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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阿来研究》第6辑


本文作者唐小林教授

 本文作者刘爽

“山珍三部”再次说明,阿来是个超越民族立场的人类作家。他总是从一个特定族群、特定地域出发,穿越诗性文字和生动物事的外壳,在漫不经心与温暖敦厚的叙述中,到达一个当代思想的高点:对人类精神事务的冷峻审视。当“山珍”不再是自然生命的表征,而成为经济资本、象征符号后,人类的精神生态不可避免地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高原的辽阔壮丽,语言的葱绿灵动,被文本背后锋利的思想利刃刺得粉碎。悖论式的写作,又一次把文学这个精灵推到了当代经济政治社会的对立面。也许这是一切优秀作家的宿命:写作就是拒绝,就是对那些早已“被自然化”的事物的拒绝。说穿了,就是拒绝社会谎言和意识形态的伪装。阿来不是一个在叙述的危险面前退却的作家,在“山珍三部”里,他深沉的目光,穿透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表层,直指人类精神生态的内核。在这里,“一种植物种系就是一本‘历史书’”。




经历了厚重长篇写作和近几年的“非虚构”叙事(《空山》《格萨尔王》《瞻对》),阿来带着他的“山珍三部”系列中篇,再次返回他一直强调和坚持的“关注现实”的传统。他选取高原上有代表性的三种物产——虫草、蘑菇、柏树,讲述了青藏高原三个不同时代,却同样动人的故事。角度精巧,语言清新,充满纯粹轻灵的自然气息,又贴近生活,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回应那些重大的社会关切”。

山珍,顾名思义即自然界出产的珍稀物产。“山珍三部”问世之际,媒体批评和专业读者就为其贴上了“自然文学”的标签。这个标签贴得当然有道理,就在这之前,阿来出版的散文随笔集《草木理想国•成都物候记》,就是一部描述成都风物,谈论草木理想的自然之作。建构“如花世界”,书写“植物王国”,对于阿来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他的自然文学,不是吟风弄月,回归自然,隐遁山水,而是自觉肩起“生态责任”,开展“文明批判”。

对此,阿来有着清醒的认识:

“写作中,我警惕自己不要写成奇异的乡土志,不要因为所涉之物是珍贵的食材写成舌尖上的什么,从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味觉发达,且找得到一组别致词汇来形容这些味觉的风雅吃货。我相信,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在人性的晦暗或明亮,在多变的尘世带给我们的强烈命运之感,在生命的坚韧与情感的深厚。”异族的生活不是一种牧歌式的东西,西藏也不是一个陌生化的形容词。阿来的文学理想是追求一种普世性,他希望读者“在阅读把他者的命运当成自己的命运,因为相同或者相似的境遇与苦难,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曾经遭遇与经受,或者会在未来与之遭逢。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 


“山珍三部”的确是“一个人类境况的寓言”。但它的灵感,也许来源于作家对某种命名的不满:“我们读外国小说,花草树木都是有名字的。你读中国的小说看看,大部分时候一晃而过,我们对描绘大自然漠不关心。”大自然那些青葱缤飞的生命,在中国作家的笔下,卑微到连名字都没有。这看似再小不过的问题,却刺痛了作家的心:也许中国的人类中心比欧美更甚,以致于“其实今天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问题。”可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已真切地感受到“湖中的芦苇已经枯了,也没有鸟儿歌唱!”中国人的注意力聚焦在“人跟人的关系”上,“但是还有更大的关系,我们是生活在自然界的,我们跟自然界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在一个越来越恶化的自然环境当中,尊重和保护必须从认知开始。中国今天到了确实要慢慢改变这种观念的时候”了,所以作家要“身体力行”,把写作“山珍三部”,作为“介入”当下严峻现实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阿来的“山珍三部”,是汉语版的《瓦尔登湖》和《寂静的春天》。

《三只虫草》的结构并不复杂,它以虫草为线索,串联起少年桑吉的成长和以他为中心的世情百态。故事以小学校的钟声开头,随后笔锋一转,事无巨细地描写了桑吉灵敏的嗅觉:“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鼻子里只有冰冻的味道,风中尘土的味道。现在充满了他鼻腔的则是融雪散布到空气中的水汽的味道。还有冻土苏醒的味道。还有,刚刚露出新芽的青草的味道。”高原冬去春来,“万物生长、大地复兴、天人归魅”,所昭示的是曾经“天人合一”的生命情态。同样,藏族少女斯炯和陪她度过一生的《蘑菇圈》里,传来的第一种声音,就是布谷鸟的鸣叫,“听见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谷鸟鸣时,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做着的活,停下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这是人对自然的回应,是另一种心有灵犀。到了《河上柏影》,岷江五棵老柏树下的王泽周一家,都会把耳朵贴在树皮的裂缝上,聆听树干里的声音,并虔诚的嗅闻柏树叶的香气。的确,“田野与树丛所引起的欢愉,暗示着人与植物之间的一种神秘联系。它说明我不是孤身一人,也不是不被理睬。它们在向我点头,我也向它们致意”。

这样,“山珍三部”首先给我们呈现出的,是人的生态本源性和生态环链性:“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人与自然互相欣赏,共同拥有对方。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就是伦理中的伦理。高原人深悟其道。斯炯看到蘑菇圈里一对觅食的松鸡,“她止住脚步,一边往后退,一边小声说,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只是来看看。”给蘑菇圈浇水时看见画眉,“她特意在桶里剩一点水,倒在八角莲那掌形的叶片中间,那只鸟就从枝头上跳下来,伸出她的尖喙去饮水。”;在帮助母亲用牛腿骨做饭时,“桑吉更加卖力地砸那些骨头,砸出更多的碎骨头,四处飞溅,让鸟们啄食。”王泽周的母亲让他在收集柏树叶的时候小心,“不要碰坏了石头上面薄薄的苔藓”,因为“她说,它们生长得那么不容易,应该怜惜的啊。”

显然,这个生态环链,是人与大自然的生命所系,也是共同的家园所在。一旦当这个生态环链遭到损坏,人心就会产生撕裂感。桑吉发现第一株虫草时,最直观的感受便是一个有着褐色的凝胶一样嫩芽的“美丽的奇妙的小生命”,而随后却生出了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三十元人民币,这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这片草原上的人们来说,常常是一个问题。”当有人等不及蘑菇自然生长,就用钉耙挖走几十朵小蘑菇时,阿妈斯炯心疼地哭着说:“人心成什么样了,人心都成什么样了呀!那些小蘑菇还像是个没有长成脑袋和四肢的胎儿呀!它们连菌柄和菌伞都没有分开,还只是一个混沌的小疙瘩呀!”王泽周的母亲依娜甚至觉得,当柏树死的时候,自己也会死去。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在生态环链中具有无法逃脱的共生性。正因为这样,“人离开了自然提供的这些东西,一刻也活不下去。由此可见人与自然关系之密切、之重要。怎样来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至关重要的了。”




“山珍三部”

“山珍三部”的文本内部,涌动着系列矛盾冲突。既有人与自然资源,宗教与文明,自然与人性等等大的矛盾纷争,也有虫草究竟是虫还是草等看似不值一提的小小分歧。社会生态,尤其是文化生态的狰狞面目,就在如此众多的矛盾纠缠中慢慢浮现。

在接受访谈时阿来谈到,“如今乡村引起外界关注,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地独特的人文资源或自然风景;二是当地能出产的珍稀的物产,尤其是与吃相关的物产。在消费主义至上的潮流下,都市人对松茸、虫草这样的野生食材趋之若鹜,也引发乡村两个层面的变化,一个是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取用,另一个是人的心境变化。”人的心境变化只不过是文化变动的表现。而这种变迁,在阿来那儿被这样认为和表述:“文化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改变。”而生产方式又根植于消费观念:“虽然虫草被证实有一定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但作为药材它是有替代品的。可是目前仅仅是因为过度的炒作远远超出它的实际营养价值,成为一种奢侈品。不管是运输、保存还是人力成本都将产生过多的碳排放量,影响到生态环境。”虫草是因为沦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符号,才成为人们疯狂追逐的对象。符号经济的后面,是人类道德的沦丧,是无边的资本与权力对人性、良知的击溃。



面对高昂的市场价,贪心的人们“用耙子去把那些还没长成的蘑菇都耙出来。以致把菌丝床都破坏了。”“上山去盗伐树木,让蘑菇圈失去阴凉,让雨水冲走了蘑菇生长的肥沃黑土。”为了开发旅游景点,投资商们用石灰水泥筑造通往柏树的台阶,供人们瞻仰朝圣,却也封闭了柏树赖以汲取养分的根系,导致百年古树的死亡。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出现的时间比树晚得多,风霜雷电没有将树击倒,反倒是人类亲手摧毁了它们:“当一株树过了百岁,甚至过了两三百岁,经见得多了: 经见过风雨雷电,经见过山崩地裂,看见过周围村庄的兴盛与衰败,看见一代代人从父本与母本身上得一点隐约精血便生而为人,到长成,到死亡,化尘化烟。也看到自己伸枝展叶,遮断了那么多阳光,遮断了那么多淅沥而下的雨水,使得从自己枝上落在脚下的种子大多不得生长。还看见自己的根越来越强劲,深深扎入地下,使坚硬的花岗岩石碎裂。看见自己随着风月日渐苍凉。”但它没有看到的,是人类那颗贪婪的心,那双残暴的手,那在征服自然、支配自然、控制自然的旗号下资本、权力媾和的肆虐。

其实,自然慷慨的为人类提供了一切,尤其对那些怀着珍视感恩之心,不把馈赠视作理所应当的人尤为无私:虫草是桑吉一家维持生计的收入来源,蘑菇更是在饥荒年代拯救过机村。阿妈斯炯说其他人没有自己的蘑菇圈。因为他们上山只是碰见蘑菇,而从不记住。当她看见人工培养的蘑菇时只表示不屑,因为它们一点也不像蘑菇圈里的那些蘑菇那样洁净。同样的还有桑吉的三只虫草,王泽周的五棵柏树,就像小王子独有的那朵玫瑰花,是因为他们为此付出了精力和感受,与植物们建立起了联系,植物对他们而言才如此特别。

人类在自然中留下脚印,自然也在人身上留下它的痕迹,不过,谁也无法否认,人类依赖自然远胜于自然需要人类。可是“几乎是所有的动物都有勇气与森林与流水一道消失;只有人这种自命不凡,自以为得计的贪婪的动物,又没有勇气消灭森林与流水一道消失。”人类对待自然是如此草率随意,然而同时,随着这类行为造成的后果,他们也不得不被迫做出一些改变来适应。

对于生活于海拔三千米高原的牧民们来说,最显著的改变则是为了保护长江黄河上游的水源地,他们遵循退牧还草的政策,开始了定居生活。古老的游牧民族终于定居,千百年来熟悉的世界不复存在,为了生态而改变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的又影响到了心态。

岁数较大如阿妈斯炯那一辈,面对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完全不能理解,她的儿子胆巴仕途得意,不断升迁,她虽然感到高兴,却从未同意晚辈多次让她搬过去一起住的提议,因为她说:“我跟不上趟,我还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略微年轻一些的中年人们,一类是像王泽周,通过奋斗早早地离开了家乡;一类则是像桑吉的父母,虽然通过电视等现代科技产品能获取外界信息,觉得自己就像在城里一样,然而他们始终无法彻底融入当今时代,对于电视里上演的故事,他们就是看不明白。挖虫草结束时,村民们观看虫草贩子组织播放的电影,荧幕上的人仿佛生活在一个和他们毫无关联的世界里。

到了最具生机的少年一代,他们面临的选择境地却愈加尴尬。桑吉是一类代表,他的一套百科全书就像阿来小时候看到的那幅航拍图,带给他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和向往,可跟桑吉同龄的表哥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表哥成绩不好,却又已经无法继承父辈放牧的事业,无所事事下开始盗窃,好不容易改邪归正后又因为无知替盗猎者当背夫,锒铛入狱。

高原上的每一代人对于物质的观念都在逐渐改变。在更早的1991年,阿来就写过一篇名为《蘑菇》的小说,其中的主人公嘉措和朋友们看到蘑菇只是感到收获的喜悦,而阿妈斯炯更习惯把蘑菇当做可怜可爱的生命。少年桑吉虽然也欣赏虫草的美丽,可却更多的把它看成了商品,会在碰见它时下意识的计算每一株虫草能为自己换来怎样的物品。对此阿来解释说:“阿妈斯炯作为上一个时代的人,背负的传统道德感比较强,对于蘑菇圈有守护的使命感。所以面对社会变迁和新的变革,她的第一反应是抗拒。而桑吉作为一个少年,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同时也在顺应社会的变化,对于来自城市的新生事物和背后的消费观念是没有抗拒的。”

“山珍三部”通过不同代际的人的命运警示我们,即使在边远地区,整个民族也没有谁能逃脱现代性的冲击和消费社会的侵蚀,而这一切开始得远比我们想象的早。以前,人们烹煮蘑菇只为了尝鲜,并不贪恋,可自从代表外来文明的工作组进村后,他们不仅发明了各种蘑菇的吃法,一个月还要吃上好几十回,以致“机村人不明白的是,这些导师一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沉溺于口腹之乐。”还高谈阔论要在机村建罐头厂,伐木场:“这种观念叫做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做不能浪费资源。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所以深受这些观念熏陶的丹雅,认为阿妈斯炯不过是个不知变通的固执老太太,贡布丹增则奚落王泽周的坚守为守旧的酸腐儒生。这些自以为是的人,都傲慢的相信人定胜天,然而自然允许任何生物索取的度,从来都是满足有节制有界限的基本生存需求。妄图控制自然,挑战自然,结局很可能就会像《河上柏影》中那位消失在湍急河流中的漂流者一样。

注意,阿来再一次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在叙述的危险面前决不退却。难道真的“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当人类正在日暮途穷的时候,我们信以为真的这些意识形态话语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弥天大谎?这些以新旧划分,以文明与愚昧切割的所谓真理,是否才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鬼魅?那些代表外来文明的“工作组”进村,在草根阶层的心里,是不是常常有“鬼子进村”的颤栗?他们哪一次不是扮演歪嘴和尚,倘若是好经也会念歪?谁给他们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充当“导师”的资格?“山珍三部”正如《空山》系列带给我们的反思一般,如此深重,使我们深刻地感觉到,阿来的视野、胸襟和气度,使他的写作远远超出了他所在的民族和国度,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整个人类。今天,重建文学的政治经济文化维度,只有从自身的忧患出发,才不至于落为空话,落为挂在嘴边的义正词严的笑柄。

但无论如何,“现代性”的浪潮势不可挡,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冰山一角下,“山珍三部”还有更深层的暗流在涌动。




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蘑菇圈”什么也不用做,只永远完整而秘密地待在那里,就足以寄托着斯炯全部喜怒哀乐的情感了,她一次次拒绝诱惑,只因她必须捍卫自己的家园。所以桑吉的父母也永远不会明白为什么城里的“那些人吃得好,穿得好,也不干活,又是很操心很累很不高兴的样子。”却总要千里迢迢的跑到草原上才说能感到身心放松。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长期居住的原住民和突然介入的外来者,彼此的体验感悟截然不同。只有让你感到水乳交融的场所才能称之为“家园”。




“人—文化—环境”共同构成了一种机制,即人类活动、文化系统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构体系。文化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文化系统是人类与自然联系的纽带。现代人常常会莫名生出“茫然失其所在”的惶恐和无助,这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家园”。家园是每个人祖祖辈辈在此繁衍,血脉紧密相连,同时无条件接纳你的疲惫,提供休养生息之处的场所,最能牵动一个人心底最隐秘的情感。一位西哲,“一个孤独的漫步者”曾有这样的“遐想”:“一个喜欢思索的人,他的心灵越是敏感,就越容易被周围的景象所刺激,就越会产生一种与自然和谐的喜悦。目睹这样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一种甜蜜的遐想就会油然而生,占据着他所有的感官,使他进入一种忘我的沉醉之中。他会感觉他自己已经融入其中,已经成为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表面上的东西容易消解,但那些真正根深蒂固世代相传的物事真的那么容易消除吗?对此,《空山》的叙述发人深省:“但在底下,在人们意识深处,起作用的还是那些蒙昧时代流传下来的东西。文明本是无往不胜的。但在机村这里, 自以为是的文明洪水一样,从生活的表面滔滔流淌,底下的东西仍然在底下,规定着下层的水流。生活就这样继续着,表面气势很大地喧哗,下面却沉默着自行其是。”校长不相信百科全书是桑吉的,桑吉想对他说我恨你,但他马上想起“父亲和母亲都对他说过,不可以对人生仇恨之心。”王泽周则用“树们竞相生长,最后就是变成一片森林,不分彼此,不分高下并肩站在一起,沐风栉雨。”来平息来自他人乐此不疲制造种种差异,种种区隔的分别心给自己带来的难堪。这些人们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的精神力量对比要求推翻一切的声音,不得不说是一种强烈的反讽。大卫•雷•格里芬希望世界的部分返魅,因为自然不是由无生气的物体构成的僵死的东西,它有生命的神性在里面,“这种‘自然的死亡’导致各种各样的灾难性的后果”。传统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落后。阿来并非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但他认同传统生产方式中的合理成分:“可能落后一点,但它是尊重自然的”。

阿来的反思,其实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就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一次检点:既吸纳西方文化,又接续五四传统。海德格尔不是提倡“诗意栖居”吗?没有了自然的庇护,诗意栖居何以可能?大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沈从文,当代的汪曾祺等作家不也表达过对原生边地文化的向往吗?甚至不惜在那里构筑“人性的神庙”。

“不是我们走向世界,而是世界向着我们扑面而来。”阿来及其作品主人公所面临的现实更加无奈。《蘑菇圈》尾声,阿妈斯炯跟孙女通电话,面对孙女“世界变小了”的论点,斯炯说:“我知道,人在变大,只是变大的人不知道该如何放置自己的手脚,怎么对付自己变大的胃口罢了。”更大的无奈还在于,“你以为你把我的蘑菇圈献出来人们就会被感动,就会阻止人心的贪婪?不会了。今天就是有人死在大家面前,他们也不会感动的。或者,他们小小感动一下,明天早上起来,就又忘得干干净净了!人心变好,至少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连喇嘛都变得世俗,要拿走村民辛苦采摘的虫草,要封山独占松茸,广大乡村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是如此剧烈又疼痛:“文化已经出走。乡村剩下的只是简单的物质生产,精神上早已经荒芜不堪。精神的乡村,伦理的乡村早就破碎不堪,成为了一片精神荒野。我并不天真地以为异国的乡村就是天堂。我明白,我所见者是史坦倍克描绘过的产生过巨大灾难的乡野,福克纳也以悲悯的情怀描绘过这些乡野的历史与现实:种族歧视加诸于人身与人心的野蛮的暴力;横扫一切的自然灾害;被贪婪的资本无情盘剥与鲸吞。”这既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又似乎是人类的宿命,只不过如今才在高原、在藏族、在华夏大地回响。

从“而不一样的未来不是乡村会突然变好,而是我们有可能永远脱离乡村”。 到王木匠让王泽周“到那种不计较一个人父亲是谁,母亲是谁的地方去。”,王泽周却回答:“爸爸,我就是这个地方的人,我什么地方也不会去。没有人有权利说这个地方是他们的,而不是别人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永远都是。”显而易见,阿来的文化立场已经越来越成熟,他不仅反对文化的全盘西化,也时刻警惕着东方主义。在他看来,文明没有高下之分,作家应超越地域、民族、身份等等局限,关注和反思人类共同命运的走向。也如同王泽周所说,不是只有血统纯粹的人才拥有一个故乡,虽然文化存在种种差异,然而面对共同的生存命题,自然才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原乡。

汤因比的话是如此触目惊心:

“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根——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


“山珍三部”的写作,正是阿来力图破解今天人类面临的这个“斯芬克斯之谜”,是他坚持“诉诸人们的良知”、“唤醒人们昏睡中的正常感情”,以期“某些恶化的症候得到舒缓,病变的部分被关注,被清除”的文学立场的一次悲壮的努力。其实,阿来是善良的,他说,“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即便看起来,这个世界还在向着贪婪与罪过滑行,但我还是愿意对人性保持温暖的向往。”于是才有了阿妈斯炯依然想为蘑菇圈留一个种,想看到“等到将来,它们的儿子孙子,又能漫山遍野”的无望之望。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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