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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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地到盖好一座庙中间所要了解的政策、规划、筹资、设计、建设的全过程，寺院住持必备技能。
刘敦桢（1897-1968） 中国现代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湖南省新宁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1922年回国，在上海华海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之后在多所高等院校从事建筑教育工作，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致力于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他先后发表了《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大壮室笔记》、《明长陵》、《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同梁思成合作）、《易县清西陵》等，为中国古建筑研究树立楷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建筑系教授，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主任。1953年创办中国建筑研究室，广泛调研民居和南方古建筑，深入调查苏州园林。出版了《中国住宅概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他的著作已编成《刘敦桢文集》。
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
刘 敦 桢
本文发表于《科学》第十三卷第四期（1928年）
世界上无论何种民族之建筑，在中世纪以前，其发达之主要精神原因，皆不出政治与宗教二者。然政治势力，究不若宗教之富于普遍性，故就沟通各民族之文化，影响于建筑方面言之，则政治恒难通及宗教。此现象非但欧洲如是，即印度与中国，亦无不同出一轨。
我国古代宗教虽以释、道并著，然道教在历史上素以式微不振见称，其与我国文化发生密切关系者，当推佛教为最。佛教自西汉末期，经西域诸国辗转传来，至东汉、三国之际，渐就萌葱。晋元康以降，群雄割据，战乱相寻者，前后近三百年。史称当时人民，相与祝发出家，假托沙门，以图幸免锋镝徭役之苦。故自晋安、肖齐以后，佛教之发达，几如水之赴壑，其势不可复阻，降及隋、唐，号称全盛。在此时期内，营造寺、塔之风，披靡全国。此等建筑之外现，大都采引印度与西域式样，以表现宗教之特有形式。然时间既久，泽布风遍，其影响遂不仅限于此。故自佛教东来以后，我国建筑受此文化之浸濡，实甚深广。
虽然，中国建筑受佛教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此洵为不易解决之问题。盖建筑学在古代中国，数千年来恒视为卑不足道之匠技，除北末李明仲所著《营造法式》三十四卷与清雍正间所颁《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七十四卷外，几无专门纪述之书。至于秦、汉以前之建筑，久已沦为尘壤，化作烟风。今之幸存者，大都为六朝以后之造物，然亦任其支撑于荒烟蔓草间，剥落颓圯，迄乏系统之调查。兹篇所述，系以现有资料为准，暂分装饰、雕刻与构造二类讨论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祈阅者谅焉。
（一）装饰、雕刻
建筑之起源，肇于人类之庇护躯体，故上古时代建筑，祗求祗御凛冽之气候与凶猛之野兽。《易》所谓：“上栋下宇，以俟风雨”者是也。其后人群演进，踵事增华，始于建筑之表面，涂以色彩，描以画图，裏以锦绣，垂以幕帷。然以上种种，俱属平面之装饰，至于利用雕刻等立体形象，以文饰建筑物者，其时代则远在上述各项艺术昌明以后。我国秦、汉以前之建筑，亦大抵利用色彩与图绘者多，面采取雕刻诸技艺者少。如《礼记》谓：“棁画侏儒”；《周官》谓：“以猷鬼神抵”；《礼记》又谓：“楹：天子丹，诸候黝，大夫苍，士黈”；《两都赋》谓：“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裹以藻绣，络以纶连”；《汉书》谓：“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长门赋》谓：“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由是而观，可知古代官殿建筑之墙壁、地面，以及木造部分，殆全为绘画与色彩所占领。至于建筑物之利用雕刻者，仅为极少数之局部装饰，如《两都赋》谓：“雕玉瑱以居楹”；《西京赋》谓：“镂槛文㮰”之类而已。其所以相异如是者，盖因绘画较简而易举，不若雕刻之繁褥面难工，此在械具与艺术尚未十分发达之社会，殆为不可免之事实。唯其如是，致使雕刻之技术益迟迟不克进步，故两汉诸帝表彰功臣于麒麟阁与云台，不云雕像，而云图形，恐亦因凿刻尚未风行之故也。面证之事实，汉末石刻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及肥城孝堂山郭巨祠二处，均为粗浅之平面浮雕（Relif），其构图简朴，线条古拙，亦足为当时雕刻尚未臻发达之证据也。
刺激此粗朴之雕刻而使之发达者，则为佛教之输人。释教自东晋以后，风靡华夏。《魏书·释老志》谓北魏末期，江淮以北号称寺刹者，达三万余所。其说虽不足全信，面当时伽蓝浮屠之盛，要为无可讳掩之事实。伴此寺刹而俱兴者，则为锦像之雕塑。然此为立体之圆雕，非平面之浮刻也。不仅佛像本身如是，其他之附属物，如莲座、背光等，亦无一不利用精美之雕技。故我国固有之雕刻术，自受佛教艺术影响后，遂作长足突飞之进步。其表现之方法，自平面易而为立体，其构图自形似进而为写实，其线条自古拙变而为圆熟。吾辈试取汉、晋、南北朝、隋、唐诸代之雕刻，比较而观之，如汉之武梁祠、郭巨祠，前秦之敦煌石窟，北凉之凉州石窟[注1]，北魏之云岗石窟，北齐天龙山石窟，唐龙门石窟等，则其逐渐进步之过程，无论何人均可一目暸然。而见于其他方而者，如西汉霍去病墓之马踏匈奴像，与唐昭陵之石人马相较，其艺术之优劣，更不可同日而语矣。
与雕刻同时受佛教影响者，则为建筑之装饰。我国古代之装饰纹样，据已见之陶、铜器、石刻等所载者，大都取材于大自然，如日、月、星、云、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禽、兽之类。此外，应用几何图形者，又有雷纹、菱纹、斜纹，波纹、环纹、连锁等若干式样。俟至佛教东来，印度之莲瓣、相轮与葱形尖拱（Ogee arch），遂连带输入我国。而波斯之翼狮（Winged Ion），希腊之人像柱、卷草（Acanthus scroll）、辫纹（Plaited ornament）、沟饰（Flutting）、棕叶饰（Anthemion）、叶与舌饰（Leaf and tongue）、爱奥尼克柱式（Ionic order），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等，亦因佛教之媒介，得以流播中土。以上各种装饰，在南北朝时，大抵已与我国固有之装饰参差混用，如大同云岗石窟，即其最显著之例。其后，装饰之题材不适合我国之习惯与国情者，渐次归于淘汰。今之存者，如莲瓣、相轮、葱形尖拱等，尚为佛教建筑之重要装饰。而最普及者，无如希腊之卷草。唯自隋、唐以后，或变为简单之忍冬草，或易以繁密之牡丹石榴华，流行衍蔓，遍于全国，不知者几不能辨为西方之装饰矣。
（二）构造
我国之装饰雕刻，受佛教影响已如上述矣，然则我国建筑之构造，是否亦受同样影响？吾辈欲阐明此问题，必须比较佛教输入以前之建筑构造，与输入以后者，有无差异之处？如其有之，是否即为佛教影响所致？
我国建筑之构造，系以阶台、础石、柱、梁、浮柱[注2]、栋、桁、角梁、椽、斗拱、飞昂等为骨体，而墙壁与门、窗，不过填塞柱与柱间之空间，用以区隔内外，阻蔽风雨而已。以上诸项，均为构成我国传统建筑之基本成份。其源始之时代虽不能明确断定；然其名称大都散见三代、秦、汉典籍之内，兹逐一举例如次：
阶台 《礼记》云:“成王幼，不能莅阼”；阼者，阶台也。
础石 《淮南子》云：“山云燕，往础湿”。
柱 《诗》云：“有觉其楹”；《舂秋》云：“丹宫楹”；楹者，柱也。
梁 《长门赋》云：“抗应龙之虹梁”；虹梁者，向上弯之曲梁也。
浮柱 《论语》云：“山节藻棁”；棁，即浮注也。
栋 《易》云：“栋隆吉”；《仪礼》云：“序则应当栋”。
桁 《礼记》云：“主人阼阶上立，当楣”；楣者，承椽之桁木也。
角梁 《景福殿赋》云：“承以阳马”；阳马者，屋四角承椽之角梁也。
椽 《易》云：“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桷者，椽也。
斗栱 《论语》云:“山节藻栱”；节者，斗也。又《长门赋》云：“施瑰木之炉栌欂兮”；栌欂，即斗供也。
飞昂 《景福殿赋》云：“飞昂鸟跃”。
藻井 《灵光殿赋》云：“圜渊方井，倒置荷蕖”；方井，方形之藻井也。
栏杆 《西都赋》云：“舍棂槛而却依”；棂槛，即栏杆也。
屋顶 我国古建筑之屋顶，其发展之顺序，约可分为三期：
（1）我国建筑大都南向，故最初之屋顶，多系南北二面泄水，其断面如人字形。
（2）次为四面泄水之制。除南、北二面外，复有东西二翼。《仪礼》云：“直于东荣”；荣者，翼也。东荣，即东面之檐。
（3）再次为屋角反翘之制。《西都赋》谓：“上反宇而盖载”；反宇，即屋角上反也。又《礼记》云：“复霤重檐，天子之庙饰也”；可知周代寝庙之制，已非简陋之单檐建筑矣。
就以上诸例面观，可知我国建筑之构造，肇源远在秦、汉以前。其时佛教尚未输入，中国建筑未受此文化之影响，殆无疑义。而时至今日，凡为我国古代建筑物之主要构材者，仍为主要构材如故。则在此二千年间，建筑物之骨构绝少变更，又可知矣。据此推论，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构造之影响，自可不言而喻。不仅是也，即佛教特有之建筑，如寺、塔、石窟之类，其最初模仿印度者，不出数百年间，亦演绎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兹举数例以明之：
塔 塔者，为古代印度之墓标。梵音为stupa，释籍译为“窣堵坡”，其义为“累积”，盖累积土石于墓上以为标记也。其后释伽弃世，门人以香木焚尸，其骨分碎，大小如粒，不能尽毁，乃建窣堵坡藏之，后世所谓舍利塔是也。至于塔之构造，由台座，覆钵，宝匣、华盖四部组合而成。台座者即塔之基座；其上为半球状之覆钵，形如穹顶（Dome）；覆钵顶部为宝匣，其形如方箱，中藏舍利；最上为华盖，作三层伞状。塔之内部，实以泥土，不能登临，盖纯为纪念物也。我国之塔，当以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所建之洛阳白马寺塔为最先。据《魏书·释老志》所载，其形状悉依印度之式样而重构之。此外，如敦煌千佛岩第一百二十窟[注3]内之塔，亦尚存印度窣堵坡之遗范。其后塔之构造，自石造易为砖、木，塔内设佛龛，又置梯级以便登临，其外部更绕以榈廊，覆以重檐，则与我国传统之木楼阁建筑日益雷同矣。
寺 古代印度之寺，皆以塔为中心。塔之周围，罗列样堂、静室、僧房、庖厨、浴室、厕圊之属，视后世以佛殿为寺之中心者，截然异途。我国初期之寺，大部袭用印度之制，以塔为寺之主要建筑物。故汉、魏籍典，盛称浮屠而不称寺，盖以塔为寺之代表也。东晋以后，渐重佛殿，置木尊像于殿中，以供祈祷膜拜之用，丁是佛殿遂代塔而为寺之重心。其余法堂、讲堂、禅堂、食堂之类，依次排列于佛殿之前后，其配置之法，纯为我国均衡对称之方式，非复印度旧观矣。
石窟 石窟者，释籍谓之“支提”。盖设支提塔于窟内，作为仰礼之对象，因以为名（梵音为Caitya，与窣堵坡同形状，唯不藏舍利）。我国最初创立之石窟，当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所建之敦煌千佛岩，其后继起者如凉州石窟寺，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南京摄山千佛岩，巩县石佛寺，青州云门山，驼山[注4]，肥城五峰山，历城神通寺，邠州大佛寺[注5]，广元千佛岩，太原天龙山等，均为南北朝及隋、唐等代所经营之石窟也。其中规模宏大者，当以北魏所建之云岗石窟为最。云岗诸窟之中央，大多设本尊像或方形之支提塔，与印度石窟之配置法，大体略同。其后北齐至隋、唐所营之天龙山石窟，内中已无支提塔，而于窟前辟走廊，廊间镌以柱、梁、斗拱之属，其上再护以短檐，至此石窟之外观、结构、遂与我国传统之木造建筑同一形制焉。
注释
[注1] 今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建于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时期（公元401～433年）。
[注2] 即侏儒柱，见《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侏儒柱条。
[注3] 现编号为288窟。
[注4] 今山东益都县境内，凿于北周至隋、唐间。
[注5] 今陕西邠显西10公里，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 （来源：刘敦桢文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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