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集刊 读好文 No.1 | 丁学良：“你敢写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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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学术界近来对“去SCI化”的热烈讨论，集刊公众号特向大家推荐一篇发表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期的文章《“你敢写中文？”》，作者丁学良在文中回溯了西方学术刊物的审稿程序和学术出版社的审稿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20年前的这篇文章能否给大家一点启示，读者自知。
那么何为SCI呢？《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CI ）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于1957 年创办出版的引文数据库，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的主要检索工具之一。60 多年来，SCI 数据库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大型数据库，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检索工具书，也是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一项重要依据。SCI 数据库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的重要评价体系，是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科学研究机构、一所高等学校、一本期刊，乃至一个研究人员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针对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高等学校破除论文“SCI至上”，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探索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随着《意见》的下发 ，SCI这个中国学术界的标杆性指标，恐将逐渐走下神坛。
“你敢写中文？”
——英语学术界的研究产品发表制度
20世纪末倒数第二个月上旬的某天中午，我收拾起电脑台面上的英文资料，在大书桌上摊开中文稿纸，满脸灿烂地走出我的办公室，对隔壁的同仁朱经济学博士宣告：
“从今天起的六个月里，我不再写英文论文了。”
“那你干吗？”
“整理中文手稿，出一本承诺已经很久的集子。”
“你敢写中文？”他的眼珠几乎要从名牌超薄塑胶镜片后弹过来。“你竟敢写中文？”我点点头。
所有到西方学术界去走过一遭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儿沿习已久的一句俗话：“Publish or Perish”（可译作“不出版就完蛋”）。意思是：没有足够的文章书籍发表出版，你的学术生涯就断难维持下去。但这里的发表出版并不是指任何类型的作品。首先，对发表的语言有限制。
你要想自己的作品取得“学术成果”的预审资格，最合适的是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等等，只有在这些国家内才被认可，而英文则是各国学术界的通用语。即使是西方列强之一的法国，虽然历来以“文化艺术大国”自诩，过去很多年里政府拨巨款资助世界各地以法语为媒介的出版传播项目，并规定本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应该选择用法语发言。但法国最近几年来，也不得不默认英文的世界霸主地位，转而鼓励本国学者每年用英文发表一些研究成果，以便在更广泛的范围里被世人所知悉。
对于一个在西方学术界就职的中国人（这里的“中国人”不包括在西方出生或自幼长大的华裔）来说，英文作为国际学术界通用语的独尊地位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必须在一组于你极不利的条件的综合制约下，与数目庞大的来自各国的同行们进行持续不断的竞争。
让我来对这一浓缩的陈述作简要的释义。“一组极不利的条件”包括：
第一、你必须用非母语来表达专业性的思想和意义，这类专业性的内容之精确的书面表达，与日常生活内容的表达完全不是在意识和语言技巧的同一水平面上。即使当我们是在用母语撰写学术论文和书籍时，都会时常为表达不清楚意思而困扰，更何况是在用外语！当我们用母语来参与学术论战时，都会常常因“语言武器”（即“辩才”）之不够锋利而吃亏，更何况是用外语！
第二、你必须选择那些西方（以盎格鲁撒克逊族裔为主）的听众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探索和阐发。这些问题或许是你本人不甚感兴趣的，或者你关切的角度大不一样。与此同时，你本人最关切的问题被迫搁置一旁。如果你的“听众意识”（the sense of audience）不敏锐，你争取研究资源和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都将大大缩减。
第三、你参与竞争的“大圈子”不是由来自一个国家或文化的、而是由来自多个国家和文化的人所构成。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其中高手云集。
在这样一组不利条件的综合制约下，一个在西方学术界工作的中国人与同行们竞争，在大部分时候，真可谓是“避其所长，扬其所短”。或者有如民谚所说，是“李逵落水斗张顺”——“黑旋风”的两把板斧使不上，“浪里白条”的水中绝技却大显神威。
上述境况，就是置身于西方学术界“就业市场”（the job market）里的中国人所承受的压力。在这只无形而有力的大手之下，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很少有时间和精力用中文撰写严肃和系统的学术论文或著作（游记、随笔、杂文、书评、日记、情书另当别论）。
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你们不一石两鸟、一物两用呢？先写成英文或中文发表，然后再译成另外一种语言发表，国内国外两不误？”
这种“内需和外贸兼顾”的策略，我和一些朋友也曾经认真地尝试过，但很快就发现颇难坚持下去。最核心的困难在于：英文听众（即读者）们所需要的信息，与中文听众们所需要的大相径庭。因为双方市场上信息产品短缺的情况大不一样，为一个市场制作的产品（论文和专著），很难（甚至不可能）适合另一个市场的需求。简言之，你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情况呢，还是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的情况？基于不同的工作环境，你便面对着不同的“观念市场”（the market for ideas）的压力。
因为就业市场和观念市场的这种连锁制约，对于在西方学术界工作的中国人来说，用中文著述，就往往可望而不可及了！那种情境，有如你开车上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快车道。前后左右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双手驾驶车（亦即没有语言的限制），而你是独臂驾驶（因为语言的限制）。稍不留神，就会被别人超车挤出快车道，你还敢一边开车，一边煲手提电话？你不要命了？
这便是为什么同仁朱博士听说我要用中文写书稿，脱口而出：“你敢写中文？……你竟敢写中文？”惊讶兼关切兼困惑兼告诫之情，溢于言表。
在英语学术世界招聘和升迁专业人员的过程中，候选人的中文论著一般不被视作正宗的学术成果来计量，这种政策具有多重原因。国内读者比较容易想到的，或许是政治因素和文化歧视这两者。这两重因素确实存在。但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它们不是全部的根源。比如，在某些与政治无涉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里，中文的出版物也不被看重，可见政治见解并不至关重要。
极少数的中文学术刊物（详见后文），在西方学术界则颇受尊重，可见文化歧视也并不是横扫一切的。比政治因素和文化歧视更基本的原因，据笔者观察，乃是中文学术出版界（刊物和书籍均包括在内）缺乏一套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Anonymous outside referring）。
所谓“专业的”是指：评稿人不能是行政主管或财界大亨（即使他们是同学术部门有关联的机构的首脑），而必须是对稿件（论文稿或书稿）的主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在知识爆炸式增长、专业化日趋细密的当今时代，若非是某一领域里耕耘已久的专家，很难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之优劣作出合适的评判。
所谓“隐名的”是指：被审稿件的作者的名字和评稿人的名字均不告知对方（一如选举中的“无记名”投票制度），以期保证评稿人“只对文稿不对人”，不要把个人的亲仇恩怨感情带进评审之中，能直言文稿的优劣。同时也能保证被审稿件的作者在日后难以报复对他（她）的作品严厉批评过的评稿人。
所谓“外部人”是指：评稿人不应该限于编辑部的成员，更不应该是稿件作者本单位的同事。越是与作者无个人关系的，越适合作评稿人。
“专业”、“隐名”和“外部”是这一审稿制度的三大核心要素。不同的学科领域，同一学科领域里的不同出版物，同一出版物在不同的主编任职期间，在具体实施的细节上或会有差异，但这三个核心要素却是基石。下面我先以国际学术刊物中颇受尊重的一家为蓝本，再综合相似的几家刊物的经验，来作一示范介绍，看看“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在实际中如何运作。详细介绍过学术刊物的程序后，笔者还会约略介绍学术出版社的审稿制度。
为方便起见，以下简称所介绍的刊物为“A型刊物”。
1.A型刊物的编辑部是如何构成的？
与我们国内很多的学术刊物不同，A型刊物的主编不是终身的职业编辑（即国内归属于“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的职称系统的专业人员），而是大学教授或研究所资深研究人员，几位“协主编”（Co-Editors）也是一样。他们都是学术界研究成果卓著的成名学者，在研究分支上相关联但不重叠，形成互补关系。他们作编辑工作期间并不是全职的，而是教学、研究、编辑并行。同时，会有一至数位全职的编辑人员（即职业编辑）担任编辑部的管理（Managing Editor）和操作人员（Editorial Staff）。他们的职责是：在主编和协主编对稿件作出学术决定之后，把这些决定付诸实行，包括与作者联络、统一文章格式、润色文字、发行业务、广告业务、版权业务，等等。
A型刊物编辑部的这种组成的合理之处是很明显的：对稿件的处理首先是一个针对其主题内容的专业判断，惟有该领域的专门研究人员才具有判断力。须知，主编和协主编均是兼职，而且任期有限，使他们不致于和学科研究的前沿脱节。把编辑工作理解为仅仅是处理稿件的技术操作（文字处理等等），是狭隘地和过低地看待学术界的编辑！
在国内，我们经常听到学术刊物的编辑们抱怨：“一天到晚忙着看稿编稿，没有时间读书，知识更新跟不上，对很多来稿中的专业问题吃不准……”云云。这说明我们国内的学术体制对“编辑”的定位不对，没有把对学术稿件的编辑工作看作就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环节之一，只把编辑们看作“杂家”（样样都知道一点，样样都不精通）。学术编辑们中的一部分（即最重要的那部分）必须是专家，是学科前沿的探索者。而且，你不能让编辑们老是作“蜡烛”——“点燃自己照亮别人”。不让他们持续地和定期地加油，内功再丰沛的人也会很快耗尽枯干的。
2.对来稿制定的规矩
为了确保审稿程序的“隐名”，A型刊物对来稿制定的规矩细致严密。每篇稿件的作者需要同时寄来几份复印本；除了一份稿件在首页附有作者的姓名、单位、地址以外（本份留在编辑部内作存根），其他几份一律不准附带此类信息。有些投稿者很精明：你不让“明带”，我就“暗带”。比如，有些作者通过在文章的引文和注释中频繁提及自己的著作或观点的办法，来暗示自己是谁，寄希望于未来的评稿人里有自己的师生、同学或密友，会“高抬贵手，多多美言”。针对这种暗示技巧，A型刊物编辑部就告诉投稿人：尽量不要在文章中“自我引证”。万不得已要引用自己的著述或观点时，必须用第三人称，否则将稿件立即退还给投稿者，不予进一步处理。
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是社会现实的持续状态。一个规矩（政策）在制定时，对出台后遭遇“反规矩”（对策）的预期越低，该规矩（政策）的实际效能就会越低。
对学术稿件的另一项重要规定是：若作者在文稿中利用了成套的经验数据或资料（如统计数据库、问卷调查、观察记录），作者必须准备提供它的完整的原始形态，以接受评稿人或任何读者的检验。如果由于特别的限制（如法律方面的）而不宜公开资料条件，作者必须在来稿时注明，并作出充分的解释。
这种规矩非常重要，因为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日益向自然科学看齐。在自然科学中，任何发现性的成果，都必须基于科学试验和观察。时不时地，也有些科学家声称有了“新的发现”，造成轰动效应。别的科学家把他们的经验数据拿来一检验，发现不可能产生他们所称的那种结果。原因或是声称者在试验过程中不够仔细精确，搞错了某一环节，或是伪造数据以夸大成果、欺骗公众。而要证实或证伪这一切，惟有检验原始数据和资料或据此而重新设计实验（计算）过程。
反观我们周围的中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引用数据和资料时，相当普遍地冠以“据有关部门调查……”、“据匡算……”、“据权威人士透露……”，但不注明详细的出处。读到这类基于“来无踪、去无影”的数据资料之上的分析和结论，你怎能把它们当作严肃的学术研究？
3.评稿程序
A型刊物编辑部收到稿件后，由主编和协主编中间的某一位先浏览一遍，看看该稿件是否有明显的技术性错误或违反稿件体例规格的问题（包括前边论及的“身份暗示”）。这位编辑必须是：第一，在研究方向上与该稿件主题相近（符合“内行”的原则）；第二，不可以是与稿件作者在同一大学或研究所供职（符合“亲近者回避”的原则）。
如果没有明显的、重大的技术性缺陷或体例性问题，编辑部就会把稿件寄给外部评稿人。评稿人当然也必须符合“内行”和“亲近者回避”的标准。一篇稿件通常会请两位评稿人审阅，审阅后给出评语和处理意见。五种可能的处理方式有：“接受发表，无需作修改”；“原则上接受发表，但需要作一些小的修改补充”；“原则上可以发表，但必须作出重大修改”；“先作出如此这般的重大修改，然后再考虑重新审阅，看看是否够格发表”；“没有修改重写的必要，拒绝发表”。
如果两位外部评稿人的建议一致，刊物主编或协主编作决定时就比较容易了。如果两位评稿人的建议不一致，编辑部极有可能把该稿件再寄给第三位外部评稿人审阅。对于需要作出重大修改的文稿，会有第二轮乃至第三轮的外部审稿。越是全学科的（涵盖一个整学科而非其中一个分支的，如经济学、政治学，而非农业经济学或基层政治学）、越是有威望的刊物，该过程就越是严格和繁复，时间就越长，最终被接受发表的机会就越小。根据权威的《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的统计数字（详见本文末尾的诸表格），在1990年代后期，被接受发表的稿件通常经受了20个月左右的时间的评审和修改（表1）。在从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在该刊发表论文变得日益困难（意味着竞争日益激烈）。文章的发表比例（每100篇来稿中被接受发表的篇数）由17%左右降到7%或8%（表2）。需要提醒的是：向该刊寄去一篇稿件的同时，投稿人必须附上50-100美元的稿件处理费；不论稿件最终命运如何，这笔处理费不予退还。这对绝大多数的欲投稿人还是有些“劝君三思而行”的作用的，毫无把握或希望太微小的稿件，就不会随便寄去了。因为即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
学术界的公共服务
为学术刊物作外部评稿人是没有经济报酬的，属于学术界从业人士的一项公共服务。一家全学科的刊物每年需要联系1000名左右的专业学者作评稿人。刊物对他们的回报或者是每年一度将大名刊列出来表示公开感谢，或者是每篇文章评审过后主编亲自发函示意，或者是被提名为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或者是以后本人投稿时编辑部会以更快的速度处理（但仍然要经过正常的审稿程序）。编辑部提醒评稿人：他们最重要的报酬是知识上的——他们在很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之前，就捷足先登地获悉其详，从而会刺激本人的研究进展。在学者们的学术简历表上，也会列出自己过去或目前曾经做过哪些学术刊物的评稿人。
学术规范与学术权威
越是严格地、持续地奉行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的学术刊物，就越是有可能长时期地发表素质较高的论文（亦即侥幸过关和人情过关的文章比例降低），从而就越是会被该学术领域里的从业人员所看重。“权威的”学术刊物不应该是自封的、官封的、商封的或任何其他学术之外的有势力的机构和个人封授的。权威的基础是“共识”和“合意”（consensus，shared value）；“公认的权威学术刊物”必须是用学术公众（the republic of scholars）普遍信服的程序、规范编辑出版的刊物。本章末尾（表3至表6）列出了在以英文为主导的国际学术界里享有很高声望的一些刊物，按几个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性）分组。另一项“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多学科的，是指综合地研究一个大的地理单位，比如一个大的国家或文化上共通的数个国家（“中东研究”、“拉丁美洲研究”、“非洲研究”、“东亚研究”等等）。
有了在广泛的范围内颇具威信的学术刊物的运作，对单个学者的学术成绩和一个学术单位的整体素质的鉴别比较就有了一个客观的参照尺度。学者个人的招聘、续约、升迁、获研究基金、授学术荣誉，最重要的是看他（或她）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之多寡（以及下文将提及的专著）。在经济学学科，评价各主要大学经济系的名次，首要的是看各系教员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之总和以及人均数量（详见文章末尾表7至表9）。在其他学科，对哪些刊物是什么档次的争议稍多一些，不及经济学学科那样意见一致，根本原因是其他学科对本学科研究方法的合意较弱。不过，即便有程度上的差别，学术刊物的档次仍是可以排列的，它们的学科规范功能仍是强有力的。本文一开始提及的“不出版就完蛋”就是对这种功能的生动描述。
有竞争就得有市场管理
有些读者看了以上对英文学术刊物审稿程序的介绍，或许会评论：“把审稿过程规定得那么烦琐，如防范大敌，有那个必要吗？”
应该承认，这一套制度确是有它的明显的和隐深的成本（代价）。明显的包括：审稿过程比较长，经济费用比较大，容易形成专业八股式的文风格调，等等。隐深的代价包括：对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博士们来说，漫长的审稿过程颇不利于他们的求职和升迁，因为研究型的大学给予年轻博士们“表现”的时间不会很长，两三年内没有象样的论文发表，就得卷起铺盖走人了。另一项隐深的代价是：主流学派可能会稳步确立对本学科的霸主地位，因为审稿过程的每一阶段上，主编（协主编）和评稿人都会持续地用主流学派的“范型”（paradigm）去检视稿件，诱使或迫使其就“范”。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极具挑战性和叛逆性的或用我们熟悉的说法，极端“反潮流”的文章，便很难在顶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因为在这类新论点或异端理论刚出土的时候，罕有严谨到能够“过五关、斩六将”，通过那么多评稿人的猛烈炮火而“露头”。
尽管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有如上的成本代价，比较起来，它仍然是世界上学术界现有的各种发表出版制度中最公平合理的一种。它着力于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里都必须严肃对待的垄断和滥用公共权力或权威的危险，虽然它不可能达到把这些危险降低为零的梦想目标。我称这样完美至极的目标为“梦想的”，是因为很多人在拒斥一种制度的时候，总是潜意识或无意识地用绝对主义而非相对主义（即“比较而言”）的标准来衡量它。
从一个角度看，专业、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是checks and balance（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一普遍原则在学术界的具体应用。虽然学术研究的成果之发表出版过程少不了主编（协主编）们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本人的好恶标准不应该成为判决论文生或死的唯一依据。除了要预防这种判断力上的可能的偏差，还必须预防“利益的相互输送”（the exchange of favors）——约翰先生主持的刊物经常发表迈克先生的文章，以便换取迈克先生在其它方面的利益报答……如此等等，以及其他。编辑部根本地是应该发挥中枢调节的作用，让作者和他们的同行（评稿人）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蒙着脸（隐名）正面地对撞。几经对撞，粗矿才能变成精品，尽管碰撞也时时会造成不等程度的伤亡。
从另一个角度看，专业的隐名外部人审稿制度是市场管理原则在学术界的延伸。我们过去习惯地用“清水衙门”来谑称学术界（包括教育部门）。这种说法显然是天真的、肤浅的和极为误导人的（至少到了20世纪的后期是如此）。前已述及，学术界是一个市场，是观念的市场——关系到人的名声、影响、权威；也是职业的市场——关系到人的就业、收入、地位；它同时还是通向其他重要的市场的桥梁——政府部门和工商财界的很多位置，竞争者若有学位、著作和专家的头衔，就会享有优势。《战国策·秦策一》云：“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而当代的学术界（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则已经成为既是争名（无形资产）之处，亦是争利（有形资产）之处。既然是市场，就得有市场管理，否则，这个市场就会像商品市场一样，竞争没规则，垄断利益集团肆意操纵，内部交易成风，假冒伪劣盛行，最后导致劣币驱良币的状况。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便是管理学术界这个特种市场的重要规章之一。
“行规”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这种严密的（当然不完善——世界上没有完善的东西，完善的物事只存在于天上和梦中）审稿制度，在英语学术界也非一日建成。目前能达到本文所描绘的那种高度严谨水平的，多半是那种全学科共通的主要刊物，主办单位多为全国规模或国际范围的全学科学会。它们会员众多，资源充足。这类刊物怎么办，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些学会本身是通过民主程序建成的，学会成员有意愿也有相当的影响，使全学科刊物起到“公器”（the public instrument）的作用，防止它们沦为某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私器”（中国人常常把后者美其名曰“同人刊物”）。虽说它们还做不到给各个学派提供完全平等的发言机会，但大半时候不至于偏差过大、积重难返。每年一度的全学会大会要改选学会的领导机构和主要刊物的主编、协主编职务，每届大会之前刊物主编要公布过去一年里稿件处理的情况和统计数字。这些制度化的压力还是能够起到明显可见的制衡作用的。
专业的、隐名的外部人审稿制度在全学科共通的刊物上实施得比较稳定、比较严格，除了以上列举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规模”要素。在规模比较小的学科分支或区域研究领域里，专业刊物实施上述的审稿制度，往往就不那么严谨，出偏差的时候显著地多一些。在这些规模比较小的范围内，从业者人数较少，师生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乃至亲属关系，都有较多的可能涉及到。同理，冤家对头也容易碰上。这些友敌亲疏关系越是较多地涉及到，公正的制度就越是难以建立和执行。由于人数少，相互之间比较熟悉，即使把一篇稿件中所有关于作者身份的信息都删除，评稿人仍有可能从稿件的选题和行文风格上猜到谁是作者。若两者之间有特殊的友敌关系，对稿件的评论就易失之公允。
同样道理，由于范围小、人数少，编辑部在实践中往往会对“回避”原则打很大的折扣。主编或协主编按规则不应该亲手处理与自己有特别关系（同事或亲属）的作者的来稿。这种程序性的权力颇为关键：若主编（协主编）为了特别地帮忙或为难某一作者，就会有意识地把稿件寄给作者的铁哥铁姐或生死对头去评审，其结果当然就会大不一样！
为了减缓这种“利益冲突”（a conflict of interests），近年来已经有几家学术刊物明确预告投稿人：作者可以在来稿附信中提出，“不希望本稿件由某某人评审，因为本稿直接批判他（或她）的观点”云云。在这种情况下，按规则办事的主编（协主编）就会把稿件寄给中立的学者去评审。
另一种减缓“利益冲突”的规则是：编辑部收到甲的来稿批评乙的文章；该稿经过评审后，够格发表。编辑部在发表前，把稿件寄给乙，问他（或她）是否有回应批评的文字。若有，批评和回应两文将同时刊出。这样就使提出批评的一方慎重其言，因为反批评与你的文章并列昭示公众。这个过程公正透明，促进了“道理越辨越明”的良性互动。
信“制度”，不信“自律”
学者并非圣人。当代学术界人士（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与工商界人士或政界人士相比较，并不具备道德上的天然优势。缺乏有效的制度的规约，任何一界人士都可能滥用落入自己手中的资源（包括权力、公信力、机会）。如果没有阻抗之声（counter-voice），这种现象就会自得其乐地蔓延。这在任何社会里均是普遍规律。
举一个例子。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位Lucian Pye（中文名字“白鲁恂”），发表过许多文章批评亚洲的政治文化型态和权威观念。但是他的研究方法有严重的缺陷，基本上不做坚实的经验研究和实地调查，很多一概而全、大而化之的结论都缺乏实在证据。而且，白鲁恂这位西方人士还认为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对中国人民的统治不应该受到中国人的强烈谴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误入歧途。
对于白鲁恂那种印象主义式的研究方法和为殖民主义开脱的西方霸权政治取向，别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人们当然有理由指望他会以正常的态度——开放和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这类学术之争。因为对于多数的西方学者来说，学术争论乃是研究工作的常态。可是，白鲁恂却非常容不得学术批评，甚至不惜以蛮横无礼、凭空臆造的方式来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见解，其态度不亚于他所描绘的那种“很坏的”亚洲式的authoritarianism（通译为“威权的”、“权力主义的”，笔者译为“专权的”）。
这个实际例子说明，有些成天撰文颂扬“民主、自由、平等”和批判“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西方学者，也可能会显露出他们所抨击的那种东方专制心态——如果在他们活动的范围内缺乏周全的制度约束的话。倘若所有的英文刊物都奉行“批评文章和应答文章并列刊出”的规章，白鲁恂这样的学者可能就会慎重收敛得多。
哪里缺乏周全有效的制度，哪里就不能长期维持公平的竞争。没有制度（“他律”），“自律”是靠不住的。
介绍过学术刊物的审稿制度后，就比较容易介绍学术出版社的审稿制度了，二者大同小异。
第一个不同点是：不象论文，所有的书稿都会被要求修改，即使是首轮评稿后出版社立即接受了它。
第二个不同点是：“隐名”更多的时候是单向而不是双向的，即评稿人的名字对书稿作者隐匿，但作者的名字不对评稿人隐匿。我揣摩，这大概是因为书稿与论文稿厚薄相差太巨，对书稿很难要求把一切“暗示”作者身份的信息删去（比如作者自己以前的研究过程和已经发表的作品）。有些出版社主编会给外部评稿人一个选择（这通常是在书稿被评审和被接受出版的决定作出以后）：你愿意不愿意把你的名字透露给作者？若愿意，就透露；若不愿意，就永远地隐去。
第三个不同点是：出版社会给外部审稿人一点物质报酬，比如少量的钱（几百美元）或出版社的购书券。若审稿人接受购书券，其价值就比现金多一倍，可以用这购书券在该出版社购买任何书籍。评阅一部书稿费时甚多，付一点物质报酬也是合情合理的。
英语世界与中文世界的出版社声誉排列几乎是相反的。在中文世界，最受敬重的学术出版社通常都不是大学所附属的出版社。而在英语世界，最受敬重的学术出版社基本上都是大学出版社。名牌大学的出版社之编辑委员会的顾问们来自名牌大学的教授队伍，可以对各学科的过去、现在和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提供专家意见。名牌大学可以出资补贴本校的出版社，以使它们较少地受制于市场的压力，有能力出版全世界只有几百人才会读和买的专业书籍。
英语世界最受敬重的大学附属的学术出版社不足十家，通常被称为the prestigious university presses。它们是（排名不是太严格，因为不能作数量化的比较）：剑桥大学出版社（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出版社，建制于153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有一个总部（英国剑桥）和两个分部（美国纽约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其中以剑桥总部和纽约分部（称作“北美分部”）的审稿程序最严，故“最受敬重”的是指它们这两部出的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分支太多，以英国的本部和北美分部（位于纽约）的审稿制度为足够地严格，故“最受敬重”的是指这两个分部出的书，并不无条件地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分部审批的出版品。简言之，你的审稿程序越严谨，学术界就越看重你的出版品。
除了以上七家大学出版社，美国的Basic Books（基础书局）、Free Press（自由出版社）、Norton & Company（诺顿出版公司）、英国的Basil Blackwell（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和Polity Press（政治出版社）也经常出版高水平的学术书籍。
在中国和新加坡，迄今为止，台湾知识界（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建设学术发表制度上做得最为认真，效果也最醒目。这显然要归功于至少两个因素的综合起作用。第一，台湾到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留学的人员既早又多，了解国际学术界的惯例。但是，仅仅这一“触媒”还不够，因为从人口基数来说，由香港和新加坡赴西方的留学者所占的比例更高。因此还必须有第二条，台湾知识界的中国文化根基雄厚，是以中文作为高等教育和研究的主要工具。他们选择的不是“语言转轨”（从使用中文转向使用英文进行专业活动），而是“体制转轨”（把学术期刊从传统的“同人刊物”的模式下解放出来）。
1997年1月至1998年2月期间，台湾的科学发展委员会资助了一项对广义的历史学学术期刊（共44种）的评比工作。这项工作的宗旨是“建立学术的公正秩序，提升学术研究的水准”。评比的方式和技术指标对我们力图办好中文学术刊物的所有人，都有宝贵的参照作用。评比所依据的标准（100分制）分为两大类，“形式条件”占20分，“实质条件”占80分。“形式条件”又细分为九项：“期刊名是否中文英文齐全？”“期刊目录是否中文英文齐全？”“期刊编辑委员会人名是否公开载于刊物？”“刊物是否每期刊载撰稿须知？”“期刊有无附载作者、主题或篇名的索引？”“作者的单位之中文英文名称是否齐全？”“每篇论文是否有中文英文的摘要？”“中文英文的关键术语是否齐全？”“刊物上的所有论文格式是否一致？”
“实质条件”细分为五项：“稿件评审制度如何？”“刊物的编辑委员会如何构成？”“每份期刊发表的论文被他人引证的次数？”“稿源是否来自本单位较少而来自外单位较多？”“论文得到外部高层次奖的次数？”
这项期刊评比计划对学术刊物是否有健全的稿件评审制度予以特别强调，把理由讲得简明透彻：
稿件评审制度是期刊编者、学者专家和本计划顾问公认最重要的条件，决定了期刊品质的高低。健全的评审制度，必须公平、稳定、客观：公平是指对所有投稿者都同等待遇，不会因人而异。稳定是指具有一套能够传承的作业流程，不会因为编辑的更换而动摇。客观是评审应力求公正，减少诸如人事纠纷等非学术性因素。我们将之归纳为四点：1、审稿流程必须明订。2、审查人应以两位或两位以上为原则。3、外部评稿人应有一定的比例。4、以退稿比例作为查验的参考要件之一。
对于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的发表制度，并据此来评比各家期刊，为它们打分数排名次，评比委员会的报告说得动情而达理，可圈可点：
期刊排序不是要分你甲我乙。期刊是衡量学术水准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排序的目的在于通过指标的整顿，以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
（台湾）史学界发展的期刊理不理想，凡在这圈子内的人皆可自己判断，不必赘言。别的学科（尤其自然科学）也多认为历史学科没有什么学术秩序和学术标准，这是相当伤感情的指责。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扪心自问，有没有标准？我们应该理性客观地检视我们的史学期刊——这个很能反映学术实况的园地。这是史学期刊排序的目的，关系到所有的史学同仁。我们要人家看得起，必须先自我要求，对（台湾）其他学科固然如此，对海外的同行亦然。
如何衡量期刊的高下？答案似乎很简单：含有较多较好的论文的，就是较好的期刊；好的编者除学术成就和公正性格外，他（或他们）还要敢于负责刊登好的论文，拒绝不好的论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好的论文被拒诸门外，而不好的论文却登堂入室。对这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我们希望，排序可以在某一程度内加以揭露，而且可以设定一些制度上的标准加以匡正……（制度）是达到公平、稳定和客观的工具。
其他的中文社会也开始出现有心人来着手“建制”的艰难工作。据笔者所知，香港从1993年起，创办了按照国际评稿惯例来编辑出版的中文学术刊物《香港社会科学学报》（半年一期）。
从2000年起，另一家中文刊物《香港社会学学刊》也开办了，先试出年刊，然后出半年刊。不过，在香港发展高水平的社会科学中文期刊，道路崎岖。原因之一是在150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时代，英文至上，中文受歧视，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主要用语是英语，这个历史惯性的深层力量是巨大的。原因之二是，香港人口基数小，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总数少，这就限制了中文稿源。“规模经济”的逻辑在“观念生产”系统中也照样起作用。
在中国内地，也有过按照国际学术惯例来开办高水平的社会科学期刊的尝试。在笔者的记忆里，大约是198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提议：应该仿照《中国科学》，办一家《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着力向世界推介高素质的研究成果。笔者的一篇论文《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观”概览》于1982年秋季投给该刊，编辑部将打印稿分送给三位资深学者评审，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后，于1983年第三期发表。直到第二年春天这篇论文获得首届“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时，笔者才知道那三位评审人是谁。
遗憾的是，当初设定的那种比较严格的审稿制度，并没有巩固下来和推广开去。将近20年后的今天，中国内地数百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期刊，基本上还停留在“同人刊物”的办刊模式之中。
小结：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
罗马就是这样建起来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或行业里，制度建设都并非易事。在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建立研究产品（research output）的发表制度当然不会是例外。但是，这项制度必须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来，要力争在为时不远的将来（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少数几家学术刊物上，初具型构。因为，这项制度说到底，是学术研究产品的品质鉴定和管理的至关重要的环节。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科里，研究产品的品质多半可以用数理模型或精密仪器来鉴别，或者可以通过实际操作来检验。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里，绝大多数的研究产品都不大可能经由这种精密技术过程来鉴别品质的优劣。于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过程，就成为这些学科里鉴定、控制和提升研究产品品质的主要工序。没有公开、公正、严格的文稿评审程序，学术竞争一定不会公平地和良性地进行，学科的整体水平一定会原地踏步甚至衰退。因为撰写高品质的论文专著所付出的成本代价要高得多；如果低水平的论文专著一样可以顺利地发表出版，人们就不会去费时费力费钱地琢磨自己的产品，精益求精。
以中文写作论文论著的学者们要想自己的研究产品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就必须采纳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学术发表规则。我们在忿忿地磨墨挥笔反驳西方学术界对我们中文作者的“歧视”之前，首先要理性地思考他们的“歧视”有多少根据？这样，我们就能把基于偏见的歧视与有根有据的轻视区分开来。经由后者（有根据的轻视）找到自我改进和提升的途径，最终理直气壮地拒斥前者（基于偏见的歧视）。
将近20年来，我们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写了汗牛充栋的文字，竭力鼓吹“制度建设”，阐发“中国的改革缺少了制度化这一基本建设就不能稳步持久地前进”。此言不虚矣！那么，就让我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里着手制度的建设。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作者信息
本文作者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
注：原文收录于《清华社会学评论》第1期，篇幅所限，图表与注释从略。可识别下图二维码或文末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国集刊网查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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