郎，掌院學士一職，由詹事府詹事牛鈕接任（兼禮部侍郎）。康熙二十年（1681）十一月，葉方藹升任刑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獲補原官（兼禮部侍郎）。二十二年（1683）四月，陳廷敬升任禮部右侍郎，掌院學士一職，次月由張玉書接任（兼禮部侍郎）。十二月，張玉書任禮部右侍郎，調內閣學士孫在豐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以上據《聖祖仁皇帝實録》卷八一至卷一一四。）可見，朱彝尊自出仕以迄罷官，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先後經歷七人，而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罷官時，掌院學士則爲牛鈕、孫在豐二人。那麽，幕後鼓動牛鈕彈劾朱彝尊的“以資格自高者”，除潘耒、嚴繩孫二布衣出身者外，其他進士出身的翰林，尤其同充日講起居官的六人，均有其可能[46]，其中又以擔任掌院學士的孫在豐，更有可能。

不過，康熙朝寵臣李光地的記載顯示，鼓動牛鈕彈劾的“忌者”“以資格自高者”，即幕後實際推手，可能並非孫在豐，而是另有其人。李氏《榕村續語録》云：

澤州語予曰：“當日潘次耕、朱錫鬯在南書房，與高澹人不過詩文論頭略不相下，澹人便深銜之。一日語予曰：‘如此等輩，豈獨不可近君，連翰林如何做得！’予曰：‘如此等人，做不得翰林，還有何人可做？次耕略輕些，至朱錫鬯還是老成人。’高往年還在監中考，爲吾所取，稱老師。是日，便無復師生禮，忿然作色曰：‘甚麽老成人！’將手爐竟擲地，大聲曰：‘似此等，還說他是老成人，我斷不饒他！’”[47]

李光地（晉卿，厚庵、榕村。1642—1718），康熙九年庚戌（1670）第五名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係康熙朝理學名臣。李光地於康熙十九年八月至京，任內閣學士；二十一年五月乞假送母歸里，至二十五年返京[48]。李光地與朱彝尊等同朝爲官，不足三年，當朱彝尊被劾罷官之時，李光地並不在朝中。因此，李光地上述記載，係從陳廷敬（澤州人）口中聽得。陳廷敬曾任翰林院掌院學士，于朱彝尊遭劾罷官之際，任禮部右侍郎而兼明史館總裁，屬於朱彝尊上級；朱、陳二人，交誼頗篤（朱氏殁後，墓志銘即出陳手），因此陳廷敬對當時情形，顯然十分清楚。陳廷敬、李光地二人，深受玄燁信任，均拜文淵閣大學士[49]，共事時間較長，相處融洽（後來陳廷敬墓誌銘，即出李光地之手）。作爲後輩，李光地對陳廷敬深爲推服[50]，所記陳氏之言，頗爲可信。

文中忌妒朱彝尊、潘耒（字次耕）文章才華的“高澹人”，就是前文孟森先生所指出之高士奇（澹人，瓶廬、江村。1645—1703）。高氏國子監生出身，以書寫優長，供奉內廷，深受玄燁寵信，成爲近臣，授詹事府録事，遷內閣中書，食六品俸，賜居西安門內。康熙十九年（1680），特賜同博學鴻儒科[51]，授額外翰林院侍講；二十二年，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三年，遷右春坊右庶子，尋擢翰林院侍講學士[52]。升遷之速，超過一般進士出身的翰林官員。

李光地《榕村續語録》復記云：

朱錫鬯忽點講官，東海恐其至南書房踞其上，遂嗾人爲上言其毫無所知，動不得筆，而人又輕躁。遂乃斥去。嚴見時勢乃爾，亦辭去。東海彼時，但見翰林有一人考向前，或上偶獎一語，立刻便禍之，使去位。[53]

文中所稱的“東海”，即上揭之徐乾學（“東海”指徐州，當時用以指徐氏）；“嚴”指嚴繩孫。作爲政治對手，李光地對徐乾學的弄權手段多形諸筆墨。徐乾學係康熙九年庚戌（1670）進士，二十二年即出任明史館總裁，屬於朱彝尊上級；後由詹事歷升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左都御史、刑部尚書，仕途順利。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二月，徐乾學同朱彝尊等凡九人同充日講起居注官。對此，徐乾學顯然大爲忌恨，於是嗾使他人（即當時掌院學士牛鈕）出面彈劾，詆毀朱彝尊“毫無所知，動不得筆，而人又輕躁”。以上三點，可能就是朱彝尊所謂“以資格自高者”“謡諑”之内容，當然並無根據。朱彝尊于嚴繩孫墓誌銘中稱：“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恒屬三布衣起草。”[54]其治學以博雅見長，爲修《明史》而七次上書總裁（見《曝書亭集》卷三十二），識見超卓。曾任明史館總裁的陳廷敬，即稱讚朱氏“蛟龍騰彩筆，鸞鳳上華箋”[55]。徐乾學何以竟攻其“毫無所知”？朱彝尊擅詩詞，工古文，文章才華，早已流播士林，顧炎武且已稱譽在前（“文章爾雅”），身爲顧氏外甥的徐乾學，如何竟稱其“動不得筆”？顧炎武身陷濟南獄中，朱彝尊與徐氏兄弟等並力施救[56]，所以顧氏又有“宅心和厚”之評；陳廷敬眼中的朱彝尊也是一位“老成人”，何以在徐氏口中，竟至於“輕躁”？巧織構陷，竟至於是。

事實上，對朱彝尊“合外內交構”的“忌者”“以資格自高者”，尚不止高士奇、徐乾學二人。“謡諑”、“美貶”之奏效，實與當時翰林風氣息息相關。

四、“美貶”與康熙朝翰林風氣

朱彝尊應徵博學鴻儒之前，曾四次入京師，同徐乾學、高士奇等相識，頗相過從。康熙十年（1671）正月，應何元英請，朱彝尊同高士奇等會飲于刺梅園松下。康熙十二年正月，朱彝尊應邀爲高氏《城北集》作序。十四年三月，復應何元英請，同高士奇等會集于刺梅園。康熙十六年，朱彝尊隨幕主龔隹育南下江寧，行前向高士奇道別。次年九月，同應博學鴻儒之徵而至京師的朱彝尊、嚴繩孫，還一同前往高士奇處夜話，受到高氏熱情接待，並以“相勸一尊須盡醉，看君同上九霄梯”的詩句相勉勵。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爲高氏《江村圖》題詩二首[57]。至於徐乾學，朱彝尊結識更早。順治七年（1650），江南文人舉行十郡大社，雲集嘉興南湖，朱彝尊隨叔父朱茂晭前往，徐乾學也在參加之列；其時朱彝尊二十二歲，徐乾學二十歲。康熙十二年癸丑（1673），徐乾學因主試順天漏取漢軍卷，被劾還籍，朱彝尊前往送行，有《和韻送徐編修（乾學）還昆山》詩[58]。朱彝尊未出仕以前，落拓江湖，歷遊大吏之幕，交遊極爲廣泛，文名遠播，徐乾學、高士奇等，均樂與之結交。彼此詩文唱和之什頗存，均不失文士本色[59]。

朱彝尊應徵博學鴻儒，授官檢討，與修《明史》，身份驟然改變，與徐乾學、高士奇等，同朝爲官，份屬同僚。對於朱彝尊等應徵至都者，徐乾學傾心結交：

刑部尚書昆山徐公……某通籍後，公相遇特厚，嘗合史館一十六人，月一會飲，脫略先後輩禮，歡然靡間。十年以來，聚者日散。某以檮昧自棄聖世，公獨不以爲嫌，有述作輒相示，得異書輒以借觀，妗契更倍於囊昔，蓋花月宴遊，未嘗不隨公之履絇焉。[60]

“月一會飲，脫略先後輩禮，歡然靡間”，足見當時唱和之頻繁、相聚之歡然。

朱彝尊授官後，高士奇也多有過從。康熙十八年六月末，高士奇同朱彝尊、嚴繩孫、潘耒等三大布衣中選授官者一起，送另一位布衣中選者李因篤回鄉，賦詩話別（高氏有《李天生檢討將歸關中同嚴耦漁朱竹垞潘稼堂李武曾小齋話別》詩四首）。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四日，朱彝尊與乾清宮宴，高士奇負責傳諭。朱彝尊本年還受高氏之請，爲其《扈從東巡日録》作序，內稱“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61]。

在朱彝尊龐大的學術交遊網絡中，徐乾學與高士奇代表了兩種類型：徐乾學科第出身，靠讀書而獵取功名；高士奇以異能（書寫、博學）見結主知，成爲近臣[62]。朱彝尊同徐乾學相交於未第之前，其後一直保持交誼。高士奇爲官雖早，而對於文章才華傾動一時的朱彝尊，亦樂於交接。三人身份不同，處境各異，而詩酒唱和之間，均不乏文人意趣，葆其本色；即使朱彝尊由布衣而一躍成爲翰林檢討、《明史》纂修官，彼此亦來往不絕，頗具同僚之誼。文士之交、同僚之誼，奠定了朱彝尊同徐乾學、高士奇之間的交遊基調。

但是，康熙二十年（1681）二月，朱彝尊同徐乾學等共九人同時被任命爲日講起居注官之時，朱彝尊、嚴繩孫、潘耒三位布衣出身的翰林檢討，受到玄燁重用的態勢十分明顯，立即引起了包括牛鈕、徐乾學、高士奇等在內的一衆官僚的妒忌。作爲當事人，朱彝尊自然能感受到周圍官場的微妙變化，所謂“合外內交構”，當即起於此際。在徐、高等人看來，此時朱彝尊等人已經成爲官場上的競爭者。于是，文士之交、同僚之誼開始讓位於禄利之爭。前揭高士奇之“忿然作色”，徐乾學之巧言構陷，其實都是禄利之爭使然。翰林院是清廷重要的人才儲備機構，與選者都是當時精英人物，不少大臣（如陳廷敬等）即起步于此。但論其間之人物關係，雖然不乏文人之交、同僚之誼，卻也同時面臨禄利之爭。一面是詩酒唱和、花月宴遊，一面是交結植黨、羅織構陷：以上兩個方面，實爲當時翰林院一衆精英之真實生存狀態。

鄧之誠先生《清詩紀事初編》卷七“徐嘉炎”條稱：“讀徐嘉炎《玉臺詞自識》，乃知兩人以爭名成隙”，“彝尊爲掌院學士牛鈕所劾，由徐乾學、高士奇嗾使。嘉炎以宗叔事乾學，或有抑揚其間”[63]。徐嘉炎（勝力，華隱。1631—1703），秀水人，與朱彝尊既同里，又同舉鴻博一等、入館修史，頗有過從[64]。《玉臺詞自識》即徐嘉炎《玉臺詞跋》，自稱與叔父徐善“幼聯研席，自相師友。叔長于五七言艷詩，余喜爲駢體四六文字。其于詩餘，則猶伯仲也”。“會同里矜材抒藻之士，馳游廣採，獨負盛譽，一時從驥尾者皆爭爲傳會，以博名高。余以爲晉楚在望，既不欲執鞭弭以備魯衛，復不能捧盤盂而甘邾莒。穎韜箋裂，托隱已爾。”[65]則在里居、未仕之前，徐嘉炎即對“獨負盛譽”的朱彝尊，頗存意氣之爭。朱彝尊任經筵日講官，入直内廷，受到一衆同僚之妒忌，徐嘉炎自然在其列（徐氏自跋《玉臺詞》，固有“時俗爭名，仕途猶爾”之識）。在朱彝尊日漸受到玄燁親近之時，徐嘉炎則一直寂寂于史館，直至朱彝尊罷官之次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戊戌（初九日），方充任《政治典訓》纂修官[66]。徐嘉炎之文名、聲望均低于朱彝尊，因此，雖然徐嘉炎或有“抑揚”于徐乾學之前，而朱彝尊所謂“以資格自高者”，顯然並不包括徐嘉炎，而是另有所指。

那麽，朱彝尊所謂“忌者”“以資格自高者”，究係徐乾學，還是高士奇？表面上，徐乾學、高士奇的確符合“合外內交構”之“外”與“內”（此就同玄燁之親近關係而言），有聯手之可能性；實際上，當時對朱彝尊等三大布衣進行構陷、傾軋者，不僅徐、高二人必在其列，掌院學士牛鈕、孫在豐二人，也應參與其中。陳康祺指出：

康祺按：大科初開，廷臣原議處以閑曹，如中行、評博之類。聖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詞館中以八股進身者，咸懷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朱、潘兩檢討，尤負盛名，宜牛鈕亟思鋤去也。不然，帶僕入直，京官常事，豈獨竹垞一人？品學若稼堂，尚玷講官，誰復勝簪筆侍書之任哉？[67]

陳康祺同治、光緒時期在京爲官十年而不得志，以切己之經驗感受兩百年前之官場風氣，對牛鈕等人“亟思鋤去”之心理，體味獨深。徵召博學鴻儒，原是玄燁籠絡漢族傑出士人、消彌反滿思想的一記妙着，一二等共五十人俱授翰林檢討，打破了既有的進人規律與升遷節奏，對翰林院內通過科第出身的進士而言，無疑造成空前的壓力。在極權統治下的專制官場，尤其講究出身與資歷。“野翰林”之目，實際上昭示著原有翰林與新晉鴻儒之間的森嚴壁壘。朱彝尊、潘耒、嚴繩孫等布衣晉升者（李因篤於康熙十八年七月即告歸），尤其成爲矚目之焦點。可以想見的是，朱彝尊等三大布衣一旦與年資較久之徐乾學等同列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内長期累積的不滿終於到達臨界點。徐乾學、孫在豐、牛鈕，均係康熙九年（1670）庚戌科進士，不僅有同年之誼，而且關係極密。徐乾學爲牛鈕撰墓誌銘，內稱“交相善也”“又相親也”[68]；爲孫在豐撰神道碑銘，中稱：“余與公同擢第，同官翰林、記注起居，同被命教習常、吉，誼若兄弟。”[69]面對“野翰林”的上升之勢，文士之交、同僚之誼已讓位於禄利之爭，聯手阻擊當是徐乾學等“以資歷自高者”之共識。

翰林院儲養人材，精英濟濟，雖係清要之地，卻也是官場，一旦涉及禄利之爭，即成是非之地。作爲主官，翰林院掌院學士的人選極爲重要。但此職於康熙十八年冬由庫勒納接任後，翰林院風氣便漸趨敗壞。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己亥（初三日），即朱彝尊遭遇“美貶”之次月，玄燁諭掌院學士牛鈕、孫在豐：

翰林院乃儲養人材之地,教習庶常,當以品行文章爲事。一切交際禮文，皆宜杜絕。近聞有饋送重禮者。庶常等俱甚寒苦,自翰墨外，不應別有所取。前拉薩禮在時，待伊等甚善,所以至今有感念者。至庫勒納以來，交際之風寖盛。爾等宜加洗剔，無負朕簡任之意。[70]

玄燁一代雄主，號稱寬仁，竟不得不下旨申誡，足證當時翰林院“交際之風”，已十分嚴重。所謂“交際”，無非交通營納，結植攀援，密佈腹心，損公自肥。清要之地，利益至上，誣構打擊，必不可少。翰林院既然如此，則當時官場風氣，實可想見。朱彝尊遭致“謡諑”、“美貶”，正是此一官場風氣之必然。

在“合外內交構”的身影中，“勢傾滿漢”的徐乾學與“呼吸風雷”的高士奇，無疑最爲觸目[71]。可作旁證的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左都御史郭琇劾高士奇“植黨營私，招搖撞騙”，“日思結納諂附大臣，攬事招權以圖分肥”[72]，玄燁遂令高士奇與王鴻緒、王頊齡（與朱彝尊同充日講起居官而資格較高之六人之一）等休致回籍。“時解任尚書徐乾學管理修書總裁事，左副都御史許三禮以士奇既奉旨回籍，乾學亦不應留京，疏劾乾學、士奇爲子女姻親，其招搖納賄，相爲表裏，有‘五方寶物歸東海，萬國金珠貢澹人’之謡。疏下吏部，以所劾無據，寢議。乾學尋以省墓回籍。”[73]乾隆四十年（1775）三月，清高宗弘曆猶云：“王鴻緒、高士奇與明珠、徐乾學諸人，當時互爲黨援，交通營納，衆所共知。”[74]其時距朱彝尊遭“美貶”去官，已近百年。清國史館將其事大書于史傳，足見徐、高等人聲名之狼藉。徐、高二氏遭劾雖在康熙二十八年，但其植黨營私、攬事招權之事，實早已有之。朱彝尊等在仕途上即將更進一步之際，徐、高二人外內相應，聯手牛鈕、孫在豐等，巧肆詆毀，終令朱彝尊止步於官場，蹉跎京師長達六年之久。直至康熙二十九年（時徐乾學、高士奇均已遭劾去職），朱彝尊方得以補其原官。

徐乾學、高士奇、牛鈕等外內相應，上下其手，謡諑得以奏效，使朱彝尊罷官去職，從根本上說，還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的政治需求。玄燁於康熙十七年正月下詔徵求博學鴻儒，號稱“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75]，其實是因爲其時三藩尚未平定（吳三桂更於是歲三月稱帝），明鄭據臺爲敵，天下遠未賓服，玄燁急需籠絡漢族傑出士人，以分化反清力量。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平定，二十二年施琅收服臺灣，前明統治區域內再無大規模的軍事敵對力量。在此形勢下，籠絡博學鴻儒的政治必要性即不再突出，朱彝尊等布衣出身的鴻儒，在玄燁的權力佈局中，自然日益邊緣化；此即識者所謂“當政本漸固之時，即竹垞爲用日輕之際”[76]也。朱彝尊面對的翰林風習與官場形勢，其實都取決於極權統治者的政治需求與文化方略。在時代大潮中，長袖善舞的徐乾學、高士奇等難免爲皇權所驅使、疏離或罷黜，作爲一代文儒的朱彝尊，也不過是沉浮其中的一枚棋子，均無法超越康熙朝的政治需求、文化方略、官場形勢而主宰個人之命運。

值得一提的是，徵召博學鴻儒，係玄燁“定天下之大計”[77]，意在分化、籠絡漢族傑出士人，“消弭士人鼎革後避世之心”[78]，“不但試中者爲第一流，即試而未中者，亦皆懷奇負異，令後人聞風而起”[79]。但聲望極高的顧炎武、黃宗羲等拒不應徵，玄燁期待的目標並没有完全達成[80]。在取中的五十人中，有四十六人已獲得清廷之科考身份（自貢生、監生、舉人以至進士不等），顯無反清之志；惟李因篤、朱彝尊、嚴繩孫、潘耒四人（號稱四大布衣），尚在清帝國體制之外。玄燁對朱彝尊等特別注意，正在於此；“當時所忌者惟三布衣”[81]者，亦在於此。因此，朱彝尊等人之出處、升降、進退，實際上是博學鴻儒政策實施效驗之表徵。時移勢易，清祚日固，朱彝尊等人之重要性，日益降低，在玄燁政治需求的天平上，漸至于可有可無。朱彝尊之“美貶”，其實意味著康熙朝博學鴻儒政策已降下帷幕，因此有其特別的象徵意義。其後潘耒之“降調”，嚴繩孫之乞休，正是時勢之所當然。

五、“美貶”對朱彝尊的影響

遭遇“美貶”，是朱彝尊人生中重大挫折之一，深刻地影響了朱彝尊的政治前景、修史事業、生活狀態與學術生涯。既遭罷官，便失去了原有職位（翰林檢討屬於從七品官），失去了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入直南書房的機會，無緣見到最高統治者玄燁，升遷更無從談起。作爲前明顯宦之後，朱彝尊對其曾祖、祖父之功業、家族清望以及前明朝廷，均有極爲深切之認同，而擔任《明史》纂修官，無疑爲朱彝尊提供了將故國之思轉化爲纂修實際的機會，提供了抗清之外的另一條報效途徑。官職既罷，也就意味著朱氏編纂之《文皇帝紀》、嘉靖諸臣傳等[82]，因此失去編入正史的可能。朱彝尊長期遊走江湖，朋友遍天下，一旦出仕做官，長居京師，則往來應酬劇增，開支頗爲不菲。在秀水老家，朱彝尊還要同時負擔弟朱彝鑒之遺孀與小弟朱彝玠兩個小家庭，再加上自己妻、子，家庭負擔極爲沉重。朱彝尊書生本色，極愛購書、抄書、讀書、著書，至晚年積書至八萬卷，構成其名山事業的文獻基礎，更是需要大筆金錢作爲支撐。官職即罷，意味著失去固定的俸禄[83]，經濟壓力空前巨大。就學術事業而言，由於無法利用史館文獻資源，許多宏偉的學術計畫（如纂修明史、注《五代史記》、編撰《瀛洲道古録》等），即因此中輟，始終無法完成。“美貶”之後的朱彝尊，顯然又一次跌入人生低谷。

儘管如此，朱彝尊卻長居京師，堅守不歸。在京期間，朱彝尊一如既往地同各類人物保持交遊。罷官後，朱彝尊爲徐乾學作壽序，爲高士奇《江村圖》再度題詩，爲其所編《菊磵集》搜集佚詩四十七首[84]。（甚至在徐乾學、高士奇失意返鄉之後，再度罷官、歸田里居的朱彝尊，還分別前往探訪二人[85]。）作爲浙西詞派的開創者，朱彝尊文思縝密，情感細膩，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對於鼓動牛鈕參劾的幕後力量，朱彝尊當能了然，前揭對於“忌者”“以資格自高者”“謡諑”之體察，即是明證。對待徐、高二氏之態度，一方面說明朱彝尊的確如顧炎武所品鑒之“宅心和厚”，寬以待人，另一方面也說明其志並不在爲官[86]，所謀者大。朱彝尊在抗清失敗之後，即重拾叔父朱茂晥爲之指引的學術之路，以文儒自期；應徵博學鴻儒，既爲生計所需，也是爲了尋找更多的政治與學術資源。此次“美貶”，使朱彝尊仕途遽然中止，但並未澆滅朱氏崇儒傳道、治學自立的人生理想。罷官之後，朱彝尊以極大的毅力與耐心留居京師，繼續構建、鞏固其強大的學術交流網絡，讀書治學，“談經索句”（前揭《與卜陳彝》），爲其編纂《經義考》《日下舊聞》等學術活動，提供強有力的文獻支撐。當然，此前玄燁之任用、拔擢與賞賜，也讓朱彝尊對玄燁滿懷期待，希望能有重新起復、纂修《明史》、大展身手的機會[87]。

六、結語

在極權君主大權獨攬的專制時代，文士之出處、官員之升降，往往取決於皇帝之政治需求、個人好惡。就康熙朝而言，滿洲權貴、軍功集團已“先據要路津”，成爲擁有特權的統治上層。在此權力格局之下，普通士人的上升空間，其實頗爲有限。無數士林精英投身官場，卻往往在滿漢之爭、禄利之爭中碌碌無爲，空耗生命；不少人結黨營私，交際納賄，鮮能潔己自好，身、名兩全。對朱彝尊遭遇“美貶”一事進行深入論析，不僅有助於考察其本人之生平事行、思想歷程，也有助於管窺康煕朝博學鴻儒之生存處境、翰林院之士林風氣。本文之旨趣，端在於此。

經本文如上探析，知朱彝尊爲士林所盛稱、流播之“美貶”，實際上是以謫官爲名，行罷官之實。“美貶”之事因，表面上在於抄書之舉，實質上由於禄利之爭，而根源上則取決於最高統治者玄燁政治需求之變化。朱彝尊作爲布衣出身的博學鴻儒，能與徐乾學等科甲出身的官僚同時充任日講起居注官，展現出受玄燁親近的上升態勢，從而招致同僚之忌妒，遭受徐乾學、高士奇、牛鈕、孫在豐等“以資格自高者”之“外內交構”、聯手阻擊。徐乾學、高士奇等同朱彝尊既結交於未仕之前，不乏文士之交、同僚之誼，卻因禄利之爭而罔顧事實，肆意詆毀，終使朱彝尊罷官去職，蹉跎京師。朱彝尊之“美貶”，既象徵着玄燁曾用心經營之博學鴻儒政策的降下帷幕，也意味着朱氏本人另一段頗爲困頓之京師生活、治學歷程的開始。

［說明：本文原刊于《古典文獻研究》第23輯上卷（鳳凰出版社，2020年12月），發表後作者略有修訂，文字以此爲準。］

*本文係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朱彝尊論學詩研究”（17BZW118）、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江蘇目録學史”（19WMB014）階段性成果。

[1]張宗友：《朱彝尊年譜》，鳳凰出版社，2014年，頁115。

[2]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十二，載其《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中華書局，1984年，頁595。

[3]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六，載《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頁125。

[4]經與《藤陰雜記》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2）相較，陳氏所引文本相同，僅“講席”原作“講官”。

[5]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八十四，中華書局，1977年，頁13339—13340。

[6]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七十一，王鍾翰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頁5776。按：“小胥録”并非書名。

[7]徐乾學：《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墓誌銘》，載其《憺園文集》卷二十七，康熙刻冠山堂印本。

[8]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載其《曝書亭集詩注》卷首，乾隆木山閣刻本。

[9]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編：《曝書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頁1034。

[10]陳廷敬：《皇清勅授徵仕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竹垞朱公墓誌銘》，載其《午亭山人第二集》卷二，乾隆壬戌于振序刻本。

[11]朱彝尊：《騰笑集》，清康熙刻本。

[12]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九，清康熙甲午（1714）刻本。

[13]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六十一。

[14]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七十六。

[15]張宗友：《朱彝尊年譜》，頁268。

[16]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編：《曝書亭全集》，頁999。

[17]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六，載《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頁125。

[18]按：此條見秦瀛《己未詞科録》卷九《叢話一》所引（清嘉慶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居易録》中未見。

[19]朱彝尊：《王禮部詩序》，載《曝書亭集》卷三十七。按：朱、王二氏初次相會于京師，時在康熙六年丁未（1667）重陽之後。（見《朱彝尊年譜》39.20條，頁155—156。）

[20]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五，載《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頁94。

[21]孟森：《己未詞科録外録》，載其《明清史論著集刊》，中華書局，1959年，頁504—506。“片石韓陵有定稱”句，《曝書亭集》卷十三作“海内詞章有定稱”。

[22]孟森：《己未詞科録外録》，載《明清史論著集刊》，頁510。

[23]朱則杰：《清詩考證》，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頁925—926。

[24]關於朱彝尊童蒙教育與人生取徑，詳張宗友《朱彝尊家學考——兼論竹垞文學與學術之起點》一文（《蘇州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

[25]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編：《曝書亭全集》，頁1032。

[26]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廣師》，載《顧亭林詩文集》（華忱之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頁134。

[27]顧炎武：《亭林詩集》卷四，載《顧亭林詩文集》，頁373。

[28]張宗友：《朱彝尊年譜》，頁142。

[29]朱彝尊：《竹垞家書三通（其一）》，載《曝書亭全集》，頁1016。

[30]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同治九年（1870）浙江書局刻本。

[31]朱彝尊：《彝尊家信十札（其二）》，載《曝書亭全集》，頁1017。

[32]朱彝尊：《騰笑集》，清康熙刻本。

[33]乾隆十二年敕撰：《皇朝文獻通考》卷四十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26。

[34]王士禛：《分甘餘話》卷四，中華書局，1989年，頁5—6。

[35]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二，載《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頁31。

[36]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二，載《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頁24。

[37]馬齊、張廷玉、朱軾等修：《聖祖仁皇帝實録》卷九十四，《清實録》第4册，中華書局，1985年，頁1190。

[38]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三十一。

[39]張宗友：《朱彝尊年譜》，頁245—246。

[40]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七十一，頁5788—5789。

[41]徐乾學：《憺園文集》卷三十一。

[42]韓菼：《有懷堂文稿》卷十八，康熙四十二年（1703）韓氏刊本。

[43]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十二，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553—557。

[44]朱彝尊：《亡妻馮孺人行狀》，載《曝書亭集》卷八十。

[45]朱彝尊：《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載《曝書亭集》卷七十六。

[46]按：朱彝尊有《送湯潛庵先生巡撫江南序》：“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爲嶄絶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載《曝書亭集》卷四十一。）湯斌獲任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其時已是朱氏罷官之後（詳《朱彝尊年譜》56.32条，頁314）。由朱氏之推服及湯斌之爲人來看，湯斌當不在“外内交構”者之列。

[47]李光地：《榕村續語録》卷十三，中華書局，1995年，頁758。

[48]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十，頁703—707。

[49]陳廷敬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四月任，李光地於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任。至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陳氏告休，前後共任達五年之久。（據錢實甫《清代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80年，頁31—34。）

[50]李光地《皇清誥授光禄大夫經筵講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說巖陳公墓誌銘》：“地爲公後輩，同在政地久”，“戊戌，光地叨恩入直，與公及京口聯事。京口綜核鉅細，日宴忘疲；公票擬餘閒，手編危坐：每兩服焉。”（覺羅石麟等監修，儲大文等纂：《（雍正）山西通志》卷二百，《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9册，頁538、540。）“京口”指張玉書（素存，潤甫。1642—1711。江蘇丹徒人），時任文華殿大學士。

[51]秦瀛：《己未詞科録》卷三，清嘉慶刻本。

[52]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十，頁684—685。

[53]李光地：《榕村續語録》卷十三，頁760。

[54]朱彝尊：《承德郎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嚴君墓誌銘》，載《曝書亭集》卷七十六。

[55]陳廷敬：《半日村即事述懷寄朱竹垞》，載其《午亭文編》卷二十，康熙四十七年（1708）林佶序並寫刻本。

[56]張宗友：《朱彝尊年譜》，頁163。

[57]以上分别見《朱彝尊年譜》頁185、202、211、220、229、297。

[58]以上分别見《朱彝尊年譜》頁46—47、202。

[59]徐乾學《高侍講扈從東巡日記序》：“因事著述，文人事也。……漢唐以後，好文之天子，亦盛選文士，列置禁近，遇有巡游則從之，以備顧問。”（《憺園文集》卷十一。）可見對“文人”“文士”之身份，極爲認同。

[60]朱彝尊：《徐尚書壽序》，載《曝書亭全集》，頁953。

[61]以上分别見《朱彝尊年譜》頁254、285、291。

[62]按：高士奇流落京師，賣字餬口，後爲權臣索額圖某奴之門客，經索額圖保薦而受寵於玄燁。索額圖爲高士奇傾害，身死宗人府，全家被其禍。詳謝國楨《清初順治康熙間之黨爭》内“高士奇傾害索額圖事”一節。（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中華書局，1982年，頁115—117。）

[63]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七，中華書局，1984年，頁753。

[64]按：順治十八年（1661）秋，朱彝尊偕屈大均訪徐嘉炎于南州草堂（《朱彝尊年譜》33.29條，頁108）。朱、徐既同鄉，此前必已相識並有過從。

[65]徐嘉炎：《抱經齋詩集》卷十四，康熙三十八年（1699）刻本。

[66]馬齊、張廷玉、朱軾等修：《聖祖仁皇帝實録》卷一百二十一，《清實録》第5册，頁277。

[67]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六，載《郎潛紀聞初筆二筆三筆》，頁124—125。

[68]徐乾學：《資政大夫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牛公墓誌銘》，載《憺園文集》卷二十七。

[69]徐乾學：《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孫公神道碑銘》，載《憺園文集》卷三十一。

[70]馬齊、張廷玉、朱軾等修：《聖祖仁皇帝實録》卷一百十四，《清實録》第5册，頁178。

[71]李光地《榕村續語録》卷十三：“徐健庵勢傾滿漢，高澹人呼吸風雷。”（頁723。）

[72]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十，頁686。

[73]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十，頁687。

[74]清國史館：《清史列傳》卷十，頁694。

[75]馬齊、張廷玉、朱軾等修：《聖祖仁皇帝實録》卷七十一，《清實録》第4册，頁910。

[76]啓功：《朱竹垞〈梧月詞叙〉手稿跋》，載其《啓功叢稿·題跋卷》，中華書局，1999年，頁315。

[77]孟森：《明清史講義》，中華書局，1981年，頁423。按：衛德明( Hellmut Wilhelm )認爲，此次徵召，或多或少地使一項日常工作，變成了清初社會與制度發展的一個支點。（Hellmut Wilhelm , “ThePo-Hsüeh Hung-ju Examination of 1679”,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71, No. 1 (Jan. -Mar., 1951), p.61.）

[78]孟森：《己未詞科録外録》，載《明清史論著集刊》，頁498。

[79]孟森：《己未詞科録外録》，載《明清史論著集刊》，頁494。

[80]有學者指出，此次徵召博學鴻儒，在此意義上衹是取得“次等的成功”。見CatherineJami, “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Scholarship:the KANGXI Emperor's Study”，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No. 27, Special Issue: Western Learning in Late Ming and EarlyQing China (2007), p.150.

[81]孟森：《己未詞科録外録》，載《明清史論著集刊》，頁504。

[82]馮登府《朱竹垞檢討明史館傳稿跋》：“先生以康熙己未舉詞科，授官檢討，與修《明史》。是年五月，開局東華門外，分纂《文皇帝紀》。明年冬，分撰嘉靖諸臣傳。”（載其《石經閣文初集》卷六，清道光刻本，頁733。）

[83]順治元年甲申（1644）八月己巳（十四日），定在京文武官員支給俸禄柴直，其中俸銀一項，“從七品折支銀二十五兩八錢九分六厘”；柴薪一項，“編修、檢討各三十六兩”。詳《世祖章皇帝實録》卷十一（《清實録》第3冊，第78頁）。

[84]以上分别見《朱彝尊年譜》頁358、316、348。

[85]以上分别見《朱彝尊年譜》頁401、405。

[86]沈德潛（1673—1769）《清詩别裁集》選朱彝尊詩十五首，小傳中論其事行云：“初官翰林時，召入南書房。有用上官大夫術譖之者，旋落職。然竹垞初不以官位重也。”（《清詩别裁集》卷十二。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刻本。）用屈原被讒故事。“初不以官位重”之解讀，可謂知言。

[87]關於朱彝尊罷官後困居京師的心理期待，詳張宗友《“誰憐春夢斷”，“相期作釣師”：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與難歸之隱》一文第四節《春夢未醒：朱彝尊困守京師的心理期待》之分析。（載《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23辑（凤凰出版社2020年12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宗友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