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超丨《春秋左传诂》成书考——以所辑《左传》汉儒旧注为考察中心
《春秋左传诂》成书考
——以所辑《左传》汉儒旧注为考察中心
吕东超
摘要：《春秋左传诂》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代表作，在清代《左传》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该文以《左传诂》所辑《左传》旧注为考察中心，通过细致比对《左传诂》与宋儒王应麟的《古文春秋左传》（王本）、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余本）、严蔚的《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严本）在辑佚条目数量、来源及文本等方面的异同，指出《左传诂》在辑佚过程中参考了王本、余本、严本等，并在一定程度上因袭了诸家辑本的文本特征，且辑佚条目亦欠完备。此外，学者多谓《左传诂》中的“杜同此”“杜取此”“杜本此”三条例为洪氏所独创，其实王本早已运用了“杜同”“杜注参用”的形式。应该说，洪氏制定的条例直接得益于王本的启发。
关键词：《春秋左传诂》 洪亮吉 辑佚 清代学术史
一、引 言
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号北江，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今属江苏省常州市）人，清代著名学者，与钱大昕、卢文弨、翁方纲、邵晋涵、汪中、王念孙、章学诚、孙星衍、黄景仁等名儒文士多有交往，其所著《春秋左传诂》乃清代《左传》学名作，影响深远。洪氏于自序中述其撰述动机甚详：
余少从师受《春秋左氏传》，即觉杜元凯于训诂、地理之学殊疏。及长，博览汉儒说经诸书，而益觉元凯之注，其望文生义、不臻古训者，十居五六。未尝不叹汉儒专家之学，至孙炎、薛夏、韦昭、唐固之后，法已尽亡。[①]
可见他对杜注殊为不满，为了补正杜注之失，恢复汉儒古学，洪氏认为“以后人证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以前之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服矣。于是冥心搜录，以他经证此经，以别传校此传，寒暑不辍者又十年。”[②]因此，辑录汉儒《左传》旧注，便成了撰写《左传诂》的基础工作之一。前辈学人对此亦不乏称誉，如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谓其“精校详释”，“有扶微攟佚之功”[③]，吕思勉《群经概要》更谓“洪亮吉之《春秋左传诂》系采取杜以前诸家治《左传》之学说，而集其大成者也”[④]，评价非常之高。
那么，《左传诂》是否堪称辑佚《左传》旧注之集大成者？如此“集其大成者”又是如何完成的？如欲解决这些疑问，则必须将《左传诂》放入动态的学术史视野中进行考察。在《左传诂》成书之前，《左传》旧注的主要辑本有王应麟的《古文春秋左传》、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卷一五至卷二一下）、严蔚的《春秋内传古注辑存》。惠栋的《左传补注》，虽然不是专门的辑佚之作，但也采录了不少《左传》旧注。《左传诂》成书于嘉庆七年[⑤]，在此之前，惠氏《补注》[⑥]、余氏《钩沉》[⑦]、严氏《辑存》[⑧]均已梓行，王应麟的《古文春秋左传》虽然一直没有刊印[⑨]，但在学者之间已颇有流传[⑩]。
金永健指出惠栋《左传补注》、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对洪氏进一步辑存汉儒遗说产生了积极影响”[11]。事实上，洪氏在辑录汉儒旧注时，绝非无所依傍，无论是王应麟的《古文春秋左传》、严蔚的《春秋内传古注辑存》，还是惠栋的《左传补注》、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都为洪氏提供了相当的便利，使他不必花费大量的时间遍翻群籍。尤其是王氏、余氏、严氏三书，堪称《左传诂》辑佚汉儒旧注的“蓝本”。为了论证此一问题，则不得不将《左传诂》（下文简称“洪本”）与《古文春秋左传》（“王本”）、《钩沉》（“余本”）、《辑存》（“严本”）进行详细比勘[12]。需要说明的是，辑本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辑佚文本因为来自他书而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故而，同样性质的辑本，往往在条目数量与来源方面，存在大量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尽管如此，这种较高的相似度，仍然是判断不同辑本之间是否存在因袭关系的基础。但仅仅揭示不同辑本之间在条目数量及来源方面的相似度，很显然还远不足以论证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袭关系。如欲论证不同辑本之间存在因袭关系，最可靠的证据有二：（1）辑佚者在自己的辑本中提及其它辑本。（2）不同辑本的文本之间存在彼此相同却又与来源文本相异的文本特征。今即从条目数量、来源及文本特征等方面入手，考察洪本与王、余、严三本之间的关系。
二、洪本与王、余、严三本的辑佚条目及来源高度相似
为了直观反映洪本与王、余、严三本在条目数量及来源方面的异同情况，笔者在对勘四家辑本之后，曾制成“洪、王、余（《左传》部分）、严四家辑本异同表”，以作为此部分论证的基础。但由于内容过多，无法在文章中具体呈现。此处仅将洪本漏辑、新辑的条目以表格形式列出，其余比勘结论径以文字描述的方式胪列如下：
（1）洪本、王本、严本所辑条目较余本为富。余本例言云：“九经注疏，其书尚存，于体不当入集。然缺文讹字，非得两宋精本不可是正。如《礼记疏》，义门先生见南宋刊本已缺落数十处，故就传是楼校北宋本，经月始出。其后吴门流传一北宋本，朱太学楷字孔林比对精善。今择疏中讹不可意校、缺不可文句，从朱校本补正百数十条，不敢谓识庐山真面，庶几为读《礼疏》者一挹西山朝爽。”[13]可见，九经注疏并非余氏辑录的主要对象。余本未能采用《左传正义》中的旧注，是它在条目数量上少于洪、王、严三本的原因之一。
（2）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一书[14]，王本仅在僖公二十四年“取臼衰”下辑有一则，而洪、余、严三本所辑较多，且基本相同。
（3）洪本与王、严二本相似者十之八九，且王、余、严三本之中往往有一本与洪本相似。
（4）王、余、严三本鲜少利用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利用《一切经音义》为洪本之特色[15]。
（5）洪本漏辑者约45则，多出三家之外者约45则。通过逐条分析其漏辑、新辑条目，可知洪本漏辑者均为《左传》旧注，且多为贾、服注，而新辑者则较为驳杂，其中《汉书》服注3则[16]，《国语》注8则[17]，服虔《通俗文》5则[18]，《周礼》《礼记》注各1则[19]，未必为《左传》注者1则[20]，误杜注为贾、服注者2则[21]。以上21则均非《左传》旧注，剩余24则《左传》旧注中，也有5则未必为贾、服注[22]。从辑佚数量而言，洪本有得有失。然洪氏推重汉学，而漏辑者均为《春秋》或《左传》经解，且尤以贾、服注为主；新辑者除24则《左传》注外，均较为驳杂，洪氏可以将其作为解经材料，却终究不是严格的《左传》注。
（6）洪本的条目，虽多与王、余、严三家相似，但部分文本较三家而言，更接近来源文本。如隐公元年传“摄也”（P183）下，洪本据《左传正义》所辑贾、服注云：“贾、服之徒以为四公皆实即位，孔子修经，乃有不书。”余本漏辑，而王、严二本皆脱“之徒”二字。这说明洪氏并非全据三家转抄，而是在辑佚过程中检读了来源文本。
（8）洪本所辑旧注来源亦与王、余、严三本相似，主要辑自《水经注》、诸经《正义》、《史记》注、《文选》注、《通典》《经典释文》《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洪本也曾据《大元一统志》《路史》《续汉书补注》《通鉴注》等辑有部分条目，但这些条目的来源也多与王、余、严三本暗合。其来源与王、余、严三本不同者，多属于洪本误而王、余、严三本不误的情况，且为数较少，如卷十宣公十二年“潘尪入盟”（P413）下，各本均辑有贾注一则，洪本所据为《史记集解》，王、余、严三本所据为《御览》。检《史记集解》，并无此注。又如“弃仲章而夺黎氏地”（P429）下，各本均辑有服注一则，洪本所据为《左传正义》，王、余、严三本所据为《毛诗正义》。检《左传正义》，并无此注。洪本误注出处者尚多，不一一赘举。
洪本既然与王、余、严三本如此相近，似乎有一定理由认为王、余、严三本就是洪本的“蓝本”，尤其是王、余、严三本中必有一本与洪本相似，这令人怀疑洪本正是在王、余、严三本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因为辑佚文本的客观性，仅依据辑本在条目数量及来源方面的相似度，还远不足以论定洪本与王、余、严三本之间存在因袭关系。因此，如欲论证洪本与王、余、严三本之间的因袭关系，仍有待对四家文本作出更为细致的比较与分析。
三、洪本因袭王、余、严三本的文本特征
1.洪本与王本
在探讨洪本与王本的关系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惠本”。《左传诂》共提及“惠本”两次。其一，卷一五昭公元年“楚公子围设服离卫”（P632）下，洪本据“本《疏》”（《左传正义》）辑有服注一则，其中“设服，设人君之服”下有小注云：“二句从惠本增。”其二，卷一七昭公十六年“不亦锐乎”（P724）下，洪本据“宋本《疏》”辑有服注一则，亦有小注云：“今据惠本增入。”可见洪氏在辑佚时曾参考了“惠本”。那么，何为“惠本”？其实，洪氏所谓的“惠本”，应该就是王应麟的《古文春秋左传》。证据有二：（1）王本鲜少流传，而惠栋曾有抄本秘藏。卢文弨《王伯厚辑古文春秋左传序》云：“向见吴中惠定宇氏《左传补注》一书，亦以古义纠杜之违，服其精确，录而置之箧中有年矣。今乃知王氏此书，定宇祖父以来即相传有钞本，而外人罕得见。余虽往来吴中，实不知惠氏之有此书也。顷阅近人余仲林所为钩沈，而后知之。惟王氏开之于前，故惠氏祖孙得益精之于后。”[24]当时学者或以为《古文春秋左传》乃惠栋所辑，如国图藏陈鳣、吴骞、吴昂驹校补本《古文春秋左传》卷首题识即云：“此亦惠定宇所辑，不出王厚斋手。”[25]（2）洪氏所据“惠本”的文本特征与王本相合。如洪本据以补入的“设服，设人君之服”七字，《左传正义》及严本等均无，仅王本有之。可见洪氏提及的“惠本”即王本。这是洪本曾参考王本的直接证据。但与洪氏引述惠氏《补注》一样，此处所标明的“今据惠本增入”也让人以为洪氏先自己辑佚出一个文本，再取王本进行比勘。但实际上，洪氏多有取之王本而不予注明者，甚至沿袭王本之误，如：
（1）卷五桓公五年“始杀而尝”（P217）下，洪本据《左传正义》所辑贾、服注作“孟春”[26]。王、严二本与洪本同[27]，但《左传正义》却作“孟秋”[28]。检《校勘记》，未见异文。
（2）卷五桓公六年“接以大牢”（P220）下，洪本据《御览》所辑服注作“桓公之大子”。王、严二本与洪本同，但《御览》却作“桓太子”[29]。
（3）卷一四襄公二十六年“过宋”（P585）下，洪本据《御览》所辑服注作“楚客道过宋”。王本、严本、惠氏《补注》皆与洪本同，余本则作“楚客过宋”，无“道”字[30]。检《御览》作“楚客过使”[31]，亦无“道”字。
（4）卷一四襄公二十六年“则信有焉”（P586）下，洪本据《御览》所辑服注作“有明征也”。王、严二本皆作“有盟征也”[32]，余本则作“有盟也”[33]。检《御览》[34]，亦与余本同。
（5）卷一五昭公三年“焜耀寡人之望”（P649）下，洪本据《左传正义》所辑服注作“焜，明也。耀，照也”。王本与洪本同，而《左传正义》却作“耀，照也。焜，明也”[35]。检《校勘记》，亦无异文。严本与《左传正义》同。
（6）卷一七昭公十七年“犹信”（P728）下，洪本有“《月令》正义引王肃云：‘郯，中国也。……’”云云。然而，此则王肃注实见于《左传正义》[36]，并非“《月令》正义”。严本即作《左传正义》不误。洪氏何以误之为“《月令》正义”？检王本此则，所注出处正作“《月令》正义”。洪氏既曾参阅王本，则此处从王本转抄的可能性极大。因系转抄，故而沿袭王本之误。
以上数则，都是王、洪二本文本特征相同，却均与来源文本不同的例子。如果这种情况仅出现一两次，如王、洪二本均误衍“之”字，或均将“春”字误写为“秋”，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偶合。然而，上文所述诸多例证，恐怕很难都用偶合来解释。此外，王、洪二本还有一些在表述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如：
（7）卷七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P274）下，王、洪二本均提及《左传正义》所引旧说，并注明“不知本出何书”[37]，如出一辙。
（8）卷一五昭公元年“于是乎禜之”（P642）下，洪本有小注云：“杜参用贾、服说。”王本亦有小注云：“杜参用之。”[38]
这两则表述近似的例子，更为洪本曾参考王本提供了有力的旁证。既然洪本的文本特征与来源文本有异，那么，洪氏很可能依据了来源文本以外的其他文本。既然洪氏的确参考过王本，且王本的这些文本特征又恰好与洪本相同，今谓洪本的这些文本特征乃因袭王本而来，恐非虚言无凭。
2.洪本与余本
《左传诂》并无只字提及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但通过比勘二者的文本，颇疑洪本的部分文字乃据余本而来，如：
（1）卷一隐公元年“仲子之赗”（P2）下，洪本云：“贾逵云：‘畿内称王，诸夏称天王，夷狄称天子。’（《榖梁疏》，贾逵《春秋三家经训诂》）”检《春秋谷梁传注疏》，只作“贾逵云”，并未提及“《春秋三家经训诂》”[39]，严本亦只谓“贾逵云”，独余本作“贾逵《春秋三家经训诂》”[40]，可见此书名实为余本所加。洪本殆即参照余本，遂亦注出“《春秋三家经训诂》”。
（2）卷一庄公二十五年“用牲于社”（P37）下，洪本据胡三省《通鉴注》辑有《春秋大传》一则。余、严二本与洪本同。然而，此则《春秋大传》亦见于《史记·三王世家》褚先生曰[41]，惠栋《九经古义》亦有征引[42]。《史记》乃常见之书，而余、严、洪三本皆不据较早之《史记》，反据《通鉴》胡注，未免过于巧合。
（3）卷五隐公元年“公弗临”（P189）下，洪本据《御览》所辑贾注作“公弗临”。余本与洪本同，而王、严二本却作“公不临”[43]，与《御览》合[44]。
（4）卷五隐公三年“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P191）下，洪本据《御览》所辑贾注作“周地名”。余本与洪本同，而王、严二本却作“周地”[45]，与《御览》合[46]。
（5）卷一六昭公七年“亚圉”（P681、682）下，洪本据《礼记疏》辑有《三传异同说》一则，余本则据“朱校宋本《礼记疏》十七”辑有《三传异同说》一则[47]。检《礼记正义》，只作“马融说”云云，并未提及“《三传异同说》”[48]，可见此书名实为余本所加，而洪本亦作“《三传异同说》”而不作“马融说”，疑即参照余本而来。
（6）卷一八昭公三十一年“故弗克”（P801）下，洪本据《周礼疏》所辑服注作“水数十”[49]。余本与洪本同，而《周礼注疏》却作“水数六”[50]，与王、严二本同，检《校勘记》，未见异文。
如果说上列数例尚可理解为偶合的话，以下例证恐非偶合所能解释：
（7）卷六庄公二十二年“之否”（P252、253）下，洪本云：
贾逵云：“坤下巽上，观。坤下乾上，否。”（同上）又云：“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汉上易丛谈》）
洪本所谓“同上”，即指《史记集解》。检《史记·陈杞世家》集解作：
贾逵曰：“坤下巽上，观。坤下乾上，否。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51]
可见“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这句话就在“坤下乾上，否”之后，洪本何以将贾注强分两截，前半截注出处为“同上”（《史记集解》），后半截却又另注出处为“《汉上易丛谈》”呢？且《汉上易丛谈》乃宋人朱震所作，贾注既见于《史记集解》，自不必别据《汉上易丛谈》矣，此大不可解者也。检余本“遇观之否”下所辑贾注为：
坤下巽上，观。坤下乾上，否。（同，并《史记注》三十六。）观爻在六四，变而之否。（同，《汉上易丛说》）。[52]
与洪本如出一辙。可见，余、洪二氏均未亲检《史记集解》。疑洪本此则贾说，即据余本转抄而来。
（8）卷一六昭公十二年“九丘”（P703）下，洪本云：
贾逵云：“三皇之书。”（《文选注》）“坟，大也，言三王之大道。”又云：“素王之法。”又云：“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同上。）又云：“《三坟》，三王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延笃曰张平子说：“……”马融云：“……”（本《疏》。）
检《文选·闲居赋》注作：
贾逵曰：“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素王之法。九丘，亡国之戒。坟，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也。”[53]
洪本完全可以照录《文选》注所引贾注，王、严二本便是如此，而洪本何以要将贾注分成四截来表述呢？此处不能无疑。检余本“是能读三坟”下所辑贾注云：
三皇之书。坟，大也，言三皇之大道。（同。《文选注》十六，《玉海》三十七。）[54]
“八索”下云：
素王之法。贾逵。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法也。（同。《文选注》十六。）[55]
可见，余本便是将《文选》注所引贾注分开表述的。疑洪氏“同上”之前的贾注乃据余本而来，“同上”以后又据王、严二本转录，故而导致文本的重复与错乱。
（9）卷二闵公二年“吉禘于庄公”（P44）下，洪本据“宋本《礼记疏》”辑有贾注一则，并有按语云：“王肃《圣证论》引贾逵说并同。”此处十分可疑。检《礼记正义》实作“王肃《论》引贾逵说”云云[56]，可知此则贾注实际上便是《礼记正义》根据“王肃《论》”转引而来。既如此，洪氏又何必特别加上按语，说明王肃《圣证论》所引与贾逵说相同呢？可见洪氏可能并不知道《礼记疏》所引的贾逵说即依据的王肃《圣证论》。洪氏既未亲检原文，那么，此则辑佚的依据何在？我以为就是余本。余本未提及《圣证论》，仅注明所据为“朱校宋本《礼记疏》十八”[57]。洪本“宋本《礼记疏》”的说法亦与余本相类。检《校勘记》“故王肃《论》引贾逵说”条云：“闽、监、毛本作‘逵’，此本‘逵’误‘’。”[58]只“逵”字有异文而已，似无特别依据宋本之必要。王、严二本亦皆据《礼记疏》，即写作“王肃《圣证论》引贾逵说”云云[59]。疑洪氏先据余本列入辑佚文本，又于他处见到“王肃《圣证论》引贾逵说”与此同，遂别加按语云“王肃《圣证论》引贾逵说并同”，却不知自己据余本转抄而来的贾逵说，实际上便是“王肃《圣证论》引贾逵说”。
此外，尚有一可疑之处，即：此处既无特别依据宋本之必要，洪氏何以要标明宋本呢？洪氏在辑佚时，当真依据了某个“宋本《礼记疏》”吗？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洪本所谓的“宋本”也极有可能据余本转抄而来。宋本殊不易得，若无大藏书家借观，更难得一见。洪氏校勘《左传》时所提及的“宋本作某”，皆转抄自陈树华《春秋经传集解考正》[60]；辑佚《左传》旧注时，亦偶尔提及宋本，我认为这所谓“宋本”亦不可信。洪本共提及“宋本《礼记疏》”三次，提及“宋本《御览》”一次，而这四次提及“宋本”之处，余本亦皆作“宋本”。除上文所述一例外，其余三例如下：
（10）卷一二襄公九年“以先君之祧处之”（P514）下，洪本据“宋本《礼记疏》”辑有服注一则。余本所据为“朱校宋本《礼记疏》五十五”[61]。检《校勘记》，知此处并无异文，实无标明“宋本”之必要，王、严二本皆无“宋本”字样。
（11）卷一二襄公十一年“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P524）下，洪本分别据《续汉书补注》、“宋本《礼记》六”辑有“服虔《春秋左氏膏肓释痼》”及郑玄《箴膏肓》两则。巧合的是，余本亦据“《注补后汉书》四”“朱校宋本《礼记疏》六”辑有“服虔《春秋左传膏肓释疴》”[62]、《箴膏肓》两则[63]。检《校勘记》，知此处并无异文，实无依据“宋本”之必要，而洪、余二本所辑来源亦完全一致，更是洪本依据余本的旁证。
（12）卷一五昭公元年“偏前为拒”（P640）下，洪本据“宋本《疏》二十六”辑有服注一则。余本所据亦为“宋本《疏》二十六”[64]，与洪本完全一致。王、严二本所注出处为“同前”“同上”。检《校勘记》，知此处并无异文，亦无标明宋本之必要。
（13）卷一七昭公十七年“西及汉”（P728）下，洪本据“宋本《御览》”辑有贾注一则。余本所据为“宋本《御览》八”[65]。检《御览》，未见异文，知此处亦无注明“宋本”之必要，王、严二本皆无宋本字样。
洪本所辑旧注，既有标明宋本《礼记疏》、宋本《御览》者，亦有未标明宋本者。问题是，这些标明宋本之处，往往并没有特别的异文，以至于需要依据宋本。而对比余本可知，在这些标明宋本之处，余本也往往作宋本。可见洪氏所谓的“宋本”，或即据余本转抄而来，并非真正利用了某宋本。
3.洪本与严本
与余本一样，《左传诂》亦无只字提及严蔚的《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但洪、严二本的文本特征，亦不乏相似之处，如：
（1）卷五桓公三年“梁弘为右”（P214）下，洪本据《诗疏》辑有服注一则，作“晋大夫”[66]。检《毛诗正义》，却作“晋为大夫”[67]，《校勘记》亦无异文，而严本“为”字亦脱。
（2）卷五桓公九年“非叹所也”（P224）下，洪本据《左传正义》辑有服注一则，其中“祸福”二字，《左传正义》作“福祸”[68]，检《校勘记》，亦无异文，而严本亦误倒。
（3）卷一桓公十一年“宋人执郑祭仲”（P17、18）下，洪本据《公羊疏》辑有贾逵《长义》一则，文云：
贾逵《长义》云：“《公羊》曰：‘祭仲之权也。’若令臣子得行，则闭君臣之道，启篡弒之路。”
严本之表述方式与洪本完全一致。检《春秋公羊传注疏》作：
《解》云：“出《书序》。”《长义》云：“若令臣子得行，则闭君臣之道，启篡弑之路。”[69]
可见，严本为了说明贾逵《长义》所解释的是《公羊》中“祭仲之权也”这句话，故意将此句移入“《长义》云”之后。实则，此处可以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如：“贾逵《长义》解《公羊》‘祭仲之权是也’云：‘若令臣子……’”或：“《公羊》：‘祭仲之权是也。’贾逵《长义》云：‘若令臣子……’”而严、洪二本之表达方式偏偏一致，恐非偶然。
（4）卷五桓公十三年“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P227）下，洪本所注出处为“本《疏》，襄二十三年”。严本作“襄二十年正义”[70]，与洪本同。
（5）卷一庄公八年“齐无知弒其君诸儿”（P27）下，洪本据《左传正义》辑有贾注一则，并注出处为“在隐四年”。严本所辑与洪本同，亦注出处为“隐四年正义”[71]。
（6）卷六庄公三十二年“立闵公”（P262）下，洪本据《左传正义》辑有服注一则，并注出处为“闵二年本疏”。严本所辑与洪本同，亦注出处为“闵二年正义”[72]。
（7）卷二十哀公五年“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P854）下，洪本据《御览》辑有服注一则，其中“高之子高张也”下有按语云：“今本作‘高偃’。”王本“”字处为空格，余本作“高姬”[73]。严本与洪本同，并有小注云：“蔚案：‘高’本作‘高姬’，字之误。今本作‘高偃’。”[74]
仅从辑佚本身而言，王、余二本，尤其是王本，已是较为成熟的《左传》旧注辑本。而严本作为后出转精的晚出之本，其进步之处有二：（1）条目数量较王、余二本更详富。（2）文本较王、余二本更精密。但这也为判断洪本与严本之间的关系制造了困难。因为文本愈精密，则错误愈少，也愈接近客观的来源文本。虽然以上诸例，还不足以像论证王、余二本与洪本之间的关系那样，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但这些文本讹误、文本表述方式以及条目数量与来源的近似，仍足以说明洪本曾经参考严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钱穆云：“书籍之流布，学人之窥寻，如水银泻地，如猎犬逐兔，安知其所必循之涂辙哉！”[75]洪氏曾利用严本的“涂辙”虽不可考，但严本作为当时搜采贾、服注最为完备的《左传》旧注辑本[76]，又有王鸣盛、卢文弨、钱大昕等知名学人赐序，洪氏自不当视而不见也。
此外，洪本亦曾利用惠氏《补注》的辑佚成果，如卷十宣公十五年“高下在心”（P427）下，洪本据《御览》辑有“失名注”一则，其小注云：“按：《左传补注》作服虔。”可见洪氏在辑录汉儒旧注时，确曾参考惠氏《补注》。但“按：《左传补注》作服虔”这种表述方式很容易让人以为洪氏是在自己亲自搜讨汉儒旧注之后，复取惠氏《补注》进行比勘。当然，这种情况未必不存在，上文亦曾提及，洪氏确实曾检核来源文本，并非全部照三家移录。但实际上，洪氏暗取惠氏《补注》而不注明者亦往往有之。考卷九文公十二年“其可”（P375）下，洪本据《周礼疏》辑有服虔注一则，但同样以《周礼疏》为据的王、余、严三本却都作失名注。检《周礼注疏》，并未提及此注为服注，洪氏以之为服注的依据何在？卷十宣公十二年“左射以蕞”（P418）下，洪本辑有服注一则，未注出处。王、余、严三本均未辑入此注，洪氏辑入此注的依据又何在？其实，这两则旧注均见于惠氏《补注》，且都作服注。更巧合的是，惠氏亦未注明第二则服注的出处。疑洪本辑入这两则服注的依据即惠氏《补注》，而并非亲自搜讨而来。
四、结语
前人在评述《左传诂》的辑佚成绩时，往往注意不到洪本与其他辑本之间的关系。除前引刘师培、吕思勉外，洪氏弟子吕培称“此书搜罗汉儒贾、服旧注及魏、晋、唐、宋说经诸书所引汉儒说，间采近今治汉学者之论，无不参酌是正，而后定之，尤先生毕生精力所萃者”[77]。李慈铭谓其“搜寻古训，具见苦心”[78]。当代学者如郭鹏飞[79]、张素卿[80]、金永健[81]、程晓峰[82]等亦均将洪氏的辑佚成果归为其个人搜集所得。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忽略了对其成书过程与材料来源的考察。只有将洪氏的著作放到当时的学术情景之中，考察其撰写过程中与既有学术成果之间所发生的学术互动，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洪氏著作的真相。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洪氏对《左传》汉儒旧注的辑佚，实以王、余、严三本及惠氏《补注》为依傍。但洪氏仅在诂文中提及“惠本”与《补注》，而且是以按语的形式提及，令人以为他是在自己搜讨的基础上，参考了王本和《补注》，从而掩盖了直接取材王本而不加辩证，导致沿袭王本之误的事实。其对余、严二本更是只字未提，未免有些不妥[83]。
姑置此勿论，取洪本与王、余、严三本（尤其是王、严二本）相较，其间优劣如何，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洪本在相当程度上超越前人，亦不无可嘉之处。张素卿指出：“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成书较早，已从群书中搜罗相当多笔贾、服注，洪亮吉在此已难有长足之突破。然而，严氏书限于体例，仅仅辑佚古注，未进一步申述发明，相较之下，洪氏或扩大辑述范围，或时有补充辨正，整体表现无疑仍超越前者。”[84]这个评价相对而言是比较公允的，毕竟洪氏《左传诂》与严蔚《辑存》并非同一类著作。但如果仅从辑佚的角度来看，洪本虽然有一些新辑条目，但在王、余、严三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前提下，反而漏辑了更多条目，在质量上也存在误注来源、因袭错误文本、误失名注为贾服注等问题，辨析也难称精审。当然，也不该忽略洪氏所作出的努力，比如洪氏的确也曾检读原文，所辑录的贾逵《国语》注、郑玄三《礼》注、服虔《汉书》注等，虽然不是《左传》旧注，但对我们理解《左传》亦不无帮助。金永健曾指出“从李善《文选注》及《太平御览》中辑录服虔《通俗文》遗说，是洪氏独辟蹊径发掘汉儒旧注的方法”[85]。此外，洪本据《一切经音义》辑录了部分《左传》服注和《通俗文》，这是王、余、严三本及惠氏《补注》所不及的，尽管辑入的条目十分有限。总体而言，《左传诂》所纂集的《左传》旧注很难称得上是“集其大成者”，且这项工作因为有王应麟等人的著述在前，其难度已经大大减低，更何况洪氏的辑佚成果并未对前人有本质性超越。刘师培称《左传诂》“有扶微攟佚之功”尚可，而吕思勉谓之为“集其大成者”，则未免过誉。但吕氏之所以如此评价洪本，大概是因为王应麟的《古文春秋左传》及严蔚的《春秋内传古注辑存》颇不易觏[86]，而《左传诂》在当时却流传甚广所致。
洪氏此书除辑佚旧注外，还详细探讨了杜注与旧注的关系。洪氏自序云：“卷中凡用贾、服旧注者，曰‘杜取此’；用汉、魏诸儒训诂者，曰‘杜本此’；用京相、马彪诸人之说者，曰‘杜同此’。”[87]因此，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认为：“最有价值的倒还不是洪氏恢复的古学，而是他认真揭示出的古今传承之迹。虽然清儒早已发现了杜注与汉魏之学的关系，但深入研究并取得成绩的，还当推洪亮吉为第一人。”[88]张素卿亦特别指出：“至于杜《注》因袭旧注，或本于汉魏诸儒之训诂，或说明地理与京相璠、司马彪等雷同者，则依辑考所得一一指陈其渊源所自，分别注明‘杜取此’‘杜本此’或‘杜同此’以为区别。这样的条例，相当平实地呈现说法之异同，有助于辨析其流变，学者多认为是洪氏的一项创获，颇受赞誉。”[89]“洪氏述古之余，还订立‘杜取此’、‘杜本此’或‘杜同此’之条例，平实而有条理地揭示杜《注》与汉魏古训旧说的渊源及异同，均较严蔚更进一层。’”[90]金永健亦谓洪氏“首先揭示杜《注》与汉魏旧注的渊源关系”“自创凡例”[91]。其实，所谓“杜同此”，并非洪氏所独创。虽然金永健已经指出洪氏“杜取此”“杜本此”“杜同此”三种断语是受惠氏《补注》的影响[92]，但犹属未达一间。王本早已大量运用了“杜同”“杜注参用”的形式，惠栋很显然也受到王本的影响。应该说，洪氏制定的条例直接得益于王本的启发。
补记：拙文以为洪氏必曾寓目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苦无他证。近于“故宫博物院藏品总目”检得《洪亮吉致豹人札》，知洪氏实与严蔚相识，惜信札内容无缘得见。
2021.3.7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乾嘉汉学视域中的《春秋左传》学研究”（立项号为：18SZYB30）的阶段性成果。
[①] [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序》，中华书局，1987年，页1。
[②]《春秋左传诂·序》，页1。
[③]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收入邬国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193。
[④]吕思勉《群经概要》，收入《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94。
[⑤] [清]洪亮吉《洪亮吉集》附录《洪北江先生年谱》，中华书局，2001年，页2348、2349。
[⑥] [清]惠栋《左传补注》，清乾隆三十九年潮阳县衙刻本。
[⑦] [清]余萧客《古经解钩沉》，《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清乾隆六十年刻本，山东友谊书社，1993年。
[⑧] [清]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乾隆间二酉斋刻本。
[⑨] [宋]王应麟《古文春秋左传》，国家图书馆藏王欣夫跋清抄本。
[⑩]详见下文“王本”部分。
[11]金永健《清代<左传>考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208。
[12]学术史中有很多问题，虽然无法解决，但却不得不加以考虑。比如本文用国图藏清抄本王本与洪本进行比较，是否合理？因为洪氏所能看到的王本未必就是这一部，且抄本的文本具有不确定性，本文所利用的王本也并非定型文本，其中偶有朱笔补入的条目，亦有空缺不完的条目。那么，这部王本与洪氏所见到并加以利用的王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异同，暂时不得而知。严格地说，用这部王本与洪本进行比较仿佛是一次“实验”，但庆幸地是，实验的结果未尝不能揭示出王本与洪本之间的关系。
[13]《古经解钩沉·例》，第32页。
[14]京相璠并非汉儒，但四家辑本对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一书均有所涉及，洪氏自序亦云“地理则以班固、应劭、京相璠、司马彪等为主”（页1）。因此，对《春秋土地名》辑佚情况的比较，未尝不是考察四家辑本之间关系的重要方面。
[15]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有清乾隆五十一年庄炘刻本，卷首有庄氏序云：“吾师镇洋毕公抚陕右时，幕府多魁闳宽通之士，若嘉定钱君坫、歙县程君敦、同里洪君亮吉、孙君星衍，俱深通六书，与予同志。予校此书，颇引经典字书，祛其所蔽，诸君与有力焉。”钱泰吉《曝书杂记》亦云：“乾隆间，任礼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孙观察星衍集《仓颉篇》，始采及其书。五十一年，武进庄君炘宰咸宁，从大兴善寺得善本，乃刊行。其引经，则有《三家诗》，郑康成《尚书》、《论语》，贾逵、服虔《春秋传》，李巡、孙炎《尔雅》等注。……助之校勘者，则嘉定钱君坫、歙县程君敦、同里洪君亮吉、孙君星衍也。”（《曝书杂记》卷上，《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8、9）可知《一切经音义》至乾隆间始为学者广泛利用，洪氏曾协助庄氏校勘此书，故能有所征引。张素卿云：“若个别而论，则洪氏也有胜出之处。如隐元年《左传》‘无使滋蔓’，洪氏依《众经音义》辑引服虔，曰：‘滋，益也；蔓，延也。谓无使其益延长也。’严蔚尚未辑存此条旧注，李氏《辑述》也同样未引。”（《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里仁书局，2007年，页122、123）所举即洪氏利用《一切经音义》的例子。
[16]第5、25、27则。
[17]第7、13、17、21、30、31、33、40则。
[18]第8、18、19、22、32则。
[19]第20、26则。
[20]第14则。
[21]第36、39则。
[22]第10、11、23、24、43则。
[23]“●”“○”分别表示“有”“无”。如第一行所表达的意思是：在中华本《春秋左传诂》第183页“摄也”下，洪本辑有贾、服注一则，刘、贾、颍注一则，贾注一则；王本仅有贾、服注一则；余本有刘、贾、颍注一则，并额外辑录颍注一则；严本不仅有洪本所辑的三条旧注，也有余本额外辑录的颍注。
[24] [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90年，页16。
[25]朱天助《现存<古文尚书>、<古文春秋>、<古文论语注>旧辑本检讨及其衍生问题之初探》，《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43。按：朱天助云：“卷首题识，笔迹类似卷中吴骞的笔迹。”关于《古文春秋左传》的著作权问题，自乾嘉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朱氏认为《古文春秋左传》的作者为王应麟，似有一定道理。
[26]中华本作“孟秋”，有校勘记云：“‘秋’原讹‘春’，据《春秋左传正义》桓公五年改。”
[27]关于王、严二本之关系，朱天助云：“笔者以为严氏与王应麟辑本不当有如此之巧合，而王应麟辑本在严氏辑本之前，已广有流传；因此，笔者推定严书非出其一己之手，严辑本实据王书，又将十二卷增补文句改作三卷。”参《现存<古文尚书>、<古文春秋>、<古文论语注>旧辑本检讨及其衍生问题之初探》，页57。
[28]《春秋左传正义》卷六，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刊本，第3798页。按：下文所引《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皆据此本，不复一一注明。
[29] [宋]李昉《太平御览》一四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卷二页408。按：河北教育出版社整理本前言云：“《太平御览》有多种版本，此次点校出版，采用《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刊本为底本，参考鲍本、《四库全书》本和有关引书的今通行本，择善而从，……为保留古籍原貌，对原书引文欠谨严的种种情况，非明显错误不作改动。”（页2）考虑到诸家辑本也可能因为所据版本的不同而导致文本差异，因此笔者在比勘文本时，凡涉及诸经正义者，均参考阮元《校勘记》；而涉及《太平御览》者，则均用此本。
[30]《古经解钩沉》卷一九，第895页。
[31]《太平御览》一四七，卷二页411。
[32]《古文春秋左传》卷九。《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中，页64。按：洪本作“明”，王、严二本作“盟”，或为字近之讹。
[33]《古经解钩沉》卷一九，第896页。
[34]《太平御览》一四七，卷二页411。
[35]《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二，页4409。按：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卷一四（《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浙江图书馆藏清同治五年朱兰刻本，第125册页552）、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上（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清嘉庆王氏家集本，页53）所引亦与王、洪二本同。
[36]《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八，页4526。
[37]《古文春秋左传》卷三。
[38]《古文春秋左传》卷十。
[39]《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一三，页5254。
[40]《古经解钩沉》卷一五，页716。
[41]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中华书局，1982年，页2115。
[42] [清]惠栋《九经古义》一六,《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清乾隆潮阳县署刻本。
[43]《古文春秋左传》卷一。《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上，页8。
[44]《太平御览》五五三，卷五页374。
[45]《古文春秋左传》卷一。《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上，页9。
[46]《太平御览》八三九，卷七页806。
[47]《古经解钩沉》卷二一下，页925。
[48]《礼记正义》卷二，页2891。
[49]中华本作“水数六”，有校勘记云：“‘六’，原讹‘十’，据《周礼·春官·占梦》贾公彦疏改。”
[50]《周礼注疏》卷二五，页1744。
[51]《史记》卷三六，页1577。
[52]《古经解钩沉》卷一六，页765。
[53] [梁]萧统《文选》卷一六，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清胡刻本，页225。
[54]《古经解钩沉》卷二十，页932。
[55]《古经解钩沉》卷二十，页932。
[56]《礼记正义》卷一二，页2893。
[57]《古经解钩沉》卷一六，页775。
[58]《礼记正义》卷一二，页2901。
[59]《古文春秋左传》卷四。《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上，页23。
[60]参拙文《<春秋左传诂>抄袭举证》，《文史》2015年第3辑。
[61]《古经解钩沉》卷一九，页871。
[62]洪本误“疴”为“痼”。
[63]《古经解钩沉》卷一九，页873。
[64]《古经解钩沉》卷二十，页914。
[65]《古经解钩沉》卷二十，页939。
[66]中华本作“晋为大夫”，有校勘记云：“‘为’原脱，据《毛诗正义·韩奕》诗序补。”
[67]《毛诗正义》卷一八，页1229。
[68]《春秋左传正义》卷七，页3809。
[69]《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五，页4820。
[70]《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上，页16。
[71]《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上，页17。
[72]《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上，页22。
[73]《古经解钩沉》卷二一下，页1013。
[74]《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卷下，页104。
[75]钱穆《读姜白岩尊行日记》，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九州出版社，2011年，页348。
[76]梁履绳《左通·补释》卷一“无使滋蔓”条云：“服氏、贾氏注，吴江严蔚著《古注辑存》搜采最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道光九年汪氏振绮堂刻光绪元年补修本，第123册页203）
[77]《春秋左传诂·嘉庆十八年吕培跋》，页905。
[78]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页123。
[79]郭鹏飞云：“基于尊古崇汉，洪氏进行了大量辑佚的工作，对象是汉、魏诸儒训释《左传》或有关资料的遗说。据笔者统计，《洪诂》所辑旧注共一千二百九十余条，其中以贾逵、郑众、马融、服虔、颖容、郑玄、王肃诸人的说法为主，又以贾逵、服虔的《注》最多。”见氏撰《洪亮吉<左传诂>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259。
[80]张素卿云：“《左传诂》的贡献，首先是存古、辑古的成绩。”见氏撰《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页120。
[81]金永健云：“《春秋左传诂》是一部汇集汉儒《左传》学遗说的力作。洪氏为纠正杜《注》‘不臻古训’之弊，而去冥心搜录汉魏旧说，其所用力之勤苦，得到时人及后来学者的普遍认同。即便如李慈铭，在非议《春秋左传诂》的总体学术价值时，也不得不承认‘其书务为杜难，搜寻古训，具见苦心’。”见氏撰《清代<左传>考证研究》，页226。
[82]程晓峰云：“尤其是对贾逵、服虔等经注，洪亮吉进行了广泛详尽的搜录，为我们展示了汉儒《左传》经说的基本面貌。”见氏撰《洪亮吉及其<春秋左传诂>述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09年硕士论文，页33。
[83]关于此种情形是否属于掠美，学者们的认识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辑本属于工具书性质的著作，利用其中的资料而不予注明实属正常，因为这些都是原始资料，谈不上掠美。也有学者认为辑本亦是著作，大量利用他人辑本而不予说明，亦不符合学术规范。我认为洪氏利用王、余、严三本而不作说明，难免有掠美之嫌。因为在清人的学术观念中，辑本的作者确实有著作权。如洪饴孙《史目表》卷首所载李兆洛识语云：“（洪饴孙）《世本辑补》之成，以其稿请质于孙伯渊先生，遂留其斋中。孙后以其稿付江都秦氏刻之，遂冒秦名，于原书前后不易一字，但分卷不依原目，而漫为三大卷。又于序中窜入数语，以附其名耳。”（清光绪二十五年京都官书局石印本）曹书杰在《中国古籍辑佚学论稿》中举出了更多的例证，并总结说：“清人私家辑佚，往往照录前人的辑本，却不出据本辑者之名，有的在原辑本的基础上仅略有增补，也不出据本辑者之名，有的甚至将别人的成果不光彩地窃为己有，有盗名欺世之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14）如果一部著作并非辑佚性质，作者出于寻讨资料的方便，少量利用他人辑本而不作说明，尚属情有可原。但同样作为（或近似）辑本性质的著作，大量取材他人辑本而不作说明，则未免有攘善之嫌。而辑录《左传》汉儒旧注，正是《左传诂》的重要内容之一，且历代学者均突出《左传诂》在辑录汉人旧注方面的成绩，并将其视作洪氏独自搜讨所得。在此一前提之下，重新探讨《左传诂》所辑汉儒旧注的来源问题，对重新认识《左传诂》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84]《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页121。
[85]《清代<左传>考证研究》，页207。
[86]王本为抄本，严本似仅有清乾隆间二酉斋刻本、清光绪间味义根斋刻本。
[87]《春秋左传诂·序》，页2。
[88]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318。
[89]《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页113、114。
[90]《清代汉学与左传学——从“古义”到“新疏”的脉络》，页121。
[91]《清代<左传>考证研究》，页209。
[92]《清代<左传>考证研究》，页166。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吕东超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