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汇丰智库 | 从区域对比看粤港澳企业经营环境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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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营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的空间，一个区域经营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其现有企业的发展以及对潜在企业的吸引力，也关系着该区域的发展效益和成长潜力，特别是在各大区域都市圈建设如火如荼进行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公布以来，其发展备受瞩目，而受其辐射带动的粤东西北地区同样不容忽视。本报告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聚焦于整个粤港澳地区的经营环境与效益，通过与京津冀、江浙沪的横向、纵向对比，指出在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以及促进高技术产品国产替代等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仍需进一步发力，并据此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区域协同、错位发展的统一大市场；持续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助力企业轻装前进；突破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进口依赖，提高国产替代的水平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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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区域概览及所属上市公司概况

 1.1 粤港澳经济规模与产业结构

2010-2019年间，三大区域的GDP规模和增速走势存在明显差异（图1）。粤港澳地区GDP规模虽不及江浙沪，但明显超过京津冀，在增速方面，2013年以前粤港澳GDP增速为三大区域最低，2013年之后超越京津冀，与江浙沪不相上下，若不考虑港澳在内，GDP增速将超过江浙沪。江浙沪地区GDP规模最大，增速在2013年以前小于京津冀地区，进入“新常态”以来超过京津冀地区，且稳定在9%左右。

产业结构方面，粤港澳与其他区域存在共通之处，尽管各行业中工业生产总值规模最大，但工业生产总值占GDP比重稳步下降，服务业生产总值占比相应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稳步进行。具体来看：

规模上，粤港澳地区工业生产总值持续增加，绝对规模和增速小于江浙沪地区，但高于京津冀地区（图2）。结构上，粤港澳地区工业占比从34%降至29%，低于江浙沪地区但高于京津冀地区；江浙沪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从44%降至35%；京津冀地区工业占比从38%降至23%，下降幅度之大既有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也有环保政策冲击的效应。第三产业方面，粤港澳地区2014年之前批发零售业占比较高，此后金融业快速发展，占比由8%提升至10%，但仍低于京津冀地区的12%，房地产业占比稳步提升，有超过批发零售业之势。

1.2 粤港澳上市公司数量及行业分布

截止2020年12月25日（图3），A股4130家上市公司中，三大区域共有2502家，占比超过60%，其中粤港澳地区671家，江浙沪地区1330家，京津冀地区501家。港股2554家上市公司中，三大区域共有2179家，占比超过85%，其中粤港澳地区1716家，江浙沪地区271家，京津冀地区192家。

从上市公司属性看（图4），粤港澳地区民营企业数量虽然较多，但占比仅有39%，另有大量的外资企业和公众企业，大部分在香港上市，若不考虑这部分上市公司，则粤港澳地区民营企业占比在60%以上。江浙沪地区民营企业数量及占比最高，达67%，京津冀地区民营企业数量虽然不多，但占比接近50%。国有企业方面，各区域国有企业数量旗鼓相当，都在260家左右，但占比方面京津冀最高，超过50%。相比之下粤港澳地区企业类型较为多样，经济开放度和市场活力优于其他区域。

从行业分布看（图5），三大区域主要为信息技术、材料、工业、可选消费、医疗保健等行业的聚集地。粤港澳地区可选消费行业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占比25%，超过江浙沪和京津冀；工业占比21%，低于江浙沪地区的27%；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超过其他区域，但占比仅16%，不及京津冀地区的24%；医疗保健行业占比5%，低于江浙沪和京津冀地区；其余行业占比均不超过10%。房地产、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量本身较少，因此尽管三大区域已经聚集了全国50%以上的房地产、金融上市公司，但其在各区域内部数量占比仍较低。

从经营年限看（图6），粤港澳地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年限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10年以下，以及30年以上的上市公司占比均超过其他区域，特别是50年以上的企业，粤港澳地区有59家，而江浙沪和京津冀均不足5家。江浙沪和京津冀地区的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年限多在10-30年间，占比80%左右，在培育百年名企方面仍任重道远。但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地区50年以上的企业中大部分是外资企业，如何培育本土百年名企、支持区域内企业做大做强做久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02

区域创收能力、质量及成长

2.1 创收能力及成长

▲ 收入绝对规模保持稳定增长，但与其他区域相比仍有差距

从各区域上市公司的营收数据看（图7），粤港澳地区上市公司营收规模高于江浙沪地区，但与京津冀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江浙沪反而成为三大区域中创收能力最差的区域，与GDP反映的经济规模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京津冀汇集了众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千亿级营收的大型国有企业，而粤港澳则聚集了众多大型外资企业，其业务收入除源自本区域外，还包括跨省区及跨国业务。若剔除上述大型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则三大区域的创收能力与GDP反映的经济规模一致。但从培育企业的角度而言，这种大型企业是各个区域所需要的。

从收入增长角度看，粤港澳地区上市公司的营收增速最为稳定，基本上在10%-20%之间，这与港澳企业有较大关系，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年限（图6）我们可以看出，50年以上的企业为数不多，且基本是港澳企业，此类企业发展比较成熟，生产经营活动较为稳定，因此营业收入不会有剧烈波动。如果不考虑港澳企业，则该区域上市公司的营收增速走势基本与江浙沪地区类似，但增速可达20%左右，为三大区域之首。

▲ 各行业发展相对平衡，信息技术行业营收贡献为各区域最高

粤港澳地区各行业的发展相对平衡，按照行业营收贡献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梯队（图9）。第一梯队包括金融、可选消费及房地产行业，营收贡献在20%左右；第二梯队包括工业、信息技术及其他（公用事业、电信服务等）行业，营收贡献在12%左右；第三梯队包括日常消费、材料、医疗保健及能源行业，营收贡献在4%左右。从行业结构演变的角度看，房地产、信息技术、医疗保健行业占比呈上升趋势，可选消费、日常消费、能源、其他行业的占比则有明显下降趋势。相比之下，江浙沪和京津冀地区行业结构有所分化，江浙沪地区工业和可选消费行业营收占比在20%以上，其余行业大多在10%以下；京津冀地区分化现象更甚，工业、能源、金融行业营收贡献均在20%以上，其余行业营收贡献均不足8%。

 2.2 收入质量

▲ 收入质量具有相对优势，但随时间变化存在下降趋势

应收账款事关收入能否落袋为安，是收入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横向对比看，粤港澳地区应收账款结构优于其他两个区域（图10），2019年该区域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84%，高于江浙沪的82%和京津冀的78%；1-2年的应收账款占比9%，低于江浙沪的9.5%和京津冀的11.5%；2-3年的应收账款占比3.1%，低于江浙沪的3.8%和京津冀的4.8%；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3.4%，明显低于江浙沪的4.8%和5.9%。对于企业而言，应收账款主要来自赊销，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推动业务谈判、促成交易的重要途径，但是应收账款占比过高、期限过长，发生坏账损失的风险就越高，会计上规定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计提5%的坏账准备，1-2年的计提20%的坏账准备，2-3年的计提50%的坏账准备，3年以上的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由此可见，粤港澳地区尽管营收规模不及京津沪地区，但营收质量具有优势。

纵向对比发现， 三大区域的应收账款结构均存在恶化趋势，平均应收账款账龄增加。京津冀地区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由85%降至78%，降幅最大；粤港澳和江浙沪1年以内的应收账款虽仍在80%以上，但降幅接近5%。超过1年的应收账款中，除粤港澳地区3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下降外，其余均呈上升趋势。应收账款账龄结构的恶化一方面可能揭露了区域经营风险的增加、信用环境的恶化，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区域内企业财务造假有关。利用关联方交易或其他方式虚增收入，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列报，后期再通过计提坏账准备确认损失是常见的造假方式，既满足了营收指标要求，又实现了销账，2020年长园集团受到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原因就是虚增收入和应收账款。因此，关注应收账款有助于鉴别收入质量。

▲ 工业、材料等行业收入质量下降，日常消费行业收入质量改善

粤港澳地区金融行业收入质量最高（图12），应收账款期限基本在1年以内；工业收入质量较差，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超过20%。材料、信息技术行业收入质量有所下降，与行业总体趋势一致。日常消费行业的应收账款结构也有明显优化，1年内应收账款占比接近95%，且3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由11%降至3%。

03

区域盈利能力、质量及成长

3.1 盈利能力及成长

▲ 盈利能力最高，但下降趋势明显

横向对比看（图13），三大区域中粤港澳地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最高，平均在12%左右，高于京津冀地区的10%和江浙沪地区的9%。但从时间趋势上看，三大区域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存在下降趋势，以粤港澳地区最为明显，2010年其净利率接近18%，2019年已降至10%。相比而言，京津冀地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幅度较小，2010年净利率11%，到2019年仍有9%。江浙沪地区盈利能力虽不及上述区域，但稳定性较好，十年间未有明显变化，基本保持在9%左右。

▲ 金融行业盈利水平稳定在高位，地产行业盈利水平下降

房地产行业盈利能力最好（图15），尽管十年间下降幅度较大，但仍高于其余行业。金融行业盈利能力基本稳定在15%，2019年与房地产行业旗鼓相当。工业盈利能力呈现下降趋势，2010年净利率20%，到2019年已经降至7%。一方面受实体经济投资意愿不足的影响，工业品需求持续疲弱，价格下降；另一方面成本端原材料、用工成本上升，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医疗保健、可选消费、信息技术行业的盈利水平在本区域内处于较低水平，但略高于三大区域行业平均水平。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持续亏损，2015年受油价下跌的行业整体形势影响，净利率跌至-30%；随着油价回升、区域内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以及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进程加快，2016年后能源行业盈利水平逐渐恢复，但净利率基本在4%以下。

3.2 盈利质量

▲ 盈利质量最高，但成长性不足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指政府补助、税收返还、资产处置等非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后，三大区域的净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图16左轴），粤港澳地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率下降幅度最大，但仍高于其他两个区域，其中一部分得益于港澳企业的利润贡献，如果不考虑港澳企业，则该地区的扣非净利率相对于其他两个区域仅有微弱优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与其他两个区域的盈利水平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涉及成长潜力的问题。

粤港澳地区经营稳健的港澳企业占据相当比例，这部分企业存续时间较长，相对成熟稳定，但在成长空间方面，可能不及年轻企业，这点从扣非净利润增速方面可得到印证（图16右轴）。

粤港澳地区的扣非净利润增速波动剧烈，2011-2015年营业收入虽有增长，但扣非净利润几乎没有增长，因此扣非净利率呈现下降趋势；2016-2017年短暂恢复后，2018年再次下降，2019年扣非净利润同比下降15%。相比之下，江浙沪地区扣非净利润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尽管盈利水平和质量目前不及其他两个区域，但在成长性方面潜力较大，这与其民营企业众多、市场活力充足的特点有关，未来有望超越京津冀地区。

▲ 信息技术、医疗保健等行业盈利质量受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大

粤港澳地区房地产行业扣非净利率尽管呈下降趋势（图18），但仍高于区域内其余行业的盈利水平。金融行业扣非净利率持续稳定，但小于三大区域行业平均水平。工业、医疗保健行业扣非净利率在10%左右，明显高于三大区域行业平均水平。信息技术行业扣非净利率在5%左右，较扣非前下降约两个百分点。医疗保健和信息技术行业扣非前后盈利水平绝对下降幅度有限，但相对下降幅度较大。材料、能源行业扣非前后盈利水平相对变化不大，仍以亏损为主，特别是能源行业，2016年后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行业形势的好转（油价回升），亏损逐渐弥补。

04

总结及建议

经营环境和效益是营商环境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一个区域内企业的经营质量和成长性高于其他区域，那么相对来说该区域的产业集群效应和协同效应更大，更有利于吸引优质企业入驻。鉴于以上分析，重点对于粤港澳地区提出以下建议：

▲ 建立区域协同、错位发展的统一大市场。粤港澳地区创收能力不及京津冀地区，但收入质量和盈利性优于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下一步在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方面需要持续加码。特别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珠三角九市和港澳之间的深度交流将促进区域内产业分工更加明确，产业配套更加完善，区域间大市场的形成对于企业的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将起到巨大的拉动作用，为区域内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 持续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助力企业轻装前进。粤港澳地区企业盈利性最好，但2010年以来下降趋势明显，与京津冀和江浙沪地区的盈利能力差距逐渐缩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但要警惕导致企业盈利性下降的非合理因素，如税费过高、企业操纵盈利以达到避税目的等。

粤港澳地区“一国两制三关区”的特点决定了要促进区域深度融合必须要完善区域税收合作机制，香港和澳门已经是世界上税负较轻的地区，以香港为例，不仅没有增值税，且在企业所得税方面，16.5%的基准税率低于大陆25%的基准税率，个人所得税同样远低于内地。要鼓励港澳企业和个人到内地创业、投资、生活，就必须在减税方面持续发力。横琴自贸区已经实施“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极大地鼓励了澳人澳企在此创业生活。未来条件成熟可逐步将此政策扩展至珠三角所有经认定的港澳人才甚至所有港澳居民，同时对符合特定产业规划和企业资质的港澳企业，例如资信评级等专业服务业，继续探索“港企港税、澳企澳税”的可行性，极大限度地引进相关高资质企业以弥补内地行业短板，带动内地相关行业的崛起。

▲ 突破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进口依赖，提高国产替代的水平和速度。三大区域信息技术行业的营收规模逐年扩大，但盈利水平未有明显提升，江浙沪和京津冀地区甚至出现下降，粤港澳地区虽然总体稳定，但5%左右的盈利水平相较于金融、地产行业来说仍然差距较大。信息技术产业盈利水平低的原因之一是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仍高度依赖进口。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中国32%的关键材料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2019年广东省进口产品中，高新技术产品占比55%，较2015年增长了4个百分点，进口依赖程度不降反增。

粤港澳地区以及整个中国，要提升信息技术行业的盈利水平和发展深度，就必须突破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进口依赖，通过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力度，形成研发—技术成果转化—生产应用的产学研循环模式，逐步提高国产替代的水平，立足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除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加强区域科技合作、对高科技企业提供税收政策优惠外，在政府补助方面也应探索新模式，运用政策组合拳引导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不能“一刀切”地发放资金补助。

撰稿人：岑维、王若林。

联系人：程云（0755-26032270，[e-mail]）

编辑：吴佳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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