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志｜阎连科：上天和生活选定那感受黑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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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旧约》中的约伯，他在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对诅咒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最简单的一句答问，说明了约伯深知他的苦难，是神对他试炼的一种选定；说明了光明与黑暗同在的一种必然。而我，不是如约伯一样，是神选定的惟一试炼苦难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边缘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里，感受世界，握笔写作，并从这灰暗、黑暗里寻找亮光、月色和温暖，寻找爱、善和永远跳动的心灵；并试图透过写作，走出黑暗，获求光明。
上天和生活选定那感受黑暗的人
阎连科
从某个角度说，作家是为人和人类的记忆与感受而活着。因此，记忆与感受，使我们成了热爱写作的人。
也因此，当我站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间，出现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就在那次举世震惊的“人祸”后的一个黄昏，夕阳、秋风和我家那个在中国中部、偏穷而又寂寥的村庄，还有，因为战争而围着村庄夯打起来的如城墙样的寨墙。那时候，我只有几岁，随着母亲去寨墙下面倒垃圾，母亲拉着我的手，指着寨墙上呈着瓣状的观音土和散粒状的黄土说：“孩子，你要记住，这种观音土和榆树皮，在人饥饿煎熬到快要死的时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种黄土和别的树皮，人一吃就会更快地死掉。”
说完，母亲回家烧饭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随风而去的一片枯叶。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着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来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从此，我成了一个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从此，我过早地记住了一个词汇：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难的折磨。
那时候，每每因为饥饿，我拉着母亲的手讨要吃的时候，只要母亲说出这两个字来：熬煎。我就会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时候，中国的春节，是所有儿童的盛日，而我的父亲和许多父亲一样，每每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因为春节将至，而愈发欢笑的脸庞时，也会低语出这两个字来：熬煎。而这时，我就会悄悄地离开父亲，躲到无人的荒冷和内心模糊的黑暗里，不再为春节将至而高兴。
那时候，生存与活着，不是中国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国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亲、母亲都举着红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会从革命中扭回头来，无奈自语地念出这两个字：熬煎。而我，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眼前必就会有一道黑幕的降临，如同白日里黑夜的到来。
于是，我也过早地懂得了黑暗，不仅是一种颜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国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和承受命运的方法。之后，我当兵走了，离开了那一隅偏穷的村落，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无论生活中发生怎样的事情，我的眼前都会有一道黑幕的降临。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后边，用承受黑暗，来对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难的力量，来对抗人的苦难。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它变得富裕，并咄咄有力，因为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与零用，便像一道突来的强光，闪耀在了世界的东方。可在这道强光之下，如同光线愈强，阴影愈浓；阴影愈浓，黑暗也随之产生并深厚一样，有人在这光芒里感受温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为天然的忧郁、焦虑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阴影、寒凉和雾缠丝绕的灰暗。
而我，是那个命定感受黑暗的人。于是，我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它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腐败、荒谬，混乱、无序，每天、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人类的常情与常理。人类用数千年建立起来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严的尺度，正在那阔大、古老的土地上，解体、崩溃和消散，一如法律的准绳，正沦为孩童游戏中的跳绳和皮筋。今天，以一个作家的目光，去讨论一个国家的现实，都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然而对于那个作家言，因为这些本无好转，却又不断恶化、加剧的无数无数——人们最具体的饮、食、住、行和医、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里芸芸众生者的人心、情感、灵魂，在那个作家眼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和不安，恐惧而兴奋。他们等待着什么，又惧怕着什么，如同一个垂危的病人，对一剂虚幻良药的期待，既渴望良药的尽快到来，又担心在它到来之后，虚幻期待的最后破灭，而随之是死亡的降临。这样期待的不安和恐惧，构成了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焦虑心。这颗民族的焦虑心，在那个作家那儿，成了最为光明处的阴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没有人告诉那个作家，国家那列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会把人们带到哪儿去。
也没人告诉那个作家，直至今天，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的各种各样的革命和运动，在每个人的头顶，酝酿的是乌云、惊雷、还是一片可能撕开乌云的闪电。
更是没人能够告诉那个作家，当金钱与权力取代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想之后，人心、人性、人的尊严，应该用怎样的价格去兑换。
我记起了十余年前，我反复去过的那个艾滋病村。那个村庄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却有二百余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当年，他们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劳动力。他们之所以大批地感染艾滋病，是因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组织地去集体卖血所致。在那个村庄，死亡像日落一样，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阳从天空永远消失了一样，长久而永恒。而我在那儿的经历，每当回忆起来，每当我在现实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会成为巨大的让我无法逃离的阴影和黑暗，把我笼罩其中，无处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作家。
但我也坚信，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写作，或多或少，将会有它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那儿——生活、命运和上天，选定了我是那个生来只会、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个看见了皇帝没有穿衣的孩子，在阳光之下，我总是会发现大树的影子；在欢乐颂的戏剧中，我总是站在幕布的另一边。人们都说温暖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人们都说光明的时候，我看到了黑暗；人们在为幸福载歌载舞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他们脚下系绳，正要把人们集体绊倒并捆束。我看到了人的灵魂中有不可思议的丑恶；看到了知识分子为了挺直脊梁和独立思考的屈辱与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钱和歌声中被权力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们村庄那个活了70岁的盲人，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都会面对东山，望着朝日，默默自语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日光原来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为奇异的事情是，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几个不同的手电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里拿着打开的手电筒，天色愈黑，他手里的手电筒愈长，灯光也愈发明亮。于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着，人们很远就看见了他，就不会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时，他还会用手电筒照着你前边的道路，让你顺利地走出很远、很远。为了感念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灯光，在他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和我们村人，去为他致哀送礼时，都给他送了装满电池的各种手电筒。在他入殓下葬的棺材里，几乎全部都是人们送的可以发光的手电筒。
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闪开和躲避。
《阎连科文集》｜阎连科
今天，在世界文学中，作为亚洲文学主要一片生态的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遇过如此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现实和世界；从来没有相遇过，在如此丰富、荒谬、怪异的现实中，有如此之多的传奇和故事——超现实的最日常，最真实的最灰暗。没有一个历史阶段，东方的中国，能像当下这样，在无限的光明中，同时又有着无处不在的遮蔽、阴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国，似乎是整个世界的太阳和光明，可也有着让世界巨大的忧虑和暗影。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天，每时，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无由来的胆怯和无来由的莽撞。
对历史回眸的恐惧和遗忘，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对现实——每天每时都惊心动魄、违背常理、不合逻辑而又存在着一般人们看不到的内真实、内逻辑、神实主义的荒诞、复杂、无序的真实和发生，构成了今日中国最为阳光下的阴影，最为明亮处的黑暗。而作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伟大的光明，那是一种真实；听到悠扬的歌声，也是一种真实；虚无、唯美，也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中国的真实，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阳光、茂绿、花草、鸟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几十上百的优秀作家，都在这森林中感受着丰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复杂、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国，演义着自己真实的写作。而我，则因为是那个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实，和别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处的雾障，感受到了雾障内部的混乱、毒素和惊惧。或者说，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惧。
我知道，黑暗不仅是时间、地点和事件，而且还是水、空气、人、人心和人们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仅仅把黑暗当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狭隘，而真正幽深、无边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却都说明亮而温暖。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怕的黑暗，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学在这儿就有了它的伟大。因为只有文学，在黑暗中才能发现最微弱的光、美、温暖和诚实的爱。所以，我竭尽全力，都试图从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种伟大的温暖与悲悯；感受心灵饥饿的冷热与饱暖。
因为这样，穿过“时间、地点和事件”，我看见了今天现实中最为日常的黑暗——在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今天的人们，大都可以做到一个又一个老人倒在街上时，大家担心讹诈而都不去搀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来也是红的和热的。
因为这样，一个产妇在医院死在手术台上，而所有的医务人员怕承担责任都逃之夭夭后，留下的只有人性和灵魂在现实中最微弱的喘息与尖叫。
因为这样，在我自己家里遭遇强拆之后，我感受到了更为日常、普遍，也更为激烈的黑暗。而我，当面对这些时，那些关于人、活着、现实和世界驱赶不散的黑暗，就会大雾一般弥漫在我的内心、生活和我写作的笔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个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个人的方式，感知和书写那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推开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没有能力从混乱、荒谬的现实和历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总是被混乱的黑暗所包围，也只能从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与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来。
甚至说，我就是一个黑暗的人。一个独立而黑暗的写作者和被光明讨厌并四处驱赶的写作的幽灵。
到这儿，我想到了《旧约》中的约伯，他在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对诅咒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最简单的一句答问，说明了约伯深知他的苦难，是神对他试炼的一种选定；说明了光明与黑暗同在的一种必然。而我，不是如约伯一样，是神选定的惟一试炼苦难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边缘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里，感受世界，握笔写作，并从这灰暗、黑暗里寻找亮光、月色和温暖，寻找爱、善和永远跳动的心灵；并试图透过写作，走出黑暗，获求光明。
我——那个把文学作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的活着，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存在，都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谢我的血脉祖国，感谢它允许一个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写作；允许一个人，总是站在大幕的背面来感知现实、历史和人与灵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谢卡夫卡文学奖的评委们，今年把这个素洁、纯粹的文学奖授予了我。你们授予我的这个奖项，不是约伯在历尽黑暗和苦难之后获得的光明和财富，而是送给了那个感受了苦难而惟一逃出来报信的仆人——那个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灯光。因为这束灯光的存在，那个生来就是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为这片儿明亮，人们就能看见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开黑暗与苦难。而那位仆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报信的夜路上，人们与他擦肩而过时，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暂的路程。
本文为阎连科荣获第14届“卡夫卡奖”受奖演说
做好人，写坏的小说
我知道挪威和整个欧洲的许多国家，孩子们在10岁之前都要学习、理解一种被我们称为“公民手册”或“公民须知”的那种庄严的文字，以使自己长大以后，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明白如何做一个国家称职的公民，享受一个国家公民应有的权利。可是，我已经53岁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说，人活到70岁自古至今都是稀少、稀罕、稀见的事情。那么，53岁的年龄，按中国的老话应该说我已经走完了2/3的人生历程。可在我已经活完大半人生的时候，非常遗憾，也非常悲凉和凄楚，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在欧洲五六岁、八九岁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就可以读到的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他应该知道、看到的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那样如法律条款般庄重、神圣的文字和册页。一个公民从来没有见过国家公民的手册和条款，在漫长的人生中不知道他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那么，他就无法去做一个称职的、优秀的国家公民。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我不是一个好公民，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公民。但是，我用我五十几年的人生阅历和三十几年的写作经历，明白了另外一条简单却是神圣的道理，那就是——争取做个最好的人，努力去写最“坏”的小说。
首先，在中国的传统中，做个好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妻子、教育好儿女。这一点我在我的朋友和同人中不是做得最好的，但我一定是最努力去做的一个。即便有某些地方做得不够，但在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时，我也将无愧于心。其次，做个好人，就是在对你最亲近的亲人一好、二好、三好之后，要对与你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亲人们努力去做你可能做的一切，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的人生尽可能地幸福多一些，痛苦少一些。再其次，就是要对你的朋友、邻居和所有你认识的人，友善、和睦和宽容。就算做不到善待所有的熟人、朋友和陌生人，不能对他们个个都好，但有一个起码的准则，就是绝不能对他们使坏，不能对他们冷淡、冷漠、欺骗和尔虞我诈，尤其在有些困难户需要帮助的时候。换言之，你没有能力做到成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的朋友，但一定可以做到不成为那一百个人、一千个人的敌人。这就是我说的做一个好人的第一要求。
做个好人的第二要求是，你不明白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但要努力做一个对社会、对他人、对那些你不认识的人，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环境中，都无损于人、无害于人的人；如同一个人没有能力让路边的野草开花，但绝不应该经过那株野草时，再踏上一脚，把那株小草踩倒或踩死。一句话：不能利人，绝不害人！
在我的国度，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像比昂松那样以热烈、赤诚、勇敢的方式表达我对我的祖国的热爱，做个伟大的好人，但我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也必须做到如下一点：那就是作为作家的这个好人，我决不去写堕落腐败的作品，为腐败和堕落而歌唱。在中国，官员腐败之多之严重，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去形容，而随着这种腐败所衍生铺开的是教育中的学术腐败，科研中的技术腐败，知识分子中的人格堕落和腐败，工薪阶层对社会不抱希望、对产品不负责任的伪劣腐败。即便是农民种地、牧民放牧，也要在农产品中大量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催化剂，如大家听说过的毒奶粉和苏丹红等——如此说来，腐败如巨大无比的蝗虫天灾，当蝗虫飞来，世界上的百草千花，都不得不枯萎凋谢。如此，在文坛，在作家的写作中，有没有腐败写作呢？有，当然有！还相当普遍。普遍得如春来花开，秋来落叶。它们主要表现为：
一、为权力和权贵的阿谀式写作。
二、为了金钱而欺骗读者的瞒骗式写作。
三、为名利借用媒体的恶炒、爆炒式写作。
四、不求艺术探索和个性的那种彼此雷同的模仿式写作。
五、以得奖为目的的迎合奖项标准和贿赂评委的堕落式写作……
凡此种种，都是写作之腐败。一个作家要做个好人，也必须起码要戒除以上写作中的堕落与腐败。
在做一个好人的基础上，要写出“坏”的或“最坏”的小说，这是一个更高、更难以做到达到的真正作家的标准。我对“坏”的小说有如下的要求：
一、你的小说要有破坏性。破坏传统和现有社会业已形成的好小说的标准，比如说传统习惯中说的那种庸俗的诗意、煽情的感动和催人泪下，粉饰生活的温暖、温情和善良；还有业已形成的叙述秩序，诸如大家都已习惯的小说的开头、发展、结尾、语言、结构、情节和思维等。
二、你的小说要有背叛性。背叛你固有的写作模式与习惯；背叛传统的经典和外来的尤其是20世纪西方的写作经验；背叛你写作中可以料断的叫好、叫卖的声响和结局，从顺畅的写作中叛逆出来，走向一种写作的孤单和危险。
三、你的小说要有摧毁性。摧毁读者在传统阅读中形成的那种观念、思想和期待，摧毁社会意识的规定和要求你在写作中的遵守和承诺，摧毁批评家业已形成的评判小说的理论和认识以及文学史判断小说优劣、经典和流传的那种渴望与要求。
对于“坏小说”的理解，我的认识大体就是这样。“好小说”在建立中巩固；“坏小说”在建立中背叛、破坏和摧毁。而在实际的生活和写作过程中，做个好人不易，写出“坏”的小说更难。正因为不易和困难，这两点也就成为我的理想与追求，正如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背叛和离开那个冠冕堂皇的家庭一样，如大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名画《呐喊》和《圣母》对于当时画风的背叛、破坏和在摧毁中的建立一样。而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在我的国度真正、彻底地在“破坏和摧毁中”形成新的写作，但我将会努力做个好人——而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优秀公民——首先一定要做个好人；其次，努力写出那种“坏”的小说，这就是我在中国做人与写作的要求和追求。
喜闻，可能的生活
yucong1972@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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