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中国多了个“80后”

   文 / 浪子 

袁伟时

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他最初学经济学，尔后哲学，再后来转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一点点开拓宽自己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在学界内外有所建树和影响力。

袁伟时真正的学术生涯在文革后才开始。以一部全面地介绍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到1927年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填补了不少空白；以《晚清大变局的思潮与人物》颠覆了许多人对传统历史、对现代人物的想象，做出全新的飞跃，写出学术生涯中标杆性的作品。
       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他最初学经济学，尔后哲学，再后来转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一点点开拓宽自己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在学界内外有所建树和影响力。
       从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经历，而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仍在重复的共同过程。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的“冰点事件”，把袁伟时推上了风急浪尖，引起出乎意料的轩然大波。他却出奇宁静，坚信自己的观点与论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
      “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历经的离乱、动荡、盲目、饥荒、野蛮，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和时代变迁的袁伟时如此说，亦如是做。籍一以贯之的真，通过个人的学术际遇记录下当代历史，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一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续与坚持。以白发苍苍之躯，依然立于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前端。

袁伟时在丹霞山观日出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广东兴宁县北部，过几十公里就到江西了。能够经常看到江西农民经过家门口，我们小孩就站在那些山岗上喊老表。其实，我就是一个生活在偏僻山乡的少年。
       广东袁家是在明代时从江西迁到广东的，当时袁家的祖先到广东来的时候，是担任布政司一职的，等于现在省长之类的官。后来他们就留在了东莞，其中包括袁崇焕那一支。我们是从东莞再迁出来的，到我这一代是20世。
       我祖父是一个比较大的地主，当地的士绅。兴宁萝岗有袁、刘两大家族。姓刘最大的是我外祖父叫刘风山的那个家族，他有十个儿子。姓袁的最大家族就是我祖父袁叔初一家，叔初公有十四个儿子，八个女儿。到我父亲这一代开始分化，有前清的秀才，有监生，有的出去念大学，有的做了工厂的高管，有的做生意，都分化了。
       我有三个祖母，最小的就是我父亲的生母，这房有五兄弟，大家感情非常好，年纪也是在兄弟辈里最小的。五兄弟一直不分家。中国社会没有长子继承制以后，有一种说法就是：富不过三代。因为它原来的财产，有那么多的孩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每个都很富裕。我父亲这一代时家庭开始中落，父亲十六岁就出来做生意，赚钱支持兄弟们念书。他有个哥哥学画画，在当时中国最好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然后进入中国第二大的上海正泰橡胶厂，也就是出回力牌鞋和轮胎的那个厂，在那做过襄理也做过厂长。回力品牌的的创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父亲从做小生意，卖糖果油盐杂货起家；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工业品，做发电厂、做米等，慢慢生意越做越大；抗战后成为上海正泰粤东地区的总代理，推销橡胶产品，同时做汽车运输——这是我父亲终身都没有离开过的事业；另外他还做报关行，就是对外贸易的代理商，像上海的买办。这样下来，家道就又慢慢发展起来了。
       我有十四个兄弟姐妹，我排名第二，顶头还有个姐姐，但在男孩子里面算的话，我就是老大了。老一辈比较重视男孩，我算是长子。我念小学中学的时候家庭状况已经比较好了，到哪念书经济都不成问题，一直到四九年后，家庭经济状况都还比较好。
我家乡蕉坑是很美的，虽然是一个山村，但有公路通往江西。那个地方水利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在整个蕉坑村里，采取的是自然灌溉，农田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旱灾或其他方面的水利问题。
       我们家是我曾祖父建起的一座客家的四角楼，一般人讲的客家围龙屋在我们那边很少，主要是四角楼。我曾祖父建的四角楼很大，有36个客厅，而房间好像有176个，落成于19世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成了兴宁市10大古民居之一。在家门口前面有一个陂头，也就是水坝了。水坝连着江面，水比较深，小时候我们经常在江边玩耍、捉鱼，而妇女在另一头洗衣服。林江的水相当丰富，上游的木排都从我家门口那通过。
江对面就是连绵的长满杉树的群山，山上有很多野鸟、野兽，我叔叔去打山鸡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捡山鸡，有时候还会遇到野猪。小时候我还看到别人宰老虎，30年代还是能打到老虎的。
       时隔40多年后的1991年我再回去，发现对面的山已经恢复了一些山林，但是树还很小很矮，大概四五寸高。我最伤心的是林江，现在变成一条只有几米宽的小水沟了，江边的水车没有了，竹子也没有了。我曾祖父遗留下来的大房子，建筑里面的东西就在所谓的 “破四旧”时候被破坏了，它还曾经变成猪栏，到我回去的时候，是经过修葺的，但还存在破败的情况。文物或者环境被破环是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结果。

茅于轼与袁伟时

我的学校 

我6岁时入学，小学就在蕉坑村里，叫光华学堂。这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都想着中国能够在国际上振奋起来，所以改名光华。我念小学还分两段，初小和高小，三四年级的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光华学堂是初小，是我曾祖父资助创办的，校长是我的堂哥。学堂有很大的屋子，但不是四角楼，入学时还有孔子的牌位，我们要拜至上先师孔圣人的。
       入学的第一天，母亲做饭时有葱有蒜，寓意聪明、会算术。所有的课程都是新式的教科书，不是传统私塾，不过旁边是有私塾的。我们曾祖父办的这所学校，大家好像都觉得顺理成章，小孩都会进去读，而旁边的私塾一般都是年纪大一些的人去读传统的经典。如果要上运动课，就到我家后面的一块草地，是我祖父建的大操场，背靠山，开满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念了四年后我就进了高小，我祖父述初公创办的新民学堂，是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而改的名。这个学堂办得很不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图书馆——学校建好以后我祖父还给了一些土地供养学校，土地的收成就是拿来添置图书用的——里面有一整套万有文库，我有很多书都是在那里读的，如《格林童话》、《谁最爱》等等，到现在还记得。
       我从高小开始就有住在学校里，当时住校其实是家里人的意思，虽然那年我才10岁、家里到学校亦不到2公里，但他们都决定送我住校。住校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随便看书。所有中国的传统小说我都看，看不下去的只有《红楼梦》，太繁琐了。此后，我一辈子几乎都是住在学校里面。
       我不满16岁就离开家乡，到广州考进南海中学念高中。这事是我的小叔父决定的，也没问我父亲。他当时在广州念广东文理学院物理系，暑假回到家里，对我说：你在这里眼界很窄，不行，乡下人为了一点小事争论不休，是非很多，完全没眼光，到大城市就根本不会有这些纠纷，大轮船载了多少富翁乡下人根本想象不到。到广州去！我说好。拿了几件衣服，就和两个堂侄随叔父一个好朋友来到广州考学校。
       我们从兴宁县城到广州整整用了七天，还不算从家乡到兴宁县城的路程，总共要七八天，很曲折的一个过程。那时很多汽车还烧木炭，从兴宁县城出来坐的汽车，旁边还放着木炭炉。就这样到了现在龙川县城、东江上游的一个港口，住下来，还要等广州来往龙川之间的小轮船。坐上船，还要一天一夜才到广州。
       我考到了广州南海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抗战前曾是全国最好的三十间中学之一，我进去的时候就差了一点，那时广州最好的学校是广雅、执信、中大附中，还有教会学校，培英理正，南海相形之下落后了。那时没有户口制度，没有什么户籍关系要转，全国各地愿意去哪都行，念书考上哪个学校就是哪个。
       在广州，我一年到晚都住学校，365天都在。不是不出门，我天天出门。学校饭堂吃饭比较早，每天五点半就吃晚饭，吃完就到现在的北京路（当时叫汉民路）的书店看书。拿一本书就看，光看不买，我们叫“打书钉”。看了半个钟又往回走，用半个小时左右走回学校晚自修。学校管理很严。每年都这样过，暑假寒假也经常在书店看书，或者爬山。

袁伟时

       当时的国民党很腐败，贪污很多，另一方面经济状况很不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国民党的法币或者金元券一下子就贬值了。所以凡是拿到当时的货币，马上就换港币，广州地区基本上用港币，有些地方就换银元，都换掉。那时家里给钱也是给港币。这样的情况下，民不聊生，年轻人就很容易受到现实的刺激。究竟怎么回事？那时我到处看书，看《观察》杂志，看《世界知识》，这些书都讲：中国独裁、不民主，要反内战，要和平，要反饥饿，反对打内战。当时是这样的口径。我们要寻找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类书，还有宋云斌的《中国通史》，对我都很有影响。它们基本认为中国问题出在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些使我们落后，所以要反帝反封建。这些观点我很接受，因为并不知道有第二个答案，就相信了。这也是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的思想基础。
       当时我们组织的名字叫“爱国民主学会”，实际上是青年团，但没有直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要保证安全。广州解放后就叫“广州地下学联”，一下子转变为青年团。实际上就是一个团的组织。
       那时入团很严格。要写自传，讲家庭情况，讲思想为什么会转变，为什么反对国民党统治、接受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等。这个过程审查得很严，跟后来入党差不多。那时我读过很多书，包括唯物辩证法什么都读过，小说也读了很多，中外的诗歌也很喜欢。中外的名诗，特别是艾青的《吹号者》，那种奉献精神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化为一阵阵的号角，跟年轻人的那种激情很适应。
       我感到，中国的状况要改变，就要参加进步的组织，又爱国又民主。它又有个名称叫做“新民主主义学生工作者协会”，都是秘密状态，交代过好多任务，我们都执行了。
       那时和朋友们在一起，都是十来岁的年轻人，不计较，朋友之间有钱就大家一起用，感情很好，有些从四十年代末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有一次一个朋友还提起一件事，他当时考上了大学，叫广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没钱交学费，跟我讲。而我当时向父亲要了一笔钱，打算用来买《鲁迅全集》的，就给了他。他后来告诉我，而且是他女儿告诉我，我才想起确实有那么回事。
       我在中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已经加入了共产党。那天青年团广州市委学校工作部的书记，找我谈话，问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怎样，我说很想参加。他解释说10月14号广州解放以前为什么不吸收我入党，是因为环境不行，现在可以了，叫我马上写申请。此前，我转为青年团员后已经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我一方面上课，另一方面做了很多学生工作。
        当时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还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省立大学，广东省文理学院，广东法商学院等。没有统一招生，随便考。当时还有这么一个优惠规定的，附中的前三名可以挑中山大学七个学院的任何一个系，其中有个和我同班的香港同学挑了经济系。那时候我18，19岁，也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要念经济。希望建设国家，为建设国家出一份力，不单单我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想建设自己的国家，把反动政府打倒了就留下建设问题。那时有股热情，感到新中国成立了，中国肯定是民主国家，民主、自由都没问题了，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建设，所以我选择经济系。
       我一进入大学，就是整个学院的团支部副书记，后来是书记；到高年级还是校团委的组织部长。我得担负起很多社会活动，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是第一。一进中大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必须很勤奋，学会安排利用时间。我所要担负的工作，就是上面布置有什么运动，要随时响应；另外班里面的学生工作，领导同学的政治学习，发展团员是我们的事；抗美援朝的时候，也要发动同学参军等等，我还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长。

贺卫方,袁伟时,江平,马国川

我的求索

我大学其实还没有念完，只念到四年级上学期。三年级时还在中山大学，四年级并校调整并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继续念经济。当时中山大学就发公函过去，要求把我调回中山大学工作。然后我就提前毕业，回中山大学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当时很少党员，整个中山大学只有13个党员。做了一年的工作，发展了不少党员，将那些学习成绩好的都发展起来了。后来，我还负责派送学生去留学的工作。
       有一个人在我人生转折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那是中山大学实际的领导人黄焕秋。他原来是华南片的团委书记，广东广西都归他管的，反地方主义将他反下来了。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是许崇清，党外人士，是个好人但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副校长、作家、三十年代左联的负责人冯乃超手里。冯乃超将黄要了来担任中山大学的副教务长，而且很信任他，把权力交给他，让他管理学校。黄焕秋对我说：不要再做这样的工作，要继续念书。刚好复旦大学在招考研究生，中南地区就在武汉大学考试。我去参加了考试，负责招生的是宋少志老师。考上了，1955年至1957年间我就在复旦念书。这是我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折点。
       我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时，发生过一件让我震动很大的事情。1956年初，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到英国去访问。那时全国学联是附属在团中央的一个机关，曾经要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个学生代表到中国访问，对方按照惯例要求中国念经济的两个学生回访。全国挑选了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到英国进行回访，因为英语不太好，还带了一个翻译去。访问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深刻体会，感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很困难的，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机场里面吃饭，在公认最好的吃饭地方，我们吃面包时奶油吃完了问服务员要，但说没有了。回程的时候，在莫斯科红场，看到最大的百货公司门前有很多人排队，干什么呢？排队买皮鞋。我们就感觉很奇怪，就到百货公司里面去看，发现其实没有多少货物。那些老百姓吃什么东西呢？冬天吃冰淇淋、嚼冰块，没有其他东西吃，这是莫斯科的印象。后来到布拉格，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学联来招待我们，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招待我们吃住。有一次他们问我们想吃什么，我随口就讲，想吃鸡。没有，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也没有鸡。第二天他们很高兴说可以请我们吃鸡，那一口下去的时候，那鸡不知道为什么是咬不动的。他们带我们到街上也是，供应很困难，在捷克比较好的供应就是玻璃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到了英国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恢复了，供应完全不同。那时候两个对比已经非常强烈，但还没有怀疑到整个制度问题。我们还是很坚定地为自己祖国辩护的，后来我们还和当时的英国学生辩论的很激烈的，连他们都说我们，东方脑袋就是行，呵呵。
       我研究生毕业回广州，一上火车就给了我一个很大震动的消息：现在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两毛钱的肉。两毛钱肉是什么概念呢，一块钱是一斤肉，两毛钱就是2两肉。上海和北京是全国保证的重点，无论怎么困难，那边的物质供应都很充足的。我们在复旦吃饭，早餐是阳春面，正餐是一个饭、一个青菜、还有一大块肉排，那一块恐怕就不止2两了。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大跃进后经济完全没办法研究了。上课只能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基本观点讲，讲自己的观点不行，而且经济资料是保密的、封锁的，完全看不到。我这个人又爱动脑筋，什么事情都要寻根问底，所以很不适应。我想，历史或许是个比较宽的天地？于是想回到那里去，那时就开始读历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的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想教自己，找出自己心中困惑的答案。这样我就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后来就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
       后来下乡，我们去的是个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围田区，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广，吃饭不成问题。后来搞起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做法令人生疑，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全靠拼体力、加夜班，那些家里有小孩的妇女也要晚上加班，很不合情理。没有肥料，就动员人家将老的泥砖屋拆掉做肥，其实作用不大。而且指标越来越高，最初说增加20%到50%，后来说100%。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我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增产一倍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个秋季要将产量提高一倍，这是有常识的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但这却是县委的号召与决定，作为共产党干部，要不要听？很多人跟风，就去了。我有点犹豫。正犹豫的时候，当地合作社的一个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我一眼，他说：你认为行吗？我不吭声了。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结果我就和他站在一起不动，当时干部就认为我不是“上游”了。
       这些事慢慢刺激了我想问题。杜鹏飞是高明县大沙乡大楠社高级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他作为农民干部，认为这个办不到，是吹牛。我们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常常听他讲心理话，受他影响比较大。他一讲我们都知道是真的，办不到。
       幸好在那个时代还能够读书。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1949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胡适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读的，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都乱七八糟的，有一个图书馆馆员何永钟费了很大的劲把《胡适文存》帮我找齐——这个人原来是中大附小教师，划成右派后发配到图书馆。现在已经过身了——他帮我找，很多资料都是他找齐的。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何永钟又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的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能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我读了以后，我感觉他们讲得都对，与我中学时候读《观察》《世界知识》很符合，就是教你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民主，心里也埋下了自由民主的种子。

 袁伟时    

       1980年，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彻底觉醒，但我找到了自已的治学方法。我撰就《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寄给《哲学研究》。过了几个月，突然有编辑部的人来找，诚恳地说，你的文章中哲史组一致叫好，推荐给主编；他认为要慎重，决定邀请五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审查，结果认为观点不妥，不能发表；十分抱歉。来者是日后成为好友的蒙登进兄。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仅是不同意把胡适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说成唯心主义的渣滓。应该说明，这不是正常的匿名审稿。他们是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为尺度，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应该发表；坚决反对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他是主流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很有学问。就这样，文章不能够通过审查。三年后，此文才在《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上原文照刊。
       如是这般，鲁迅就靠边站了。鲁迅是反专制，但他不知道社会是怎样的，所以他把苏联作为榜样和理想。其实真正解释人类理想、现代社会的人是胡适，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有研究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人。我是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都赞成自由、民主，我很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我也感觉是对的。
       当时他们也是从自由民主方面来论证的，像李大钊，他讲社会主义也是从民主的角度讲，他是这样论证的，他认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现阶段的表现。
       因为找不到相对应的现实，所以落差很大，而且常常会有一个幻想，希望这是个短期现象，未来不是这个样子，希望是这样。慢慢慢慢地却彻底地失望了，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这在我的书上也有反映出来，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用了从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三十几所图书馆淘到的资料，完全从原始资料做起。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在当时，这本书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也做出很多创见，但对马克思主义方面还是肯定的。它仍然在出版社整整躺了两年才出版。
       我真正彻底的醒悟应该是在1989年以后，所以我是后知后觉者。90年代初写了《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那是我学术生涯一个标志。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现代的人研究都是很颠覆性的。甚至有些做了很多年晚清研究的历史观点，我都不同意他们的，对李鸿章、曾国藩的评论那些，人家不敢说我这是抄人家的，这是我自己的成果。
       1994年我退休以后出了一系列的书，学术成果看起来更多些。当然，之前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对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书籍。我的那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里有三十多个人，很多都是别人没有好好研究的，后来他们研究这些人都要来找我。后面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的观点出来，那是跟治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研究一个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读他的著作。鲁迅有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知人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年去读他的作品。很多人对前人的论述都不对，只是笼统讲他的人。而我是分几个段去讲一个人，脉络分得比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变就很准确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么讲，持怀疑态度。先疑然后求证。后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其实不是他们讲的那么随意，马马虎虎说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只是一种简化丑化。
       我越来越体会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我的真话和自己的话从哪里来，我的学术成就就在哪个地方。我学术重心有很多是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但说到底现在也不能点透。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重任就是摧毁虚假的历史现象、摧毁那些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为打破中国人的思想枷锁做一份贡献。

袁伟时,章立凡,贺卫方

我的史观

我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五四开始，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是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新闻的自由度和言论的自由度扩大，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在此以前，办各种刊物杂志只能在外国，或者在租界。更早一点，从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有人将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传播了，在广州一些传教士开始传播西方文化。
       这个跟中国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有关。假如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本身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开始就是这样，它需要外来的新思想加以刺激，不然就不知道会怎样。假如让中国封闭起来慢慢发展，可能现在还是三纲六纪这样一个社会，法律是这样规定，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都是按照三纲六纪形成一个习惯，不能变，假如违反就是滔天大罪。这样的社会转变非常艰难。你看东方各国，没有外来思想的冲激的话就转变不成现代国家，几乎都如此。
       现在再提出新文化运动，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人类现代文明各种优秀的东西，不要再耽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我主要的想法就是这样，总结历史经验，告诉大家此路不通，要促进中国转型就要促进新的文化的生长。
       现在中国已经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现代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所有有关的人权思想，法制思想，民主宪政的思想，都是中国应该汲取的，还有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思想。基本的核心点在于人权以及它的保障，有关的一切文化都在里面。还要兼顾现代的社会制度，所以从经济制度到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各方面都要全面地加以变革。
       现在的思想文化跟五四时候不同，那时候有领袖人物，现在则有一大批公民在行动，一大批学者从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领域发出声音，指出哪些是现代社会的，哪些不是。所以现在新的文化虽然受到很大阻力，但它是不可抗拒的。
       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就是要不要有一个象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也就是言论自由的制度，让各种各样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我认为现在中国主要的状态就在这里。
       中国还有许多愚昧现象，中国现代的文化跟国外的文化所达到的高度还有差距，有差距就要启蒙。首要的教育对象是官员。中国问题都出在官员的愚蠢、愚昧，很多事情不懂得真相也不懂得道理造成的。要是官员的观念变革有比较大的成绩，中国的社会进步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不管关注不关注，整个社会变了，人人都这样说，官员不能不受到影响。在人民群众、在知识分子的监督下，你要听，不能不接受一些观点。两三年前，都还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观念，现在这些官员唯恐自己落后，都说愿意接受监督。我说，唯有贪官污吏和专制主义者害怕舆论监督。最重要一点是教育官员，教育官员的不当不等于讨好官员，讨好官员是软过头，但是教育官员应该是每个公民，独立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要把四千万官员的观念改变过来，这个很重要。
       我是一直很坚定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的。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而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寄给该院。翌年五月，要开会了，我正滥竽中山大学孙文学院，但是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给进北京，我想买机票去北京参加讨论会都不给，后来我拿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都不行，不管用。随后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风波。稍后重读此文，觉得说得很不充分，便放在一边。三年后山东《哲学杂志》创刊索稿，才在该刊登出。
       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此文也还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林毓生教授观点的。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文化与传播》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年。
       说回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其实是2002年就在《东方文化》刊出的旧文。因为只印刷几千份，影响不大。2005年末，有一天李大同不知在哪找到我的电话，打电话来找我。他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但我当时不认识。他说在网上发现我这篇文章，感觉写得很好，是他多年来想要的文章，在冰点发表好不好？我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你要是愿意再发表我同意。他很高兴，就发了。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谨慎，我认为我提出的两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史料非常充足。其它我还没有说，只挑了两个反驳不了的事实说。引起轩然大波是出乎意料的。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李大同、卢跃刚都被撤职了。我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个我已经离休了，平常就在家里自己看书写作，不跟什么人打交道。除此以外，也不太参与其它事情。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写作。中山大学的领导，我感觉还是懂得大学的道理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清楚大学对学术的探讨是不能禁止的，所以根本就不理。之前曾有一个教授在学校的校长面前告状，说我们学校有人贬低孙中山，在校报登出来。我就说，讲这种话的人就不是合格的大学老师，大学就是一个自由思考自由辩论追求真理的场所，讲这种话自贬人格，根本没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我一笑置之，学校也不理。冰点事件发生后，听说上面曾经打电话追问，说中大有个袁伟时，是不是要管教一下？学校的负责人说，他退休了，我们管不了了。就这样搪塞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我还是自由自在在写作。出乎意外，我自己也很宁静，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非常自信，肯定能证明是你们错了我对，那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我相信历史真相始终会让大家知道，而且大家多数人会承认的，只要老老实实做人的，而不是想故意歪曲客观事实的人都会接受我的结论，这个我非常自信。果然不到，就在4年以后就这个历史事实，我的历史观点我的历史真相就为很多人接受了。

袁伟时题字

 我记得有一件事，人民报社主办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文史参考》，过去我完全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有编辑打电话来找我，约我写稿说：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希望我给他们写一篇文章，而且是重点文章。我就说：我说我的观点没变，圆明园的文章你能发表吗？他说他们讨论过了，能发表。他原来希望我写3000字，我说3000字讲不清，他就说：你写吧，你写多少算多少，结果我就加倍完成任务那就写了6000多字给他。他就在圆明园专刊上发表出来，他整个一本杂志都是讲圆明园的，前面都是图片，20页开始是文字搞，文字稿第一篇就是我的，也相当长的6000多字，从我写的题目就知道内容了，是《圆明园：苦难来自封闭与落后》，呵呵，一句话就点题了。但是他只删掉几句话，删掉那几句话呢，就是我对未来世界的展望，我就说：大同世界，有可能在约百年实现，我讲我的根据，就是那几句话删掉了，无关紧要，跟圆明园没有什么关系。那个登出来以后，他们的副总编就给我打电话说：登出来的反应非常好，当然有部分人也有不同意见。
       这篇文章其实跟当年《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观点是延续的，核心观点一点都没变，而且我补充很多材料，讲的更加详细更加精。因为那个历史教科书是讲两部份，一个是圆明园；一个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事件，这两个大的事情。这个是专门讲圆明园，讲圆明园苦难的原因在哪里，这个对成全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呢，跟民众史观或者民众主意是完全对立的，为什么呢我要批评中国人做错的事情，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国家民族范畴中来考虑，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对待一些事情就是很错的。
       比如说为什么1860年10月18号到21号圆明园会有三天的大火，最后基本上将圆明园烧毁，还有附近的皇家园林也烧了一部分，是为什么？这是关键的一部分。英法联军进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一个增格林参亲王率兵和他们打，结果打败了。北京当时兵临城下，就要求谈判，英法联军就派出大约40人去参加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协议。这个时候，增格林参亲王却把参与谈判的英法两国的人扣留起来。这就是涉及文明的问题，怎么可以扣留谈判人员呢？战火就再度燃起，但增格林参亲王的军队依然是不堪一击，被打到落花流水，不得不再度求和，求和到最后没法打就等于投降。接受协议以后，英法联军就要求交还扣留人质，但清政府对此置之不理，拖延接近一个星期依然交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其实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的人死了。放回的一半人表示非常残酷，其中有一个法国医生，他出来以后脚是不能走的，将人家的双足削掉了；其他死的人都想象不到是用什么样的酷刑来对待的，回来的人每个基本都受到残酷的对待。英法联军非常愤怒，那么他们就会想到要怎么让中国人对自己这样野蛮的态度留下深刻的教训，而且不会伤及一般老百姓。他们就商量把皇家园林圆明园烧掉，之前有过抢夺圆明园的事情发生，但还是小规模。别人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为了掩饰抢掠，其实不是的，抢掠是有过一点，后来为了报复中国的野蛮行为才开始大肆的抢掠，最后烧掉，边把珍宝取出来，边烧毁。当然抢掠和火烧也是不对的，但起因是在这个方面的。
       另一半的人是被折磨死的。那么你说中国人不应该批评吗？而且这还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普通老百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应该批评清政府的这些残酷行为呢，因为文明史观。文明史观发展到这一步，有一些价值观是不能违反，就是文明底线。西方世界已经在16世纪有出现了关于政府的国际公约，中国人不知道，依然在战争中会杀俘虏。后来中国应该就慢慢知道了，但知道了还做出这样的事，就不能怪英国、法国人对中国人造成这么大的灾害了。怎么能不批判呢，例如在条约中要求赔款加倍，那是对中国的损失大大加重的。那这样就危害了国家，因此中国会死掉更多的人，赔款更多，这样的情况下还不被谴责，那能行吗？那我批评的出发点在哪里，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维护人类的尊严，所以说为什么要有文明史观。人类文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束缚人类的野蛮性。
       所以，我今年明确提出了我们要树立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就是自己要解释的历史现象，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我对这个一贯都是比较清楚的。老早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我坚持的是什么的历史观，我一贯就是追求着希望国家现代化，希望国家强盛，那是很强烈的。因为我是出生在战争年代，出生9.18事变后的几个月，那记事的时候就抗日战争了。那么在整个历史的环境来看，我就希望国家强大，到了广州以后慢慢慢慢地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国家要强大，要自由，要民主，要反对帝国主义，要反极恶，要反独裁专制，都是这样的教育下来的。特别是受到《观察》的影响。那么国家的富强，应该是要和民主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我非常欣赏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提升每一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当然，我是有这样的思想的，但没有他用那么明确的观点，概括得非常好。
       这个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这个人类共同价值里面，更简要的提炼是什么呢？不是说人类一开始就讲自由，讲法制，讲文明，讲民主的；它是现在社会里头的东西。那样的话，整个历史你要简单去解释，从古到今怎么去解释。古代历史的判断，你认为古代社会的价值是怎样的，做出它的事实判断，也要做出它的价值判断，那么我就认为文明史观是最为准确的。就说世界人类的文明进展到哪一步，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不论渐进也好，还是革命的方式也好，就说文明进展到那一步，它就有共同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呢是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文明史观。到将来这个文明史观还会发展和提升的，它不断地提升。
       我一直是比较低调来处理文明史观，讲话留有余地。我希望能够培养一批年轻人，即使是十分之一成材也好，其实我是给他们打好基础，只要有10%-20%的人领会了那就不得了。这是会从根本上摧毁邪恶意识的。我本来想用官方学者那种方式，但是觉得渲染太厉害了，我又不想。我就说文明史观是主流。其实我们才是主流，独立的东西才是主流。

      （罗小敷、钟紫薇及孙红璎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袁伟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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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1931年12月15日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浪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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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原名吴明良。1968年生于广东化州。著有诗集《途中的根》《无知之书》等多部，编有诗集《俞心樵诗选》《东荡子诗选》等多部。现居广州,专事写作。

《晚清大变局》｜袁伟时

喜闻，可能的生活

主编｜余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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