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土客大械斗简史
转自:乡土人文地理
说到广东人,一般就是指“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大组成部分。但是,很少人会记起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咸丰同治年间(1854—1867)广东土客大械斗,也就是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大械斗。
这场械斗起于粤中粤东部之鹤山,延及开平、恩平、高明、新兴、新宁、阳春等17县,绵延13载,屠杀过百万。其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所以道光、咸丰时期南迁至广东中西部一带的客家,已经不像之前他们清初初来时候那样忍气吞声,仅仅安于穷山僻壤之地,而是一旦有机会就会“反客为主”,出现了强买强占土著田地等现象,这就最终爆发了广东的土客大械斗。
械斗根本原因:人口增长,生存竞争
如果说珠玑巷是广府人的中转站的话,那么嘉应州也就是现在的梅州是客家人主要中转站之一。
嘉庆二十五年,嘉应州以及所属的四县的原有人口是5.2万人,而滋生丁口为131.4万,加上屯民丁口近2万人,总人口为138.5万,这个时候的嘉应州已经不是宋元时期的地旷人稀,而是典型的人多地少。
人口增长使人均土地占有比率降低到了危险的地步,促使众多的家庭族群转而寻找新的生存策略,其中包括弃农从商和移民。移民方式之一就是男性的乔迁——离家外出打工赚钱,另一种方式就是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迁往外地,寻求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
在福建和广东,后面这种情况有时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膨胀而进入广东东部、并进而进入广州西部地区。引发这些地区的新的紧张关系。
当然迁徙的外部原因是康熙的“迁海”和“复界”政策,一直鼓励招民垦荒政策,使得“惠潮嘉”客民一波接一波的向南也就是广东的中西部迁移,这个迁徙过程中,大部分又是迁徙到广州府和肇庆府地区。
不过清代前期、中期。客民从粤北南迁到广州府和肇庆府二地时,所居之地,要么是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要么就是土著剩下不用的山谷。
客家先民迁移过程中,为了对付迁移途中强盗,土匪及不欢迎他们的土著,客家人的家族均是半军事化的组织。女的均是大脚婆,包揽家务活和农活,男的都是半军事化的战士,具有极具强略的攻击性。同时,客家人十分善于修巩防御工事,土楼和围龙屋就是明证。而且客家人的家族之间,也存在着极端残忍的乡族械斗,这些地锻炼了“客家战士们”。
当然广东的广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强悍好斗”、“奸滑好讼”,其家族间,大族欺负小族,大房欺负小房,强房欺负弱房,令客家人也相形见拙。广府人也有很强的防御军事堡垒——围村。
土客战争之导火索
由于种种原因,清末广东经济破产,清朝咸丰年间的广东天地会总暴动——洪兵暴动曾经席卷粤西,粤南,粤北,起义士兵以头带红巾为记号,故也叫红巾军暴动,由于适逢太平天国等国内叛乱如麻,清政府没有兵及钱粮镇压洪兵起义,于是广东地方政府鼓励各地方政府发展民团对付洪兵。
虽然当时土人、客人都有参加了洪兵起义的,土客也有参加民团的。但是天地会暴动的军队以土人为主,客人不多。而镇压的民团则以客勇为主,民团中的土勇战斗力差,客勇是围剿洪兵的主力。
由于官府的支持,客勇在围剿洪兵中发展壮大,一时“持功气骄”、“盛气凌人”。某些客勇以为,他们的美日子来临了,从此可以一洗当年被歧视,被奴役的耻辱,并且过上土人那样的‘美日子’。于是,在部分地方,出现了客勇抢掠土人财产、霸占国产及残杀土人的事件。
惨烈大械斗
一提起肇庆和江门,风景秀丽。谁能想到一个半世纪前,这里曾经是广府人和客家人的血腥战场呢?这场“斗祸”的主战场是在当时肇庆府,而“斗祸”的核心地点就是现在的江门五邑地区。
由于“斗祸”的历史内容太繁冗,这里仅仅选取“斗祸”的起始点——鹤山的几个片段来展示一下当时大械斗的惨烈场景。
鹤山的客民是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先后迁入到这里的,惠州、潮州客家人迁到新宁即现在的台山、开平垦殖以后,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鹤山十七村”和“五子下鹤山”的说法。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人与客家人和平相处,达百余年之久。
咸丰四年,广东洪兵起义打破了这种平静。这时,鹤山县许多农民参加红巾军,无分土客,同心戮力打击阶级敌人。他们很快就攻下鹤山城。
现在的鹤山有一个“五子园”(下图)是不是和“五子下鹤山”有关系呢?
当时,客家地主高三的幼子被杀,他不惜倾家泄愤,与客籍秀才张宝铭推出武举马从龙为领袖,募集客家壮丁与红巾军为敌。这支地主武装,后来协助清兵收复了县城,并在江门、长沙等战斗中得胜,擒杀了鹤山洪兵领袖大鲤鱼、何困仔等。于是省清政府嘉奖客勇勇敢,并令鹤山知县统率客勇清除红巾军余党。
当时,清兵和客勇进入各村搜捕红巾军。但是慢慢的出现了客勇乘机洗劫财物、伤害无辜土人的利益,且势头越来越猛。因此,鹤山土人中的地主阶级扬言“客民挟官铲土”,发动土人起来报复。械斗于是开始。
大械斗场景
客家围楼就是代表了客家人的生存环境状况。
械斗重灾区:鹤山、开平、恩平、新宁(台山)、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
起于咸丰四年(1854)、止于同治六年(1867)的大械斗,起始鹤山,然后蔓延到开平、恩平、高明、新兴、新宁、阳春等17县。
官府之态度
在“斗祸”中,广东政府是什么态度呢?清廷对于广东斗祸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咸丰四年起始,先是地方当局不把斗祸当回事,后来清廷得知后也未予特别重视。
二是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官方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促使土客双方联和的措施,但收效不明显。
三是从同治二年开始,到六年斗祸被基本平息,官方采取以剿(客)为主、剿抚兼施的策略,基本平息了这场蔓延13年的斗祸。
械斗三阶段
广府人之间种姓之间也经常发生械斗,如1922年关于广州北郊外王圣堂和瑶台二乡的械斗。
械斗整个过程中,政府偏向土民,其根本原因是客家人在广东的政治影响力远逊于广府人。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广东政府因为客勇们剿匪有功,而有点放任客家人,但后期,受到广府人的压力,包括广府官员的上讼,广府人不断地上讼,而因为客人不近省府,影响省府的力量弱很多,上讼者也较少,广府豪强的经济压力及贿力,官兵的天平终于偏向土人。
所以整个械斗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客勇们攻寨掠地,在广东各地到处进攻;
第二阶段:土人和客人开始呈胶着状态,互有攻守;在这个阶段,土客双方聚集武装,摧毁对方的村庄,互相残杀,抢掠妇女财物,放火烧物,叫做“铲村”。被害的一方再聚集力量进行报复。造成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废,村落化为丘墟。
第三阶段:广府人凭借人口多,经济雄厚(可以雇佣湘兵,甚至英法军队),加上官兵的助攻下,客人全线败退,死的死、逃的逃,迁的迁。也就是客家人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徙”。
至此,土客之间在鹤山的“斗祸”才彻底结束。
客民失败后去向何方?毕竟广府人凭借人口多,经济雄厚,甚至可以雇佣湘兵,甚至英法军队,加上官兵的助攻,最后的结果就是客人全线败退。
多数土人死于屠杀,多数客人死于饥饿
一般来说土民大多死于兵刃,而客民于兵刃而外,兼多有死于疾疫者,原因在于土众而客寡。
这些流寓客民因人多地狭,多无村居,只能支帐露宿,因此导致很多人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所以战争中,大多数土人是死于屠杀中,而大多数客人死于饥饿。
凡土村遭客民攻陷,其土民可以避入内地,依靠族属,托居无恙。反之,如客村遭土民攻陷,逃出客民多无族属依靠,频年转徙,支帐野居,因而风露感冒,蒸湿侵犯,以至染疫而殁者,所在多有。
另一个后果是,客民由于村居失陷,无依无靠,只好分结队伍剽掠土民,杀灭山谷,以图泄忿,所以,史料记载中,多有指客民为盗为匪者,官兵固然以剿为事,土民更是借剿为名。
土客战争之影响
持续13年的“土客之争”给广东带来什么影响呢?
客属千百村居沦亡。至此,号称富庶、人口繁多的西路,“客属千百村居,全数沦亡”,而客田千余顷也全数被土民占据。
走上“猪仔”之旅。这场惨烈的大规模冲突导致五邑(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地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
面对人口的大量死亡、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开始踏上前往东南亚、夏威夷、旧金山的路途。在今天的北美西部各州、东南亚各地华人随处可见,追源溯流,在很大成程度上是这场可怕的大械斗促使当地的农民冒险走上“猪仔”之旅。
客民于行路中势孤力单,多有为土人所掳获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溴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日“卖猪仔”。
此时也有不少客民因流离无依,自愿到澳门卖身前往外埠,试图通过这途径,“作工得资以周给亲族”。这期间被土民掳卖及自卖往南美洲的客民,为数约二到三万。
客家人第五次迁徙。最终清廷为了解决土客械斗问题,将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客家人遣散回客家原乡或安插到人迹较稀地方乃至外省,今天赣南地区的客家人不少祖先就是土客械斗以后从广东迁入江西的。这一迁变也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客家人的第五次迁徙。
客家话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可能。这一系列变故导致珠江三角洲地区客家人口锐减,如四邑土客械斗前客家人可占当地总人口约五分之一,而械斗尘埃落定后只为百分之三。
客家在珠江三角洲的势力大大缩减,客家话因此也失去了在珠江三角洲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粤语成为交际语言。自从土客械斗尘埃落定后,珠江三角洲的粤语在和客家话的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散居的客家人逐渐被粤语同化、土客之间也互相通婚。根据近年的研究,在粤客杂居的村落中,只要说粤语的人数比重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则整村都会渐渐选择以粤语为交际语言,客家话反倒被粤语“强而同之”了。
当然在客家大本营梅州、惠阳等地,客家话的地位仍然牢不可破。
附1:开平碉楼背后,一段血泪仇杀史
同时,客家人十分善于修筑防御工事,土楼和围龙屋就是明证。而且客家人的家族之间,也存在着极端残忍的乡族械斗,这些都锻炼了“客家战士们”。
客家人这个外来群体,对当地豪强的资源财产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自然不受欢迎,所以各地的宗族豪强都排挤客家人。
选自:广州旧闻/转自:乡土人文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