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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林丨《説略》版本源流新考

朱仙林 书目文献 2021-05-17





《説略》版本源流新考


朱仙林

朱仙林,四川荣县人,文学博士。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明清考据学等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摘 要] 明顧起元《説略》有三十卷本及六十卷本兩種系統。三十卷本的成書及刊刻得到較多人的關注;又因清乾隆時四庫館臣將其收入《四庫全書》,民國間又被蔣國榜收入《金陵叢書》,因此成了研究者主要利用的版本。但三十卷本只是顧氏《説略》的初刻本,顧氏曾對其進行過大量的增刪訂補工作,並最終形成了六十卷本。此六十卷本後人罕見,四庫館臣以為是史志誤書,時賢以為亡佚。今考海內外藏書目録,知六十卷本尚幸存於世,且比三十卷本分類更合理,內容更完整,版本價值更高,更值得重視。
[關鍵詞]《説略》;顧起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十卷本;六十卷本

 

《説略》是明代顧起元(1565-1628)編撰的一部頗具特色的類書。學人對該書的分類特點及內容價值有所探討,但對該書的編纂緣起、卷次分合及版本諸問題還未能充分梳理,而此諸問題又關涉到該書其他研究的准確性[1],故特撰此文對該書的卷次、版本等詳加討論。


一、《説略》的成書及流傳


關於何以要編撰《説略》一書,顧起元在萬曆四十一年(1613)所寫《刻〈説略〉序》中曾有明確交代。顧氏稱:

昔在甲午(萬曆二十二年,1594)、乙未(萬曆二十三年,1595)之間,予端居多暇,案上庋説部書數十種,隨手取一卷諷之,以代萱蘇,陶日月,遇有可備考質者,苦其性善忘,輒取赫蹏識之,以類黏尺二巨冊上。時自哂其有掌録而無舌學,已離而為二十卷,名曰《説略》,藏諸笥中。中間曾一屬友人半埜李君糾其錯亂,浙門張君厘其點畫,凡再易草,始克成編。

顧氏指出,他是在萬曆二十二、二十三年之間,因“端居多暇”,故取案上所藏説部之書數十種來閱讀,見其中“有可備考質者”,復因“苦其性善忘”,於是隨手記録下來,按類黏連在一起,後經友人及門生的幫助,方才最終編成二十卷的《説略》,此為初稿本。我們知道,顧起元萬曆二十六年(1598)考中進士[2],可見其編撰《説略》在中進士之前。

此後,顧氏或因忙於科考及公務,始終未對初稿二十卷本的《説略》進行增補及刊刻,直到萬曆三十三年(1605),顧氏“自京師請告歸,舟敗於南陽之決河,而此書亡矣。舊稿尚存張君處,會其人又物故,予惋惜者久之。”此次意外對顧氏打擊頗大,以至於他特意為此賦詩《副舟既壞,篋笥一空,餘生平所蓄書史遂無存者,賦此傷之二首》:

牙籤坐擁百城專,忽漫銷沉亦可憐。墨沁玄珠歸象罔,檢沉蒼玉閉龍淵。求來亡篋慚安世,老去鈔書媿稚川。喜遂生平聞道懶,夜窗支枕笑窮年。

祗今萬軸為誰雄,想像鴻波浩蕩中。祕牒未登群玉府,真文應貯水品宮。青天白浪吞孤樹,落日寒雲抱遠洪。冗對殘編重回首,憑嘲爾雅注魚蟲。(《懶真草堂詩集》卷一〇)[3]

幸運的是,存于其門生張君處的稿本被張氏家人找到並歸還給了顧氏,為此顧氏喜出望外,他説:

既而,其家從敝笥中檢以歸予,予頗有珠還之喜。因念門類差分,涉獵未廣,更欲厘正而附益焉,而病復未果,僅蕞為三十卷,録而存之。或謂就一類之中多有缺遺,就數類之中多非關要,或搜或引,可有可亡,重言雖連犿而無傷,璅事實荒唐而莫辨,愛奇自可,語怪何為?予亦爽然自疑,不能定也。兩弟時從旁慫恿梓於家塾,以示兒輩。自顧無力,荏苒數年。

顧氏喜悅之余,原本打算對書中存在的分類不甚合理、資料搜集不甚完備等問題進行厘正,但因病未能如願,僅將原稿二十卷離析為三十卷。面對有人認為此書“一類之中多有缺遺”,“數類之中多非關要”,“愛奇自可,語怪何為”的質疑,顧氏也曾“爽然自疑”,但最終未做出回應。此後,雖然兩個弟弟“從旁慫恿梓於家塾,以示兒輩”,卻因“自顧無力,荏苒數年”而未能將其刊刻。直到萬曆四十一年(1613)方才由朱君器捐貲繕寫、吳德聚刊刻成書:

頃新安秘書吳君德聚,博古通微,耽耆佚典,偶過金陵訪予,探得數卷,讀而好之,請事剞劂。因念囊時排纘之勞與漂沒之感,舉以付焉,用成其義。先是,文學朱君君器見而心賞,捐貲為之繕寫。刻既竣,廼並記其所繇如此。

此上為該書初刻三十卷本的成書及刊刻始末。書成及刊刻出版後影響頗大,故被多種官私目録書著録,如明祁承囗《澹生堂藏書目》卷一一、徐囗《徐氏家藏書目》卷四、清彭元瑞《天祿琳琅書目後編》卷一六、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〇、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卷一三等均有收録,甚至在日本也廣為流傳[4]。更為重要的是,此書在乾隆時被收入《四庫全書》,民國間又被蔣國榜收入《金陵叢書》,故廣為人知。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三六“《説略》提要”中稱:“是編《明史·藝文志》作六十卷。考起元自序,全書實止三十卷,與此本相合,蓋《明史》偶誤也。”[5]據吳慰祖校訂的《四庫采進書目》,其中《浙江省第六次呈送書目》及《浙江採集遺書總録簡目》均著録有顧起元《説略》三十卷[6],而《四庫全書》所據也正是此“浙江巡撫采進本”,故館臣以此為准,並結合顧起元在自序中稱全書僅有三十卷,於是判定《明史·藝文志》著録的六十卷本有誤。
《説略》有無六十卷本?館臣的判斷可信嗎?實際上,在《明史·藝文志三》將其著録於子部小説類之前[7],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已經著録了兩種不同卷次的《説略》:“顧起元《説略》六十卷,又初本三十卷。”[8]黃氏所説“初本三十卷”即《四庫全書》所據本,亦即前文所考定的初刻三十卷本,而“六十卷”本正是《明史·藝文志》所著録者。那《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的著録是否如館臣所言有誤呢?據考察,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在顧起元《雪堂隨筆》卷一中載有一篇《重刻〈説略〉序》[9]:


余舊有《説略》四十卷,新安秘書吳君業已板而行之武林矣。[10]向來余林居無事,時取一卷讀之,中所闕誤,政自不少,隨手是正,間有原所引書未備未確者,不敢以腹笥輕為竄定,或出所藏書補而訂之。久之,于諸類目頗有所增益潤飾,因改添原題而多分其卷數,甫至六十卷。余以病體不復能措意矣,仲氏羽王見而好之,常攜之以行,守槜李日,欲付之梓,梨棗已具,以余言未果。頃奉璽書視楚學政,因終就其志,命猶子肇昆讎勘而刻之。蓋仲氏自少肩隨余讀書,見余之於此書,手所編削幾三十年,惜余用意之勤而不忍其竟飽蠹魚之腹,故亟思以傳之通邑大都,與前書並行,而余猶未有愜志也。……天啟四年(1624)甲子夏五日,江甯遯居士顧起元書于秦淮之西有堂。(此序亦見載於下文將要討論的《説略》六十卷本卷首)

據此序言可知,在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幫助顧起元刊刻完三十卷本之後,顧氏因林居無事,故能時時取閱,並將其中的闕誤“隨手是正,間有原所引書未備未確者,不敢以腹笥輕為竄定,或出所藏書補而訂之”。時日既久,故“于諸類目頗有所增益潤飾,因改添原題而多分其卷數,甫至六十卷”。可見,顧氏在三十卷本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修訂增補,最終將《説略》擴充成六十卷。但因身體原因,未能繼續將其整理出版。其後,顧起元的弟弟顧起鳳(字羽王)因為特別喜歡《説略》,且自少隨顧起元讀書,心知顧起元為此書所付出的努力,故時時帶在身邊准備刊刻,但終因顧起元的緣故而未果。直到天啟四年,顧起鳳“視楚學政”時,方才得到機會讓其子顧肇昆協助校刻完六十卷的《説略》,此為《説略》六十卷本。六十卷本的刊刻,顧起元明確指出,是要與三十卷本“並行”的,可見在顧氏心中,他並未打算用六十卷本取代三十卷本。

遺憾的是,六十卷本在後世流傳並不廣泛,以至於此後大多數的目録書均僅載有三十卷本,而六十卷本則只有《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等少數目録書著録。[11]更不巧的是,四庫館臣因手中所掌握的《説略》版本僅有三十卷本,且未加深究,故錯誤地認為《明史·藝文志》著録的六十卷本是“《明史》偶誤”。因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巨大影響,以至於給後世大多數研究者帶來極大的困惑,或沿襲四庫館臣誤説,或雖不認為六十卷本為誤,但都認為六十卷本早已亡佚不可見。那麼,是否此六十卷本真的已不復存在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二、《説略》六十卷本的新發現

據顧氏序跋及各家書目可知,《説略》實際僅有三十卷與六十卷兩種,而所謂二十卷與四十卷者,前者只是一個初稿本(今已不可見),後者則是顧氏誤記的結果。三十卷本多見,而六十卷本則深藏插架之中,甚至認為久已亡佚。就目前考察所知,六十卷本至少還有三部存世,分別是藏於國家圖書館(索書號為09977)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刻本,以及藏於臺灣圖書館的殘鈔本(存五十五卷十九冊,缺卷五十一至五十五,凡五卷)[12]。那麼,此三十卷與六十卷的關係究竟如何?

先看三十卷本。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簡稱《善目》)“子部類書類”著録了三種版本[13]:(1)《説略》三十卷,明顧起元撰,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國家圖書館等十家圖書館有收藏。(2)《説略》三十卷,明顧起元撰,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有清林佶跋。南京博物院收藏。(3)《説略》三十卷,明顧起元撰,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有清丁丙跋。南京圖書館收藏。近年新出的《中國古籍總目》(簡稱《總目》)“子部類書類”著録了八種版本[14]:(1)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明天啟四年顧起鳳刻本。(2)現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明萬曆四十一年南京刻本。(3)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等九家圖書館的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4)現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的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補修本。(5)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明萬曆間刻本。(6)現藏於國家圖書館的明刻本(存卷七、十一至十三、二十三、二十四)。(7)《四庫全書》本(乾隆時寫本)。(8)現藏于南京圖書館的清道光元年邵氏酉山堂刻本[15]。

通過考察,《善目》著録的雖有三種版本,實際均為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而《總目》著録雖為八種版本,但第一種實際是六十卷本,《總目》著録有誤,第八種實際是明黃標編纂《古今説海》中“説略部”的內容,《總目》著録亦有誤,其餘六種,皆屬於吳德聚刻本或其衍生本,第二、三、五、六種即吳德聚刻本,第四種為吳德聚刻本的補修本,第七種為以吳德聚刻本為底本的鈔本。總之,《總目》著録的六種(除去第一和第八兩種)版本均與吳德聚刻本密切相關。實際上,除《善目》《總目》著録者外,尚有《金陵叢書》本及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索書號為S1441)。

此次所據為國家圖書館藏本(索書號為03122)。此本四周單邊,白口,單黑魚尾,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刻書名“説略”、卷次、頁碼。卷一首葉版心下象鼻有“戴惟孝刻”四字。首為顧起元《刻〈説略〉序》《〈説略〉目録》。《目録》後為“《説略》卷之一”,換行書“江甯顧起元太初輯”,又換行即為卷一《象緯》之正文,卷末有“《説略》卷之一終”字樣。此後各卷均與此同。

再來看六十卷本。《善目》僅著録了國家圖書館藏明天啟四年顧起鳳刻本。《總目》雖然在此基礎上增加了臺灣圖書館所藏鈔本(存五十五卷),但卻又誤將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的補修本(三十卷本)認作六十卷本置於此。也就是説,實際上《總目》僅在《善目》的基礎上補了一個殘鈔本。但據上文所示,美國國會圖書館尚藏有一個完整的六十卷本。

此次所據為國家圖書館藏本(索書號為09977)。此本四周雙邊,白口,單黑魚尾,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刻書名“説略”、卷次、頁碼。首為顧起元《重刻〈説略〉序》《〈説略〉目録》。《目録》後為“《説略》卷一”,換行書“江甯顧起元太初輯/弟顧起鳳羽王訂”,又換行即為卷一《象緯一》之正文,卷末有“《説略》卷一終”字樣,其後至卷四十一均與此同;唯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八、卷五十至卷六十署名作“江甯顧起元太初輯/弟顧起鳳羽王 顧起貞遂初訂”,卷四十九署名作“江甯顧起元太初輯/弟顧起貞遂初訂”,與卷一至卷四十一所署不同。

若將國家圖書館所藏三十卷本與六十卷本比對,會發現兩者的目録存在巨大差異(前引顧起元《重刻〈説略〉序》對此已略有交代),為討論方便,先將兩者目録移録於此:

三十卷本的目録共分21類,分別是《象緯》(卷1)、《方輿上下》(卷2、3)、《時序》(卷4)、《人紀》(卷5)、《官儀》(卷6)、《史別上中下》(卷7、8、9)、《禮蕞》(卷10)、《律支》(卷11)、《典述上中下》(卷12、13、14)、《字學》(卷15)、《書畫》(卷16)、《李法》(卷17)、《冥契上下》(卷18、19)、《居室》(卷20)、《服飾》(卷21)、《工考上下》(卷22、23)、《諧志》(卷24)、《食憲》(卷25)、《珍格》(卷26)、《卉箋上下》(卷27、28)、《蟲注上下》(卷29、30);

六十卷本的目録共分34類,分別是《象緯一、二》(卷1、2)、《占候一、二》(卷3、4)、《山經一、二》(卷5、6)、《水志》(卷7),《律曆一、二、三》(卷8、9、10)、《月令一、二》(卷11、12)、《人紀一、二》(卷13、14)、《官儀一、二》(卷15、16)、《選舉一、二》(卷17、18)、《史別一、二、三、四》(卷19、20、21、22)、《典述一、二、三、四》(卷23、24、25、26)、《書釋》(卷27)、《書品》(卷28)、《書用》(卷29)、《圖繪》(卷30),《金石一、二、三、四》(卷31、32、33、34)、《禮蕞一、二》(卷35、36)、《律支一、二、三》(卷37、38、39)、《兵制一、二》(卷40、41)、《李法》(卷42)、《釋要》(卷43)、《玄纂》(卷44)、《冥契》(卷45)、《醫疑》(卷46)、《局戲》(卷47)、《誹諧》(卷48)、《居室》(卷49)、《服原》(卷50)、《妝事》(卷51)、《工考一、二》(卷52、53)、《食憲》(卷54)、《珍格》(卷55)、《卉箋一、二、三》(卷56、57、58)、《蟲注一、二》(卷59、60)。

如果單從兩者目録分類對比來看,六十卷本除將三十卷本中的《象緯》等15類保留或擴充(如一卷變兩卷,兩卷變三卷等)外,還將三十卷本的《方輿》等6類刪除,且又新增了《占候》等19類。但若從三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內容條目詳細比勘,則兩者目録的分合要遠比上述分析更為複雜。如下文二本《條目分合對照表》第3條所示,三十卷本原無《山經》,六十卷本新增《山經》兩卷61條,但實際上,六十卷本《山經》新增的內容,一部分原是將三十卷本卷2《方輿上》(35條)、卷3《方輿下》(15條)、卷7《史別上》(4條)、卷14《典述下》(1條)、卷15《字學》(1條)合併到一起,同時刪去三十卷本《方輿上》2條、《方輿下》1條,並新增8條而成。這種細微的變化,顯然無法單從目録的對比分析中得出。再如第4條所示,三十卷本原無《水志》,六十卷本新增《水志》1卷34條。但實際上,六十卷本《水志》新增的內容,一部分是從三十卷本卷3《方輿下》(32條)分化出來,同時刪去三十卷本卷3《方輿下》2條,又新增2條而成。等等。

三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目録及條目內容分合對照表[16]

據表中所示可見,三十卷本與六十卷本各卷條目除有諸多不一致外,也存在諸多條目相同者。若對這些相同條目的內容進行細緻對比,可以發現兩者間又並非完全一致,實際存在諸多變化。這裡僅以三十卷本卷一《象緯》類第一條為例來加以説明。三十卷本卷一《象緯》類第一條的內容是:

《廣雅》云:天圍,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減短四步,週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下度地厚,與天高等。二十八宿間相距,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云: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貝編》又云: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晉天文志》云: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百餘里。《後漢·地理志》注: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河圖括地象》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言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管子》言地四極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星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

與之對應,六十卷本卷1《象緯一》除在此條之前新增“革象新書曰太極未判謂之混沌”云云一條外,其文字亦有較大地變化:

張揖《廣雅》云:天圍,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減短四步,週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從地至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下度地厚,與天高等。二十八宿間相距,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王充《論衡》云:天行六十五度,凡積十三萬里。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自地至天十一萬餘里。而《玉格》云: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貝編》又云: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徐整《三五曆紀》云:天去地九萬里。《晉天文志》云:地上去天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週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此勾股法推之者。《後漢·地理志》注: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河圖括地象》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言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星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按此言天地里數,唯《靈憲》《晉志》之言以曆算勾股法求之,差為有據,其它多涉杳莾,無從考質,姑以廣《齊諧》之論耳。

將六十卷本與三十卷本對比,其主要變化在於,六十卷本除刪掉了三十卷本的“《管子》言地四極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外,新增了大量的內容(詳見加橫綫的內容),且在最後附加按語稱:“按此言天地里數,唯《靈憲》《晉志》之言以曆算勾股法求之,差為有據,其它多涉杳莾,無從考質,姑以廣《齊諧》之論耳。”顧氏的意思是,除《靈憲》及《晉志》“以曆算勾股法求”天地里數“差為有據”外,其他內容“多涉杳莾,無從考質”,因此,僅可用以廣《齊諧》之論,視為小説家之言,因此不足為信。對比《説略》三十卷本與六十卷本,此種變化隨處可見。


三、結論
綜上,《説略》六十卷本雖最終刊刻於天啟四年(1624),但實際在此前三十年的萬曆二十二年(1594),顧氏已經開始著手編纂此書,並于萬曆四十一年(1613)刊刻過一個三十卷本。在三十卷本刊刻出版後,正如顧氏在《重刻〈説略〉序》中所言,他曾對三十卷本進行了大量增刪訂補。此等增刪訂補的工作,對三十卷本諸多的分類不合理及內容不完整進行了處理,反映出顧氏編纂此書過程中的自我反思與不斷完善。當然,要深刻理解這種自我反思和不斷完善,僅據對《説略》三十卷本或六十卷本的某個單一版本的分析是無法徹底實現的。因此,今日若要研究顧氏《説略》,要深刻理解顧氏編纂《説略》時的思想變化,就必須從對三十卷本與六十卷本的對比分析中來加以實現,而這正是本文所要極力揭示的核心要義所在。


[1]有研究者誤以為《説略》僅存三十卷本,六十卷本早已亡佚,故僅以三十卷本的內容來討論《説略》。見龍野《顧起元及其詩文研究》,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第24-25頁;李露佳《顧起元小説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第40-108頁。

[2]《明神宗實録》卷三二〇,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明實録》第1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第5955頁。又見《萬曆二十六年戊戌科進士履歷便覽》,上海圖書館藏明刻本。

[3][明]顧起元《懶真草堂集》,《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6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2005年,第192頁。

[4]據嚴紹璗考察,日本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靜嘉堂文庫、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國學院大學梧蔭文庫等均收藏有《説略》三十卷本。詳嚴紹璗編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録》,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69頁。

[5][清]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792頁。

[6]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122、265頁。

[7][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436頁。

[8][清]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1頁。有學者認為黃氏《千頃堂書目》即黃氏《明史藝文志稿》所改名,其中地理、別集二類,杭世駿曾有大幅增補。核之日本京都大學藏《明史藝文志稿》殘卷,與《千頃堂書目》所載全同,知《千頃堂書目》為黃氏原文。參見張雲《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與《明史·藝文志稿》關係考實》,《文史》2015年第2期。

[9]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8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影印,2000年,第203-204頁。

[10]此説吳德聚刻本為四十卷,與前引顧氏《刻〈説略〉序》中所載三十卷者不合,王重民在給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寫提要時稱:“《四庫》本三十卷,《金陵叢書》翻印本亦三十卷,蓋均據武林刻本,而顧氏自稱為四十卷者,蓋上版時又有分合,或所記偶誤。”也就是説,王氏認為此種不合可能是上版時有分合,也可能是顧氏誤記。(王重民輯録,袁同禮重校《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録》,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731頁)考現存所有《説略》版本,僅有三十卷本及六十卷本兩種,而無四十卷本者,則上版時有分合的説法並不可信。實際上,王氏在將此提要録入其《中國善本書提要》時也注意到並不存在上版時進行分合的可能,故徑直將上版時有分合的説法刪去,僅留“當是誤記”四字。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81頁。

[11]明末清初的張岱在《石匱書後集》卷五八《文苑列傳》“顧起元”條著録有顧氏“《説略》六十卷”。[明]張岱《石匱書後集》,載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04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472頁。

[12]“國立中央”圖書館編輯《“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子部類書類),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1958年,第135頁。

[13]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子部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53頁。

[14]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子部第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15頁。

[15]據考察,南京圖書館所藏道光元年(1821)邵氏酉山堂刻本(索書號為GJ/3004065),實際並非顧起元的《説略》,而是明代另一位學者黃標所編纂的《古今説海》(142卷)中的“説略部”(32種32卷)的單行本,此書有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陸楫儼山書院雲山書院刻本,道光元年(1821)苕溪邵氏酉山堂重修本。可見,此處《總目》著録有誤。關於《古今説海》的編者,舊説為陸楫,據最新研究成果當是黃標。詳見趙春輝《黃標與〈古今説海〉新考》,《明清小説研究》2017年第3期。

[16]此表繪製,以六十卷本的卷次、目録及條目內容之分合為標准。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國古代類書敘録、整理與研究》(項目號19ZDA245)、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楊慎與中晚明考據學群體研究》(項目號17CZW027)的階段性成果。 


注:本文发表于《古典文献研究》第23辑上卷(2020年12月),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朱仙林老师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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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仙林:《全唐文》误收宋人《辞免起复太宰》二表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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