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神话背后的文学缺席
「前言」
说到底，无论是余光中还是杨绛，这些文学名人去世，被消费的却是情感、政治，反映的恰恰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尴尬。随着八十年代文学热的退潮，文学已经不再是大众心中的“显学”。三十年前，北大最高分的学生纷纷选择中文系，三十年后的如今，读中文系被视为“逃避理科的混日子学问”，就连中文系学生临近毕业，也在一点点丢弃所谓的文学尊严。当下，文学尤其是专业的文学归于平静，只有在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文学名人去世时，它才翻出点点浪花，学文学出来的学生，只能转投影视、教育、广告，或者安心做学问、读老师、考公务员，文学的落寞，在这个时代显而易见。
散文家、诗人余光中去世了，这位人生大起大落的文学家，经历过造神，死后又被“造”了一把。
他的去世引起国民热议，台湾“联合新闻网”一发出，澎湃、环球网、中新网、凤凰新闻等国内媒体便立即转载，网络卷起“云乡愁”。
今天下午，上网的各位想必都读到《乡愁》和《李白》的诗句，比如：“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等，目力所及，标题也多与此有关，如《诗人余光中逝世：“白首重来似故乡”》《余光中 | 祭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著名诗人余光中去世，不忘的是乡愁》等。乡愁、诗人成为了两个大写的符号，重重地压过逝者所做的其他一切，被缅怀的不是余光中，而是一个“乡愁诗人”。
这让我想起杨绛去世的时候。有人把“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安在她的头上，再通过《我们仨》及一切事关家庭的语录渲染杨绛的“释然”，还有她与钱钟书的“美好婚姻”。杨绛去世，由此在舆论场形成一个清淡不争的符号，她的文学作品被集中谈论的也只是《我们仨》，而不是《洗澡》《干校六记》等。在公众的视野中，杨绛被作为一段佳话的组成部分。多年前，钱钟书评价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当人们提起杨绛，却往往只重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妻子，不过是杨绛众多身份的一种，看待一个女人，一位文学家，如果首先看待的是她身为妻子的品德，实在过于偏颇。
从钱钟书到杨绛，再到如今的余光中，我们历来反对造神，但名人去世，舆论场还是在造神。
造神之处必有反转，人无完人，个人的得失是很难被神的光环遮掩的。于是，不到半天，舆论场就出现另一幅图景，那就是对余光中“历史问题”的讨伐。一些历史文章，如知乎里的《台湾民众如何看待余光中》、同济大学新闻网的《余光中的“历史问题”需要追究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教授赵稀方的文章《是谁将“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都被翻了出来，剑指余光中在上世纪70年代“唐文标事件”和“台湾乡土之争”时期的言谈举止。
其中，最大争议在于《狼来了》一文，这篇1977年8月20日发于《联合报》的檄文含有对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一时间文坛震动，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等人纷纷发文与余光中抗辩。此事成为余光中一生的“难言之隐”，也左右了台湾文艺界对他的态度。
于是，与大陆国民沉湎哀思截然相反的是台湾文艺界的表现平静。一些人士出于尊重，尚且抒发哀悼，但更多人却选择了沉默。在历史界，不少学者则通过转发“历史问题”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看重的是余光中的政治主张与态度转变，有学者如是说：“喜欢余光中的就跟他走；热爱陈映真的，也跟着他走。我选择后者。”
我非历史专业学生，而出身于中文系。面对舆论的这种“先造神后撕裂”图景，我关注的重点是——文学去哪了？余光中先生是搞文学的，可他去世了，人们不谈他的文学技巧，却热衷于讲乡愁、故国情怀，整个舆论场，见到一个情感的符号、道德的符号，甚至是政治的符号，但文学缺席了。
要知道，即便是余光中被选入教科书的作品，也不只是《乡愁》，散文如《听听那冷雨》《我的四个假想敌》等更是名篇。余光中的散文雅致清新、出手不凡，在谋篇布局上更是蓄力浑厚，如果说《朋友四型》《借钱的境界》《噪音二题》《蝗族的盛宴》《幽默的境界》等还有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钱钟书的影子，那、《鬼雨》《咦呵西部》《听听那冷雨》等无疑就找到了他自己的特色，高度的写意与绵密的象征结合，把散文写成了恢弘长诗。余光中的散文比诗歌境界更高。
但我们同样看到，在一系列报道中，“诗人”成为大写的名词，散文却成了隐去或寥寥带过的印记。没办法，因为《乡愁》是诗歌，在《乡愁》大肆传播的当下，公众更记得的自然便是“诗人”。
《乡愁》并不是余光中文学价值最高的诗，它的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远高于文学意义，无论是立意还是遣词造句上，《乡愁》显得工整规范，却也缺乏新意和含蓄。有趣的是，余光中自己也一度拒做“乡愁诗人”，他说：“（《乡愁》）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因为我很多诗跟《乡愁》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些人想认识我，喜欢诗的话，可以把这首诗暂时忘掉。”
那么，一首《乡愁》为何传播得如此之广？因为它立意并不深奥，用词也平易近人，同时，《乡愁》暗合了当时对岸军民的愁思与我国官方的宣传需要。这首诗被选入教材，在所有考虑因素里，文学价值并非第一位。
相比起来，《重上大度山》的文学技巧更值得推崇，全诗如下：
“姑且步黑暗的龙脊而下/用触觉透视/也可以走完这一列中世纪/小叶和聪聪/拨开你长睫上重重的夜/就发现神话很守时/星空，非常希腊/小叶在左，聪聪在右/想此行多不寂寞/璨亮的古典在上，张着洪荒/类此的森严不属于诗人，属于先知/看诺，何以星殒如此，夜尚未央/何以星殒如此/明日太阳照例要升起/以六十里时速我照例要贯穿/要贯穿纵贯线，那些隧道/那些成串的绝望/而那一块陨石上你们将并坐/向摊开的奥德赛，嗅爱情海/十月的贸易风中，有海藻醒来/风自左至，让我行你右/看天狼出没/在谁的髮波”
诗中“星空，非常希腊”一句被人津津乐道，它体现出余光中对意象的西化式运用。早期的他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学习者，但到中后期，余光中却开始转变姿态，强调从汉语中发觉文字之美。余光中中后期的诗文创作有意衔接西式现代诗与唐宋古文，达到一种古典之美。
余光中认为：中文生命的常态是“措词简洁、句式灵活、声调铿锵”，而“中文的一大危机，是西化。”在1987 年《明报月刊》上，他发表了《怎样改进英式中文——论中文的常态与病态》一文，态度坚决地反对台湾中文过度西化的现象，但其实，他反对的也是过去的自己，如上文提及，余光中青年时“中文西化”的作者，只是后来道路不顺，他自发改变了自己的文学观。
这种回归中文传统的文学观与我国的官方文学宣传不谋而合，加上余光中诗文的通俗易懂，他在大陆的走红也就不难理解了。
只是，散文、创作谈乃至文学观的改变等，这些都被“乡愁”“历史问题”盖过，成为小众文学圈子里的议论，在网络的造神狂潮和问题追讨里，对余光中文学价值的反思，无奈成为“热蛋糕上的边边角”。
说到底，无论是余光中还是杨绛，这些文学名人去世，被消费的却是情感、政治，反映的恰恰是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尴尬。随着八十年代文学热的退潮，文学已经不再是大众心中的“显学”。三十年前，北大最高分的学生纷纷选择中文系，三十年后的如今，读中文系被视为“逃避理科的混日子学问”，就连中文系学生临近毕业，也在一点点丢弃所谓的文学尊严。当下，文学尤其是专业的文学归于平静，只有在诺贝尔文学奖或者文学名人去世时，它才翻出点点浪花，学文学出来的学生，只能转投影视、教育、广告，或者安心做学问、读老师、考公务员，文学的落寞，在这个时代显而易见。
因此，即便是余光中这样进了课本的文学名人去世了，大众津津乐道的也很难是他的老本行，而只是二三符号，甚至我们读他的历史问题比研究他的诗文观还要兴致勃勃。这是余光中的尴尬，也是余光中神话所折射的文学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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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宗城
图片 | 《大明王朝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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