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越，都曾是历史悠久的古国，文化积淀同样深厚，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在华夏文明史和东亚文化圈中也有独特地位。人们习惯把长江以南苏浙地区的大片土地统称“吴越”，把这里的文化称“吴越文化”，自有其道理。因为两地文化颇有共性，不过若细审之，却并非全然一致。
到汉代已不分彼此
越文化的基底是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先越文化阶段（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历史文化，并沿海岸向南北延展，着长江向西南、西北发展；中越文化阶段，以4000多年前大禹在会稽召会诸侯、择先越最优部落为基础建立“夏后之国”为标志；后越文化阶段，即春秋时期的越文化。
吴文化则是江南土著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的产物。河姆渡文化发祥后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才传播至太湖流域。3000多年中，环太湖地区一直以渔猎为主、农耕为辅。泰伯带来中原农耕文明，“化荆蛮之方，与华夏同风”，才使吴地后来居上。在吴越争霸中，吴也具有更多文化战略上的优势，但终因夫差的错误而改变了这一格局。不过，吴越虽然政治军事对立，文化早已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共同成为江南文化的基底。
到汉代，“吴越”已不分彼此。三国时东吴割据江东，与魏蜀成鼎足之势，越地是其稳定后方。五代十国时期，以钱镠为国王的吴越国建立，进一步实现了吴越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东晋至南宋的三次大规模北民南迁，为吴越文化输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融入了北方的文化。宋韩淲《涧泉集》有诗曰：“太湖渺渺侵苏台，云白天青万里开。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人来。”南宋时，吴越文化彻底摒弃了“尚武”传统，转而崇文重教。宋元时期吴越文化优越性已十分明显，在文学、艺术、科学、制造等方面皆远超北方。明中叶后与海外交流渐多，吴越地区得风气之先，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几乎同时在两地发生。明清时江南经济繁荣，文化鼎盛，康熙“东南财富地，江左人文薮”的诗句正是对江南的真实写照。
近代以来，吴、越文化在上海发生深层交汇，北承京津，南通港粤，兼收东洋、欧美新思潮，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在兼容并蓄中走向现代。随着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长三角迅速崛起，吴越文化也被最大限度激活，重焕青春。
吴越共有“水文化”
吴、越文化的共性，源于地理环境、气候以及生活习性的相似。这种相似性表现在衣食住行、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多方面。吴越人皆爱临水枕河而居，以稻米为主食，同样擅长蚕桑纺织，善用舟楫，民性相近。“吴钩越剑”自古天下名重，精妙绝伦。精良的青铜铸造术，发达的造船业，多彩的陶瓷手工艺，以及后来发达的纺织工艺等，都是吴越所共有。早期，吴越同尊龙与鸟，后来也有同样的宗教信仰。甚至自成一体的语言体系，虽有所殊异，但交流并无妨碍，助力了文化的区域内融合。
吴越地区多水，水网密布，通江近海，交通便利，百姓善用舟楫，有丰富水上生活劳作经验，吴越文化也共有“水文化”之特质。这种文化灵动智慧、敏察善纳、开放通达、兼容并蓄，善于审时度势，敢于探索，敏于转向，具有鲜明“智者文化”特点。总之，水的许多特征，早已融入吴越人的血脉，化作群体性的个性与禀赋。
吴越之地江河湖海的水环境，也孕育了锐意进取、敢于开拓的文化精神。吴国的开凿运河、强兵利器，四面拓疆，越国的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同仇敌忾，都显示了进取图强的精神特质。江河湖海，也成就了吴越文化的开放性，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善于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元素，能够包容一切富于生机的文化因子，并不断更新和自我扬弃。晋唐以来，这种开放善纳精神有增无减,在文化重心南移和引领经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唐代以来，吴越之地，社会稳定，望族群集，天下财赋，大多出于江南。中唐韩愈就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全唐书》的描述是“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
经济的繁荣孕育了崇文重教的民风，吴越之地古来文人雅士多，吴越地区书院多，藏书楼多，明代时藏书大家多出于苏浙，苏浙书画家也多。《四库全书》修书时，江苏浙江的供书数，亦居全国一二。
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成熟圆润，反哺中原。苏杭地位极高，才子俊彦汇聚，文化艺术繁荣。江南子弟一直是科场主角，明清时期更占绝对优势。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史上，共诞生596名文状元，苏浙状元数占总数的35%以上；清朝的114名状元，江苏49人，浙江19名。至2016年末，新中国1629名两院院士中，籍贯为苏浙沪的院士909人，占比56%。
由粗转精，刚柔相济
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吴王沉湎美色、纵欲轻敌而致亡国；勾践卧薪尝胆，隐忍图强，反败为胜，这些早期传奇似乎早为吴越文化烙印了不同的历史胎记。楚灭越后，楚地东扩。因春申君封吴，“治吴凡十四年”，楚文化对吴地经济、文化影响皆多于越。
吴地气候环境条件优渥，百姓生活较为安逸，民众喜食新鲜鱼虾，口味清淡；而越地靠海，渔汛来了大批海产登岸，故善制腌腊。越人捕渔不比浅水太湖而需要冒险，所以性格更趋大胆、粗粝；艺术上亦如此，吴地艺术相对古雅柔婉、精致藻丽，如昆曲评弹；而越地艺术则一定程度保留了古远朴拙、刚劲苍凉的气息，如绍兴高腔，吼起来有西北秦腔味道。
南宋时，就有士人提出抗金复国要“以越事为法”，绍兴二十七年进士王十朋的《会稽风俗赋》，将越文化特征概括为“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隐忍成事”乃古越人报仇雪耻、发愤图强的方式，其源头可追溯至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隐忍成事，强调沉着内敛、隐忍坚韧，其实在今天浙江籍企业家的创业中、尤其是温州人的抱团打拼中仍可见一斑。
越地原点文化中的“卧薪尝胆”、“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的性格，在历代越人、特别是“有骨气的文人”中尤其突出。秋瑾、徐锡麟、邹容、鲁迅等人，作为近现代越地“士人”的代表，既有文人的一面，更有“斗士”的一面。毛泽东曾有诗云：“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造成吴与越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吴越两地除了环境差异外，从历史源头看二者原生文化就不同，吴统治者乃周室血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大，越统治者则具有鲜明的土著特色，即所谓“文野之别”。古吴国自寿梦起，与周晋鲁等中原诸侯交往频繁，在接受外来文明上得天独厚。越地偏于一隅，多山靠海，与中原联系不多，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小。越与吴楚相邻，曾是两国的属国，为维持自身独立性不得不采取封闭策略，因而更多保留了古老朴拙、刚劲豪放，并带有野性的文化特质。
从风俗看，越文化也具有更多原始性，先秦典籍载越地民俗“断发文身，凿齿锥髻，踞萁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信仰等，明显有别于中原的峨冠博带礼乐文明。“越人断发纹身，以避蛟龙之害”的原始习俗也折射出越人的生存艰险。古吴文化虽然也有古越人烙印，但在中原文化影响下起了变化。
环境的相对恶劣，造就了越文化英勇果敢、刚健朴拙，但在后来的吴越融合、原住民外迁和北人南移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文化传承主体的改变，越文化也随之而变。越文化形成于诸侯争霸历史情境中，但后来越地不仅远离逐鹿中原的战场，反而成为中原难民的避乱之地，大量豪族士绅、文人墨客的涌入，使越文化的内涵不断发生嬗变，文风日盛，终成名士荟萃、人才辈出之地。生活环境的逐渐改善、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也促使文化由“俗”向“雅”、由“粗”向“精”转变。
吴越文化的差异只是相对而言，在历史的演进中二河交汇，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早期吴人的“尚武”“轻死易发”并不代表缺少智慧，越人的刚勇坚韧也并不排斥精细雅致，吴越文化是古朴绮丽的融合，是雅俗交融、刚柔相济的产物，正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鸟日同体”，良渚文化时期的玉雕，吴越争霸时期精美无比的“吴钩越剑”，还有后来绚丽飘逸的丝绸，都是文化多元性最具说服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