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让萨特疯狂，一生保持开放式关系，写了一本书，掀起全球女性解放风潮
20世纪初的法国咖啡馆是个鱼龙混杂的场所。男人们在里面闹着革命，女人们在里面用身体换钱。
1920年代前后，女人们晚上6点后都不许出门。
一个读过那么多书的知识女性，不在学校教书、不在家休息，为什么来到这个复杂的地方？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她一头浓密的深褐色发丝，整齐地盘在头顶，鼻子高挺而精致，尤其她蓝色的眼眸在坚定中撒发着神秘的气质，让人不由得被她吸引。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她就是法国作家西蒙·德·波伏娃，萨特的亲密伴侣，后来还成了女权运动领袖。
波伏娃
她在这儿做什么？
找素材。在这个巴黎最复杂的地方充满了矛盾和人性。这里有政客的辩论、有艺术家的乌托邦理想、有最底层抢生意、还有吸毒的、偷东西的……
那个时候，女性往往更青睐样式繁复，勾勒身材的裙装。但波伏娃常年穿着定制的套装。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在咖啡馆中，她高贵美丽的外表在众人中脱颖而出。
她认为，“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与萨特相遇
萨特在见到她的第一眼，就情难自禁：“我认为她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波伏娃回忆当时的心情，这样说：“那个夏季，我好像被闪电所击，‘一见钟情’那句成语突然有了特别罗曼蒂克的意义。”
“当我在8月初向他告别时，我早已感觉到他再也无法离开我的一生了。”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尽管萨特身高还不足一米六，又有些斜视，但他的才华和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波伏娃。
“萨特吻合了我 15 岁时的心愿，他是另一个我，从中我找到自己的种种怪癖，同他一起，我什么都能分享。”
萨特
那个时代的女性普遍是家庭主妇，波伏娃却想做一个独立的人。
她认为，女人在家庭内部所干的工作并不能给予她自主，家庭劳动并不是直接作用于社会，而是通过丈夫作为生产者作用于集体。在这样的社会里，女人光为男人“服务”是不够的，女人甚至还被要求用男人的眼睛去观察，被男人同化，用他的方式去思考他。
她曾写到：“必须改变这种处境，不让婚姻成为女人的一种‘职业’。女人这样沉重地压在男人身上，是因为人们不允许她自立。只有男人在解放女人的同时，他才能解放自己。”
她曾在19岁时发表独立宣言：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萨特就是那个支持她独立的人。她在和萨特的交流中获得一种养分，更加确信自己的力量和自由的未来。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晚上回家，两个人温柔地挨着走在路上，小男人（萨特）对我说我应该写作。他是对的。……如果我有力量一个人过日子，和从前一样，成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喜欢自己胜过一切，首先是胜过我的快乐。我想干一番事业，我想，我想。您会帮我的，小男人。”
出乎意料的是，恋爱开始不久，萨特提出：我疯狂的爱着你，而且会一直爱你，但我是个作家......我是个作家，我不能局限在一种生活方式里。我需要空间、新鲜感、兴奋和刺激，需要其他的偶然爱情。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恋爱吧，但同时我还要找别人。这种话放到现在也没几个女孩能接受。
波伏娃竟然是这样回复的：权利平等，我也要偶然爱情。
他们约定，他们可以有各自“偶然的爱情”，但必须要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及时坦率地告诉对方。
这个协议被两人延用一生，也成了波伏娃远离婚姻生活的一种实验。
两个人在一起恋爱51年，不同居，不结婚，一直到离开人世。这种大胆的尝试，后来被称为开放式关系，被很多人效仿。
波伏娃是双性恋，总有女学生向她表白，甚至有人为她自杀，而她只喜欢一个，俄罗斯的奥尔加。
波伏娃让她去照顾服用致幻剂后的萨特，萨特爱上了奥尔加。
萨特在“战争日记”中回忆道：“我对奥尔加的感情，就像一盏煤气灯的火光，把我日常生活的浑浑噩噩一烧而空。我异常消瘦而激情万分，不再寻求任何安慰。”
波伏娃在回忆这段情感时说：“在这种三人的聚首中，我总感到受了双重的损害，他们之间总有一种旖旎的气氛，我则舍己投效，玉成其好，但我一想到这种三重奏长年累月持续下去，我就不寒而栗。”
她将自己的痛苦写在《女宾》中，并在小说中毒死了少女格扎维埃尔。
波伏娃说：通过在纸上将奥尔加杀死，我将以前对她的苦恼和愤怒统统清除了。
在另一段三人关系里，波伏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怀疑。1945年1月，萨特疯狂追求美国美女记者多洛莱斯（波伏娃在书中称她为M），并获得了美人的芳心。
与萨特相爱多年，波伏娃第一次开始担忧的萨特的“偶然之爱”。
她忍不住问了那个危险的问题：“坦率地说，您最爱谁？是M还是我？”
萨特回答：“我非常爱 M，但我现在是和您在一起。”
波伏娃
后来，波伏娃终于见到了多洛莱斯，发现她果然是不可多得的人间尤物。而这时，多洛莱斯正准备飞到巴黎见萨特。波伏娃的心沉到了谷底。
很多人认为波伏娃在这段开放式关系中受尽了委屈，波伏娃说“这样看我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条约里，我和萨特享有同样的自由，而且我也如约享受了这种自由。”
同年2月，落寞的波伏娃去芝加哥，与高大的美国作家艾尔格伦陷入爱情。
波伏娃这样描述他们的爱情：他的欲望把我全然改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早就失去了欲望，失去了肉体，如今我又拥有了乳房、肚子、性器官，重又拥有了肉体。我犹如面包一样富有营养，宛如土地一样芬芳四溢。
艾尔格伦送她订婚戒指，希望她留下。波伏娃甘愿为他做家务，称他为丈夫。
但只要萨特一发出召唤，波伏娃就放下一切回了巴黎。这段感情也不得不结束。
波伏娃四十四岁那年夏天，她接到一个电话：“我想请你看电影。”电话来自一个小伙子朗兹曼，《现代》杂志的记者。经历了几场废墟般的爱情，波伏娃挂上电话，居然眼泪夺眶而出。
直至1950年代末，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巴黎毕榭西路的小公寓，后来又搬入波伏娃维克多舒乐赫大道的新居。
据说朗兹曼提出过婚姻的问题，但被波伏娃拒绝了。因为萨特总是在她的第一位，也因为她不愿被婚姻束缚。
如波伏娃所愿，这种感情关系帮她免于婚姻的束缚。精力没有纠缠在家庭琐事中，而是用于充分地感受人生、思考创作。
她迷恋大自然，喜欢一个人步行远足，经常挎着篮子装点吃食，穿着长裙和平底鞋，一个人翻山越岭。她一天可以走40公里，有时候累得躺在地上就睡着了，有时候晚上就睡在农人的谷仓里。
“美好的季节一来，海狸就抵抗不住树林和平原的诱惑，绿色对她来说是一种非常迫切的需要。”萨特只能看着波伏娃像季节性动物一样地归离，他从来没有如此佩服过一个女人。
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对世界的好奇之心，也用于体验城市生活的各个阴暗而真实的角落。她住简陋的家庭式寄宿公寓，吃工人餐厅的食物套餐，观察码头工人的穿着，跟着流浪汉行走，透过半掩着门看妓女工作。
回到巴黎，她将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写成书。
1943年，她出版处女作《不速之客》。
1949年，万众瞩目的《第二性》出版。书中提出“人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后天造成的”。从文化根本上反思女人在男权社会的他者地位。
这本书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
1953年《第二性》被译成英语，引起了西方女性艺术的觉醒，后来还影响了美国女性运动。
这本书掀起了科学界女性研究的风潮，后来的女权主义作家都多少依仗着波伏娃的名声。
1954年，波伏娃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她终生靠写作和工作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生活。女人能因为改变而软弱，也能因为改变而强大。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墙艺术立场。
文章资料均来源于网络，侵删。
欢迎关注墙报，一个牛掰的艺术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