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大型评论集《评论四川》经典文章连载（七十五）——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双重变奏

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双重变奏

——从“巴山作家群”看当代地域文学的意义

毋庸置疑，我们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迅速蔓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汹涌澎湃；由于霸权主义的甚嚣尘上，世界政治多极化的格局初露端倪。那么，我们的文化呢——我们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一脉承传的文化将会怎样呢?情况不容乐观：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日益衰微，风格独异的民间文化后继乏人，西方没落的享乐文化不断渗入，千篇一律的电子文化风头正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常识告诉我们: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文化是核心。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一是显露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上，一是沉淀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而文本性的文学作品更是民族千百年来思想和情感的浓缩和载体。

一般而言，民族的文学呈两种美学形态:时代文学和地域文学。前者更多地趋向与世界接轨，如引入现代艺术技巧，淡化外部情节而注重心理感觉，虚幻叙事内容而凸现意蕴象征；后者更加注重返归本土文化，尤其是保留着古朴、厚重和奇异的民情风俗和人文风情，也只有这种原汁原味的地方性和民间性文化的文学方能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挑战面前，展现出民族自己的独特风姿，从而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留住我们的“根”。这应是当代中国地域文学应当承担的使命。在中国的西部、四川省的东部有一个享誉文坛的“巴山作家群”，他们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亮相后，就一直默默而坚韧地耕耘在这片曾留下过大诗人李白、元稹的足迹，曾是著名的川陕苏区、还涌现过将军戏剧家陈其通和将军诗人张爱萍的热土上，用丰硕的创作成果演奏出中国当代文学地域性和时代性的双重变奏。

一、巴山作家群的创作流变

巴山即大巴山的简称，这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它的南麓就是现今的四川省达州市。新中国成立后，在这块山峦起伏、岭谷纵横的土地上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他们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倔强而执着地耕耘着文学，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里走出了著名的诗人梁上泉、杨牧，这里还崛起了享誉中国当代文坛的巴山作家群。

作为中国当代地域文学组成部分之一的巴山作家群的创作20余年来长盛不衰，先后涌现出了在国内有影响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得者田雁宁、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剧《女子特警队》和《文成公主》的编剧谭力、在中南海上演过的川剧《史外英烈》编剧宋小武、多次获得巴金文学院“王森杯文学奖”及“四川省文学奖”的贺享雍，以及在省内有较大影响的小说家杨贵云、李贵、何世进、杜河兵，诗人陈官煊、李祖星、张建华、邱易东，剧作家张尚全、王代隆、宋恭全，散文作家王敦贤、刘秀品、周嘉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10余人，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70多人，他们出版各类作品近300部。正因为这样，198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编辑部在北京昌平举办的进修班上，著名评论家张炯在谈到各地文学的发展态势时，他说目前在全国只有两个地区能够形成集团冲锋的作家群，一是新疆的石河子作家群，另一个是四川达县地区(即今达州市、巴中市)的巴山作家群。非常奇巧的是新疆石河子作家群里的杨牧、洋滔、柏桦等人也是从原达县地区走出去的。[1]

20多年来，巴山作家群走过了一条发展——徘徊——发展的“马鞍型”道路。第一个发展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1979年2月，原达县地区文化局创办了省内较早、又是最先转为公开发行的《巴山文艺》，是年3月，达县师专中文系学生成立了“星光文学社”，这就拉开了新时期巴山文坛的序幕，形成了社会和校园两股强劲的文学冲击波势头。社会上的主要有:小说有杨贵云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南江雾》(1982)、中篇小说《血夏》(198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小城风流》(1985)，李贵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带枪的总编》(1985)、1986年第6期的《当代》发表了他的《辣椒协会纪事》、接连为《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高级别的刊物转载的短篇小说《中人》；诗歌有王敦贤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跋涉者的沉思》(1982)，张建华、李祖星、李新、陈官煊、何吉明5人的合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五彩的风》(1984)和邓元杰的儿歌；散文有王敦贤的《心灵的跫音》(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戏剧创作似乎有点独特，剧作家们几乎都将眼光投向了历史，他们创作出了大量的新编历史剧，如梁阿筠1982年的《太子贬巴州》在《戏剧》期刊上发表，宋小武1986年的《史外英烈》晋京演出，受到文艺界的一致好评。校园内的“星光文学社”的社员是一帮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在校期间他们就在省级以上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100余篇文学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如田雁宁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巴人村纪事》(198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小镇风情画》(1984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短篇小说集《女人·男人·舢板船》(1985年，农村读物出版社)，谭力与昌旭合作，1982年《十月》连载《兰花豹》、出版中篇小说《一个女影星的殒落》(198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诗歌有张建华的《白鸽子和蓝色的小城》(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玫瑰雨季》(1987年，重庆出版社)。

这一阶段，巴山作家们创作的作品，一方面频频获得各种大奖，如张建华的《她，放飞神奇的鸽群》获《诗刊》1981-1982优秀作品奖，谭力等的《蓝花豹》1985年获四川文学奖，田雁宁的《牛贩子山道》获1987-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另一方面又屡次被搬上荧屏，如谭力的《唢呐，在金风中吹响》1984年被广西电视台首播，又获得全国电视金鹰奖，汪隆重1981年的《点状元》获文化部全国优秀剧本奖。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这一地域文学群落的声誉。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以前，巴山作家群作家们的创作似乎低迷了，进入了徘徊期，他们和中国文学一样失却了轰动效应。而田雁宁和谭力的“雪米莉”系列小说吹刮起中国当代文坛的通俗文学狂风，还有文冰和郑本亮的报告文学获得过全国性的大奖。当初在巴山文坛呼啸奔走的一大批我们熟悉的作家，有的改弦更张，有的开始“触电”，有的偃旗息鼓，当然更多的是在深入生活、思考人生、聚集力量，准备着韧性的持久战。话说回来，作家的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合理的而且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理解。

90年代中期以后，巴山作家群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田雁宁和谭力退出通俗小说的创作领域，再一次将目光投向改革开放的中国现实，田雁宁写出了《绿水伊人》《无法悲伤》《白领丽人》《都市放牛》，还于199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共250多万字的《田雁宁文集》，充分显示出了巴山作家群的“领头羊”阵势和地位；谭力于2001年创作了电视连续剧《女子特警队》《文成公主》和《日子如水》，前两剧分别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和第八套黄金时间播放。二是坚守本土的作家依然笔耕不辍，剧作家宋小武继长篇小说《孤岛女神》后出版了长篇《红枭》和《蘑菇云下的匪帮》；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巴山作家群第一个阶段处于摸索和酝酿的一批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他们是:农民作家贺享雍，在这一阶段共出版长篇小说8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电影文学剧本1部，近400万字，其中被省内外评论界一致看好的有《苍凉后土》《怪圈》《遭遇尴尬》；教师作家何世进出版了《激情山水》《乡恋画屏》和《芳草天涯》3部长篇小说；达州市水利局的杜河兵出版了长篇小说《遑桥官案》、中短篇小说集《幽谷枪声》和报告文学集《禹魂颂》；企业家出身的蔡斌出版了长篇小说《曾经沧桑》和《黄果树作证》；此外还有刘虹的《红牌罚》、武礼建的《大公馆》等长篇小说，龙懋勤中篇小说《冤枉鱼》等。诗歌创作方面有郝成彪的诗集《情弦飞歌》，贾载明的《太阳树》《蔚蓝的恋曲》和《早春之雨》3本诗集，邓元杰出版儿童诗集《桃李园》；写儿童诗的还有喻德荣和李可刚等。散文创作方面，许多作家都涉足这一文体，发表作品无数，但还是首推周嘉，迄今为止，他已在《散文》《人民日报》等高规格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数十万字，《中国青年报》《文学报》等有多篇评论文章对其创作进行评介；前一阶段以写诗歌著称的“警察诗人”徐侨在1995年也出版了散文集《超越缺憾》。在戏剧创作方面，王代隆扎根巴山，追踪时代，先后创作出了“科技星飞”三部曲等20多部戏剧和电视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好评；郑本亮创作的话剧小品《生意场上》1999年获全国小品比赛三等奖；近年来，张尚全编导演的大型方言话剧《粉祸》和《包谷神》等不但在省内外演出，而且获得省上“五个一”工程奖，此外宋大新、曹先明等创作的戏剧发表在省级以上的刊物上。

二、巴山作家群的兴起溯源

巴山作家群的兴起肯定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有从这里走出去的红军戏剧家陈其通和将军诗人张爱萍、边疆诗人梁上泉等文学传统的影响和激励，有80年代初原地区文化局在全国都可谓开风气之先的以合同制的形式对他们的独特管理，有他们欣逢盛世赶上了中国文学复苏和振兴的伟大时代因素等等。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奏响这地域性和时代性双重变奏的巴山文学之歌的呢?我们且从文学与作家的生命体验、创作与评论的双向共振、地域与时代的矛盾升华三个方面来一番探源析流。

巴山作家群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里有这么一大群热爱生活、热爱人生、更热爱文学的作家诗人。他们不论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环境，文学始终都是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柱和人生信仰，甚至就成了他们生命的组成部分。如现今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田雁宁和谭力，他们和所有的知青作家一样，在动乱的岁月和苦难的年代，唯一能给了他们希望和寄托的就是文学，他们又欣逢招生制度的改革而进入大学深造。丰厚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积累，加上正规的文学教育，使得他们迅速地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巴山作家群中的本土作家贺享雍，在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当农民，在这漫长的20年里，在生存重担的压力下，他矢志不渝地追求文学，先后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多篇作品，到现在创作出版了近400万字的小说。又如，在当今巴山文坛颇有实力的散文家周嘉，本是一所中专学校的语文老师，还有中医师的执业资格，但是为了文学毅然办理了停薪留职，长期深入巴山腹地，和那里的山民、猎人、船夫、矿工，甚至流浪汉、服刑的罪犯广交朋友，他的巴山风情系列散文多次发表在大型刊物《散文》上，并获得多项全国性的散文大奖，上海文艺出版社刚出版他的长篇小说《等待》。何世进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开江县做老师，一干就是20多年，痴情于文学，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3部。他退休后也老当益壮，创作出版了《芳草天涯》。这部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2003年5月20日的《文艺报》发表了一组评论予以高度的评价。

其次，这与评论界的推波助澜也是分不开的。评论界的重视源于作家们已经显露出来的创作潜质和已经取得的创作成果。80年代初，随着谭力、田雁宁、张建华、李贵、杨贵云等人的崛起，在四川省乃至全国的文学界逐渐知道了在四川的达县地区有一群青年文学追求者，他们的作品相继在《人民文学》《十月》《四川文学》《青年作家》《萌芽》《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诗刊》《星星》上发表和被重庆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还多获得国家级和地方性的文学大奖。他们在文学如火如荼的80年代初能够迅速地、齐刷刷地崛起在新时期文学的地平线上，从而引起了理论界和评论界的关注，首先，在较高的规格和层面上对这一创作现象予以总结的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张炯。他敏锐地将这一文学现象视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次“集团冲锋”，以“巴山作家群”的称呼为他们命名，不但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名正言顺”，而且亮出了中国当代地域文学的一面旗帜。其次，1985年8月，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同《现代作家》《当代文坛》及《当代》《萌芽》等编辑部，在我区召开了“达县地区青年作者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集中对颇有创作实力和影响的谭力、田雁宁、杨贵云、李贵四位青年作家小说创作的得失，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和探讨，也对当前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著名作家周克芹在充分肯定他们成就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从民族文化的层次审视生活”的美学命题。这次会议既是对巴山文学的集体褒扬和理论总结，也是巴山作家群在文坛的集体亮相。以后省作家协会还为何世进、杜河兵和贺享雍等作家召开创作研讨会，尤其是对一直坚守本土的贺享雍先后召开了3次研讨会，公开出版了2本评论集。近年来笔者主持了有关巴山作家群研究的省级和市级课题2个，发表论文10余篇，对他的研究专著《沉默的呐喊——贺享雍小说研究》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推出。

再次，他们置身于地域的封闭性与时代的开放性的文化矛盾之中。他们一方面渴望着超越和突破地域性的限制，融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让古老的巴山和悠久的巴山文化，走出层峦叠嶂的大山，展现在新时期文学的看台上；另一方面又热切地盼望自己的创作赢得时代的认可、同行的首肯和媒体的喝彩。但是，平心而论，尽管他们钟情于缪司，就是在苦难的岁月里也不曾放弃，尽管他们有着不错的文学素养，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地方已小有名气，但他们渴望着更大的成功，然而这种理想与他们身处的现实尚有较大的差距。就他们地理位置看，巴山地区处于中国的西部，还属于四川省的老少边穷地区，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畅通；就他们的文学地位看，既挨不着当时潮起浪涌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边，也与川西成都的周克芹、流沙河、克非强劲的文学势头搭不上界。的确，在未修成正果之前，他们的创作和存在都是被文学和社会遗忘的角落，处于边缘的地步——边缘的地理位置、边缘的人生状态、边缘的文学活动，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们偃旗息鼓。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超越使命，加上巴山渠水丰厚的文化资源的陶养和他们有着大巴山一样坚毅、沉着的性格，反而激发起了他们冲向文学中心地带的豪情壮志。对他们而言，文学既是悲壮人生的缩影，也是悲壮生命的命名。这种因地域状况而造成的悲剧体验，一旦又被他们升华为文学活动，那么创作势头就锐不可挡，而80年代初期能够给他们提供舞台的文学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展示窗口、社会情绪的宣泄场所和改革开放的信息前沿，总之，文学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敏锐的目光成为时代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处于地域的封闭性与时代的开放性的文化矛盾之中的他们，惟一能够确证他们文学身份的、惟一能够展示他们人生思考的依然是他们钟情和熟悉的文学。这种想法在1985年8月省作协召开的创作座谈会上，田雁宁、谭力、杨贵云和李贵分别用《我的心里话》《莫辜负时代和生活》、《从零开始》、《密切关注农村的变革》为题表达出了不满现实和渴求超越的真诚和焦虑。何世进在他的地域文学力作《乡恋画屏》的后记里也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伴随着思想大解放和日益汹涌的改革大潮，文学热得令人艳羡不已，我也学会以文学的审美眼光去看取县委县府领导全县人民从事的两个文明建设”。

三、巴山作家群的研究意义

笔者曾经对巴山作家群的研究意义提出过4点看法:打造巴山文坛品牌的文学意义，总结地域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建设地方精神文明的文化作用，探寻文学运演规律的美学精神。[2]但是，巴山作家群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作为地域文学而存在的美学意义，当然这种美学意义是以它的艺术价值为前提的。那么它究竟为地域文学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范本呢?一是题材上，地方性和共通性的结合。作品既写反映当地独特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的题材，又写表现时代意义的一般或共性的题材。如田雁宁的中短篇小说集《巴山野情》，王永明和杨贵华的记实文学《巴山游击队》，何世进的长篇小说《芳草天涯》，还有周嘉的大巴山风情散文，其题材充溢着浓烈的地方色彩，但是所揭示的问题又带有社会的普遍性。二是主题上，政治性和人伦性的结合。前者要求紧扣时代的脉搏，回答人们当前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后者要求直探生命本质，在生与死、爱与恨等问题上做出自己的判断。如宋小武的历史剧《史外英烈》，杜河兵的小说《遑桥官案》，张建华、李祖星、陈官煊等的诗集《五彩的风》就是如此。三是风格上，民间性和现代性的结合。一方山水养一方性情，一方性情显一方文化，巴山文学，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风情。这种所谓的地域风格，是某一地区的作家在创作上所形成的较为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是该地区独特的生活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心理等在作家作品中的综合表现。形成风格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既是地域性的，又超越了地域性。如贺享雍在创作的近400万字的小说中随处流露出巴山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习俗节庆、谚语歌谣等都表现了鲜明的地域风格。因此，地方性与时代性、原生性与衍生性、自然性与艺术性的碰撞和融合就构成了地域文学独特的美学风貌。

其实，研究巴山作家群的最根本意义在于揭示地域文学超越美学意义的文化学价值。为此，前提是弄清楚地域文学的学理构建究竟是怎样的。笔者曾经对一直坚守本土的新世纪巴山作家群的领军和中坚贺享雍的代表作《怪圈》进行分析后而得出地域文学所包含的“时空结体的二律背反”的结论:“在时代——主流文学的映衬下，无不包含着由一对互相依存的矛盾体构成的‘怪圈’，即时空不同结构体的‘二律背反’。在地域文学的时空坐标体系中，空间即地域文学独特的地方性，时间即地域文学共有的时代性；并且地域文学空间意义的地方性是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的时间性积淀而成的，它的时间意义的时代性是广阔的全民文化当下的空间性汇聚而成的，于是空间的地方性特色要通过时间性的传统文化来表现，时间的时代性价值要通过空间性的主流文化来表现。”[3]如果说这是地域文学与生俱来的矛盾的话，那么，解开这一繁难的“戈尔迪俄斯之结”，对于建构地域文学的学术理论、对于探索地域文学的美学价值、对于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无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由此，它给我们以文化学意义上的深刻启迪。

启示之一:在民俗与现代的双重语境里，保持民俗的声音。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日益现代化的表征就是曾经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典意蕴的消隐和曾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意味的消逝，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的同时悲哀地发现正在失去自己的中国“胎记”。从文学的语境含义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语境表现为:在内容上紧密贴近时代生活、在主题上反映社会变革、在形式上追慕新潮表现、在风格上提倡现实主义，这种语境呈现出思想上的政治性和艺术上的现代性两大鲜明特色；这在时代主流文学领域显示得尤为明显。那么怎样才能留住我们中国文学的“根”呢?恢复古典传统已绝无可能，惟一可行的选择就是返归民间，从生动活泼、自然洒脱和优美纯朴的民俗文化中吸取养料，以此来抵御现代的语境步步紧逼，拯救日益“时髦”的中国文学，在当代文化日益西化的语言氛围中亮出我们民族自己的姿态。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如果要具有足以和全球化的文化浪潮抗衡的资本和力量，那么其战略决策就应朝着地域文学的领域进发，而地域文学的民俗性语境正是“中国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在非常便利的条件下实现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倡的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受现代化语境的影响和左右，地域文学也难以真正的孑立于世，不过，地域文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地域性”中蕴含的民俗内容，也正是以此使具有清新、率真和洋溢着原汁原味生命活力语境而使得它卓尔不群，也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回荡着高亢、辽阔的原声演唱。

启示之二:在区域与世界的双重空间中，拥有区域的领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强劲推进，各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差异越来越小，作为一个地方表征的文化逐渐被同化，同时蓄含地方风情、意识形态载体的文学艺术也正在失掉地域性特征而变成世界性的。换言之，在我们中华文化领土不断被蚕食的当今，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空间呈现出两种状态，一是与国际接轨的世界空间，这些作品除了知道是在写中国的事情而外，看不出写的是中国哪个地方的事情，这里的“中国”只是一个虚设的空间，也就等于世界性的空间；二是同本地相连的区域空间，这就是体现了一方山水风情和人文风俗的地域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正是由于有了诸如齐鲁、秦晋、关东、湘楚、巴蜀等地域文学的存在，中华文化的“中国特色”才得以保存和彰显。由于主流文化的话语垄断和流行文化的广泛渗透，中国当代的地域文学也不是一块自足封闭的“净土”，从而具有了二重性的空间:一重是包裹着它的“世界性”虚拟的外部空间，它由国际经济市场、国家意识形态、主流审美思潮和现代传媒手段联合而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另一重是滋养着它的“区域性”现实的内部空间，它由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风土民情习俗和沿袭的生老病死观念等等组成，这是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标志，也是地域文学最富有魅力的美学品牌。中国当代地域文学正在这双重空间的笼罩下，如何抵抗世界空间的蚕食而保住我们民族千百年凝聚成的区域空间，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地域文学作家“守土有责”。正如，著名作家傅恒先生所说的:“地域对于一个作家，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永远的创作源泉。懂得珍惜自己地域的作家，大多能写出特色鲜明的作品来。”[4]

启示之三:在边缘和中心的双重视觉下，固守边缘的身份。一般而言，区分边缘和中心是以自然地理的相对位置和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为参照的，并非所有的地域文学都是边缘性的。中国当代的地域文学有两类:城市和乡村。城市地域文学以北京的“京味文学”和上海的“海派文学”为代表，尽管它们有浓郁的地域特征，但它们都代表着主流文化。而乡村地域文学则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西部包括四川“巴山文学”在内的诸如有影响的贵州“黔北文学”、陕西“关中文学”、新疆“大漠文学”、西藏“雪域文学”等地域文学和主流文学比较起来，它们曾长期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也正是因为这种边缘性而具有了相异于主流文学的美学风貌，从而在中国当代文坛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口号声中，地域文学正在慢慢失去自己的乡土特色，正在由边缘向中心演进。也许这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殖民运动抹杀亚非拉地区文化特征愈来愈烈的必然结果，一旦今天的我们明白了文化侵略的意图后，就应该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当今世界日益变成一个“地球村”的无情现实的到来，我们的文学尤其是地域文学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捍卫民族特色的使命。换句话说，当代中国的地域文学就处于双重视觉的关注下，一是自己固有的民间性和区域性的审美视野要求，二是外在强加的现代性和世界性的审美潮流裹胁，这是“熊掌和鱼”都必须兼得的时代，我们惟一能够做且必须做的就是:既不回避中心话语的召唤目光，又不放弃边缘视觉的清亮眼睛，并且牢牢地固守着自己的文学边缘性身份，以此确证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存在价值，而中国当代文学又以此丰富多彩的地域组合而形成的民族性确证自己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里的应有地位。

新时期以来，巴山作家群秉承古朴厚重的大巴山民风的地域滋养，乘着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东风，确定了自己在当代文坛上和民族文化中的独特意义，这就是:如果说越是民族的就是越是世界的，那么越是地域的就越是民族的，从而以此鲜明的民族性建构起当代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化的对话平台。

参考文献:

[1]谭顺祥.大山有言[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6:174.

[2]范藻.而今迈步从头域——论“巴山作家群研究”的意义[J].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3]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乡村耕耘者——贺享雍研究[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2:164.

[4]傅恒.幽谷枪声·序[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2.

本文首刊于《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年1月，第14卷第1期

作者介绍：

范 藻：四川文理学院教授，《四川文理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曾任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化与传媒系主任。中华美学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四川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达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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