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汉唐都城形制的演进——由曹魏太极殿谈唐长安城形制的渊源
隋唐前中国古代都城变迁图
专辑
中国中古的都市
钱国祥，1961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祖籍浙江绍兴。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93年担任洛阳汉魏城队队长，2007年兼任洛阳工作站站长。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三国至隋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从事汉唐城市与墓葬考古、建筑瓦当、佛教寺院与造像研究等。先后撰写发掘报告与研究专著4部、发掘简报与论文80余篇。主要代表作《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魏晋洛阳都城对东晋南朝建康都城的影响》、《北魏洛阳的佛教寺窟与永宁寺造像》等。
一
中国古代的历史几千年延绵不断,其古代的都城形制在发展过程中也屡经变化,是继承传统、不断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近年来对中国古代汉唐时期都城的考古学勘察,尤其对都城形制的探索有一些新的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在都城形制从秦汉时期的多宫形制、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单一宫城居北居中形制的发展变化上。尤其后一种都城形制,以隋大兴唐长安城为标准范例,影响极为深远,不仅为之后中国的历代王朝都城(宋、元、明、清)所一直沿用,东亚其他地区的古代都城(日本的藤原京、平城京、长冈京、平安京,朝鲜半岛新罗的庆州古城、中国东北地区的渤海上京、中京和东京城等)也都有其影响。因此,这一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古代东亚地区都城的文化渊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那么隋大兴唐长安城这种都城形制是如何渊源而来,以往学者们有很多研究,观点也众说纷纭,有东魏北齐邺南城影响说,北魏洛阳城影响说,南朝建康城影响说,等等。随着近年来新的都城考古资料的逐渐丰富,尤其以汉魏洛阳城曹魏至北魏宫城太极殿的发现[1]为重要突破点,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曹魏洛阳宫城已是一座居北居中的单一宫城。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对汉唐时期古代都城形制的发展演变做重新的系统归纳研究,从中找出更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中国古代的汉唐时期,从两汉统一帝国时代,经过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大动乱大分裂时期,又进入到一个新的统一的隋唐帝国时代。这个时期,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又是促进中华各民族融合、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经济与贸易繁荣以及生产力进步的一个大发展时期,为之后大一统的隋唐盛世帝国的出现构建了坚实基础。因此,对这个时期都城遗址的考察和研究,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这个时期的都城遗址,主要以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曹魏邺北城、曹魏西晋洛阳城、东晋南朝建康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唐长安城等为典型代表。本文仅就上述都城在形制布局方面的不同和共同点进行归纳比较,为这个时期都城形制的演进做一些探讨研究。
二
(一)两汉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主要以西汉帝都长安城和东汉帝都洛阳城为例。
根据目前的考察和文献资料,西汉长安城的形制结构基本清晰。其都城为略呈缺角的不规则方形,周长约25000米[2]。(图一)四面城门有12座,每面各有3座,城门各设三个门洞。《西都赋》载:“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西京赋》云:“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经。”可知城内“八街九陌”,御街皆开三道,垂直相交。宫城为多宫制,是一座多后宫的都城,而且宫城占据了都城的大部分。皇宫未央宫位于城的西南部地势最高处,称为西宫,其前方有朝殿前殿,后有寝殿椒房殿。太后宫长乐宫位于城的东南部,规模最大,也称东宫[3]。在未央宫和长乐宫之北,还有桂宫、北宫和明光宫,皆为后妃之宫,从属于未央宫。另外在都城外西侧,还有一座建章宫。这种多座宫城分散设置的做法,当与汉初沿用秦代即在此修建的渭南宫室建筑有关[4]。各宫城在布局上,均为“前朝后寝”或“前堂后室”之制。在都城北部设置有东、西二市,以遵循“面朝后市”制度。都城内和四郊设置有一整套礼制建筑,已发现南郊按照“左祖右社”设置的宗庙、社稷和辟雍等遗址[5]。
图一西汉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考古勘察的东汉洛阳城,都城形制为南北长方形(图二),实测数据符合“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文献记载[6] 。都城也设有城门12座,东垣与西垣各3门、北垣2门、南垣4门,每门各为三个门洞,正门为平城门。记载城内有纵横二十四条大街,御街皆开三道,主要宫殿之间以土墙相隔。城内主要为南、北二宫对峙的格局,南宫和北宫南北相对,主要宫殿之间以长达七里的复道相连,大城东北部还设置有离宫永安宫,也是一座多宫制的都城[7] 。南宫正殿也称前殿,正门对着平城门;北宫正殿为德阳殿和崇德殿,正门称朱雀门;各宫城的布局也皆为“前朝后寝”之制。根据记载,这种南北宫分立的形制也是沿自秦代[8] 。都城内也遵循“面朝后市”之制,如最早设置的南宫即位于都城南部,东北部有太仓、武库,西北部设大市称金市。东汉洛阳城内和四郊也建有整套的礼制建筑,如文献记载按照“左祖右社”设置的宗庙和社稷[9] ,考古发现的北郊遗址[10] 和南郊的明堂、灵台、辟雍和太学等遗址[11] 。
图二东汉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从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的帝都形制来看,其都城基本遵循《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制度。两座都城东、西两侧墙垣的城门皆为三座,城门和御道皆开三道。都城内为多座宫城分布,且遵循“面朝后市”之制,皇帝正宫最初都是设在都城南部,在都城北部安置市场。都城主要是为皇室及从属的贵族、官吏和军队服务,重点设置皇宫、苑囿、府库、军营、官署、官邸、市场和礼制建筑。宗庙和社稷均按照“左祖右社”规制设置。但都城还没有形成正门、正殿和主要街道为轴的建筑轴线,一般居民也不在都城内。
(二)曹魏西晋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主要以曹魏王都邺北城和曹魏西晋帝都洛阳城为例。
根据考察和文献资料,曹魏邺北城具有较为典型的王都规模和结构。勘察显示,其王都为东西长方形(图三),东西2400米,南北1700米[12],略小于《水经注》记载的“东西六里,南北五里”[13]。王都的四面有城门7座,南面3门,北面2门,东、西各1门。城内勘探发现6条大道,西墙金明门至东墙建春门之间的东西横街将全城划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中间为宫殿区,西侧是苑囿区“铜爵园”[14],东侧是高官贵族的宅第“戚里”[15] ;南部为一般衙署、府库和里坊等。宫殿区内礼仪性的大朝与日常政务的常朝东西并列,形成两条南北向的宫殿建筑轴线,西面大朝区为止车门、端门和文昌殿轴线;东面常朝区为司马门、勤政殿轴线。大朝区的正门止车门前有十字相交的御街,其南北向御街直抵南墙正门中阳门,形成全城的中轴线。
根据文献资料,曹魏西晋洛阳都城是在东汉旧都基础上重建,其规模显然延续了东汉洛阳城南北长方形的“九六城”,城门也仍然为12座,位置虽然没有变动,但城门名称多有更改[16] 。主要城门和街道皆开三道,继承东汉时期即已存在的一整套都城城门和御街规制[17] 。根据最新考察资料结合记载[18] ,曹魏新修的洛阳宫位置、规模和形制布局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新修的宫城正门改称阊阖门,正殿改曰太极殿,是一座居北居中的单一宫城。(图四)在宫城布局中,大朝正殿(也称南宫)居前,帝后寝宫(北宫)居后,宫城北部又紧接皇家苑囿芳林园(后改华林园)(图五),形成一套影响后世的宫苑布局制度。由于宫城居北居中,宫城正门前出现南北轴线大街——铜驼街[19] ,其北对宫中正殿,南对大城正门宣阳门。宫城内还出现两条南北建筑轴线,西面轴线由宫城阊阖门向北直对太极殿和帝后寝宫主殿,向南直对宫前御街和大城宣阳门;东面轴线由司马门[20] 北对尚书曹和朝堂等宫内重要官署区。宫殿区还出现了以大朝正殿太极殿、皇帝寝殿式乾殿和皇后主殿昭阳殿(显阳殿)三组主殿南北纵列的格局。主殿太极殿和昭阳殿两侧皆有配殿,均为东西三殿并列的建筑形式,尤其太极殿两侧设立的太极东、西堂,是这个时期东西堂制度的肇始[21] 。魏晋时期开始在宫城东北面设立太子宫[22] ,形成影响后世的东宫制度。在都城南部铜驼大街东、西两侧,则设置了太庙和太社[23] ,以符合“左庙右社”的规制。为了增强都城防御,曹魏初年在洛阳城北垣上修筑有百尺楼[24]和三层楼高的大夏门[25]等高台建筑,在城西北角新筑了一座小城金墉城[26];魏晋时期在北垣外侧还增修了军事防御的马面设施[27]。随着经济繁荣发展,漕运和商贸活动发达,市场更加繁荣,由在都城内设置,逐渐向城外郭区的一般居民区繁衍[28] 。
图三曹魏王都邺北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引自徐光冀《曹魏邺城的平面复原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图四曹魏西晋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从上述曹魏作为王都的邺北城和建立帝都后的洛阳城形制来看,二者的规划和建设理念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虽然邺北城王都的规模和形制不具有帝都的典型特性,但其对曹魏新建设的帝都洛阳城的格局变化却有着重大的影响。从都城的延续发展来说,对在同一地点建造的东汉和曹魏帝都洛阳城的形制观察,二者也存在着沿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变化。如曹魏重新营建的洛阳都城,其“九六城”的规模和都城12座城门,显然是遵循“方九里,旁三门”的东汉帝都规制。而新建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洛阳宫,也是与东汉中期都城中心逐渐由南宫向北宫转移的变化有一定关系。因为东汉新建的北宫位于都城中部隆起之地,北面自古就为池沼苑囿之地,且紧邻邙山,地理位置优越,地势环境更为舒适。更多的原因,则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需要对皇宫的防御更为重视,而社会经济状况也需要节俭和对皇宫的规模进行控制。因此,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居于都城北部中间、以太极殿为中心、宫前出现南对都城正门的轴线大街、北面为禁苑的单一宫城形制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新的都城形制和汉代以前截然不同,面貌焕然一新,集中体现了“建中立极”“面朝后寝”“左祖右社”的帝都制度。当然,这座都城仍然主要是为皇室及统治者服务,城内依然主要设置皇宫、府库、苑囿、官署、庙社、官邸、军营等建筑,一般居民和市场多在都城周围的郭区内。
(三)东晋南朝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即位于建康,使晋朝得以延续,后世称东晋。之后,南朝宋、齐、梁、陈四朝均建都于建康城。据学者们多年的研究[29] 和近年的考察收获[30] ,建康城的沿革和形制逐渐清晰。据记载,建康都城与宫殿是在孙吴建业城及太初宫基础上建造[31] ,但在不断重修和改建过程中,其基本形制布局却是承继西晋洛阳都城(图六),因此两个都城有诸多相似之处[32] 。如建康城门最初设置6个,后期逐渐增改为12个,门名多沿用西晋洛阳城,主要城门也为3个门道。建康宫位于都城北部中间,也为单一宫城,正殿也称太极殿[33] 。宫前也设置南北轴线御街,直对的大城正门也称宣阳门,主要御道也为三条道路。宫城内也设置两条南北建筑轴线,西面轴线由大司马门向北直对宫内主殿太极殿,向南直对大城宣阳门和南北轴线御街;东面轴线由南掖门(宋阊阖门)北对尚书朝堂等官署区。宫城布局也为大朝正殿居前,帝后寝宫居后,宫北设置苑囿华林园。而且宫殿区也为以大朝正殿太极殿、皇帝寝殿式乾殿和皇后寝殿显阳殿南北纵列的三大殿格局,太极殿两侧也设置东堂和西堂[34],帝、后寝殿两侧也设置配殿,均是东西三殿并列。太子宫由最初在宫城西南逐渐改设到宫城东面,以符合东宫之名[35]。宫前御街两侧也分别建有宗庙、社稷和官署[36]。建康城一般居民所在的郭区规模扩大,水运和商业贸易更加发达,市场数量和种类增多,除了大市,还有诸多行业小市[37],主要分布在周边郭区内。
综上所述,无论是都城形制、宫城格局,还是宫殿、城门、宫门、苑囿等名称上,东晋南朝建康都城几乎是照搬西晋洛阳都城而修建。只是由于地势环境的影响,都城面貌略有不同,而且都城建设也是随着国力与经济的恢复情况逐渐完成。这种状况显然是与当时中国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态势有关。当时的中国北方陷入十六国争霸的剧烈大动乱之中,由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汉地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了显示自己的中原正统地位,所建都城和宫殿都在尽力模仿曹魏西晋洛阳都城。而南迁的东晋政权,虽然偏居南方一隅,但在与北方诸政权的对峙中,为了标榜其为中原正朔所在,在典章制度、都城建设和宫室形制等方面,更是直接承袭晋之制度。因此,东晋和后续的南朝各政权,在都城建设方面必然极力仿制西晋洛阳都城,以示正统,这也是东晋南朝建康都城和西晋洛阳都城形制相近的重要原因。
图五曹魏西晋洛阳宫平面复原图
图六东晋南朝建康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引自郭湖生著《台城辩》,《文物》,1999年5期)
(四)北朝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主要以北魏帝都洛阳城和东魏北齐帝都邺南城为例。
北魏洛阳城是一座规模空前、具有三重城圈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38] 。(图七)北魏政权在十六国争霸的大动乱中逐渐入主中原,为了显示其建都洛阳的正统地位,重建的都城显然极力模仿魏晋洛阳城。而随着民族融合、经济贸易的繁荣发展,为适应大量居民和周边异域商人的居住和生活,规范的里坊制和外郭城应运而生,北魏都城规模的扩大是必然趋势。
北魏迁洛后是在魏晋都城基础上重修大城,其将西墙中间的城门北移约500米改称西阳门[39];西墙北段近金墉城处又新辟一座承明门[40],城门达到13座;因城门变化,城内部分街道有所变更。宫城也是在魏晋宫城基础上重新营建,布局基本承继魏晋形制,即南北长方形的单一宫城位于都城中北部,南部为大朝正殿区,北部为后宫寝殿区,后宫北部为华林园禁苑区。宫城内仍设置东、西两条南北向建筑轴线,西面轴线由宫城阊阖门正对太极殿,东面轴线由司马门直对朝堂[41]。大朝正殿太极殿和帝、后寝殿也皆为三组主殿南北纵列格局,太极殿两侧也设置太极东、西堂,三殿东西并列[42]。东宫位于宫城东部,继续延续了魏晋东宫之制。宫城阊阖门前直对的轴线大街铜驼街两侧为重要的官署区,设置有太社、太庙和主要官署建筑[43],使内城朝着皇城的性质变化。宣武帝时期,在内城外围又新建了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外郭城[44],并在城内规划设置了320多个里坊[45] ,使都城外围的郭区变成真正意义的郭城。随着外郭城的出现,市场逐渐改到外郭城内,西郭城有大市、东郭城有小市、城南有四通市[46] ,都城形制结构和功能内涵均发生了崭新的变化,对后世都城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组成的都城形制结构,是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
图七北魏洛阳城平面复原图
根据考察和文献资料,东魏北齐邺南城位于曹魏邺北城以南,是一座先规划、然后营建的全新都城(图八),它不像北魏洛阳城是在旧城基础上的改造营建,其布局形制结构更为规整和合理[47]。大城也为南北长方形,虽然规模略小于洛阳城,而且14座城门[48]也多于洛阳城1座,但基本形制和格局相近。单一宫城位于大城北部中央,宫城内也是朝殿区居南,后宫寝殿区居北,北部为禁苑后园[49]。(图九)据记载,宫城正门分别为止车门、端门、阊阖门;正殿为大朝太极殿、内朝昭阳殿、后宫显阳殿,也是三大殿纵列格局;太极殿两侧也有太极东、西堂,昭阳殿两侧则有含光殿和凉风殿,均为三殿并列。宫前也设置轴线大街朱明门大街,街两侧布置重要的太庙和官署建筑。大司马府和御史台等重要中央官署分别设置在第二道宫门端门外两侧,改变了在洛阳宫东侧设置司马门、朝堂等中央官署建筑轴线的做法。大城西南角和东南角呈弧形圆角,墙垣外侧设置有排列规整的墩台,是适应当时军事防御形势的特点。此时的邺北城,东魏时期显然是高氏集团掌控东魏帝王的城堡,北齐时期则是驻屯军队和苑囿所在。另据记载,邺南城“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有东市在东郭,西市在西郭”[50],表明邺南城也存在着和北魏洛阳城相同的外郭城和大量里坊。推测其郭城略为方形,其内是大城和宫城,也应为三重城圈的都城格局。
图八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大部分参照徐光冀先生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图制作)
北魏末年的河阴之变,使东、西魏分裂而被迫迁都。东魏在邺北城南面新建都城,模仿洛京是承继正统的政治需要。因此邺南城的营建遵循“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51]的设计原则。“宪章前代”显然指的是曹魏西晋洛阳城,“模写洛京”则毫无疑问说的是北魏洛阳城,故邺南城形制布局中处处蕴涵着北魏洛阳城甚至魏晋洛阳城的影子。
(五)隋唐都城的形制与结构
主要以隋大兴唐长安城为例。
北周灭北齐后,北方社会形势趋于稳定,周宣帝欲建都洛阳,下令营建洛阳宫,规模逾于汉魏,但不久因宣帝死杨坚篡位而停罢[52]。隋文帝建隋的第二年,即在汉长安东南营建新都[53],因北周时被封为大兴公[54],故新都叫大兴城,新宫称大兴宫,主殿曰大兴殿。所建都城在理念上追崇周制和汉制,但实际营建中又受到曹魏以来形成的居北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影响,是一座遵循前代形制上严格按照中轴对称原则规划营建的全新都城。唐代建立以后,沿用隋都的城池和宫殿,但都城、宫城和正殿名称分别改称长安城、太极宫和太极殿,《唐会要·卷三十·大内》载:“武德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这又沿袭了自曹魏以来形成的以太极殿为核心的居北居中的宫城制度。
唐长安城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组成[55]。(图十)其外郭城也即大城,四面各开三门,除南面正门明德门为五个门道外[56],其余皆为三个门道,仍然遵循旁三门、门三道的都城规制。皇宫城位于大城北部中间,而且皇城居南、宫城居北、宫城以北也设置禁苑(西内苑)。宫城中部为正殿太极殿[57],前方有承天门、嘉德门和太极门三道宫门[58]。太极殿东西两侧不再设置东、西堂,但有东、西上閤门。太极殿之后,分别有帝、后寝殿两仪殿和甘露殿[59],也为三座主殿南北纵向排列。两仪殿的东西各有万春殿和千秋殿,甘露殿的东西各有神龙殿和安仁殿,也皆为东西三殿并列。宫城的西侧是嫔妃居住的掖庭宫[60],东侧仍为太子东宫[61] 。皇城和宫城同宽,居中的朱雀门也居于全城的中轴线上,其北对宫城正门承天门,南对都城正门明德门。皇城内除了安置所有的中央官署,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角还分别设置宗庙和社稷[62] ,以符合“左祖右社”之制。居民区全部安置在郭城内,郭城内设置规整的里坊、并在郭城东西分别设置东、西市[63] 。上述诸多做法,显然都是受到魏晋或北魏洛阳城的影响。
图九东魏北齐邺南城宫城平面复原图
(此图引自徐光冀《东魏北齐邺南城平面布局的复原研究》,《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当然,唐长安城由于是隋初按照全新理念营建的都城,宫殿布局与以往还是有一些变化。如太极殿东西两侧不再设置东、西堂,而以宫城正门承天门为大朝会的大朝、正殿太极殿为朔望听政的中朝、帝寝主殿两仪殿为日常听政的常朝或内朝,代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极殿和东西堂的三朝作用。此外,由于在皇城集中安置中央官署,魏晋以来在宫城东侧设置司马门直对朝堂、尚书省轴线的做法也不复存在,由此正殿和正门设置在真正意义上的都城中轴线上,这种做法也可能是受到邺南城的影响。
三
综上所述,这个时期的都城形制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变化,从西汉长安城、东汉洛阳城的多宫形制,到曹魏西晋洛阳城、东晋南朝建康城的单一宫城居北居中形制,再到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的三重城圈形制,最后形成隋大兴唐长安城建筑中轴对称、坊市规划有序的新型商业都城。其都城形制和格局的变化轨迹清晰,发展演变具有延续性和开创性,既沿承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又有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和需求的创造。因此,这个时期的中国古代都城,由传统的“面朝后市”都城形制,演变到“建中立极”的创新格局,进而 发展到具有三重城圈的“坊市制”国际性商贸大都市,既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也是新形势下军事斗争、民族融合、思想开放、社会进步、文化和宗教传播、商贸交流和经济繁荣等促生的新变化,更是当时各统治集团或割据政权统治者占据中原地区以后,以承继汉化大统和正统王朝自居思想意识的体现。
总而言之,汉唐时期都城形制的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其都城形制的变化,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仅继承和延续了传统的汉地都城制度和精髓,而且对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如都城十二门,每面三门,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显然是延续了传统的都城制度。都城布局中,早期为“面朝后市”形制和多宫制,并严格以“前朝后寝”的形式来布置宫城和宫殿等主要建筑;中期则变化为“建中立极”的宫城制度,单一宫城居北居中,宫城正殿为太极殿,宫前出现南北轴线大街,宫城正门直对都城正门;晚期则是在都城外围新扩建外郭城并设置大量里坊和市场等,使都城成为拥有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重城圈的规模空前的新型坊市制城市。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都城成为东方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不仅后世承继的宋、元、明、清都城受到其布局形制的影响,同时也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如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古代都城。
图十唐长安城平面复原图
其二,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仅在于都城形制显现的创新格局上,更重要的是都城的内涵和功能性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的都城,主要功能就是为皇帝和军队服务,即“筑城以卫君”,城内主要设置宫殿、园囿、府库、官署、贵族官邸等,一般居民极少在城内;中期的都城,从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受节俭风气和薄葬制度等影响,新的单一宫城和宫殿建筑在都城中所占面积大幅减小;晚期的都城,则随着外郭城的出现,为了安置大量居民和从事商贸活动的外来商人,在都城内规制了数量众多的里坊,主要的市场也都放置到内城以外的郭城内。这些变化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恢复发展,尤其是以东西方为主的文化和商贸交流活动的繁荣,为后续的强盛王朝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三,这个时期都城形制的变化,也受到进入中原地区的各割据政权统治者以汉地正统王朝自居这一思想意识的影响。从承继关系上,曹魏洛阳城虽然是在东汉多宫制的都城基础上重新营建,但其新的都城格局明显受到曹魏王都邺北城形制布局的影响。因此,曹魏邺北城的城市格局具有肇始性,是由其作为王都的级别和功能需求而设置的。而曹魏洛阳城,则是新王朝创造新都城格局的发生地,其形制结构代表了中国古代都城由多宫制到单一宫城制重要转折时期的最主要特征,也是后世都城竞相模写的汉地都城的典范。这种状况的形成,显然是与当时中国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态势有关。当时的中原地区,陷入十六国争霸的大动乱之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汉地建立的各个割据政权,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地位,所建都城和宫殿都极力模仿魏晋洛阳都城。南迁的东晋及后续南朝政权也不例外,虽然偏居南方,但社会相对较为安定,在与北方诸政权的对峙中,为了标榜其为中原正朔所在,在典章制度、都城建设和宫室形制等方面,都在极力承袭魏晋传统,以示正统。这些都促使在中原地区初步形成的新的都城制度,在经过都城南迁远播到南朝各代后,又经过北朝各代在中原地区的承袭与重新营建,而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特别是由鲜卑民族在中原汉地建立的北魏政权,其对汉化的追求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它是在曹魏故都基础上重建都城,因此,无论是在“国号”上,还是在都城的形制布局、宫城和宫殿名称以及相对位置等方面,更是直接模仿和承袭曹魏。至于东魏北齐邺南城,其“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更是对曹魏西晋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的直接承继和模写。
隋大兴唐长安城作为这个时期都城的鼎盛之作,创建的是一座布局规整、功能明确、规模空前的新型坊市制商贸都城,反映了当时统一后的繁荣经济形势和强盛国力状况。这种新型都城的主要特点,“单一宫城形制”“建中立极”中轴对称和有序规整的坊市制等,其产生的源头显然源自曹魏洛阳城,其作为一种崭新的都城形制,改变了中国古代早期都城的面貌,为中国古代都城向更繁盛的开放式商业都市发展奠定了基础。
因此对这个时期都城形制变化进行比较研究,探索其中的各种渊源和汉化因素,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乃至于整个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J].考古,2016(7).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汉长安城遗址[M]//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汉书·楚元王传》:“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颜师古注:“东宫,太后所居也。”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60-1961.《汉书补注》:“胡注:汉制,太后率居长乐宫,故曰东宫。”王先谦.汉书补注[M].清光绪二十六年刊行.
[4]《史记·秦始皇本纪》:“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9.刘庆柱,李毓芳.秦都咸阳“渭南”宫台庙苑考[M]//秦汉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三辅黄图》:“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高皇帝始居栎阳,七年长乐宫成,徙居长安城。《三辅旧事》、《宫殿疏》皆曰:‘兴乐宫,秦始皇造,汉修饰之,周回二十里。’”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127.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J].考古,1973(4).
[7]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J].考古,1982(5).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J].考古,2003.
[8]《史记·高祖本纪》:“汉五年五月,高祖置酒雒阳南宫。”《正义》引《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59:380-381.
[9]《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范晔.后汉书·祭祀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3200.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资料。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邺北城遗址勘探发掘简报[J].考古,1990(7).
[13]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魏都赋》李善注:“文昌殿西有铜爵园……铜爵园西有三台。”萧统.文选·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5]《魏都赋》:“亦有戚里,置宫之东。”萧统.文选·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6]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4.徐松辑.河南志·晋城阙古迹[M].北京:中华书局,1994:67-69.
[17]《河南志·晋城阙古迹》:“晋都城亦在成周,门十二。”下引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十二门,门有阁,闭中,开左右出入。城内大道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徐松辑.河南志·晋城阙古迹[M].北京:中华书局,1994:67.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魏宫城阊阖门遗址[J].考古,200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J].考古,2016(7).
[19]《玉海·卷一六九》魏阊阖门条引《魏略》:“青龙二年筑阊阖门诸门阙外罘罳,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门南街。”王应鳞.玉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水经注·谷水》:“渠水又枝分夹路南迳出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府坊者也。”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299.《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铜驼街。华延儁《洛阳记》曰:‘汉有两铜驼,在宫之南街四会道头,夹路东西相对,高九尺。汉时所谓铜驼街。’”徐松辑.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M].北京:中华书局,1994:51.
[20]《水经注·谷水》:“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门南屏中,旧有置铜翁仲处。”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300.
[21]刘敦桢.六朝时期之东西堂[M]//刘敦桢文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22]《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太子宫。陆机《洛阳记》曰:‘太子宫在大宫东,薄室门外,中有承华门。’”徐松辑.河南志·晋城阙古迹[M].北京:中华书局,1994:73.
[23]《水经注·谷水》:“水西有永宁寺……其地是曹爽故宅……渠左是魏晋故庙地。今悉民无复遗墉也。渠水又西历庙社之间,南注南渠。”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299-300.
[24]《河南志·魏城阙古迹》:“百尺楼。《洛阳记》曰:‘洛阳城内西北隅,有百尺楼,文帝造。’”徐松辑.河南志·魏城阙古迹[M].北京:中华书局,1994:64.《洛阳伽蓝记校注》城内:“(金墉)城东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楼。”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7.《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引《洛阳地记》:“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也。”《太平御览·卷一七九》引华延儁《洛中记》:“金墉城东北有百尺楼,魏都水使者陈熙造。”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5]《水经注·谷水》:“谷水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296.《河南志·魏城阙古迹》:“三层楼。《魏略》曰:武帝立北宫,明帝造三层楼,高十丈。陆机《与弟书》曰:大夏门,魏明帝造。有三层楼,高百尺。”徐松辑.河南志·魏城阙古迹[M].北京:中华书局,1994:64.
[26]《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引《洛阳地记》:“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水经注·卷十六·谷水》:“谷水又东迳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295.《读史方舆纪要·第三册·河南三》金墉城条:“金墉城,故洛阳城西北隅也,魏明帝筑。”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043.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J].考古,1986(8).
[28]《河南志·晋城阙古迹》:“三市。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在临商观之西;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一说三市谓平乐市、金市、马市也。金市在凌云台西北,对洛阳垒;马市在大城东,前有石桥,悉用大石,下员以通水,可过大舫。”徐松辑.河南志·晋城阙古迹[M].北京:中华书局,1994:75-76.
[29]朱锲.金陵古迹图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蒋赞初.南京史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罗宗真.六朝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郭湖生.六朝建康[J].建筑师,1993(54);郭湖生.台城辩[J].文物,1999(5).
[30]王志高.南京大行宫地区六朝建康都城考古[M].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3.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王志高,贾维勇.六朝古都掀起盖头[N].中国文物报.2004-3-10(1);南京博物馆.探秘--六朝建康城[N].中国文物报.2008-6-6(8).
[31]《建康实录·卷五》:“怀帝永嘉元年(307年)秋七月,以琅玡王睿为安东将军……镇建邺……因吴旧都城修而居之,太初宫为府舍。”许嵩.建康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2.
[32]钱国祥.魏晋洛阳城对东晋南朝建康都城的影响[J].考古学集刊(1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387-403.
[33]《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古宫殿条:“太极殿,建康宫内正殿也,晋初造,以十二间象十二月。至梁武帝改制十三间象闰焉。高八丈,长二十七丈,广十丈,内外并以锦石为砌。”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景定建康志·城阙志二[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1638.
[34]《景定建康志·卷二十一·城阙志二》古宫殿条:“太极殿……次东有太极东堂七间,次西有太极西堂七间,亦以锦石为砌。更有东西二上閤,在堂殿之间。方庭阔六十亩。”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景定建康志·城阙志二[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1638.
[35]《建康实录·卷九》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八月、新作东宫,徙左卫营。”《建康实录·卷二十》陈宣帝:太建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居新宫条。原注云:“按《舆地志》,其地本晋东海王第,后筑为永安宫,穆帝何皇后居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始筑为东宫,齐末为火宅焚尽。梁天监五年更修筑于故齐地,盛加结构。”许嵩.建康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0,790.
[36]《建康实录·卷五》:“(建兴五年)改元建武元年,初备百官,立宗庙社稷。”原注云:“案《图经》,晋初置宗庙,在古都城宣阳门外,郭璞卜迁之,左宗庙,右社稷。”《建康实录·卷十九》陈文帝:天嘉六年七月仪贤堂坏条,原注云:“按:仪贤堂吴时造,号为中堂,在宣阳门内路西……在鸿胪寺前,西南卫尉寺,南宗正寺、太仆寺、大弩署、脂泽库,更南即太史署、太府寺。东南角逼路宣阳门内过,东即客省、右尚方。”许嵩.建康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7,766.
[37]《景定建康志·卷十六·镇市条》引《宫苑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景定建康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1529.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J].考古,1993(7).
[39]《水经注·谷水》:“(谷水)南出迳西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亦曰雍门矣,旧门在南,太和中以故门邪出,故徙是门东对东阳门。”郦道元著,王先谦校.水经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5:300.
[40]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原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
[41]《魏书·郭祚传》:“(世宗)下诏: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魏收.魏书·郭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23.
[42]《魏书·王遇传》:“洛京东郊马射坛殿,修广文昭太后墓园,太极殿及东西两堂、内外诸门制度,皆遇监作。”魏收.魏书·王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024.
[43][46]《洛阳伽蓝记校注》城内。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202,117,161.
[44]《洛阳伽蓝记校注》城北:“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349.
[45]《魏书·广阳王嘉传》:“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以前二百步,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魏收.魏书·广阳王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428.《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魏收.魏书·世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临漳县邺南城遗址勘探与发掘[J].考古,1997(3).
[48][49][50]《历代宅京记·邺下》:“邺都南城十一门,南面三门……东面四门……西门四门。”本文注:邺南城北墙即邺北城南墙,还有3座城门,合计邺南城城门14座。《历代宅京记·邺下》:“宫室,《邺中记》云:宫东西四百六十步,南北连后园。”《历代宅京记·邺下》:“南城自兴和迁都之后,四民辐辏,里闾阗溢,盖有四百余坊,然皆莫见其名,不获其分布所在。其有可见者,有东市,在东郭,西市,在西郭。”顾炎武.历代宅京记·邺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2,184.
[51]魏收.魏书·李业兴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62.
[52]《周书·宣帝纪》:“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踰于汉魏远矣。”令孤德棻.周书·宣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125.
[53]《隋书·高祖纪上》开皇二年六月丙申条。魏征.隋书·高祖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17-19.
[54]《隋书·高祖纪上》:“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魏征.隋书·高祖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7:2.
[5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发掘队.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J].考古,1963(11).
[5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代长安城明德门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74(1).
[57]《唐六典·卷七·工部》:“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217.
[58]《唐六典·卷七·工部》:“宫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门:中曰承天。”李林甫等撰.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217.《长安志·卷六·西内》:“太极门外,承天门之内曰嘉德门。”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长安志·西内[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102.
[59]《唐六典·卷七·工部》:“(太极殿)次北曰朱明门……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李林甫等.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217.《长安志·卷六·西内》:“甘露门内曰甘露殿,在两仪殿之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长安志·西内[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102.
[60][61]《长安志·西内·东宫》:“永安门西有掖庭,南隅有内侍省。”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长安志·西内·东宫[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103.
[62]《大唐六典·卷七》:“皇城在京城之中,南面三门,中曰朱雀门,左曰安上,右曰含光。……其中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乎其间。”李林甫等.大唐六典·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92:216.
[63]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长安志[M]//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118,128.
原文刊载于《中原文物》2016年第4期。感谢钱国祥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