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有道德合理性吗？
© world future fund
利维坦按：
熟悉二战历史的估计都清楚，由于硫磺岛战役和冲绳岛战役美军的重大伤亡（冲绳岛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日方共有超过10万名日军战死或被俘，盟军遭受的人员伤亡亦超过8万人），是造成最终放弃登陆日本作战计划而改用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问题在于，对于无辜平民（非战斗人员）的大规模杀伤，这在道德上是否存在问题？既然在当时美国当局已经获知了原子弹的巨大威力（1945年7月成功试爆了首枚原子弹），为何不在日本本土人口相对稀少的区域做震慑性轰炸？
下文中也提到了关于“电车难题”的类比，而与之不同的是——电车难题是个设定为无法避免的思想实验，核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可以避免的，它并非全人类的必选项。
转自：【利维坦】
费舍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上撰文指出，与其用公文包装着发射核弹的密码，不如把它封在胶囊里，再植入到某个志愿者的心脏旁边。这样，无论总统走到哪里，那个志愿者就跟到哪里，而且随身携带一把屠刀。在授权发射核弹之前，总统必须先亲自杀死那个人，挖出他的心脏来取回密码。
当费舍尔向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提出这个建议时，他们大吃一惊，认为这一行为会扭曲总统的判断。但在费舍尔看来，这才是重点。
在杀死数万人之前，总统必须先“看着面前的大活人，意识到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无辜的死亡。白宫地毯也会粘上血渍”。
从道德上来说，用屠刀杀死一个人可能是一种令人反感的行为，但在地缘政治领域，过去的领导人却以政治或军事需求为理由，为他们掷下原子弹的行为作辩护。75年前的这个月，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这一决定的正当性仅在于其结果，而非道德。轰炸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避免了旷日持久的冲突造成更多的死亡，而且可以说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里避免了核战争。
然而，这些积极后果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1945年8月6日和9日，人类最具破坏性的两个物体将原子的可怕威力带到了两个平民城市。我们可以尝试用数字来描述这些事件：至少有20万人直接死于高温、大火和辐射；成千上万的人受伤；几代人被辐射、癌症和心理创伤等无法量化的代际遗留问题所困扰。我们可以记住每个人的故事——母亲和孩子的故事，牧师和医生的故事，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在一瞬间转变了。或者，我们可以缅怀那些留下的遗迹，就像《不再广岛》（No More Hiroshimas）这首诗所描述的那样：“那些让我流泪的......那些烧焦的衣服碎片。停止的手表。撕裂的衬衫。扭曲的纽扣。”
但是，也许没有一个准确的方法来描述人类遭受的巨大痛苦。
对平民发动核攻击会是正确的吗？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决定在道德上是合理的？近年来，研究人员和哲学家对核武器所引发的道德问题进行了探索，他们的结论表明，很难找到简单的答案。
为了大局
首先，让我们考虑一下以时任总统哈里·S·杜鲁门（Harry S . Truman）为首的美国政府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轰炸的主张。在这些事件发生后，美国将自己的决定描述为一个不幸的、但为了大局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在1947年写道：“1945年夏天，美国的主要政治、社会和军事目标是日本的迅速和彻底投降。“而另一种选择，即地面入侵，可能会导致超过100万美国士兵，以及更多日本士兵死亡。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94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Gallup poll）发现85%的美国人赞成轰炸。
（news.gallup.com/poll/17677/majority-supports-use-atomic-bomb-japan-wwii.aspx）
就算杜鲁门感到任何遗憾，也没有表现出来。最接近忏悔的暗示来自商务部长的日记。这位部长写道，杜鲁门在长崎之后叫停了进一步的轰炸，因为“他不喜欢杀死‘这些孩子‘的想法”。
然而，虽然盟军与日本之间的持久战无疑会导致大量死亡，但一些历史记载表明，当时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虽然，其结果是好的，战争结束了，接下来的75年都未发生核战争。但这种只看结果的想法，却扼杀了其他的历史可能性。
如果美国人选择先展示武力，在东京湾而不是在两个城市各投下一颗原子弹，日本人会怎么做？天皇是否已经决心要求他的政府投降？而通过地面入侵造成100万美国人死亡的估计是否准确？这些假设将永远无法得知。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1995/07/was-it-right/376364/）
尽管如此，日本哲学家盛冈正弘（Masahiro Morioka）表示，史汀生为这一决定提出的理由可以被视为一个功利主义的论点，即轰炸避免了更大程度的整体苦难。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他将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和“电车问题”带来的功利难题进行了类比。菲利帕.福特（Phillipa Foot）最早提出这个思想实验，其最简单的版本是让人们衡量他们是否会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来拯救五个人，通过改变失控电车的轨道来杀死那个人。
（philpapers.org/rec/MORTTP-7）
在一次大学课堂中，盛冈正弘向他的学生们展示了广岛、长崎版的电车问题。和许多被要求考虑这个情况的人一样，学生们告诉他，他们将改变电车轨道，让只有一个人死亡。他说：“他们震惊地意识到，他们做出了与杜鲁门和史汀生同样的决定。”
然而，盛冈正弘认为，用功利主义的更有说服力的论点来看待广岛和长崎，模糊了死伤者的视角。他解释道：“受害者的想法已经从问题中抹去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认真想象一下，如果被害的人还活着，他们会怎么想。”
盛冈正弘告诉我，虽然他能明白轰炸的基本逻辑，但他认为轰炸缺乏人性：“通过为其辩护，我们假装受害者的观点根本不存在，这在道德和精神上都是错误的，是有问题的，是令人厌恶的。"
面对这个问题，人们莫衷一是
也许这也是费舍尔提出屠刀设想时的想法，这个“白宫地毯上的血迹”的思想实验。神经学家丽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的一门道德科学课上，探讨了支撑费舍尔研究方案的道德困境。去年，我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奈特科学新闻（Knight Science Journalism）奖学金的一员参加了这门课。
（ocw.mit.edu/courses/brain-and-cognitive-sciences/9-46-neuroscience-of-morality-fall-2017/）
和盛冈正弘一样，萨克斯也指出，如果美国总统坚定奉行减少战争期间痛苦总量的功利逻辑，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志愿者的心脏挖出来，以获得核密码。如果你准备为了大局而杀死数万人，那么多一条无辜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也许有些总统会伸手拿刀，但正如费舍尔在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的那样，这一可怕的行动可能会让他们停下来。毕竟，为了获得密码而杀人，具备了谋杀被禁止和惩罚的所有要素。正如萨克斯所指出的，该行动并非出于自卫，而是有预谋的，有意的，并且是工具性的（将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你同意按照这个定义，对个人来说，谋杀总是错误的，那么对领导人和国家来说，是否可以有道德上的理由？
研究道德态度的心理学家，将近距离接触谋杀的想法所感受到的怯懦感描述为“行动厌恶”（action aversion）。例如，当人们被要求将自己置于涉及推搡、持刀甚至持枪伤人的场景中时，他们不太可能支持为大局而杀人的想法。
在有轨电车问题中，大多数人支持通过杠杆改变轨道，让有轨电车撞死一个人。但是，当面对另一种不同的情景时，许多人会犹豫。这种情景需要把一个人从桥上推下去，堵住那辆致命的电车。（这个不幸的人有时被描述为 "胖子"，这也是投在长崎的原子弹的代号，这是一个残酷的巧合）。
这种情况下的死亡数学是一样的，一条命换五条命。但对很多人来说，推人的行为感觉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想。比如一项研究表明，具有精神病态特征的大学生更容易认可涉及伤害的功利性判断）。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47235213000512）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7分，原子弹爆炸后约两分钟的蘑菇云照片。摄影地是位于爆心7公里外的旧安佐郡古市町（现广岛市安佐南区）的神田桥附近。摄影者是时任广岛市卫生课放射线技师松重三男。© wikipedia
2012年，一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以一种真正有创意的方式捕捉人们的“行为厌恶”。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进行暴力行为，比如用锤子敲打实验者的假肢，或者将逼真的玩具婴儿敲到桌子上。即使人们知道这不会造成实质伤害，这种行为还是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心理反应，这表明我们可能对直接实施暴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厌恶。
（pdfs.semanticscholar.org/ad42/1a051dc748162cc8e2093ae97ea19d6b47b2.pdf）
正如心理学家指出的那样，这种行动厌恶也有 "阴暗面"。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当人们脱离了现实的伤害时，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心理障碍就会减少。他们写道："在酷刑命令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或按下释放炸弹的按钮，对其他人来说都有真实的、已知的后果，但作为行动，它们缺乏与受害者痛苦的相关性。“
也许1945年的广岛和长崎，不管是在时间上，还是地理上，都离我们太遥远了，所以这么多的美国人仍然支持杜鲁门的决定。或许，史汀生的理由是为了大局，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这一点在美国人的记忆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5年前，在爆炸70周年纪念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再次询问美国人对爆炸的看法。与上世纪40年代相比，美国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但56%的受访者认为这一决定是合理的。
不出所料，日本人的观点完全不同。在皮尤的调查中，只有15%的日本人认为轰炸是正当的。日本放送协会（NHK）在201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40%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49%的人则表示“即使到现在他们也不会原谅”。尽管1945年之后幸存下来的日本人的比例越来越小。直接经历爆炸的受害者的平均年龄现在已经远远超过80岁。
（www.nhk.or.jp/bunken/english/reports/pdf/report_16060101.pdf）
其他国家似乎也不像美国那样赞同核攻击，至少从简要调查来看是这样。在一项民意调查中，世界各地的人们被问及是否“核武器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与同样拥有核国家的英国和法国相比，美国人同意这一观点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美国对核武器的态度，2013年的一项名为《厌恶原子：禁忌、传统和不使用核武器的实验证据》（Atomic Avers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aboos, Tradition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的研究要求美国人把自己置于领导人的位置，有权下令打击中东基地。
研究人员想知道，与使用常规武器相比，使用核武器是否存在道德上的“禁忌”。他们发现，人们实际上更倾向于根据核武器的有效性以及它是否会导致战事升级来做出决定，而不是将核武器视为天生错误或禁忌而回避。
然而，南加州大学的布莱恩·拉斯本（Brian Rathbun）认为，在这项研究中所显示的决策道德性比最初表现出来的更加微妙。他说：“有一种推测认为，这些人在道德上是卑鄙的。”但这个结论只是基于一种非常狭隘的道德定义。
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曾经主要通过伤害、公平和对他人的关心来研究道德决策。例如，一种方法是观察人们在造成或观察他人疼痛时的大脑。但大约在10年前，人们的“道德基础”也就是他们如何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开始变得更加复杂，而且关键是，根据背景、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例如，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更可能基于“关怀”和“公平”的道德基础做出判断，旨在避免对他人的伤害，或者接受平等等政治问题（这可能说明科学家之前花了太多时间只专注于研究自由主义道德）。相比之下，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往往更可能优先考虑“忠诚”、“尊重权威”和“纯洁/神圣”等道德价值，因此做出有利于传统、社会稳定和维护其社区和国家生活方式的道德选择。
这并不是说保守派不关心，自由主义者不忠诚。道德基础在整个社会都是存在的，但问题是，每个人在权衡对错时，对于哪些价值观对他们来说最重要，有着不同的优先级。拉斯本说：“我们根据这些潜在的道德直觉，来确定我们在一个从未听说过的问题上的立场。”
考虑一下人们为暴力辩护的理由。当一个保守派支持死刑、酷刑或军事力量等政策时，虽然自由派可能强烈反对，但其实他们并没有撇开自己的道德观。而当自由派支持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公共秩序混乱和与当局的暴力冲突时，他们可能会发现与政治对手有分歧，但他们的道德观告诉他们这是对的。
去年，拉斯本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雷切尔·斯坦（Rachel Stein）着手研究人们的道德基础如何影响他们对核武器的态度。与“厌恶原子”的研究一样，两人让来自美国的参与者站在领导人的立场上，权衡是否要对军事基地发动核打击，将武器有效性、敌人身份和相关伤亡等各种因素纳入变量之中。
两人发现，那些优先考虑忠诚和尊重权威等所谓“有约束力”的道德价值观的人，更有可能在他们的情景中赞同使用核武器。这些价值观可能是为了加强“内部群体”和抵御外部威胁而演变而来的。他们也更可能支持发动核攻击的领导人的行动，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那些珍视“以眼还眼”这一或许是最古老道德准则的人，对核武器的支持甚至更为强烈。
随着平民伤亡人数的增加，具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也不太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然而，他们并非无动于衷，一旦伤亡人数超过10,000人，对核战争的支持率就会急剧下降，到死亡人数达到100万时，所有群体的支持率都很低。
所有这些都表明，核武器在本质上是对还是错，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应该被禁止还是被允许，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因为它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观。
对于那些希望避免核战争的人来说，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冲突中，一个国家总的道德观点如何共同影响政治家的选择。拉斯本说，重要的是，公众舆论有能力影响核发射的可能性。他说：“政治家们依靠的是一种直觉，他们认为公众会允许什么。他们总是在'我能做什么'和'我不能做什么'的意识下行动。”
而民调的历史趋势表明，公众对核武器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虽然美国的支持率总体上低于20世纪中期，但也不能说这种情况不能逆转。例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自2012年以来，公众对禁止美国核试验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同时，据报道，美国现任政府正在考虑恢复在美国本土的试验。
（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0736700.2018.1429884）
一个未来的领导人，他们的手指在核按钮上徘徊，总是会在拉斯本所说的“道德的阴影 ”下做出决定。
他说：“自古以来，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关系是一个没有道德内容的人类交往领域。但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人类不可能不讲道德。”
一切的终结
在探讨核武器的对与错时，还有最后一个道德维度需要考虑。牛津大学哲学家托比·奥德（Toby Ord）在他的新书《悬崖》（the Precipice）中提出了这一点。在21世纪，热核炸弹的爆发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存在引发核冬天的危险。原子弹的火焰风暴产生的烟雾多年来阻挡阳光，就会造成核冬天。他写道：“爆炸造成数亿人直接死亡，随后将有数十亿人死于饥饿，而且，有可能是人类的终结。”
（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07366）
奥德认为，人类灭绝将是一场如此严重的灾难，因此，努力防止人类灭绝应该是世界上首要的道德关切。不仅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灭亡，还因为这将意味着，在未来千年里，数万亿尚未出生的人类将无法生存和繁衍。
奥德写道：“我们站在未来的边缘，这个未来可能是惊人的广阔，也是惊人的宝贵。”然而，我们可以毁灭自己，以及子孙后代。这种力量正在超越我们的智慧。在奥德看来，如果你把核战争看作是一种关乎存亡的、物种层面的威胁，而不是从国家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那么核战争的道德性就会大不相同。
二战结束后，在广岛的零点建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写着：“让这里所有的灵魂安息吧，因为我们不会再重蹈覆辙。”
盛冈正弘说：“‘我们’这个词不仅指广岛的人民，也指地球上的所有人类，包括整个日本人和美国公民。”每当他和日本学生讨论1945年的轰炸时，他都会向他们展示这座纪念碑。
五年前，在这个地方，一位美国前总统向日本人民表示敬意，并说了以下的话：“我们作为物种的标志，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工具制造、我们区别于自然的能力和屈服于我们的意志，这些东西也给了我们能力，将自己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使之屈从于我们的意志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破坏能力……技术的进步如果没有人类体制的同等进步，我们就会灭亡。分裂原子的科学革命也需要一场道德革命。”
哪位总统说了这些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1945年以来其他10位不同政治派别的美国总统一样，他没有面临着75年前本月那个可怕星期的决定。一直以来，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有核国家的领导人，都有机会和权力伸手去拿发射原子弹的密码。罗杰·费舍尔提出的建议，将这些密码嵌入无辜志愿者的心脏，显然从未被采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也许是幸运的是，自杜鲁门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全球领导人使用过这些原子弹。无论你对原子武器的对错有什么看法，这都是一个胜利。
文/Richard Fisher
译/Sue
校对/boomchacha、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804-can-nuclear-war-ever-be-morally-justified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Sue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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