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有种族差异吗？为什么犹太人会显得特别聪明？

文｜辉格

强调政治正确的学术界，什么是令学者们最头疼的问题？犹太人的高智商。

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共拿走了 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

在非科学领域，犹太人还拿走了 13%的诺贝尔文学奖，1/3 以上的普利策奖，1/3 以上的奥斯卡奖，近 1/3 的国际象棋冠军。

▍诺贝尔奖得主中，超过 20%是犹太人

为什么犹太人能够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

重视教育恐怕是犹太人身上最显著的文化特征了。一个有悠久重视教育传统的民族，对杰出人才的诞生当然有很大帮助。

犹太人重视教育的最直观原因是宗教，犹太人的宗教传统要求每位父亲都应向儿子传授《妥拉》和《塔木德》等经典——在识字率很低的古代，仅从经文学习中获得的基本读写能力相当有用。

宗教传统之外，犹太人的历史处境，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比宗教因素的作用更大。

犹太人在大流散之后处境悲惨；丧失故国、散居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最初在罗马帝国境内，还是后来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和东方伊斯兰世界，皆属于“少数民族”，那些拒绝改宗的犹太人，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犹太人不仅文化上受歧视，法律上也被剥夺了许多权利，屡遭迫害、驱逐、甚至屠杀。

▍大流散后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不同年代被迫迁移示意图

中世纪的欧洲，身为异教徒的犹太人不可能与基督徒君主建立领主-附庸关系从而承租土地，无法组织手工业行会，也无法与贵族通婚以提升社会地位，甚至无法由教会法庭来保障自己的遗嘱得到执行……总之，封建契约关系和教会法，皆与之无缘。

留给犹太人的只有少数被封建关系所遗漏的边缘行业，比如教会禁止基督徒从事（或至少道德上加以贬责）的放贷业、替贵族征收租税的包税／包租人、与放贷和收租有关的私人理财业，以及少数未被行会垄断的商业。

这些行当的共同特点是：因没有垄断权而极富竞争性，需要一颗精明的头脑，读写和计算能力很重要。因此，犹太父母可能更愿意投资孩子的教育，提升其读写计算能力，以及运用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波多利亚一位犹太父亲在陪孩子读书

这一投资策略迥异于传统农业社会的主流策略：提升家族地位最好的长期投资与积累，主要集中在土地、上层姻亲关系、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犹太人没有这样的机会，只能集中投资人力资本，而且在随时面临被没收和驱逐风险的情况下，投资人力资本大概也是最安全的。

不过近代以来，大众教育普及，由教育造成的文化差异已不再显著。实际上，现代杰出犹太科学家的教育和成长经历中，犹太背景已无多大影响，甚至犹太认同本身也已十分淡薄了。

失去教育优势的犹太人为何智力依然出众？

犹他大学的两位学者格里高列·科克伦和亨利·哈本丁在 2005 年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观点：犹太人的智力优势是近一千多年中犹太民族在严酷选择压力之下进化的结果。

▍在 2009 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一书中，格里高列·科克伦和亨利·哈本丁专门用一章介绍了“犹太人的智力优势有可遗传的生物学基础”这一理论

他们认为，犹太人中表现出显著智力优势的，是阿什肯纳兹人的一个分支，其祖先是 9-11 世纪陆续从南欧和中东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中欧的犹太移民。和留在地中海世界的族人相比，他们遭受的排挤和限制更加严厉，职业选择更狭窄，这些限制对族群的智力水平构成了强大的选择压力。

如此特殊的社会处境，更容易生存的自然是那些聪明好学、头脑精明的个体，他们能留下更多后代。经过近千年三四十代的高强度选择，与高智商有关的遗传特性在种群中的频率显著提高。据保守估算，阿什肯纳兹人的平均智商约 110，比美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 10 个点，相当于 2/3 个标准差。

对个体来说，10 个点的智商优势并不大，但对于一个上千万人的大群体，这一差距却含义惊人。假如智商确实在群体内正态分布，那么均值高出 2/3 个标准差便意味着该群体内智商高于 140 的个体比例，大约是基准群体（此处是美国总人口）的 6 倍。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欧洲的迁移路径

科克伦和哈本丁的假说还得到了一些遗传学证据的支持，有多种与神经系统相关的遗传病在阿什肯纳兹人中比例奇高，这些疾病涉及一些与神经突触形成有关的基因变异，它们倾向于增加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据两位作者推测，这些变异在恰当组合下会导致高智商，而在不恰当组合下则带来神经疾病。

这意味着，在偏爱高智商的高强度选择作用下，阿什肯纳兹人一方面提升了获得高智商的机会，同时也承担了罹患若干神经疾病的高风险，就像在疟疾肆虐的西非，一些族群获得了一种与血红蛋白相关的变异，在杂合子组合下，该变异将提高疟疾存活率，而不幸的纯合子组合则带来致命的镰刀型细胞贫血症。

不过，这一假说尚未得到广泛认可——将这样一个重大优势归因于短短一千年内的进化过程，很难让人接受。通常生物学家在谈论进化改变时，时间尺度至少是几十万年。即便是农业起源后人类发生的显著且意义重大的进化改变也经历了一万年。

理论上，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并且种群基因池里有足够多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遗传多样性，几十代时间足以将一些原本罕见的变异的分布频率成倍提高，从而产生显著的族群间差异。

▍驯化前后的银狐。俄国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列耶夫只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便选育出非常温顺驯服的银狐品种，它们在性情、毛色、耳朵、颅形等方面表现出一系列鲜明的驯化特征。原则上，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类似事情发生在人类身上

人类在走出非洲后的几万年里，尤其是农业起源后的一万多年里，已经发生了许多显著且有重大意义的进化改变，其中有涉及乳糖消化，抵抗疟疾或饥荒，抵御寒冷，维生素 D 代谢，黑色素合成，骨密度降低等等改变。

而阿什肯纳兹的分化历史毕竟只有千年，现有的遗传证据也是间接的，尚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说明究竟何种变异如何提高了智力。

那么，犹太人的聪明进化论还有其他理论加持吗？

经济学家马里斯泰拉·波第西尼和兹维·埃克斯坦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他们注意到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即从公元 1 世纪大流散时期到 15 世纪末，犹太人口在其所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在快速下降，从公元 65 年的 10%降至 1490 年的 1.1%。

但同时，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的生育率低于其他族群，很明显，不断有大批犹太人改宗为基督徒或穆斯林。不过哪些犹太人更可能改宗，并非随机。据一些早期基督徒作家观察，多数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都是穷人和文盲。

作为宗教少数派，流散的犹太人若要维持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保持身份独特性，就需要花大量精力阅读和向孩子教授宗教经典。

▍极端正统教派的犹太教徒（哈瑞迪）手持《妥拉》经卷在庆典上跳舞。哈瑞迪不工作，以研习犹太教经典为毕生志业

对于从事精细手工业、商业、金融和管理类职业的家庭，由读经而获得的读写能力可以带来额外回报。然而，对于从事农耕等体力劳动的家庭，这些投入没有额外价值。

所以，坚持不改宗的，大多是需要读写能力和精明头脑的非体力城市职业者。这一逻辑反过来也成立：那些天资聪颖，发现自己在读写学习上表现出众，有望由读经而获得上述职业机会的孩子，更有可能坚持读经而不改宗。

总之，保留犹太身份的，要么是祖上智力较高因而有能力从事精英职业的，要么自己智力较高因而有望并希望从事精英职业的。这种“自我选择”和科克伦与哈本丁的“自然选择”解释并不排斥，可以共同起作用。

由于中世纪的欧洲能让犹太人发挥才智的机会非常有限，只有天资更卓越的人才能保持犹太身份，而改宗的可能性加速了这一选择过程——这可以部分消除质疑者对“一千年是否足够长”的疑虑。

不过上述理论仅仅是一种假说，尚缺乏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无论它是否能解释犹太人的智力优势，改宗权衡或其他自我选择机制，在塑造少数族群文化特性上的作用却有很多相同例子可为佐证。

穆罕默德·萨利赫 2013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残存于伊斯兰世界的各种非伊斯兰小教派，包括犹太人，祆教徒，希腊正教徒，亚述基督徒，亚美尼亚基督徒，其精英化程度全都远高于穆斯林，表现为他们在医生、工程师、机械师、外语教师等精英职业中的比例奇高，而且这些族群的 1/2 到 2/3 都居住在汇集着富人和精英的大城市。

萨利赫认为，这是伊斯兰政权统治政策的结果，他们一方面不强迫被征服者改宗，同时又对非穆斯林征收歧视性的人头税（jizya），于是这些群体中付不起人头税的下层成员就只好改宗，只有那些从其宗教与文化传统中获益最多且足以抵偿人头税和其他少数派特有成本的成员，才愿意坚守其传统身份——歧视性政策实际上是在替这些少数族群不断清除资质禀赋较差，因而难以在精英职业中取得成就的成员。

除了社会地位低下，法定权利缺失，他们还要遭受多数派邻居的歧视、排斥和攻击，这个压力在农村比在城市高得多，和城市流动性社会相比，农村熟人小社会的文化更单一和封闭，更排他，更难以容忍少数派的存在。

▍公认最有才华、可能也是智力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列夫·托洛茨基，犹太富农的出身正是其革命热情的原因之一

这些小教派在伊斯兰世界的例子和阿什肯纳兹人在基督教世界一样，充分展现了特定社会条件下，基于个人禀赋差异而做出的不同自我选择，在塑造少数族群的文化和遗传特质上扮演了关键角色。

这一选择机制也可通过另一条途径——跨国移民——表现出来，它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有时会出现对比鲜明的有趣结果。

▍刚移民至美国纽约的欧洲犹太人

你能猜到在美国医生这个精英群体中，哪个族群的相对代表率最高吗（相对代表率，即某群体在某职业中的出现频率与它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比值，基准值为 1）？

2015 年出版的《儿子照样升起》中，格列高利·克拉克分析了美国社会一些少数族群的精英化程度，你可能绝对猜不到，来自埃及的科普特人高居榜首。但是，用前面的自我选择就很容易解释了。

▍若干精英度偏高的美国少数族群在医生中的相对代表率

科普特人血缘上属于埃及土著，罗马帝国后期皈依基督教，直到阿拉伯征服之前，是埃及人口的多数，在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科普特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与“精英”二字完全无缘，但在阿拉伯人统治下，前述选择机制将它从一个底层多数群体改造成了少数精英族群。

埃及科普特人向美国的移民过程又发生了二次筛选——科普特人尽管在埃及有着较高精英度，但相对于发达国家仍是贫穷者，只有其中条件最优越、禀赋最优秀者，才能跨越移民门槛而进入美国，可以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但不是所有移民群体都有着较高的精英化程度，拉美人、柬埔寨人、赫蒙人（越南苗族），在医生中的代表率皆远低于基准水平。

造成这一差别的关键在于移民机会和移民通道：拉丁裔移民大多利用靠近美国的地理优势，从陆地或海上穿越国境而来，柬埔寨人和赫蒙人则大多是 1970 年代的战争难民，这两类移民对个人禀赋并无特别要求，但是，上大学、工作签证、投资移民、政治避难、杰出人士签证，都有着强烈的选择偏向。

观察这一差别的最佳案例是非洲裔美国人。同样是黑人，南北战争前便已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其医生中的代表率仅高于美洲原住民，而南北战争后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黑人移民，其医生代表率 4 倍于基准水平，5 倍于德裔和英裔美国人！

这种强烈的对比背后的选择机制很简单。前者的祖先是被作为黑奴贩卖来美国，而新黑人的祖先则是凭借自身优势或个人奋斗来到美国，往往来自母国的精英阶层。

有一个故事我们已耳熟能详，一个肯尼亚的世代精英，第一代曾为英军服役精通英语读写，第二代 6 岁便入教会学校，后留学美国在夏威夷大学和哈佛大学取得学位，他在美国期间，与一位后来成为杰出人类学家的白人女性结婚，这段短暂婚姻留下的儿子，就是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