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录|伊沙:口语诗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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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沙
就像将近一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一样,口语诗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但它不会像前者那般得到教育部强制推行的有力支持,反而还会受到以传统为背景的主流文学话语的放逐以及无知大众的百般嘲弄,于是它先锋的姿态便被注定了,成为永恒的宿命。
作家莫言:
伊沙是徘徊在食堂和厕所之间的一位诗人,堪称“地狱诗人”。
批评家吴思敬:
伊沙与北岛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他继承了北岛身上为正义、为理想与时代对抗、与黑暗和罪恶抗争的精神,是战士诗人,只是披上了嬉皮士的外衣。
诗人、作家韩东:
他的坚韧、命大、“结结巴巴”和孜孜以求表明:这是一个有着“冠军相”的家伙。
诗人、批评家徐江:
这是五百年——不,一千年才会出一个的文学人物,是自宋代以降最杰出的诗人。
口语诗论语
伊 沙
在外国文学史上,似乎从未有过以“口语”来命名诗歌的先例,人家见惯不惊,诗歌的“口语化”是个渐变的过程(原本就不是极端的书面语)。我们则不同,完全是突变,是长久一成不变后的突然变化,一下子“白话”了,一下子“口语”了,既惊着了自己,也成为世人眼中一个强大的特征,不以此作为命名连自己都觉得不对。
“口语诗”自1980年代初出现,这个集体命名一直强大的存在着,不管你诗歌理论界认不认,大家在口头始终这么叫着,譬如在“盘峰论争”后,与自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一方对立的另一方已经被舆论冠名为“民间写作”了,诗人们在私下里谈论此事件时还是更习惯于把他们称作“口语诗人”(反倒更符合实际)。所以说,“口语诗”之命名是高度本土化的,它只属于甫一诞生便书面过度的中文。
在“口语诗”三十来年的历史中,1980年代属于“发轫期”;1990年代属于“发展期”;新世纪属于“繁荣期”——是“两报大展”展示了它的“发轫”;是理论界的“后现代热”刺激了它的“发展”;是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了它的“繁荣”。我们所说的“前口语”,指的是其“发轫期”;我们所说的“后口语”,指的是它的“发展期”和“繁荣期”,在诗学的构建上,前者是自发的,后者是自觉的。
《伊沙诗选》|伊沙
君不见,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所有繁盛期,都趋向于“口”,《诗经》如此,唐诗宋词皆如此;所有衰落期,都依赖于“典”其实是“书”。黄遵宪喊出“我手写我口”,是在长久衰落后的一声呐喊。
进入现代,胡适最早“尝试”了“白话诗”,郭沫若“涅槃”了“自由体”,都是在向“口”的方向上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真正的“口语诗”诞生的这三十多年来,各个阶段的前卫与先锋:从“第三代”到“后现代”,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从“民间写作”到“诗江湖”,到目前如火如荼的《新诗典》,无一不是以“口语”为体,以“口语诗人”为生力军。
在过去三十余年间,口语是先锋诗歌的先决条件与必要因素,这既符合世界诗歌发展的潮流,在中文内部又有自我改造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事实上,正是抵达了以后现代主义为文化背景的“口语诗”,中国诗人才在长期落伍之后追赶上了世界诗歌发展的潮流。
在国际诗歌节上,老诗人朗诵的一般都是意象诗,中青年诗人朗诵的一般都是口语诗,女诗人朗诵的一般都是抒情诗……对这一幕,观众习以为常,见惯不惊,受惊的一定是某个少见多怪的中国诗人,他回国后对这一幕一定闭口不提,就当没看见或者压根儿就没听出来。
《滴水成冰》|伊沙
就像将近一百年前的白话文运动一样,口语诗也是一次深刻的革命,但它不会像前者那般得到教育部强制推行的有力支持,反而还会受到以传统为背景的主流文学话语的放逐以及无知大众的百般嘲弄,于是它先锋的姿态便被注定了,成为永恒的宿命。
不但要受到无知大众的嘲弄,口语诗人还要承受同行带有莫名其妙优越感的轻蔑:好像口语写作天生低人一等,是没文化的表现。在中国诗坛上,所有对于“写作无难度”的指责,百分之百都是冲着口语诗去的——这样的指责何其外行,我们就难度论难度:口语诗其实是最难的,抒情诗、意象诗说到底都有通用技巧甚至于公式,唯独口语诗没有,需要诗人靠感觉把握其成色与分寸,比方说,押韵是个死东西,而语感则是活的。
有什么好优越的呢?反过来看,非口语是何种语言?是没有发生现场的语言,是他人已经形成文字的语言——不抵达语言源头的写作,才真的是等而下之,从理论上便低人一等。
口语诗并不等于在语言层面的单一口语化——也就是说:“口语化”并不等于“口语诗”。从诗人的角度来说,口语诗等于一种全新的诗歌思维:是一种摆脱公式的“有话要说”的原始思维——诗人的思维,将创造出诗歌的结构,如果说“前口语”还只是一些想说的话,那么“后口语”便有了更加明显的结构,通常是由一些事件的片段构成,所以,口语诗人写起诗来“事儿事儿的”,“很事儿逼”——在我看来这不是讽刺和调侃,而是说出其“事实的诗意”的最大特征。
英译本《伊沙诗集》|伊沙
你还可以继续从对口语诗的攻击之词中找到口语诗的成就,譬如“日记”——在此之前,中国现代诗连“日常”都未抵达,现如今已经现场到“日记”了;譬如“段子”——在此之前,中国人写诗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现在已经有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幽默;譬如“口水”——口语是舌尖上的母语,语言带有舌尖湿润的体温不是更具有生命的征候吗?
至于有人别有用心地用“口水诗”来指代“口语诗”,更是一种无知透顶的蠢行,“口水”可不是口语诗的专利,抒情诗、意象诗甚至古体诗写“水”了,都是“口水诗”,你们有豁免权吗?谁给的?
有人说“口语诗”门槛太低——此说不值一驳,他其实说的是口语门槛太低。
是口语诗最终解决了现实主义(实则“伪现实主义”)诗歌从未解决的如何表现当下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口语诗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大变革时代如此错综复杂的强大现实将在诗歌中无从表现,诗歌将在当代文学中失去发言权。
《中国现代诗论:伊沙谈诗》|伊沙
请注意:口语诗人只说“叙述”而不说“叙事”,因为“叙述”是口语诗的天生丽质,“叙事”是抒情诗人在抒情诗走到穷途末路后的紧急输血。在一首口语诗中,“叙述”不是工具,它可以精彩自呈。
口语诗鲜明的“及物性”并不在于所叙之事,而在于它对叙述效果的讲究与追求,即它所表现的事物一定要有来自现实的可以触摸的质感,哪怕是在一首超现实的诗中。
有了口语诗,中国诗歌的当代性才落到体例,中国诗歌的现代性才得以真正的确立。
口语诗的语言是高像素的。
几乎所有人在提及“汉语”二字时,其旨趣都指向了古汉语,指向了故纸堆,其实口语才是不断生长的活汉语,口语诗是最有生命力的现代汉诗。
没有口语诗,中国现代诗谈不起“中国质感”,甚至不属于严肃文学而更像一些浅格言。
《新世纪诗典(第一季)》|伊沙 编选
口语诗是天然的“本土诗歌”(我们努力追求的),意象诗更像通行的“世界诗歌”(假设它是存在的)。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最憎恨口语诗的并非抒情诗人、意象诗人(如前所述:他们只是保持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罢了),而是“前口语”诗人,是口语诗自发阶段的诗人。为什么呢?
“前口语”诗人喜欢说:我不是口语诗人,而是汉语诗人——好大喜功的表面下深藏着他们的非自觉。
如今,口语诗已经带动了抒情诗、意象诗的口语化——但奇怪的是:很乐于“口语化”的人又来反对口语诗,再次证明了:“口话化”不等于口语诗。
想从局部拿走口语诗的好(还想从整体上否定它),都会遭到可耻的失败,任何艺术形式最不接纳的是“中间派”,缪斯之神也一样。
多年来,我在面对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中,对“自觉”与“自发”的一字之差异体会日深,后者不是前者的初级阶段,而是其对立面。
《我知道怎样去爱》|伊沙 老G 译
把口语诗投向文化是失败的,变成了口语化的知识分子写作,比知识分子写作更不伦不类。
用口语诗制造语言神话是失败的,说得再神乎其神也不过是在语言的单一层面。
在口语诗中大耍文艺范儿是失败的,任何范儿不过都是装腔作势。
把口语诗贴上脏乱差的标签,还没写就败掉了。
口语诗唯一正确的方向是人:从舌头到身体到生命到人性到心灵到灵魂。其他皆为旁门左道。
好的口语诗对作者是有要求的——要求作者首先要“活明白”,其次要“写明白”。
好的口语诗对诗人是有要求的:你得“懂事儿”,不能不谙世事,不懂人之常情;你得生命力旺盛,蔫头耷脑不行,还得“好玩”(至少内心里),你不能是个空有情怀的“赤子”(这种人适合抒情诗),也不能是个按图索骥制造僵死文本的书呆子。
《我的英雄》|伊沙
从外表上看,口语诗人更像凡俗之人,在无知大众眼中不像诗人——大众眼中的诗人,要么像戏子,要么像疯子,全都是骗子。
口语像流水,词语像结石。
用“语感”来说口语诗太不口语了,请用“口气”。
有人担心口语诗会写成千人一面——这纯属不走脑子想当然耳,恰恰相反,即便是双胞胎,音质与口气也是不同的。
真实而自然,是口语诗的基本方向和最高境界。
炫技,在口语诗的写作中往往会被放大,显得特别扎眼,在口语诗中,可以肯定的是:炫技=败笔。
这也是一种可以将作者的杂念放大的写作,你任何不纯的杂念,都会留下脚印,这是一片白莽莽的雪原。
歧视、谩骂、攻击口语诗的人起初是因其无知、保守、落后,现在是出于害怕、心虚、嫉妒。
《被迫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伊沙
非口语,有言无语,有文无心。
不接受口语诗者,无法真正过现代诗这一关。
在口语诗写作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薄产者很难写好,因其实践太少而把话说不溜,反复推敲不断打磨有可能适得其反。
要走官方路线就不选择口语诗——在中国,这是诗坛混子们最懂的常识,这真耐人寻味,这是诗内问题、诗学问题。
从口语诗人变成杂语诗人——往往是登堂入室的惯常诗路调整,就像唱摇滚的转而唱美声。
口语诗的趣味关乎人生、人性、人味。
口语诗似乎生来排斥文人趣味,格格不入。
在有的口语诗中,粗俗是一种可贵的美,有人永不懂得。
在口语诗中,聪明是一种美,老实也是一种美。
在阅读时读不出作者个人口气的口语诗,一定不是上乘之作。
在中国,写口语诗的女诗人为何寥寥无几?囿于观念,生命打不开。
言说的姿态也能体现口语诗的风采。
《黄金在天上》|伊沙
也许最理想的口语诗,是带有口音的方言诗,但必须是有效的方言,你的读者大多是操普通话的。
口语诗如果缺乏鲜活可靠的个人经验,就等于放弃了它的先进性。
在今天,一首好的口语诗,一定内含丰富的先进性。
也许,在口语诗人之外还有其他现代诗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反对口语诗的人,一定是现代诗的敌人。
口语诗应当直面人生——自己的而不仅仅是他人或人类的。
口语诗人就是这样的:不耍小聪明,不靠想象力,貌似比较笨,但从生活中抓取来的具体、鲜活、充满细节的原材料,却能一击制敌。
切忌把口语诗坐实,过于追求“手拿把攥”的写作状态,反倒是有违口语诗之自由精神的。
口语诗人最可贵最高级的一点,他们写精神性的东西,绝不写成宣言或哲理,绝不空写,他们一定会触及到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与事实,靠形象说话……由是观之,口语诗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诗学体系。
《曹操》|伊沙
什么是好的口语诗?它会让你觉得在它所使用的口语之外,找不到其它语言。
在口语中携带意象,在外语诗歌中早不是问题,在中文现代诗中也越来越成为常态。
最优秀的口语诗人,一定是骨子里的平民主义者,满脑子精英意识是玩不转口语诗的。没有平民主义,就没有口语诗。
带有后现代文化背景的诗感极好的纯口语诗人——我视这样的诗人为来自我之谱系的亲人。
优秀的口语诗人,一般都是面对生活的“拿来主义”高手,他们比抒情诗人、意象诗人更懂得:生活比作者聪明;更懂得:客体与主体平等。所以说,口语诗哪里仅是口语化?学问多着呢。
有些人无法口语的根本原因是其诗尚未进城,在西方,口语诗是一种咖啡馆文化,这三十年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口语诗人拓展了它,将其延伸到城乡结合部,甚至写到了农村,但立足点一定是在城里的。
《尿床》|伊沙
口语化的抒情诗与抒情性的口语诗,是两种诗型,区别何在?前者之结构与传统抒情诗并无区别,只在语言层面变得口语化一点;而后者则完全是口语思维,只因为题材之故而在语言上取抒情的口吻。
口语诗必须回到个体,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登高一呼的代言写作的天敌。
没有口语诗,我们在诗中所表现的所有情绪都是抽象的、雷同的。
什么是原创性?本土经验+中文口语=原创性!什么是中文口语?中国人舌尖上带着体温的活性母语!
无知大众不屑于口语诗是一句话或几句话分了行,他们觉得诗不能是“人话”的说出而应是“雅词”的堆砌,骨子里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拜,殊不知,就是这么分了行的一句或几句话,可是需要多少文化、智慧、生命活力、艺术直觉、语言敏感在里头,把这些汉字摆舒服了——多不容易!
《观音在远远的山上》|伊沙 韩敬源
几年前,一位并不欣赏口语诗的学院批评家听我讲完口语诗的一些道道,貌似理解了,有些激动地说:“你们自己把它写下来呀,写成理论,不理解的人就好理解了。”——我当时暗想:那要你们这些批评家干吗?我们要这样的理解干吗?我偏不写!
现在,我终于还是写了,得《中国口语诗选》编选的契机,是仅此一篇呢,还是后有续论?我也不知道,我不想说死。最后一句话是对口语诗人或坚定的追随者说的:读完本篇扔掉它,不要把它当做信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指导写作,中文口语诗更是如此。只是,当你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重新体会到这些经验时,你想起那个滔滔不绝的家伙不是胡说……那才是我希望看到的。
伊沙档案────────────────
伊沙,原名吴文健。诗人、作家、翻译家。 1966年生于四川成都。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于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任教。出版著、译、编60余部作品。曾获美国亨利•鲁斯基金会中文诗歌奖金以及中国国内数十项诗歌奖项。曾应邀出席瑞典第16届奈舍国际诗歌节、荷兰第38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英国第20届奥尔德堡国际诗歌节、马其顿第50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中国第二、三、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第二届澳门文学节等国际交流活动。
《激扬文字》|伊沙
喜闻,可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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