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评论‖大型评论集《评论四川》经典文章连载（八十）——话语转向与价值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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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转向与价值重构

——略谈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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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步伐，中国艺术更以活跃的姿态为人们勾画出一派兴盛的景象:实验艺术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通俗艺术长足发展，民族传统艺术焕发活力，艺术研究成果丰硕。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国家形象和满足社会各阶层审

美需要的和谐的艺术格局正在形成。然而，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大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文化艺术也远未脱离其转型状态。在肯定成就和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当代艺术和审美文化也存在着许多值得玩味和反思的现象，诸如创作趣味的流俗化、批评尺度的西方化、意义建构的虚无化、价值取向的模糊化等倾向依然有突出的表现。长此以往，或将模糊中国艺术应有的文化身份，妨害中国当代艺术持续健康发展。因而，探讨中国当代艺术在转型时期的特点，确立其价值坐标和理论内涵，为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建设开掘视野，是艺术

研究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文化境遇与格局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依托信息技术革命，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精神消费不仅比例增大而且有了物的消费的性质，文化艺术变为大众消费品。其结果是大众文化演变为当今社会最有活力的文化形态，

其地位急遽上升。作为大众文化之表征的流行艺术开始取得在艺术世界中的霸权。正是它为消费社会中的艺术制定了规则。正如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这种规则下，艺术顺应消费社会的逻辑而被改变成一种单纯的物品。传统意义上

的道德和心理参考价值、崇高地位被统统取消，物品外在的、时尚的、变幻的形象驱逐了艺术本质或意义的优先权，人们被推向了一个审美消费的时代。

流行艺术地位上升的另一面是设计艺术迎来盛世。在此，艺术不再单纯是商品信息的传达媒介，而且是制造时尚、刺激消费欲望、创造产品附加值、实现高额利润的巧妙帮手。于是，由流行艺术和设计艺术构成的大众消费审美文化把艺术彻底带出了传统的“象牙塔”，也使艺术家从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者变成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同谋，参与制造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景观，即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经典让位于流行时尚，内在意义让位于外在符号，文化价值让位于感官愉悦，精英主义让位于大众趣味，纯艺术让位于“准”艺术，艺术自律让位于商业操纵。

虽然中国目前仍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毕竟已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在相应发展阶段上所处的那个时代。而且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文化已置身于全球化语境。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打上了越来越多的后工业社会烙印。中国城市的消费文化丝毫不比西方社会逊色，甚至在某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故以上对西方消费时代艺术状态的描述也能适用于中国艺术目前的基本情况。不过，就整体来看，中国当代艺术和审美文化依然有其独特性，它同步地反映了一种社会转型的历程，即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政治挂帅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的转型。中国当代艺术既是反映这种变化的晴雨表，也同时是一个转型主体，其存在格局、生产与消费状态以及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下中国艺术的整体格局可被描述为三足鼎立之势，即主旋律艺术、精英艺术、大众艺术构成动态平衡的关系。这种格局的形成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为，艺术的多元格局是一个走向民主、开放的社会必然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形态。长期以来，我们经历过精英艺术缺失的年月，品尝过大众艺术缺位的遗憾。当下三者的并存与互动应该是值得庆幸的。所谓的主旋律艺术可以指国家倡导的，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意志的文化与艺术形态。这种艺术形态中的国家立场与价值取向即使在西方一些以追求视觉冲击的娱乐性、商业性的艺术形式(如电影)中也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只不过他们似乎更善于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表达而已。精英主义艺术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缺失的艺术形态，这种艺术形态往往以“形而上的内容”深刻地体现人类的精神性和对社会成规的自觉反思、批判的精神与超越性，从而折射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深度和文化品质。而大众艺术则是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文化工业的产品，是感性现代性的一种视觉或听觉呈现。尽管著名的现代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将大众(通俗艺术)视为精英艺术的大敌，但是，不得不承认作为感性现代性的集体呈现形式的大众艺术，将人的自然属性和感性欲望的合理性以诉诸感官的形式加以肯定，让世俗精神成为挑战禁欲主义，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文化力量，也成为市场经济的助推器。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在短时期内创造经济奇迹，不能不在一个方面归功于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不断释放的感性现代性。感性现代性也一直在寻找其审美载体，在当代社会，依靠现代传媒手段的大众艺术，例如，流行音乐、商业大片、通俗文学、网络动漫、时装、广告、产品设计等，不断为感性现代性赋予新的形式并为之提供养料。

文化艺术形态三足鼎立的格局无疑是正常的，但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三足鼎立格局中，大众艺术往往凌驾于主旋律艺术和精英艺术之上，并有裹胁和同化后两者之势，不仅影响了其互动格局的稳定性，而且造成了价值的沦落。消费时代的大众艺术，除了具有通俗性、娱

乐性、流行性并在设计领域兼有实用性外，还有普遍的商业性。而且由于有媒介的科技力量帮助，它们往往能够获得广泛的传播，从而增强其流行力度，甚至制造出轰动效应和明星崇拜。另一方面，其感性效果也容易得到极化，演化成感官刺激，甚至出现色情和暴力倾向。

因此，消费时代的大众艺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感性获得解放，提供愉悦价值，美化日常生活，也能使人堕入感性的狂欢而不能自拔，产生消极麻醉的作用。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造型艺术家，包括一些“前卫”艺术家在表现的主题和形式上极力世俗化，制造着通俗的、也可能貌似新颖的或深刻的流行符号，以迎合世俗感性欲望，将艺术庸俗化，既没有审美价值也无精神价值的追求，更无批判的责任。他们在成为众多企求享受文化艺术的市民和追求附庸风雅的新贵们心中的偶像的同时，赢得了高利润的回报，他们的艺术行为其实沦为没有精神价值的哗众取宠的炒作。当“前卫”“精英”失去了反思、批判和超越精神，当其成为一种模式被市场作为一种谋取回报的资本时，其精英品质就已经消失了。在当下的艺术格局中，我们更需对冠以“先锋”之名，行制作世俗感性图像之实的艺术行为加以警觉与反思，多元的艺术价值观并不能成为价值虚无的遮羞布。

二

中国当代艺术家身份认同与话语模式的转向

艺术的价值取向自然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但最终是由作为艺术生产主体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活动来确立的。这两方面构成了我们观察中国当代艺术价值取向的坐标。这种价值取向是在一种转型的过程中获得的，也只能通过对转型过程的历史观照才能得到确切的认识。

毫无疑问，作为艺术生产的主体，艺术家角色的认同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是变化、非恒定的。在西方，自古及今，从艺者经历了从匠人到精英、从精英到消费品制造者的角色演化。在中国古代，既有作为“皂隶百工”的艺术匠人，又有遁世逍遥、自娱自乐的文人

艺术家。在文人艺术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里，艺术创作与品评的话语权与尺度掌握在文人艺术家的手里，文人艺术创作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聊以自娱”，在艺术中去寻找心灵逍遥的场域，构建精神的家园。中国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人阶层的艺术，文人艺术家扮演着“逍遥者”的角色。近代以来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制度革命，一度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族群的生存面临危机，个人的或阶层的精神逍遥何以可能？缘于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直面人生与现实的艺术精神必然被高扬。“五四”以后，无论是“艺术改良派”“美术革命派”还是“艺术救国论者”或“艺术工具论者”，无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引领艺术从遣性怡情转向现实关怀。中国艺术家相继扮演了思想启蒙者和革命宣传家的角色，使得艺术家从精神的逍遥者转变为社会精神的救赎者或革命的文艺战士。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现代艺术思潮的兴起，许多艺术家更以精英自诩而把自己认同为“先锋”人物和精神再造者。如果说在现代社会，艺术家是社会精英，而到了后现代社会，艺术家重新跌回到产品制造者的位置，那么自8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家便浓缩了这两种社会的经历。网络媒体的繁荣使后一个现代主义预言也在中国成为现实，既然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么人人也都不是艺术家。艺术家的优越感丧失了，艺术的界限模糊了，消费取代了精神体验，艺术成了供给大众及时行乐的快餐。

随着艺术家身份认同的转换，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话语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后，也发生了转向。这种转向具体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由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转向自我心灵体验的表达

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复苏的美术界，在艺术创作上并不局限在艺术技巧与视觉式样的变革上，而是把视角投向自己刚刚经历的“过去”，反审自我，以深沉凝重的笔调，对当代生活作历史性的考察，与“文革”创作的虚夸、粉饰的手法形成鲜明对照，树起了与“文革”伪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子。以四川美术学院一批年轻的创作者为代表的创作群体，在创作中没有囿于个人情感的倾述，而是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文革”的特殊经历，对整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生活做出深刻的反思与关注，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人道情怀。90年代中期后，随着个人价值被推崇，自我的心灵感受和个人视觉经验的表达与追求个性化的图像符号，已成为普遍的艺术风尚。这些图像符号多为个体化的真实心灵的视觉呈现，或是作为标签式的图像符号，没有更多社会学意义与价值。个人在这种图像中彰显得或许很真实，如虚拟的网络空间，剥去了矫饰、遮掩的外壳，也消解掉了思想与精神的深度。

（二）由对崇高美学的追求转向世俗情怀和感性欲望的宣泄

在集体主义和规整的时代里，英雄主义是一种普遍的情怀，崇高、庄严的美学追求是艺术的一种基本品质。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样一个充满文化理想的时期，对历史的追忆、对理想的表达、对未来的憧憬依然是艺术家们蕴藏在艺术形式中的审美情愫。即便是悲怆的主题，透溢的依旧是激昂的情怀；即便是秀雅的风格，飘散的依旧是庄重的气息。从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到罗中立的《父亲》，从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到程丛林的《华工船》，从丁方的《风景》系列到陈逸飞的《江阳寻梦》，无不透溢出沉厚的历史感和辽阔的时空意识。当下，物欲时代粉色、漂浮的欲望，世俗的、私密的渴求充斥于艺术世界，把物质主义对精神信仰的消解而使得世俗的感性欲望无限膨胀的现实图景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由普遍意义的人道关怀转向个体生存状态的呈现

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悲天悯人。法国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现实主义美学的奠基者狄德罗(1713一1784)认为艺术的最高原则是表现现实人生和伟大思想。他最赞成一句话是维席勒的“我们为不幸的人洒一滴泪，人世的悲观感动我们的心”，他说画家应在画室门上写道“不幸的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为他们一洒同情之泪的眼睛”(《论画》)。关注现实人生，表现人生的悲苦与人性的善恶，确是现实主义艺术最重要的品质，也是80年代不少艺术家创作的初衷与动力。当下个体化的神经质般的神情，狂欢式的宣泄，茫然无措的情景弥漫于艺术界。艺术作品中价值的虚无感和道德颓废之气被无休止放大传染，精神家园的幻灭感和末世情怀在当代美术创作中氛氯蔓延，难以自拔。这种景象的出现一方面折射出市场经济下，竞争加剧给人的生存带来巨大压力的生存境遇，也是物欲重压之下的个人企求与现实制约的张力，给人带来更多的困惑、迷茫与惆怅的视觉呈现。“小我”的心灵宣泄取代了普遍意义的人道关怀，当代艺术在开放的名义下，归缩到自我境地的小天地中去了。在各种以“当代”名义的展览中，我们看到媚俗、虚无、空洞的精神情状与自恋的矫情取代了批判的意涵和人道关怀。卡通、宠物、无厘头成为许多艺术家表达的主旨，艺术家将自我的身体感觉、心理经验，乃至个体隐私在艺术传达中推向极致。

（四）由结构严密的宏大叙事转向符号化的身份标识

在现实主义艺术创作观影响下，长期以来许多已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经典作品，往往以大题材，典型人物与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追求精神的深度，把空间历史化，把瞬间永恒化，在视觉图像中传递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一图像叙事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美术、批判现实主义美术、乡土美术等艺术流派中依然被广泛采用。这种叙事方式，艺术家不仅要有精湛的技艺、驾驭宏大场面的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修养和宏阔的时空意识。这种宏大叙事的图像往往书写的是集体的文化记忆，观众面对这样的作品，不仅能产生一种解读的快乐，还会被艺术的“光晕”所折服。而当下的艺术创作则出现了零散化记录、符号化的身份标识的倾向。一些急于成功的青年艺术家，从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独特的符号化的作品获得“成功”的艺术家那里找到了走向成功的捷径，于是挖空心思地制作符号化的图像，企求使其快速成为自我的身份标识。在图像的制作中，既不追求图像内在的丰富意义和储藏历史文化信息，也无个人真实情感的流露。视觉的平面化、内容的娱乐化、叙事的浅表化、意义的中性化、价值的虚无化是当下艺术创作值得关注与反思的一大倾向。

（五）由乡土视野转向都市景象

眷念土地、亲近乡村、关注自然是农耕文明中人们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乡土、乡村、乡情是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艺术表现的重要题材，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美术界对“文革”乌托邦式精神图像泛滥进行反叛的重要资源。罗中立的《父亲》、何多芬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一批乡土写实主义作品，虽然创作者是站在一个都市者的角度来审视农民及其所蕴涵的乡村社会现实，但是其基本立场是基于对乡村、农民的同情的一种表达，而这一表达亦获得了无数同情的目光。这种同情或许依然是一种都市的乡土视野的投射，但是，透溢出来的是对乡土、乡情、农民的真切的关注与同情，洋溢着人本主义的内在精神。90年代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景象、都市人格成为艺术家表现的重点。以都市为主要题材的都市油画、都市水墨，特别是雕塑、建筑等公共艺术均已成为现代艺术的主要构成部分。除此以外，对农村题材、特别是农民工形象的创作与都市油画、都市水墨形成互应，同样成为现代艺术不可割裂的部分。而在都市这一庞大的消费空间中，农民、农民工在艺术图像中往往成为被嬉戏、调侃、讽喻的对象，是一些遗失在现代文明之外或漂泊在都市空间中没有精神指向，甚至没有灵魂的生物体。在和平年代都市文化背景下成长的艺术家，更热衷于都市世俗生活、感性欲望、都市人格的表现，于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狂欢或媚态艳俗的市井景象或颓废空洞的精神情状，在艺术家笔下无休止地渲染。朴实的乡土、淳厚的乡情以及真切的关注在当下的艺术图像中已经成为稀缺的资源，乡村、农民只不过成为膨胀了的都市欲望的映衬而已。

中国艺术家角色和创作的转向，表面上是由社会风尚和艺术消费口味引起的，其背后却是功利化的价值诉求在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观煽动下的急逮膨胀。这使得中国艺术愈受西方影响愈不能承扬艺术应有的超越精神。面临消费文化的浪潮，即使依然高呼“前卫”“先锋”口号的精英艺术家也公开将经济成功视为其创作的成功。正是通过艺术市场，西方攫取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评判权。因此，如果不从价值观上解决功利误区，中国当代艺术就难以健康发展。

三

中国当代艺术价值重构的几点思考

当代艺术既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性概念，因此对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建设的思考，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家性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我们正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也置身于狂热地追求现代化与对现代性反思的时代境遇中，在这种境遇中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艺术如何担负重整现代中国人生存世界的神圣使命，如何担负起构建民族复兴进程中文化建设的职责。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崛起的民族，我们的艺术应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建设目标。这种价值观应该以反映几个辨证统一的关系为特点，其基本关系是主旋律与多样化统一。在现阶段，应着力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统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保持中国文化身份与国际化的统一，树立国家形象和“以人为本”的统一。鉴于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态势，在价值观构建中，我们无法回避也应该对以下问题予以思考与解答。

（一）个人经验与国家意识

一切艺术无不是艺术创作者对世界、对自我心灵感知与体验的一种视觉表达。一切好的艺术，无不是艺术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呈现了既是自我的也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20世纪以来，在救亡图存、制度革命、社会文化改造、经济建设的特定背景下，关注现实、紧贴时代，为民族命运呐喊，讴歌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倡扬为人生的艺术，追求和谐、质朴、清新的美学趣味，成为中国现代美术的主流面貌或者说基本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面貌和价值取向，铸造了与古典艺术传统迥然有别，更相异于西方现代艺术的鲜明的中国现代艺术气派。一部中国现代艺术史，既是中国艺术家力求艺术语言、风格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历史，更是百年来我们民族曲折坎坷而不懈抗争、奋进、变革、发展的形象史，历史的涛声无不在中国现代美术的河谷中回荡。中国当代有责任感的美术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的虚幻景象并不能为中国的当代艺术在世界艺坛上争得长久的应有地位，消费主义的浪潮并不能塑造一个大国的文化形象。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不仅塑造的是一个经济大国的形象，更应该塑造的是一个自信的有着自己鲜明文化个性和文化尊严的形象。当今中国美术家应该秉承20世纪以来，中国主流艺术维系民族尊严、关注民族命运、关注现实、格守人道关怀的传统，去审视大变革时代中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心理需求，通过富于深情的、个性化和创造性的视觉符号去表现大变革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为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艺术图像，为民族镌刻下永恒的文化记忆。一个储存着民族成长足迹和集体文化记忆的艺术体系，必然就具有民族的气派和鲜明的文化身份，也必然在世界艺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应有的尊重。沉溺于感性欲望的宣泄，满足于个人经验的呈现，玩味于萎靡空虚图像的制作，不仅不能真实地塑造现代国家形象，也得不到“他者”的尊重。

（二）开放视野与文化身份

我们承认当下一切问题都被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但是文化的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恰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因而，艺术的族别、地域属性不必也不可能消解。中国艺术文化身份不应因“全球化”而模糊，相反只有进一步确立，其价值才得以彰显。艺术的民族气派或者说民族风格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代有一代之趣味与美学精神。民族气派既体现在艺术语言、风格技巧方面，也体现在审美趣味与艺术精神上。作为诉诸感官的风格技巧、技法，具有较强的可变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革，趣味也因时而异，但是，作为经过不断融合而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心理文化结构，积淀了具有同一性的文化艺术的精神元素，这些精神元素，历经时代变迁、风云变幻而延续下来，凝聚在不同的艺术门类之中，如中国传统艺术追求人与自然、情与理的和谐统一，崇尚情景交融、尚意重神的美学趣味，使得中国的传统艺术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精神遗产不仅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价值，相反在这个技术理性和消费文化占主导的时代里，不仅能为当代艺术提供滋养，还可为我们提供艺术实现超越的精神指向。割裂传统文脉，必然会使自我的文化身份模糊，没有明确文化身份的任何艺术，必然会陷入一种迷失的境地。

（三）世俗情趣与现实关怀

当代艺术当然要关注大众的文化需求，当然不回避愉悦价值，也可以彰显感性现代性意识。但是，也有必要深入思考艺术的愉悦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关系。当下艺术创作的突出问题是过于迎合世俗情趣，过于彰显个体的感性欲望，使艺术应有的超物欲和现实功利层面的批判、质疑、反省精神不断被消解，使关注现实和人道关怀的意识不断被淡化。当今中国社会处在大转型的快速发展中，对未来的憧憬与生存竟争带来的压力，个人膨胀的欲求与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整体规约纠结于人们的内心世界，经济全球化与随之而来的异质文化艺术的碰撞与冲突日益加剧，和平时代的社会大转型带给人们的心灵冲突与矛盾、困惑与焦虑远远要强于一个封闭的统制力强的时代。当代中国艺术，当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通俗化的图解，也非世俗感性欲望的肆意宣泄，更非是西方意愿的图像阐释，而应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普遍的精神需求和心理诉求。在当代艺术中世俗感性欲望的张扬掩盖了中国现实的矛盾、困惑，成为缺乏问题针对性的“西式大餐”，以后现代主义的面貌软化了当代艺术应有的锋芒和精神力量。

（四）观念表达与美感力量

西方现当代艺术颠覆了艺术的美学标准，消解了艺术的界限，使艺术的存在价值成了疑问。中国当代艺术是否要重蹈覆辙？寻找观念表达与美感表现的统一，以美感力量捍卫艺术的生存，也许是中国当代艺术确立文化身份、建立自身形象的一个明智选择。美可以不是艺术追求的唯一目标，可以不是评判艺术唯一的最高的标准。但是，美的艺术应有它的生存空间，美感的力量不应该被忽视。将观念与美感撕裂开来，或以观念取代美感，艺术自身存在的价值就成为一个问题。很多时候，美感可以成为润化心灵的春雨、照耀心灵的阳光、消解隔膜的信物。难道，我们只能将美的属性归结到古典艺术，而使之与当代艺术无缘吗？建立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质疑、批判与否定基础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功能观，为现代艺术对和谐、秩序等一切美的法则的扬弃与剥离提供了理论依据，使艺术成为对抗、否定、超越现实的图像武器，难道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只能步其后尘，成为不和谐、不完美，甚至充满血腥、丑陋、怪诞气息的垃圾图像吗？如果我们或后人只能在古典艺术中去追寻美的踪迹，而把质疑与批判的职责让现代艺术全部担当，艺术完全可以更换其名或被其他学科所取代。

（五）介入生活与超越精神

我们承认世界进入了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的生活化时代，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艺术最重要的品质就在于它的超越性。对世俗感性欲望的超越，对现实种种规范的质疑与超越，对自然的超越，依然是艺术应具有的精神。艺术的生活化决不是让艺术的“光晕”消解于生活之中，而是让生活更多被艺术照亮。在物质主义、技术主义、消费主义之上的时代，我们更渴求以艺术的超越精神来对抗物欲、对抗技术理性，使人们的心灵获得归宿感。因而，艺术教育当然有比技术训导更重要的“形而上”精神引导的使命。正因为如此，纯艺术不应也不可能被直接导入生活的“准艺术”“亚艺术”所取代。艺术乃是人类的精神价值的视觉呈现，而非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艺术家的个人理想应以服从艺术精神为前提。目前，重树艺术超功利的基本价值尤具现实意义。超越纯粹的感性层面，超越世俗欲望，超越美饰生活的表层需求，去讴歌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表现人生的悲苦与人生的意义，彰显人生的理想与人性的光芒，是艺术永恒的母题，也永远是艺术打动人心的力量所在。

综上所述，在主旋律艺术、精英艺术、大众艺术三足鼎立的格局中，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历程，中国当代艺术受到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观的冲击，以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消解了艺术的精神品格。这表明，中国当代艺术还不能适应一个开放社会所面临的全球化语境，面对外来文化艺术的冲击缺乏自信心和辨别能力，暴露出一定程度的“后殖民”倾向，与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的形象尚存距离，故有必要对之作出反思，并以此为鉴，尝试中国当代艺术独立价值体系的建构。

本文首刊于《美术观察》，2010年10月

作者介绍：

黄宗贤：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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