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秩序的文化：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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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教养(manners)这一研究角度为审视埃德蒙·伯克文化观与英国文学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自伯克以降，擅长运用教养题材的英国文学家层出不穷，而且教养不仅关乎人们的日常言谈举止和礼貌风度，更关乎国家的治理、社会风气的养成，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演进。鉴于伊格尔顿在讨论伯克文化观念内涵时只是捎带地提及少数英国文学作品，我们有理由从较多的英国文学作品入手，进一步探索它们跟伯克文化思想之间互动的轨迹。

作者简介

殷企平，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国文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项目批号：12&ZD17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Culture as Order: Edmund Burke’s Influence on English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perspective of manners provides an infinite number of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quiry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dmund Burke’s idea of cul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Ever since Edmund Burke, there have emerged in an endless stream men of letters who excel in treating the subject of manners, which not only has to do with grace and politeness, with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talk and behave in everyday life, but also with the maintena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order, as well as the way the state is governed and social modes are developed. While discussing Edmund Burke’s idea of culture, Terry Eagleton has mentioned only a small number of works of English literature. We therefore need to examine more literary works so a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trajectory of their interaction with Burke’s thoughts on culture.

Author

Yin Qip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ar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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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对英国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可是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寥若晨星。特里·伊格尔顿最近发表《文化》(Culture, 2016)一书，其中用了近20页篇幅来讨论伯克的文化思想，可其中涉及伯克与英国文学关系的点评却零星散见（关于伯克跟简·奥斯汀之间的联系相对讨论地多一些，但也只占了不到1页的篇幅）。不过，该书对伯克文化观内涵的探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契机，激发我们去专门研究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

伊格尔顿跟先前许多学者一样，注意到了伯克对国家秩序的重视，对历史传统、社会习俗的尊崇，以及对工具理性、全盘革新的警觉。跟先前学者稍有不同的是，他把兴奋点放在了伯克著述中的“manners”①一词上，并强调“我们如今就把它指称的东西叫作文化”(Eagleton, Culture 65)。笔者认为，“manners”这一研究角度为审视伯克文化观与英国文学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无限可能性。自伯克以降，擅长运用教养(manners)题材的英国文学家层出不穷，而且教养不仅关乎人们的日常言谈举止和礼貌风度，更关乎国家的治理、社会风气的养成，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演进。鉴于伊格尔顿在讨论伯克文化观念内涵时只是捎带地提及少数英国文学作品，我们有理由从较多的英国文学作品入手，进一步探索它们跟伯克文化思想之间互动的轨迹。

01

教养胜于法律

伯克有一段关于“manners”（下面这段引文中译成“教养”）的名言：“教养比法律还重要〔……〕教养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其运作持续稳定，始终如一，虽不易察觉，却能惹恼或安慰我们，腐蚀或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或降低我们的人格；既能使我们变得野蛮，也能让我们变得高雅。教养把形态和色彩赋予了我们的生活”(Burke, The Portable Burke 520)。伊格尔顿在《文化》一书中注意到了上引观点，并强调教养关乎“伯克的整个文化课题”(Eagleton, Culture 73)，或者说“构成了所有权力、契约、权威和合法性的母体”；换言之，伯克眼中的教养，即文化，是“一种积淀，权力落脚并扎根于其间”。伊氏还同时指出“这一意义上的教养也是〔……〕简·奥斯汀终生关注的对象”，并简短地以《傲慢与偏见》中年长的两位贝内特姐妹为例，强调在奥斯汀的笔下，“抽象的道德原则要经过得体而生动的体验，才会被人接受，才会变得可爱”(Eagleton, Culture 65)。不过，关于奥斯汀小说跟法律/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文化》一书中语焉不详，倒是伊格尔顿在11年前所发表的《英国小说》中有比较明确的阐述：“‘教养比法律还重要’〔……〕这正是奥斯汀赞扬的信条。只有把法律和规则转化为诱人的行为方式，才能让人们学会欣赏法规的力量。若要确保社会下层对国家的忠诚，就不能简单地依靠一套自上而下的抽象法则，而要依靠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其形态既优雅，又有序，还对整个社会负责。治理社会的健全方式不是压制，而是文化”(Eagleton, The English Novel 118)。不无遗憾的是，伊氏并没有以《傲慢与偏见》为例，来具体说明上述观点。事实上，该小说中的达西和凯瑟琳•德•包尔夫人都是各自社区的管理者/治理者，不过他们的治理方法因各自的教养不同而不同。且看凯瑟琳•德•包尔夫人充当地方治安裁判官时的情形：“这位贵妇人虽然并不负责郡里的治安事宜，却是本教区最起劲的执法官〔……〕哪里有村民在吵架，在发牢骚，或是日子太贫穷，哪里就是她所奔赴的地方。她总能解决分歧，平息怨言，并通过责骂村民来创造和谐，造就富庶”(Austen 144) 。这是一段极具反讽意味的描述，它说明凯瑟琳•德•包尔夫人根本不配做一名治理者，而这又跟她的傲慢和无礼（缺乏教养）脱不了干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达西把他所经营的庄园管理得井井有条，而这也跟他的教养有关。从女管家雷诺兹太太的口中我们得知：达西不仅从小就很有教养，而且“对穷人和蔼可亲”，因而“他的佃户和用人中没有一个不赞扬他的”(Austen 206—207)。达西和凯瑟琳•德•包尔夫人所管辖的区域都不算太大，但是小说中折射出的文化/秩序观却意义重大：奥斯汀写的是某个村庄，或是某个庄园和教区，但是她心中装的是整个国家，以及治国理政的方法，而这又跟教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为如此，“manners”一词在她笔下频频出现。根据朱虹的统计，该词“在《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出现竟达113次之多”（35）。

奥斯汀提倡的教养有一个前提，即接受磨练，自我成长。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和伊丽莎白的恋爱史就是一部成长史。虽然如前文所说，达西在彭伯里庄园虽然以礼待人，风度可嘉，可是他对伊丽莎白所在社会阶层持有偏见，因而表现傲慢。不过他在跟伊丽莎白的交往中学会了自省，走出了偏见。换言之，他经历了一个自我怀疑、自我反省的过程，而且其中夹杂着痛苦的磨练（如失恋）。同样，伊丽莎白也经历了一个洗心革面、自我改造的过程：她起先自恃聪明，对达西的本性连连误判，偏见丛生，不过后来终于觉醒，发现自己不但不了解达西，甚至“从来就不了解自己”(Austen 176) 。从自以为是，到自我怀疑，完成自我成长，伊丽莎白和达西都经历了痛苦的磨练。他俩历经磨难终成眷属，这在表面上跟许多爱情故事别无二致，可是在这表面的雷同背后却藏有深意：伊丽莎白婚后将和达西一同管理彭伯里庄园，而由一对都具有自我怀疑精神的人来承担理政重任，那自然是最让人放心的。更确切地说，在奥斯汀的笔下，自我怀疑的精神既是教养的前提，又是教养的一大要素。这种自我怀疑的精神正是伯克所提倡的，甚至是他身体力行的。陆建德在论述伯克的自由观（其中涉及国家的秩序和社会的治理）时曾经借阿诺德之语赞扬“伯克在为身不由己的热情所压倒的时候，仍能保持一种自我怀疑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好构成了“英国文学乃至任何文学中最优秀的品质之一”（191—192）。也就是说，从伯克到奥斯汀，再到阿诺德，有一条把治国理政与文化教养紧密结合的传统。

上述传统还体现于其他许多英国文学作品，狄更斯的小说就是一例。他笔下的“大人物”大都缺乏教养，因而总是他冷嘲热讽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伯克的影响。根据马格内特的考证，狄更斯“开始写《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之前，肯定已经读过伯克的作品了”(Magnet 7)。这部小说常把镜头对准一些政府要员，他们虽然会在公共场合假装斯文，却总在关键时刻出洋相，甚至露出狰狞面目。在小说第二章中，有一个涉及巨额资金的“公共事务会议”场面，与会者包括那个“假发随时都可能抖落下来”的麦修·帕克爵士，以及“两个生气勃勃的国会议员”。他们“看起来文雅悦人”，但是用以维持会场秩序的手段却很残忍——为了平息会场的喧闹声，竟默许警察殴打“门口附近鸦雀无声的人们〔……〕用警棍〔……〕变着花样地抽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帕克爵士还在会上高调颂扬英格兰，称其为“一个自由的伟大民族”（狄更斯，《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1—12）。用暴力“维护”秩序，并在施暴中大谈自由，这正是伯克当年痛斥的现象。他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就曾这样说道：“没有智慧和德行的自由是什么呢？它是万恶之首。没有了指引和约束，自由就是愚蠢、邪恶和疯狂”(Burke, Reflections 373) 。在这一段话的前面两个段落中，伯克还反复论证了“公共秩序”的重要性，并强调“良好的秩序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基础”(Burke, Reflections 372—373)。当然，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离不开法律，但是值得回味的是，伯克心中理想的立法者首先须有教养：“真正的立法者应该心中充满情感。他应该热爱同胞，尊重同胞，并对自我保持警觉”(Burke, Reflections 281)。此处伯克所谓“心中充满情感”(to have an heart full of sensibility)是双关语：要求立法者（包括执政者）不仅有感情，而且懂感情。因为“sensibility”一词首先指感受/甄别他人情感的能力和敏感性，尤指不伤害别人的感情。显然，这是一个有教养者才具备的品质。至于“热爱同胞”、“尊重同胞”以及“对自我保持警觉”等品质，那显然更是良好教养的体现。伯克这一思想对狄更斯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也十分看重（社会治理者的）教养和秩序之间的微妙联系。如马格内特所说，狄更斯不谈秩序则罢，一谈就会提出“统治者应该为被统治者做什么”这一问题，并“坚信一个民族对统治者的要求远远不止是‘权威’”，更重要的是“在趣味和愿望方面的教化作用”(Magnet 194)。狄更斯的这一观点在其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方面常有体现。除前文提到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之外，《荒凉山庄》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中有一大堆“大人物”，如热衷于竞选的莱斯特·戴德洛克爵士，以及分别当过首相的库德尔议员和杜德尔议员，还有那位生财有道的大法官（书中未给出他的名字，无非是要凸显这类人物的普遍性）。他们都毫无教养，极端傲慢。例如，莱斯特“有一个总的观点，即世界没有了山脉，照样可以运行，但若是没有了戴德洛克家族，那就全完了”(Dickens,  Bleak House 9)。再如，那位大法官的教养由其“业绩”得到了折射：“法庭多年以来积累的智慧，足以给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制造百万个障碍，使其得不到解决”（Dickens, Bleak House 135）。教养的缺乏，必然导致执政者的失败，这就是狄更斯给世人的警示，也是他对伯克的呼应。

受伯克影响的远不止狄更斯和奥斯汀。陆建德曾经提到，在乔治·艾略特的小说《激进党人菲利克斯•霍尔特》的附录“致工人辞”里，“伯克式的忧虑和审慎处处可见”（200）。需要补充的是，该小说也深受伯克的影响。小说主角之一哈罗德•特兰姆森是一位致力于政治改革的激进党人（虽然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知之甚少），他为人处世的方式很值得剖析——“哈罗德行事迅速，处事果断。至于别人对自己怎么看，他一概报以冷漠，除非这些看法有助于实现他的既定目标，或者会妨碍他实现这些目标。特兰姆森太太已经感受到了儿子的这些特点——她的感受就像身边停着一只强壮而不受管束的大鹏；不错，这只大鹏有一刹那会任凭自己的翅膀被她抚摩，可那只是因为她身边正放着食物”(Eliot, Felix Holt 25)。这段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支配哈罗德这种举止的显然是“有奶便是娘”的价值观。与此形成呼应的是书中另一段描述：“（哈罗德）有一种衡量事物的特殊方式，即任何事物价值的高低都取决于它给自己带来的愉悦程度。他的好性情跟同情心无关：他会为别人做好事，甚至会迁就纵容某个人，但那决不是出自对他人思想情感的彻底理解或由衷的尊重”(Eliot, Felix Holt 345) 。这样的描写暗含作者对于教养的深刻理解。前文提到，伯克要求从政者不仅有感情，而且懂感情。失去了这一前提，就失去了教养的核心内涵，也就失去了从政的基本保证，而这正是艾略特和伯克的相通之处。

前文所举的例子大都从反面印证伯克对具体作品的影响（达西和伊丽莎白的例子除外）。事实上，正面的例子也不少。限于篇幅，我们仅以特罗洛普的《首相》(The Prime Minister, 1875)为例。该小说主人公派利塞是一位有教养的首相。下面是他跟罗希娜夫人在公园里散步聊天的情景：

“大人，坏天气从来都吓不倒我。我总是穿着厚厚的靴子，而且必须是软木的靴底〔……〕我对靴底很挑剔。”

“软木靴底挺不错！”

“我想我能活到今天，要归功于软木靴底，”罗希娜夫人来了劲儿。“在银桥区有个名叫斯普莱特的人会做这种靴底。大人你曾经找他做过鞋吗？”

“我想我没找过他，”首相回答道。

“那你最好试一试。他做得很好，还很便宜。伦敦的那些商人们总是漫天要价。斯普莱特做的靴子很结实，穿上整整一个冬天以后才需要更换。我想你大概从来不为这些事情操心吧？” (Trollope 253)

罗希娜夫人是一个无权无势、甚至有些背时的老太太，而主人公却是一位日理万机的首相，但是他十分耐心地听她聊软木靴底这类琐事，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教养。在这文雅的言谈举止背后，还有一层深意：派利塞十分厌恶身边那些表里不一、尔虞我诈的政客，而向往清明的政治、诚实的作风。从他对罗希娜夫人的如下评价中，我们能进一步揣摩他的行政作风：“她很自然，而且对他一无所求。当她谈论软木靴底时，她毫无其他意思”（Trollope 255）。不难想见，派利塞在政务中也讲求自然，实事求是。总之，通过派利塞的教养和情趣，以及他作为首相的正面形象，我们再次瞥见了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

02

教养与道德想象

在伯克的文化思想中，教养占据着道德高地。美国学者希梅尔法勃(Gertrude Himmelfarb)于10年前发表《道德想象》(The Moral Imagination)一书，其第一章专门讨论伯克，其余各章分别讨论不同领域里的作家和思想家，最后还专辟一章讨论特里林(Lionel Trilling, 1905—1975)，并用“道德想象”作为该章的副标题。书中作者多次论及教养跟道德的关系，而且在引言中强调，“‘道德想象’可以用作书中所有章节的副标题”(Himmelfarb ix-x)。令人纳闷的是，虽然该书开篇就说“伯克把‘道德想象’这一术语引入了政治话语”(Himmelfarb ix)，但是全书没有一处直陈该术语的定义，更没有直接论述教养跟道德想象的关系。尽管如此，用“道德想象”来串联伯克、英国文学乃至特里林，这是一种极富启发性的思路，对于理解教养概念的道德内涵尤其如此。

《道德想象》一书中多次提及特里林的名著《自由的想象》(The Liberal Imagination, 1950)，却未重视其中最有名的“教养、道德和小说”(“Manners, Morals and the Novel”)一文，而恰恰是后者较为清楚地揭示了教养跟道德想象的关系。在特里林看来，要把握它们的关系，首先要确定“教养”一词的含义，因而他给出了这样的表述：

我把教养理解为一种文化萦绕耳际隐隐作响，驱动着人们的社会交际。这种潜在文化的内涵，除了能够阐明的那部分以外，还关联着它存身其中的整个语境，而这语境是随时随地变异的，稍纵即逝。关于在你所处的语境中，怎样才能获取应有价值，它至多只表述了一半，有的则全未表述，甚至无法表述。换句话说，教养是由细小行动来暗示的，有时是服饰或装饰艺术，有时是语气、手势、重音或节奏，有时则是语词的特殊频率或特殊意义，必须特别留心。无论这种文化教养的价值是好是坏，正是它聚拢着同属一种文化的人〔……〕(Trilling 206—207)

这段精彩的论述还带有弦外之音：一个社会/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群体各个细小的行动、衣着和环境（连同它们的价值取向）的耳濡目染，以至习焉不察的语气、手势和用词频率等。与此形成呼应的是，特里林在全文结尾处一连两次使用了“道德想象”一词。他虽然也没有直接给出“道德想象”的定义，却明确指出“自由发挥道德想象的成果是道德现实主义”，并且强调小说是“道德想象最有效的手段”：

就我们时代而言，道德想象最有效的手段是小说，过去两百多年皆是如此。〔……〕小说的伟大之处和实用之处在于，它坚持不懈地把读者自己卷入有道德的生活，邀请他审视自己的行为动机，暗示他反思自己对现实的认识，从而意识到现实与先前常规教育中所说的并不一样。小说教会我们认识人类的森罗万象，以及这种丰富性的价值，而其他文类还未做到这一点。(Trilling 222)

如果我们把上面引用的段落两相参照，就不难发现教养和道德想象之间的关系了：道德想象意味着细察行为动机的能力，也就是对前一段引文中“细小行动”乃至语气手势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这本身就对教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本文上一小节所说的“sensibility”和自我怀疑精神其实都与此有关）；此外，道德想象还意味着心胸开阔，具备神驰于人类大千世界的能力。换言之，道德想象包含了教养，或者说是教养的升级版，它所做的工作单靠理性是做不到的，而这正是伯克当年提出“道德想象”这一概念的初衷。

鉴于美国学者莱文在这方面有过概述，甚至超过伯克自己的总结，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的阐述：“伯克〔……〕认为政治确实需要理性，但是人类理性并不直接跟世界互动，而总是要借助想象才能这样做。我们从感官汲取的资料只有在想象的帮助下，才会变得井然有序。不管用哪一种方法，理性都要通过心绪和热情来运作，因此关键在于发挥好他所说的“道德想象”。如果发挥不好，那么我们的理性就会导向暴力和无序”(Levin 58)。一言以蔽之，单靠理性，有可能导致暴力和无序，而道德想象则是秩序的保证。那么，伯克的上述学说跟英国文学结成了怎样的姻缘呢？希梅尔法勃写《道德想象》，本来似乎就是要回答这一问题的，但是她却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总体印象：“道德想象”概念不用界定，因为其含义是不言自喻的，是明摆在乔治·艾略特、奥斯汀、狄更斯、迪斯雷利和穆勒等人作品里的。应该承认，希氏所选的作家作品都跟道德想象有关，而且她的不少分析相当精彩，可是她未能一一点明这些作品跟道德想象的内在联系，这不能不算作一种遗憾。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加以深究。

就以希氏所分析过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 1871—1872)为例。关于乔治·艾略特的这部小说，学术界围绕“小说女主人公多萝西娅为何改嫁威尔·拉迪斯劳？”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希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话题，并视其为“《米德尔马契》的中心道德议题”(Himmelfarb 13)。她在展开自己的论点之前，援引了亨利·詹姆斯对小说的批评：“亨利·詹姆斯指责道：在故事过半时，多萝西娅的第一任丈夫死了，从此读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相对琐碎’、‘略显虚假’的问题上，即‘她究竟会不会嫁给威尔·拉迪斯劳？’”(Himmelfarb 13) 希氏未能提到的重要例子——有些是更重要的例子——还有许多，如安德森的评论：“他（威尔）是《米德尔马契》主要人物中最薄弱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半瓶子醋的形象，而且还因为他这一形象未能得益于乔治•艾略特的智慧。读者看不懂他” (Anderson 159) 。言下之意是多萝西娅改嫁威尔这一情节也未得益于艾略特的智慧。在批评界更具影响的是利维斯的批评，他认为多萝西娅（的婚姻选择）不仅体现了“‘精神饥渴’亢奋含糊中的混沌困惑”，而且还体现了“白日梦般的自我放纵”（132）。直到本世纪，类似的观点依旧非常活跃。就在《道德想象》问世的前一年，米勒还斩钉截铁地断定：多萝西娅改嫁威尔是一种“任性的选择”(Miller 130)。在这样一种批评氛围中，希梅尔法勃介入上述辩论显然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希氏论证的方法尚有可商榷之处。她为多萝西娅的选择辩护，并给出了两个主要理由。

其一，希氏认为多萝西娅和威尔的结合有助于他俩互相救赎。为说明这一观点，希氏拿书中另一人物利德盖特跟威尔进行比较（前者胸有大志，而后者则不在乎大作为），进而强调假如多萝西娅嫁给了利德盖特，那么小说就会“缺失道德层面的戏剧性”，因为“利德盖特本来就不需要救赎”(Himmelfarb 16)。相反，由于威尔在志向方面不如利德盖特，不可能成就伟大事业，最多只能做有益的小事，因此他需要多萝西娅的帮助。用希氏的原话说，“多萝西娅通过帮助他完成小使命而救赎了他，同时也救赎了她自己”(Himmelfarb 16)。

其二，希氏认为多萝西娅和威尔联合演绎了乔治·艾略特的“世俗责任观”(the secular idea of duty)。在希氏看来，艾略特旨在用世俗责任观“替代宗教”，因此它“必须让每个人够得着”。换言之，这种责任观“不仅适合于英雄、圣人或天才，而且适合于普通人”，也就是像威尔这样的人(Himmelfarb 19)。希氏还援引了小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所有人出生时都处于一种道德愚昧状况，都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好像世界就是一个奶头，专为我们吸吮而存在似的”(Eliot, Middlemarch 345)。希氏紧接着写道：“要克服这种‘道德愚昧’状态，我们就必须断奶，走出幼稚的自我圈子，在道德上成熟起来，担负起责任和义务。在拉迪斯劳身上，我们正好见证了这种成熟，也见证了一个人如何走向道德成熟”(Himmelfarb 19)。

希氏的“辩护词”确实涉及了“道德想象”概念的某些内涵，如乐于承担虽小却有益的使命，以及自我反省、自我成长的意识和能力，等等。然而，她的论证至少有两个毛病。首先，分析《米德尔马契》的整个章节竟无一处使用“道德想象”概念。其次，虽然她实际上从道德想象的角度探讨了多萝西娅和威尔的婚姻，却没有为多萝西娅的选择依据提供例证。事实上，希氏只是从艾略特的立场来看问题。艾略特当然希望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故事来传达道德救赎的寓意，可是若从多萝西娅的立场出发，就很难想象她会为了某个男子实现道德救赎而嫁给他——需要救赎的男子很多，她嫁得过来吗？诚然，希氏说的是“互相救赎”。然而，即便是互相救赎，也构不成婚姻的充分条件（可以是必要条件）。一对需要互相救赎的男女，并不一定要通过婚姻来达到目的。换言之，道德救赎只是上述婚姻的客观效应。要使多萝西娅和威尔结合，还得他俩相爱才行。那么，多萝西娅爱上威尔的主观前提是什么呢？不可能只是去救赎他。依笔者之见，这主观条件是他俩志同道合，也就是有共同的道德想象——共同的教养、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情操、共同的自我怀疑精神，以及通过“细小行动”来实现道德担当的共同愿望。既然是这样，多萝西娅只有在威尔身上看到上述品质才有可能爱上他。然而，希氏没有从小说中撷取任何具体的例子来加以证明，而仅仅满足于如下定论：多萝西娅“爱拉迪斯劳，因为她知道他虽有弱点，却能够真正完成‘小而好的工作’；对她而言，这就是道德的真实意义”(Himmelfarb 19)。那么，多萝西娅凭什么知道拉迪斯劳能够完成那些‘小而好的工作’呢？对此，希氏未提供任何证据。

这类证据其实不难找到。在故事中，多萝西娅对威尔·拉迪斯劳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多萝西娅看到了威尔的自我成长。他俩初次见面时，威尔坦言不愿意“靠做苦工赢得任何成绩”（他没有工作，生活上靠卡苏朋接济），而多萝西娅无法认同他的享乐主义价值观，因而“有些震惊，发现一个人居然可以把一生都当作假期”(Eliot, Middlemarch 172)。不过，在多萝西娅的影响下，威尔决定不再依靠接济，承诺“开辟一条道路，除了自己不依靠任何人”(Eliot, Middlemarch 185)。小说进入尾声时，他已经两度当选议员，“成了热情的公共人物，在〔……〕一些改革中干得很好”(Eliot, Middlemarch 686)。

另一方面，多萝西娅在威尔身上发现了她原先没有发现的优点。例如，在第80章中，多萝西娅去费厄布拉泽家做客。谈笑间，主人的姨妈诺布尔小姐突然手忙脚乱起来，说是她的玳瑁药匣不见了。费厄布拉泽随后解释道：那药匣为威尔所赐，所以才会有那场慌乱。这样一个小插曲，却让多萝西娅感动不已，她赶紧借故告辞，回家后发出一声长叹：“啊，我原来是爱他的！”(Eliot, Middlemarch 646) 就是那只不起眼的小药匣，最终敲定了女主人公心中的爱。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叙述者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我们不难由此推断：多萝西娅从中看到了威尔的教养，看到了他平时对小人物的关爱——诺布尔小姐是一位弱小的老处女，家境贫穷，可是威尔真诚地关心了她。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断：赠送小药匣只是威尔无数“细小行动”中的一个。

至此，我们终于看清了多萝西娅的婚姻选择跟道德想象的内在联系：她和威尔都不以善小而不为。正是在无数体现教养的“细小行动”中,并在不断自我反省的过程中，他俩逐渐收获了爱情。在多萝西娅的选择背后，是艾略特在文化/秩序层面上所作的选择：一个理想的社会可以没有一心想要惊天动地的利德盖特，却不可以没有无数个从小事做起的威尔——他最后进入议会，并能出色地工作，这说明国家治理的重任应该由他这样的人来承担。艾略特花大力气作此选择，其实还透露出她的担忧：离开了教养，离开了道德想象，社会就会失序。这也是伯克的担忧。

伯克对英国文学的影响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本文所提及的作家和作品。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往往非常深刻，需要较大篇幅才能说清，这也是本文第二部分仅以一部小说为分析对象的原因。笔者仅以此文表明：伯克和英国文学的姻缘值得专门研究，而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的文化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注解

【Note】

①“manners”一词含义十分丰富，我们不妨通过朱虹的一段话来理解其意：“英语中manners的概念包括许多内容——举止、言谈、礼貌、风度、接人待物的态度，总之，一个人的文明教养的综合表现，暂且称之为‘教养’吧。”参见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5。本文对于该词的汉译将因语境而异。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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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桑晔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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