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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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
余英时为中华书局百年纪念题字
怎样读中国书（1）
余英时 （2） ｜ 沈广达 注释
读书方法因人而异、因目的而异、因学科而异、因书而异……所以读书方法是很不容易写的题目。而且一提到“读书方法”，好像便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读书有一定的方法，只要依之而行，便可读通一切的书。这是会发生误导作用的。《开卷》专刊以“我的读书方法”辟为专栏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作法。因为读书方法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在构思这篇短文时，还是不免踌躇，因为我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我这几十年究竟是用哪些方法来读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变换过很多次的读书方法，这和我自己的思想变迁以及时代思潮的影响都有关系。但是所谓“方法的变换”并不是有了新的方法便抛弃了旧的方法，而是方法增多了，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研读对象上可以交互为用。我以前提出过：“史无定法”的观念，我现在也可以扩大为“读书无定法”。不过这样说对于青年读者似乎毫无用处。如果详细而具体地讲，那便非写一部很长的“读书自传”不可。
余英时
我另外也感到一个困难：我究竟对谁说“读书方法”呢？我现在姑且假定我的读书是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和四十年前的我差不多，即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味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3），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问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径。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4），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余英时访谈录(精装)》｜余英时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5），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6），而且“注”也能背诵，只有“疏”不尽记得（7）；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复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辨证》的《序录》中说（8）：“董遇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9），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 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10）。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11），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钱穆夫妇与得意门生余英时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捱来捱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12）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什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13），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官，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14），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钱锺书致余英时书信(1980年1月)
罗尔斯（John Rawls）（15）曾有一段关于如何读书的自白，颇足发人深省。他说：“我读前人的著作，如休谟或康德（16），有一个视为当然的假定，即这些作者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不然，我又何必浪费自己和学生的时间去研读他们的著作呢？如果我偶然在他们的论证中见到了一点错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自己一定早已见到了这个错误，并且处理过了。他们在哪里见到并处理了这点错误呢？这是我必须继续寻找的；但所寻找的必须是他们自己的解答，而不是我的解答。因此我往往发现：有时是由于历史的限制，我的问题在他们的时代根本不能发生；有时则是由于我忽略了或未曾读到他们别的著作。总而言之，他们的著作中决没有简单的一般错误，也没有关系重大的错误。”这番自白充分表现了西方学人读书的“虚心”和“谦逊”。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罅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17）读书得见书中的“罅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马英九为余英时颁首届唐奖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
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18）。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余英时题《董桥七十》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知识（19），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余英时被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听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20）。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听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三十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21），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余英时文集(精装1-12册)》｜余英时
沈广达注释：
（1）本文作于1991年；选自余英时先生的文集《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亦见于作者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的《论士衡史》）。陈学超主编、西北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与西北大学汉学研究所编的《国际汉学论坛》卷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前有英文摘要：“The best way to read Chinese books：reading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but not a hasty to interpret with a western idea is introduced.Its pleasant result is discussed.”本文先叙述写作的缘由及困难，再从专精与博览、虚心与谦逊、中学与西学、真正的读书精神四个视角，结合古人及作者自身读书治学的体验，给“正想走上独立治学的路，但是还没有完全决定选择哪一种专门”的“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史之学的青年朋友”阅读中国书籍指示门径，精辟通达，真切恳挚。文笔腴厚，文脉清晰，在当今学人论学之作中洵属上乘。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朱子语类》中的话与通行版本有个别字句上的差异，不知是余先生所据版本与通行版本不同，抑或手民之误。
（2）余英时（1930—）：原籍安徽潜山，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现代儒学论》等数十种中英文著作。
（3）朱子语类：南宋黎靖德所编的语录体著作，是理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讲学、问答的分类汇编。《总论为学之方》一卷：指卷八《学二》。《读书法》两卷：指卷十《学四》《读书法上》和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
（4）诠释学：通译为“解释学”。“解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自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信使——赫尔墨斯（Hermes）。原是一门诠释《圣经》的学问，后来推演为诠释一切文本的方法论层面或哲学层面的学问， 可以说是对解释的解释。
（5）戴震（1723—1777）：字慎修，一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举乡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喜读书，精训诂。著有《孟子字义疏证》《屈原赋注》等二十余种。
（6）十三经：指《易经》《书经》《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部儒家的经典。
（7）疏：注释的注释。
（8）余嘉锡（1883—1955）：目录学家。字季豫，湖南常德人。以读书、授课、治学为业。著有《目录学发微》《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四库提要辨证》是余嘉锡最负盛名的学术专著，此书系统考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乖错违失，是阅读、使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必备、必参的现代名著。
（10）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有“西方思想之父”之誉。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四十岁在雅典建立学园，授徒讲学。《理想国》：柏拉图的代表作，壮年写就。此书以对话的形式，集中阐述柏氏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方面的思想，其核心是他理想的政治制度。
（11）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旧时用以称颂读书人的志向。语本扬雄《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语出清人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事能名，可为大夫。”
（12）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要》。捱（āi）来捱去：亦作“厓来厓去”或“挨来挨去”。此指用心地反复阅读，以推求原意。捱：同“挨”，靠近，依靠。
（13）“尊西人”两句：出自邓实发表于《政艺通报》甲辰（即1904年）第3号《国学保存论》一文。邓实（1877—？）：近代报人、国粹学派的代表、知名学者。字秋枚，广东顺德人。1902年与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1905年与刘师培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辛亥革命后致力于收藏鉴赏古今名人字画。1912年与缪荃孙合编《古学汇刊》。在：三联书店版的《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作“克”，当是形近而误。
（14）鲁迅这句话不详何出。余英时先生引用时，加了引号，当有所本。“少读中国书”，是鲁迅的一贯思想；而“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之说，却不见于16卷本《鲁迅全集》。1925年2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一文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1926年10月14日上午鲁迅在厦门大学周会上演讲三十分钟，事后他写信给许广平：“这里的校长是尊孔的，上星期日，他们请我到周会演说，我仍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两地书（五六）》）此次演讲的纪要载23日《厦大周刊》第160期，题为《鲁迅先生演讲》。
（15）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20世纪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新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著有《正义理论》（A Theory of Justice）《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等。
（16）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 现代科学哲学的真正始祖。著有《人性论》和《人类理解研究》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主要著有“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17）这段话出自《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浑沦：宇宙形成前万物形质混合不分明的状态。《列子?天瑞》：“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叫之不闻，循之不得。” 那里：哪里。合：同“盒”。抉（jué）开：揭开，打开。底：同“的”。
（18）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形容人善于读书。语出《史记?五帝本纪》：“《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19）训诂：解释古文字义。这里当指以解释古文字义为研究对象的训诂学。
（20）discourse：演讲，论述，话语。
（21）“旧书”两句：出自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原诗旨在劝慰、鼓励安惇莫以中举为念，而要去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先贤的典籍中蕴藏着的无穷学问，“熟读深思”自能领悟。失解：参加贡举考试未中。子：原指安惇，此泛指“中国知识界”的少数“读书种子”。
余英时档案────────────────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犹记风吹水上鳞》《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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