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为什么都跑去广东

作者：言烟／来源：浪潮工作室

湖北按顺时针方向走，分别与陕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重庆6省市相接。

但在疫情地图中，陕西比河南浅一个色号。在更外围的省份中，贵州浅了两个色号；而广东、浙江与湖北并非直接相邻，反而疫情较为严峻。

疫情反映了人口流动与往来，也间接是经济、交通、历史等因素的反映。浙江如此，广东也是如此。

拆开来看，广东大城市多，病例出现在许多城市，深圳、广州、珠海、佛山、东莞等都有疫情通报，居于广东最西侧的湛江，东侧的潮汕也有病例。

根据深圳卫健委发布的较为详细的病例通报，可以知道深圳的输入性病例来源有几大类：探亲往来、旅游往来、出差往来。东莞的疫情通报也存在此种情况。

广东，可以说是湖北人的第二故乡。

广东，湖北人的淘金圣地

在深圳、东莞这样的广东城市，湖北人往往都会有那么一两个亲戚。

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无非两点：

在过去，湖北人跑去深圳淘金留了下来，但和湖北老家还有联系；

而在现在，更年轻的湖北人依然往广东跑，有些人常住在深圳。

20世纪80年代，珠三角地区就像是“淘金热”的加利福尼亚。珠三角提供了无数就业机会，自然也吸引了无数移民到来。

1990年，深圳，工厂流水线的女工，从80年代开始珠三角经济就快速增长，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吸引移民大量迁入/张新民

在1995-2000年人口流入高峰期，广东人口净流入可以占全国跨省人口流入的1/3[1]。

哪怕在2000-2005年间，中国跨省移民流入最多的省份依然是广东，大约有1213万移民进入广东。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浙江只有512万[2]。

与之对应，在2000-2005年间，国内的移民输出大省主要是安徽、江西、湖南、贵州、湖北等中西部省份[2]。

1994年，深圳，外地人的孩子在闹市卖纸巾和香烟，在拥挤的人潮中穿梭/张新民

只要时机成熟，跨省移民就会相对稳定地停留下来。

就像许多浙商外出到其他城市形成“浙江村”，湖北人也有许多外出到其他市镇形成“湖北村”[3]。

广东广州的海珠区东风村聚集了两千多家制衣厂，老板和工人大多是湖北人（主要是湖北天门人）。

在制衣业之外，配套的餐馆、零售业等也有湖北人从事。当地本地人仅有5千多，外来人口约12万，是本地人20多倍[4]。

经济发达的广州，越来越多的跨省移民选择在此扎根

广东中山也有“湖北村”。20世纪90年代，一个仅有3600多本地人口的大岑村，方圆10多公里范围内，积聚了六七百家湖北人创办的家电类企业，并招致大量湖北人在此打工，三四万湖北人在此扎堆[5]。

有的湖北人成群结队到同一个地方去打工，也有湖北人是单枪匹马去广东闯荡的。张彤禾所著的《打工女孩》中描写的打工人物之一吕清敏就是湖北人，2005年前后在东莞打工。

本书作者张彤禾说：“我才发觉，原来我跟我写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么深的联系。我也离开了家，了解生活在举目无亲的地方那种孤独漂浮的感觉“ / 豆瓣

当然除此之外，新一代高学历年轻人也有很多去广东发展。武汉大学云集，是重要的人才输出城市。

广东有数个城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都吸收各类劳动力。正如张彤禾《打工女孩》中描述的那样：

我来东莞好多个月，没见过一个本地人。

大量移民涌入为广东本地人带来了租金，也使得工业繁荣，发展迅速。

东莞从最初的衣服、玩具和鞋子等简单制造业做起，到90年代，就已经转向电器和电脑部件[6]。

大量制造业成绩不菲的城市，让广东有“世界工厂”之称（在较小的程度上，浙江也是）。

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将会有70%的电脑产品缺货。

——IBM一位副总裁语

湖北给不了的，广东给

那么问题来了，湖北人为什么要前赴后继跑去广东打工、做生意呢？

原因就在于：未来。

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外出打工，这是湖北也是其他省份的现象。

湖北是农业大省，洪湖莲藕、恩施土豆、秭归脐橙、罗田板栗等特产多样。但农业大省一般劳动力过剩。例如湖北天门，就是劳动力长期外流[4]。

不是没有人尝试在湖北建工厂，但是比起广东来，湖北的工厂开不了那么高的工资，自然招工也更困难。

湖北省天门市小板镇杨氏家族几代人以务农和吹糖人为生，传到如今只剩下3个人还能吹糖人。如今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打工

湖北黄石市阳新县曾引进全球闻名的鞋业代工厂——台湾宝成集团，投资建立鞋厂。

阳新外出务工人数长年达26万，有9万是鞋匠，许多人都去温州制鞋。原本以为当地建立鞋厂后，很容易招到工人[7]。

但建厂之后，2010年计划招到10300人，实际只招到2500余人。到2011年2月，鞋厂工人也只有7560人。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富士康内迁的武汉、成都、郑州等地，同样面临过招工难的问题[7]。

当地鞋厂的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而在温州普遍能拿到3000的工资。此外，只有顾及小孩的中年人愿意留在当地，年轻人还是愿意出去，因为“在外面肯定好玩一些”[7]。

阳新人还是大量接着去温州和东莞等城市打工。

2015年01月22日，浙江瑞安一鞋厂庆祝开业，在厂房外墙上挂满120余条横幅

阳新是沿海工厂早期内迁时面对的困境的一个缩影。随着中部城市武汉、郑州等的发展，出现了更多企业，更多配套二、三产业，也能招到员工，但能吸收的就业人口有限。

而沿海的浙江、广东，恰恰能给湖北人提供，更多湖北给不了的就业、工资、岗位、机会。

广东本来二三产业发达，建厂的基础更好。

20世纪80年代，广州东风村第一代开厂的及厂内工人是当地人；

90年代，本地人退出制衣业，潮汕人经营，工人招募自全国各地；

2000年后，潮汕人退出经营，湖北人经营，并且喜欢招募同乡来当工人，形成了湖北村[4]。

湖北人在东风村的经营及务工，是利用已有的产业集群基础，逐渐形成的。

当地人之所以愿意把经营让给湖北人，是因为租金收入就吃到饱了。

一份2007年发表的对广州三元里的统计显示，广州三元里有4万农民工，三元里的年租金收入能达到一亿元[8]。

2019年2月22日，广州，白云区三元里村的牌坊前一大早就锣鼓喧天，人声鼎沸

这么看，湖北人不断往广东走，其实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经济发达地区更具备吸引力，对人口迁移的拟合模型显示，GDP和人口迁入率有着不可小觑的关系。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吸引大量人口[9]。

而比起长三角，湖北人更钟爱珠三角。2010年湖北流入珠三角城市群的人口是173.8万，长三角则少了一百万[9]。

2016年10月26日上午，佛山顺德陈村，秋日将城市映衬得五彩斑斓

一个人如果要外出工作，总是倾向在家乡周围找工作。湖北人去广东，要比去浙江更近，这样离家更近、交通成本更少[9]。这里的近指的是交通距离的近，而不是直线距离。

人口迁移率与迁移距离成反比，大多数人口迁移都是短距离的迁移。

——英国学者拉文斯坦

在许多省份有剩余劳动力，而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需要劳动力的情况下，它们由近及远地吸引劳动力过来，最终实现了平衡。

这形成了湖北大量输出人口到珠三角，中量输出人口到长三角，少量到京津冀的局面。

湖北和广东，联系比你想得还紧密

事实上，湖北从来都不是一个中部普通的省份。

湖北和广东之间的联系，和全国其他省市的联系，要比你想得多的多。

在测算了经济、人口、交通等因素后，湖北和外省的经济联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远亲强于近邻”[10]。

湖北与北上广的经济联系更强，与东边省份的联系强于西边；此外，南北向的联系强于东西向，即南北相邻的省河南、湖南与湖北经济联系强于东西相邻的省份陕西等[10]。

从交通运输量来看，也能反映湖北与南方的广东之间有大量往来。

2010年2月2日，武汉火车站里的和谐号列车

2008年-2009年的航空客运量与货运量，武汉与广州之间的往来都比长沙与广州之间大。本身因为武汉的经济体量比广州更大，克服了距离障碍[11]。

2009年，武广高铁刚开通第一年，日均输送客流56,000人，最高的时候达135,000人/天[11]。

武广高铁开通，既是因为之前的京广铁路运输压力大，是已有经济联系的反映，也进一步加强了经济联系。

开运后第二年，国内到湖北的客流达将近21亿，比上一年增长39%；旅游收入1409.48亿，比上年增长45.4%；境外客流达181.74万人，增长36.2％。湖南、广东亦有大量客流及收入增长[11]。

武广高铁是开通较早的高铁线之一，之后经过大量高铁线路的建设，2014年，武汉在城市交通网络中的中心度提升[12]。

2018年11月2日，武汉，汉口火车站

作为大型中部交通节点以及中部省份中的特大城市武汉，而广东的广州、深圳都是大型交通节点与城市，武汉与之有往来十分正常。

在大型交通动脉线（北京-武汉-广州，以及成都-武汉-上海）上的大大小小的市镇，也都被带动得往来密切。例如，居于武汉与郑州两大枢纽之间的河南信阳，也是一个不小的交通节点城市。

在纯粹的旅游出行上，刚好，冬季是去热带国家和地区旅游的旺季。一些客流本来就去广东旅游；而另一些去东南亚等地的游客也需要取道广东。

在大型交通动脉线上的大大小小的市镇，也都被带动得往来密切

与广东相比，一些地域，因为恰好没有落在如棋盘线一样的交叉网线上，也不位于热带，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较小。

如湖北西北边虽然与陕西有不短的交界线，但鄂西北没有大交通干线。

这里有大别山东段，武侠小说中武当山位于此，而湖北西北的城市襄阳处于小型盆地中。鄂西北地形起伏很大，部分西安到武汉之间的火车（广义上，包括动车和高铁）不直穿陕鄂，还需取道河南。

这让陕西受影响较小，而东边处于大型南北交通动脉上的河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除了疫情期需要多加小心之外，有人口的流动往来，绝对利好经济的繁荣。反对任何现在及以后对疫情严峻区人的歧视。

参考文献：

[1]Chan, K. W. (2012).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rends, geography and current issu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1(2), 187-205.

[2]Shen, J. (2013). Increasing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05: Institutional versus economic driver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9, 1-7.

[3]广州市法学会.(2013)..法治论坛 第50辑.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

[4]李志刚, 刘晔, & 陈宏胜. (2011).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乡缘社区”:特征、机制与空间性——以广州“湖北村”为例. 地理研究, 30(10), 1910-1920.

[5]程明盛.(2015).大国空村.暨南大学出版社,广州.

[6]张彤禾, 张坤, & 吴怡瑶. (2013). 打工女孩.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

[7]《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 (2012).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 洪流.花城出版社,广州.

[8]Wu, F., Zhang, F., & Webster, C. (Eds.). (2013).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Routledge.

[9]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3). 发展中的中国人口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研究课题论文集 下.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

[10]胡立君, 杨振轩, & 刘斐然. (2018). 湖北省区域经济联系水平测算与分析. 统计与决策, (3), 35.

[11]Chen, X. (2015). A sustainability analysis>[12]Jiao, J., Wang, J., & Jin, F. (2017). Impacts of high-speed rail lines on the city network in China.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60, 25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