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主义 | 周作人的乌托邦
日本《新村》杂志1920年2月号，在“支部新设”栏目中公布了北京支部的联络方式：“支那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方”。“方”在这里是日语用法，表示“收转”的意思。
周作人的新村主义，来源于日本白桦派文学代表人物武者小路实笃。“新村”强调的不是个人修行，而是集体生活，希望由小集体变成大集体，由大集体变成全社会。
有人认为：周作人倡导新村与其当时温暖的大家族生活有关。1919年，鲁迅在北京找房子，要将母亲和三兄弟搬到一起居住，他们相爱互助，成立“文学合作社”，合作翻译、写作，共同生活。这种状况对于周作人提倡新村主义也不无影响。
周作人对于新村主义的宣传迅速引起很大反响，并得到李大钊等人的支持。在当时的《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新潮》《国民》《民国日报》《批评》《新人》等报刊上，登载了大量宣传和讨论新村主义的文章。《批评》杂志还专门发表“新村号”，讨论新村问题。1920年，周作人在《新青年》刊登启事，宣布设立新村北京支部，吸引许多青年来访。这时，李大钊也十分关注新村运动，经常与周作人就新村问题进行交流，鼓励青年参与新村运动。在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时，李大钊也肯定了新村试验。
这样，新村主义就在中国得到迅速传播。不过，由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活，新村运动便以城市工读互助团的形式来进行实验。1919年12月4日，在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发了王光祈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倡导在城市建立新村。不久，便有工读互助团陆续成立。
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新村运动的主力。黄日葵、康白情等人组成北京大学访日团，访问东京新村支部。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毕业后，受新村主义影响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工读同志会，半工半读，实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他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具体阐述了对于新村的设想。1920年5月，毛泽东同彭璜等又在上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新民学会的会员有十余人到法国后继续工读实践，而其中的蔡和森经常与毛泽东通信交流。
新村运动为后来中共成立提供了一定的组织基础。中共早期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就曾是工读互助团的成员。1920年5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俞秀松、张太雷随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在上海“工读互助团”中不到一个月就发展了30余名团员，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柯庆施、贺昌等。
不但是后来的许多中共重要人物当时热心新村，就连蒋介石也曾一时对新村感兴趣。1919年11月，他在日本看到社会主义流行后在日记中写道：“吾知其社会改革必不远也。”当得知新村运动并看了《新村记》一书后，他也有所触动，即萌生了“改造本乡”的念头。
虽然五四时期的新村和工读互助团试验不久都失败了，但是，也有个别人把新村坚持下来。例如王拱璧，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武者小路实笃结识，回国后在家乡河南陈州建立青年公学，实行“农教合一”，培养农村人才。再如傅柏翠，民国初年留学日本，受武者小路实笃思想影响，返回闽西家乡后进行新村试验，建立了农村共产团，开办农民夜校、信用合作社、手工厂等，还组织农民自卫军。一直持续了20多年。
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1920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宣传新村的最后一篇文章——《新村的讨论》，承认“新村不易普及”“希望它将来的实现”。
毛泽东、恽代英等一批先进分子，很快就放弃了新村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而倡导“新村主义”的武者小路实笃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
文学书画
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出生于日本东京的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以为子爵，祖父实藏为著名的歌人。实笃从幼年进入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读书，1908年在学习院高等科毕业入东京帝国大学社会科，次年退学，与木下利玄、志贺直哉等人创办同人杂志，发表处女作《芳子》。1910年，同人杂志成员联合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兄弟创办文艺刊物《白桦》，提倡新的理想主义的文艺，号称“白桦”派。作为“白桦”派的主要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针对当时的自然主义文学所散播的消极悲观情绪，高调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主张人应该有理想并为之努力工作。
日本大正五年即公元1916年的1月，32岁的武者小路实笃开始在位于东京千驮谷的寓所创作四幕剧《一个青年的梦》。写作过程时断时续，用了将近10个月的时间，剧本分六次刊登在《白桦》上。第一幕的一部分内容，还发表在同年3月5日的《读卖新闻》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日、英、法、俄以及塞尔维亚、比利时等“协约国”与德国、奥匈、保加利亚等“同盟国”鏖战正酣，日本凭借此前与北洋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之条约，在胶州半岛登陆赶走了盘踞青岛的德国人，扩大了在中国大陆的势力范围。实笃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一个青年的梦》，是为了促使日本人反省战争。
该剧的主要剧情是“青年”也就是实笃自己，在梦中随“不识者”出游，反复参加在战争中死去的各国亡灵所召开的和平大会，他有时是听众，有时是参与者。四幕的内容各不相同，可以独立成篇。剧中的登场人物有亡灵、乞丐、神、恶魔等等。“青年”见到被战争夺去儿子的画家和村长，看到恶魔用“寄生在爱国心里的霉菌”在各国之间挑起战争，听到了和平女神的呼唤——“人呵，从心底里爱我罢，我是爱你的呵。”全剧的和平反战理想的落脚点，是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喊醒民众，借用剧中的反战乞丐的台词来说，就是：“全在根，全在根，全在民众呵。人们再进步些就好了。再进一步、再两步。”
四幕反战戏剧《一个青年的梦》在艺术上并不成功，剧本发表之后在日本社会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让实笃感到欣喜的是，这部作品两年之后竟然在中国大陆得到较为广泛的响应和传播。
最早将《一个青年的梦》介绍到中国的，是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新青年》杂志的撰稿同人周作人，他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刊登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同人刊物《新青年》的四卷五号。
在周作人和孙伏园的推动之下，不愿意暴露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的教育部佥事、周作人的同胞哥哥周树人即鲁迅，于1919年8月2日“开译《或ル青年ノ夢》”。译稿从1919年8月15日开始，断断续续刊登在孙伏园参与编辑的《国民公报》的“新文艺”专栏（当日报纸的栏目名误为“新闻艺”），10月24日第十次连载的内容是剧本第三幕两个军使对话的部分。《国民公报》于1919年10月25日被当局查封，导致连载中断。同年11月，鲁迅将译稿重新校订，交给《新青年》杂志分四次连载发表。
正在日本九州岛东部宫崎县日向郡山区的石河内村从事新村运动的实笃，得知自己的剧本被翻译为汉语文本，就特意给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由周作人译为中文，以《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为标题刊登在1920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7卷3号，同时配发有实笃的一张照片。该期刊物登载有译者周作人、北大校长蔡元培、已经离开北大文科学长职位的该刊主编陈独秀，为该信所写的“附记”。同时还连载了鲁迅翻译的《一个青年的梦》的第二部分。
所谓“新村”，是1918年由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创办的一项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田。武者小路实笃深受俄国作家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的影响，尤其佩服托尔斯泰晚年的“躬耕”生活。1918年7月创刊的《新村》杂志，标志着日本新村运动的正式启动。同年12月，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东南部宫崎县日向儿汤郡大山深处的福岛町石河内村购买田地，建立第一个“新村”，他的新村理想中既有消灭私有制以实现共产互助、无产大同的一面，又有明确反对暴力革命的另一面。
随着《一个青年的梦》在《新青年》杂志的连载以及“新村”北京支部的设立，“新村运动”在中国各地风行一时，周作人很快成为继陈独秀、胡适之后又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明星人物。但是，“新村运动”很快便遭到胡适和鲁迅的质疑和批评。对于“新村运动”表现出较大兴趣的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恽代英、瞿秋白、毛·泽··东、蔡晓舟、邓中夏、高君宇、李达、黄日葵、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张闻天、刘仁静等人，随后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第一个提倡“新村运动”的周作人，反而逐步退缩到“自己的园地”之中顾影自怜、孤芳自赏。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插曲，“新村运动”的潮起潮落给后人提供了诸多历史性的经验和教训。关于这一点， 1996年5月1日成为“新村”的村外会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董炳月，在《1943∶武者小路实笃的中国之旅》一文中写道：
“在日本现代作家中，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无疑是给中国以最直接、最大影响的一位。他通过剧本《一个青年的梦》和新村运动的倡导表现出来的和平主义精神和人类主义精神，经周氏兄弟的介绍和宣传广泛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如此，其新村理想还直接影响到青年毛泽东。新中国作为毛泽东的缔造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形的新村。总体看来，实笃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出从文学到思想、再到社会实践的综合性特征。”
编辑资料来源：
刘岳/《1920年2月：“新村”——周作人的乌托邦》
祁建民/《五四时期青年知识分子与新村主义》
民国红粉/《武者小路的新村梦想之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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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画家 武-者-小-路-实-笃
日文手稿《私けだんだんえといは出たくなくなる（我渐渐地不想出去了）》一份三大页（有多处校改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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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者小路实笃
(1885-1976)，日本近当代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画家，华族出身。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中途退学。年轻时，醉心于托尔斯泰。提倡人道主义。1910年与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创办《白桦》杂志，成为白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前期写有小说《没见过世面的人》、《幸福者》、《友情》，剧本《他的妹妹》、《爱欲》、《人类万岁》等，塑造了一些追求新的生活理想的人物形象。1918年在宫崎县山区建设“新村”，创办《新村》杂志，宣扬乌托邦思想和人类之爱。昭和初年多写传记小说和有关美术的著作。并写有小说《爱和死》、《幸福的家族》、《真理先生》等。1951年获日本文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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