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引入法国批评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反现代派”理论，指出罗伟章站在乡村哲学立场，反抗现代主义、现代世界，审视、批判、反思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在破坏传统礼俗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呼唤农村永存、善良永存，持续建设人类心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秀的、清醒的“反现代派”作家，其创作既是“五四”以来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乡土文学的深化，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反现代派；乡村哲学；城市化悖论；罗伟章作品；《大河之舞》  

当前，由于对“反现代派”研究甚少，评论界习惯于继续从题材、技巧和现实主义精神或者底层叙述等角度评述罗伟章、路遥、贾平凹、刘庆邦、刘亮程、陈应松、陈桂棣等作家作品。事实上，这些传统研究范式很难准确界定上述作家作品的独特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本文引入“反现代派”理论，对罗伟章等作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

一  什么是“反现代派”

“反现代派”是指一种对现代主义、现代世界、崇拜进步、柏格森主义的抵抗，也是对实证主义的抵抗。从词源学上追溯，它早在1920年代就被法国批评家夏尔•杜波斯黑和哲学家雅克•马里坦使用过，而身兼法国索邦大学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的安托瓦纳•贡巴尼翁是当前反现代批评的代表人物。贡巴尼翁在《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中指出，因为反现代派是现代派的反面、凹陷、皱襞、储备和源泉，是没有受骗的、更为聪明、清醒的或违心的现代派，是比现代派、比历史的先锋派还现代的“超现代派”，这些“已经看破一切”的反现代派实质上是“现代派的精华”，所以他甚至断言，“没有反现代派，现代派就要走向灭亡”①。该书中文译者郭宏安在《译后记》说，由于对“反现代派、反现代性和反现代主义”、“原罪、悲观主义和崇高”、“雄辩、放肆和抨击的风格”所知不多，或视而不见，人们往往忽略了夏多布里昂、波德莱尔、德•迈斯特、福楼拜和罗兰•巴特等“现代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又反对革命、反对进步、反对民主等”，这恰恰暴露了我们“知识上的漏洞”。

反现代化（性）和现代化（性）一体两面，同根同源，相反相成，共生共荣并最终同归于尽。费正清、史华慈的学生，被誉为“梁漱溟研究第一人”的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指出，现代化忧虑并非中国独有，防卫历史文化与传统道德价值、抗拒 “腐蚀性的启蒙理性主义”的反现代思潮正在波及全球。尽管不同时代、社会和文化语境下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形式各异，但“其实质都是相去无几的”②，我们在肯定其理智化、效率化等积极因素的同时，不应忽视其破坏传统礼俗和民族文化等消极影响。

二   罗伟章的“反现代”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伟章等“反现代派”作家是中国最后的田园守望者。其主要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基调：反思科技、文化和理性，审视现代性，批判城市化，表达在宏大历史潮流面前个体力量的微弱却不甘沉沦，进而呼唤“农村永存”，“善良永存”。罗伟章与他欣赏和推崇的刘亮程、梭罗等作家一样，其“反现代”倾向体现为叙事者或主人公往往就是一个“乡村哲学”家（语出罗伟章《舌尖的花朵》、《我们居住的地方》），他们与“既然宇宙间有了太阳,就应该让她为高傲的人类服务”的“实利主义”③哲学是针锋相对的。

在《大嫂谣》、《故乡在远方》、《我们的路》、《不必惊讶》、《饥饿百年》、《大河之舞》等主要作品中，罗伟章从乡村本位立场出发，对不容阻挡的社会潮流进行理性审视。在深刻反思伴随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种种历史悖论的同时，罗伟章满怀悲慨地吟唱着乡土文明、传统文化、人间温情和田园生活的挽歌。评论家冯源曾敏锐地指出，“在当代社会逐步走向经济繁荣和物质生产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城市化以它不容商量的速度和力度急速向我们推进。当城市以它钢筋水泥的冷漠与无情朝我们涌来时，我们都普遍感到了生命的幻象与迷茫以及生存的挤兑与压力，退回到心灵世界的私性祈祷，就是想方设法去寻找诗意栖居的所在。”④他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特别适合守望乡土文明、抗拒商品交换伦理、注重心灵重建的罗伟章、谭冬林、刘亮程等作家。罗伟章在谈到自己的《大嫂谣》、《幸福的火车》、《拯救》、《父亲和他一生的对手》等作品时感慨道，“在过度强调城市化进程的今天，乡下人收获的是生存的窘迫和尊严的丧失”。他们需要帮助，可是谁来帮助他们呢？“世界是一个整体，无所谓大，也无所谓小，当某一个环节断掉了，‘整体’也必将不复存在”⑤。

 “反现代派”作家的批判精神可以用帕斯卡尔《思想录》里的一段话来阐释：“如果他抬高自己，我就贬低他。如果他贬低自己，我就抬高他。始终跟他唱反调，直到他明白自己是个不可理喻的怪物”。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正是这样奇怪的语义星丛，城市化、商品化、工业化又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乡里人，都无可挽回地被抛进了这对峙与交融的浪潮之中”，但是这一洪流不可阻挡，“我们都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罗伟章《我们的路》），但是有良知、有担当的写作者却不能不保持批判的反现代立场，从而尽可能引导它进入一个更趋合理、更加有益的河道。正如李敬泽所言，罗伟章“小说的伟大使命，就在申明人的不屈精神，就在求证人的选择和承担”⑥，在历史与个人、社会与个人、身份与抉择、欲望与道德、情感与理智各种错综复杂的张力场，艰难地探究、求证人如何不被逼仄的生活压垮、依然英勇地为人的可能性。

《我们的路》中因贫穷而与大学失之交臂，落入打工仔行列的大宝,从自己屈辱的下跪、至交贺兵简单卑微的死和乡邻春妹艰辛酸苦的生中痛感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生存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正如梁漱溟曾经呼吁的那样，中国的进步不应以牺牲农民的正当权益为代价，今天的城市化道路中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农民工这个夹在城乡之间的尴尬阶层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建设者正处于“失去故乡、没有梦乡”的漂泊状态，不管是在曾经生养他们的农村，还是在现在他们付出血汗的都市，他们都只是永远的异乡人、边缘人、多余人。罗伟章在不否定现代化历史潮流的前提下，对粗陋、偏激、过于讲求速度和经济实惠而忽视弱势群体利益、丢弃传统美德等现代性缺陷作出了尖锐批评。贺兵的父亲把安葬费藏在骨灰盒的最底层、大宝的白日梦等描写，都表达了底层人民的无奈、幻灭、悲伤、虚空。

对留守儿童形象的塑造很能见出罗伟章对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未来的深远忧虑。《我们的路》中的银花、《故乡在远方》中的小丫、《幸福的火车》中的加加们对长年漂泊的父亲印象模糊。留守儿童大都隔代或者托付亲戚抚养，连吃饱穿暖都不能够满足，对他们的教育和心理疏导就更难顾及。占人口几分之一的农民工，不仅自己只能在社会的夹缝中求生存，其子女也因父爱的缺失和教育的落后而得不到健康成长的环境。就在罗伟章《奸细》等小说的揭示的那个以畸形教育体制制造高考状元的地方，前不久就爆出留守孩子“离奇自杀”⑦的消息。

三《大河之舞》等“反现代”力作的文学史意义

在《大河之舞》的引言中，罗伟章明确表示他“向来就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坚持认为“巴人就是弄丢了阳光，才走向穷途末路。大家都看见了，那阳光就是自己的想法。”这部打通历史和现实的小说以巴人部落历史隐喻现代社会变迁，企图使读者从远古巴人和20世纪罗家坝半岛（中国农村的缩影）乡民的跌倒中得到一些启示。这与此前主要长篇《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及《大嫂谣》、《奸细》等中短篇立场一致——通过反对现代性的弊端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全面、尽快实现，试图反思我们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应该获得的经验教训。但许多评论家只提到了罗伟章关注现实、代言底层，却对他勇于跟任何潮流和习见对抗，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执着表述“自己的想法”却有所忽视。

因为罗伟章“心目中的小说，到底不是玩物，而是必须有所担当”⑧，所以他大部分反现代小说的创作动机都是“揭开伤疤”和“建设心灵”⑨。为此，面对现代化进程本身的缺失和其在人们心灵引起的震荡，他绝不躲闪，更不是闭着眼睛高唱赞歌。不断质疑、追问、审视和批判现代化（现代性）、城市化及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畸变，使得“永远活着的伤疤”、“伤疤”、“伤”、“疤”等成了他使用词频最高的修辞惯例和主要意象。例如，“他仿佛土地上一块活着的伤疤”（《火灾》），“她的心灵上有了伤疤，那块伤疤没有人能够医治”（《骨肉》），“家，这个充满温馨的字眼，对姐而言却是一块永远活着的伤疤” （《姐姐的爱情》），“看到父亲黑瘦的脸贴在窗口，像火车上的一块伤疤”（《夏天过后是秋天》）…… 

不仅《大河之舞》中的罗疤子以“疤”得名，之前底层叙事、教育反思、都市情感、官场小说等准备期、成长期小说也以“揭伤疤”为要务。底层叙事方面前文已有涉及，不再赘述。教育题材小说《磨尖掐尖 》、《奸细》、《潜伏期》就深深地触痛了当前教育体制的伤疤，艺术再现了产业化、商业化中学生、教师、家长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沉沦，反应了“重点中学之间竞争的‘潜规则’”和这种“畸形竞争”⑩中，知识分子在金钱、权势与道德、良知的博弈；《我们的成长》指出应试教育重压和过分的“望女成凤”观念对一个聪慧而单纯的少女的毁灭、物欲扫荡了贫穷艰辛的单身母亲的全部尊严；《莹莹和丁丁的世界》以金钱为激励的不良教育方式和父母出格的“言传身教”对孩子们的侵蚀；《考场》学校、教师和家长为了各自利益而诱导孩子作弊，将教育公平和教育本义置之脑后……情感题材《妻子与情人》、《在远处燃烧》、《寻找桑妮》、《舞台》写出了现代人在物质欲望面前的蠢动、迷惘、摇摆和身不由己。官场小说如《夏天过后是秋天》中汤庆为了房子和消费，跨越其道德底线，放弃家庭责任；《地震夜》写了一个公务员妄想地震摧毁“他深以为恐的庞大机器”而重建生活秩序的阴暗心理；《明天去巴黎》深刻反映了权利、金钱和虚荣心对英雄家庭的腐蚀……

值得一提的是，《考场》、《夏天过后是秋天》结局都是主人公向这种物质实利和私欲说不，自我揭发以赎罪；《不必惊讶》中山花也作了势利父辈的“对手”和“敌人”，这种结局暗示着叙述者对传统美德终将回归的信心和期许。《冰火高原》结尾时发自内心的“爱”也使柔弱的女人产生了惊人的力量。这几篇小说也启示我没把《整容师》当作写实作品，而是当作寓言来读。那位秉持“逝者为大”，希望人们“永远记住”死者的遗体整容师袁国庆的心态其实就是罗伟章对乡村文明的心态——满怀敬意和无限留念：“他想扛着亲人的影子，把它们扛过时间，扛到现在，扛到此刻，可是他触摸不到它们的身体，更无法感知它们的呼吸和体温。” 

关于这种“回望乡土、审视都市”的写作立场，其实罗伟章早在2004年一篇散文《农村永存》⑪中就已袒露心迹。他说，多年前他读到前苏联作家阿勃拉莫夫“农村永存”之时还不以为意，一是他认为农村在人类生活中如此重要，农村永存势所必然；二是他觉得“即使全中国的角角落落都变成了城市”，故乡“也会以农村的面貌呈现世人，成为中国农村的绝唱。”可是，无情的现实很快粉碎了这个“从远古遗留下来的一个梦”。随着市场经济、城市化、现代化的深入，川东北村落——他心中的中国乡村典型，美丽的风物、从容的生活被严重扰乱，连亘古以来报时精准的鸡啼也乱了分寸，天籁之音被虚假矫情的流行歌曲严重侵害，他才“看到了作家超越时代的眼光,体会到了那种近乎于泣血的呐喊”。他常常想,自己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是不是太自私了?一边“享受着现代文明的好处,却希望农村永存(可以与中国农村并提的词语,是落后甚至蛮荒),是不是想自己在厌倦了城市生活之后再去寻求一个清净的避难所?”

罗伟章上述反现代书写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价值。与“‘五四’新文学精神一脉相承”，是“五四”以来“注重人生、注重现实、注重底层的乡土文学主流自然发展的结果”⑫。同时，他笔下走进城市的乡村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对现代都市的“不适”和“不满”，与现代小说巨匠茅盾都市小说《子夜》里吴老太爷对20世纪上海的妖魔化印象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渴望融入现代化浪潮而不得，后者是“退让”、“守拙”、“中庸”的民国社会文化心理的折射。他对行将消失的乡村文明的挽歌姿态也与新文学初期乡土写实派的台静农《烛焰》、彭家煌《怂恿》等用“在大都市接受的新思想、新意识，对农村宗法制的风土人情，作出带有忧郁色彩的反省”不同，与废名《竹林的故事》、王鲁彦《童年的悲哀》表达“对旧家旧友的怀念” ⑬也有差异：罗伟章侧重于批判、审视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物质、金钱和实利观念对传统道德和乡土文明的冲击，且在他看来，这种现代化思路的代价未免过大，可又无法阻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故乡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前暖洋洋乐融融的生机,没有了以前的纯朴和厚道”14所以，罗伟章等作家的“反现代”书写既是乡土文学的深化，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取向。

四 结语

巴金曾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中写道，“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我的生活是痛苦地挣扎，我的作品也是的。”罗伟章“坚持向存在发问，针对现实的根本性匮乏而呼唤，穿透现实世界浮华的表层而进入生活的深处和根部，帮助人们有效地抵御单调、空虚和狂暴的现实对于灵魂的伤害，完成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介入”15，他小说中的人物也与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生命体验具有连血带骨的关系，那些在底层挣扎的父老乡亲，在城市化、现代化和消费社会语境下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那些满怀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粹的“不合群者”，他们在现代社会的“间隙式”生存也是每一个留心生活的现代人或多或少的真实宿命。

罗伟章等人“反现代派”创作的“贡献与意义”正在于揭露、批判和纠正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理性万能、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负面影响，反思现代化的深层实质和沉重代价。他“庄严、浩大而深情地抒写土地和土地上的万物”16，试图用“我们饥饿的情感和思想”让“苦难丛集又生生不息的大地变得丰饶和顽健”，从而使“我们的灵魂”获得“和世界对话”的资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伟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秀的、清醒的“反现代派”作家，他们在批判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召唤传统美德和持续建设人类心灵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注释：

①[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反现代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到罗兰•巴特》，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页、第523页。

②[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前言第2页。

③罗伟章：《抢救对季节的感觉》，《天涯》2002年第5期。

④冯源：《人与自然的诗意达成——以谭冬林散文为例》，《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

⑤罗伟章：《我是不是在说谎》（创作谈），《四川文学》2006年第4期

⑥李敬泽：《罗伟章之信念》，《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⑦刘驻：《留守孩子离奇死亡  留遗书请善待小猫》，《成都商报》2010年9月14日。

⑧罗伟章：《我心目中的小说》，《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⑨罗伟章:《怎么忽然间就蹿红了》，《北京文学》2007年第5期

⑩付艳霞：《状元制造:高考生态的文学书写——长篇小说<磨尖掐尖>的编辑和思考》，《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⑪⑭罗伟章：《农村永存》，《天涯》2004年第3期。

⑫陈思和：《寻求岩层地下的精神力量——读罗伟章的几部小说有感》，《当代文坛》2010年1期。

⑬杨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见《杨义文存》（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85页。

⑮罗勇：《触摸那伟大的力量——罗伟章小说创作简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6阿来语，转引自罗伟章《饥饿百年》，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