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隐喻背后的生存悖论 ——读菲利普·罗斯的《人性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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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性的污秽》是菲利普·罗斯创作的美国三部曲中最后的一部，小说以幽灵作为主人公身份的隐喻，探讨了种族和道德双重语境下的个体生存悖论，并对时代的道德现状、社会偏见、人性的污秽进行了深度的阐释，在探索当下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洞察人性的不同层面。作者通过描写西尔克身份的转变所带来的自我满足与最终的精神放逐乃至血债血偿的悲惨境遇，表明了在一个种族和身份至关重要的国度里，任何形式的逃离和逾越都无法到达安宁的精神家园。小说展示了一个现代美国的希腊式悲剧，塑造了一个无法逃脱自我命运的当代俄狄浦斯。

作者简介

袁雪生，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当代美国文学。

Title

The Existential Paradox behind the Metaphor of Identity: On Philip Roth’s The Human Stain

Abstract

Using “Spook” as the metaphor of protagonistowed’s identity, Philip Roth investigates into the existential paradox of individuals in the ethnical and moral contexts, analyzes the present moralities, social prejudices and human stains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human nature while probing into the present social problems in the last novel of his American Trilogy, The Human Stain. By presenting Silk’s self-satisfaction owing to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and miserable circumstances of ultimate spiritual exile and revenge, the author tells us that no kind of escape and transgression can bring silk to the serene spiritual homes in an ethnic-mattered society. The novel displays a Greek Tragedy of modern America and creates a modern Oedipus who has no way to escape from his destiny.

Author

Yuan Xuesheng is a post doctoral researcher in Compar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English Department of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His research areas include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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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美国犹太作家之一，菲利普·罗斯在其晚年完成了美国三部曲的创作，刻画了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美国问题”，甚至有评论家称其为“罗斯的问题小说”(Parrish 142)，发表于2000年的《人性的污秽》是三部曲中最后的一部。小说主人公柯尔曼·西尔克是个有着黑人血统的大学教授，他凭借极浅的肤色成功地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进入美国社会，几乎隐姓埋名地度过了自己辉煌的一生。然而，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使他被诬陷为一个种族主义者。在极端痛苦之时，他又跟一个年轻清洁工保持着性爱关系，最后在一场蓄意的车祸中双双丧生。“转变、颠覆、惊愕、微妙，是《人性的污秽》最大的特点”(Posnock 200)。小说以1998年的美国社会为背景，通过主人公的种种遭遇展示了一个现代美国的希腊式悲剧，塑造了一个无法逃脱自我命运的当代俄狄浦斯。罗斯又一次将小说的人物置于种族和道德的双重语境之下，在探寻当下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洞察人性的不同层面。

01

幽灵：作为身份的隐喻

 隐喻，通常而言，是指不通过指向事物的本体，而通过指向非本体，即喻体来完成意义的建构。“当人们使用隐喻的时候，就把两个不同事物的概念放在一起，这两种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隐喻的含义”(Richards 19)。在小说《人性的污秽》中，“幽灵”(Spook)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身份的隐喻，它象征性地进入小说的中心。主人公西尔克原本很普通的一次课堂点名，对于两个从未上过课的学生，西尔克在课堂上问到，“有谁认识他们吗他们究竟是真有其人还是幽灵！”(6)①由于他使用了“幽灵”这个词，因此为自己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乃至最终的死亡。因为“Spook”在美语中既有“幽灵”的意思，也有“黑鬼”的含义，而两个缺席的学生恰恰是黑人。于是，西尔克被诬为一个彻底的种族主义者。

 幽灵，一方面隐喻化地揭示了黑人学生的“缺席”，可另一方面，它又违背了语言的禁忌，因为他对黑人使用了“Spook”一词，这种带歧视性的语言的使用是人们所忌讳的。于是导致一个黑人出生的文学教授从此戴上了种族歧视的帽子，就连他终生事业奋斗的地方——一贯民主的雅典娜学院也将他抛弃。更为凄惨的是，西尔克的妻子艾丽斯由于无法忍受长达五个月的精神折磨而突然中风去世。西尔克面对幽灵事件，“如同面对一场恶性高速公路事故、一场大火、一场爆炸、一场公共场所大灾难，不仅以它可怕狰狞的面目，而且以它的不可思议性让人瞠目结舌”(11)。而在小说叙述者内森看来，西尔克就像“那些自家豢养的鸡被砍了头以后继续走动的样子。......此刻目睹的只是他残缺的躯体失去控制的旋转”(11)。的确，西尔克的遭遇就像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发现与突转”一样出人意料。就是那样一次不经意的点名，竟然被人刻意利用，西尔克为此付出了难以言说的沉重代价。愤怒而痛苦的西尔克无处申诉，甚至下定决心自己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幽灵》。

 幽灵事件的出现，对于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问题，显然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有着黑人血统却一直以犹太人身份自居的西尔克，恰恰是一个真正的幽灵。作为一个出生在霍华德的黑人，西尔克经历了与白人姑娘斯蒂娜恋爱的失败，也曾被白人妓女赶出妓院。身为黑人的遭遇让他不断思考自我的身份。年轻时的西尔克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努力寻找自我身上的“具备一切灵动性的原始的自我”，“伟大先锋中最伟大的那个我”，“自由地勇往直前，干大事业；自由地上演无拘无束、自我定位的种种角色”(109-110)。为了能够事业有成并踏入上层社会，在经历了作为黑人受尽歧视的日子后，西尔克终于扫清了一切有碍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障碍，包括自己的种族身份。西尔克的成长历程，本质上是自我身份否定与肯定、解构与建构的过程。身份，是个体对自我认识的体现，对身份的认同代表着个体对自我所处种族与文化特征的接受和认可。“对某些人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足以在世人面前加以炫耀的自豪标志。对别的一些人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值得个人珍惜的生活方式；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种族身份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尽量予以忘却、回避或逃避的污点”(Sowell 295)。黑人身份对西尔克而言，就是一种污点。为此，他割裂了自我与家庭的关系，背叛了父母和兄弟姐妹，掩埋了真实的黑人血统，以犹太人的身份参军、入学、成家立业。多年来他始终生活在一个自己建构的属于自己的隐秘世界中，西尔克才是一个抛弃自我身份的幽灵。

 在幽灵事件之后，内心孤独的西尔克徘徊在文明社会的边缘，在遭受放逐后成为一枚被废弃的棋子。西尔克作为社会人的各种特征逐渐地从他身上剥落了，他远离了雅典娜学院，远离了自己的朋友与同事。随后，他认识了学院清洁工福妮雅，这位以扫地和挤牛奶来谋生的离婚女人比他年轻一半。是她恢复了西尔克身上作为自然人的本质特性，在他荒芜的心田撒下了性爱的种子。“她是自斯蒂娜以来惟一令他激动、让他发情的女人，从道德层面上讲，不是最让他产生排斥感，也是最少让他产生排斥感的人”(166)。西尔克面对自我的放逐与失败的生活试图以理性的准则去抹平伤痛和愤怒，于是在福妮雅身上获得了安慰。而在福妮雅看来，跟西尔克交往的目的是获得“一些友谊。也许一些知识。性。快乐”(31)。简单、真实、野性的福妮雅也是一个遭社会抛弃的受害者：五岁时父母离婚；由于不堪忍受继父的骚扰，十四岁时离家出走，在南方流浪漂泊；她的前夫是一个患有战争后遗症的越战士兵；她也曾因意外失去自己的两个孩子。福妮雅似乎也像幽灵一样徘徊在这个世界上，原本识字的她却以一个文盲的身份生活着。“虚假的孩子，隐瞒身份说谎的孩子，不识字而识字的孩子，假装不识，心甘情愿地将这个致残缺点加在自己身上，为了更方便地假扮归属于她并不属于也无须属于的那个低级团伙”(166)。福妮雅自愿地以无知者的身份跌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你拿一个不识字的孩子怎么办！”作者特意以这个问句作为第三章的标题，并在小说中数次发问。或许，文盲的身份可以使福妮雅更好地适应那个社会，使原始的自我更加尽情地展示，使自然人的特征毫无束缚地舒展开来。

 但是，无论是西尔克的种族转变，还是福妮雅的刻意伪装，他们都以真正的幽灵作为身份的隐喻，其行为都是对自我内在身份的破坏和逾越。“西尔克的逃离是因为他无法跟一个种族身份至关重要的社会和解，对种族的思考源于对自由的渴望”(Kaplan 181)。这种对自我传统的割裂颠覆了个体存在的基础，对传统的忘却也就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失去根基的西尔克只能进行无根的漂泊。西尔克违反了伦理禁忌(Ethical Taboo)，也造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伦理缺损②。这种伦理禁忌的违反主要体现在西尔克对自己种族的否定，对亲人的抛弃。他坚决地将黑人血统和黑人种族身份置于脑后，于是被哥哥称为“比白人还白的白人”，被姑妈称为“不孝之子”、“出卖种族的叛徒”等等。西尔克的行为必然导致伦理秩序的破坏和伦理关系的混乱，以至于无法认识自己以及理清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就像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在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后却无法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无法洞察自己的身份，也无法想象自己处心积虑要找的杀人凶手竟然是自己。西尔克和福妮雅的身份颠覆，其实也是影响自己自由的绊脚石，是他们迈向自由的束缚，在它背后预示着狂欢之后必将面临的一种生存的悖论。

02

生存的悖论

 对古希腊悲剧的借鉴和引用，在小说《人性的污秽》中随处可见。罗斯似乎就是要展示一个现代希腊悲剧，刻画一个当代俄狄浦斯。在该小说的扉页上，罗斯引用了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一段对白：“俄狄浦斯：“什么是净化的仪式！如何进行！”/克利翁：“将他放逐，或者叫他血债血偿……”

 出生于忒拜的俄狄浦斯逃离了科林斯，却无法走出那可怕的神谕，割裂了表象的父母与家庭关系，但纠缠于其中的却是本质的血缘关系。来自霍华德的西尔克割裂了与黑人父母的联系，也割断了与黑人种族的延续，并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踏上了雅典娜的讲坛，以渊博的学识和稳健儒雅的风度成为几十年第一位、也是惟一一位在雅典娜担任院长的犹太人。然而，幽灵事件的到来，彻底摧毁了西尔克精心建构的自我家园，也给他指出了个体生存的悖论：“因为是黑人，给撵出诺福克妓院，因为是白人，给撵出雅典娜学院”(16)。西尔克的生存处境似乎告诉了读者当代美国社会有色人种生活中的两难境地。无论是身为黑人，还是假扮白人(犹太人)，他一样无法逃离生存的困境。西尔克不得不感慨生活的真相，“一个人的命运成为定局是多么的偶然……或者说，当它是无可避免的时候，却显出多么偶然的一派假象”(129)。外在的偶然性也许包含着内在的必然性。

 从表面上看，自我身份的转变与更替就是如此的简单与偶然，然而实质上，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接受却是绝对的无比复杂，或者说是异常的艰难。西尔克的人生与事业的跌宕起伏以及他对自我身份的思考说明了这个道理。难怪卡西尔说，“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中”(8)。在经历了幽灵事件之后，西尔克开始思考这个令他进退维谷的生存之境。哈姆莱特的“存在还是毁灭”的两难处境同样在他身上体现，“复仇还是妥协！”西尔克曾经异常愤怒地对那些别有用心的诬陷者进行反驳，也曾对那匿名的诽谤信进行指责。然而，熟诣古希腊悲剧的他深知阿基琉斯的“愤怒”所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当愤怒达到极点时，恐怖事件将层出不穷，复仇将以正义的名义索求，而冤冤相报将从此开始”(64)。西尔克最终放弃了针锋相对的复仇，“雅典悲剧和古希腊史诗的预言使他克制了自己的冲动”(64)。西尔克试图以退却和让步来与压制自己的社会力量达成和解。相似的处境，同样的命运，使得一个黑人教授和一个文盲双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却相互倾心、相互爱恋。然而，西尔克和福妮雅同命相怜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它一再遭到福妮雅的前夫莱斯的恐吓和破坏；也一度受到来自雅典娜学院的新任文学系主任德芬妮鲁斯匿名信的谴责。“人人皆知你在性欲上剥削，一个受凌辱、没文化、比你小一半的女人”(39)。这位来自法国、精通流行理论的女学者，从女性主义的立场为福妮雅伸冤，指责西尔克所谓摆脱文明之轭的野蛮行径，她凭借正义的光环，联合雅典娜学院一起将西尔克推上道德法庭的审判席。她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像《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和海斯特一样，让外在道德法庭的审判吞噬他们的生命，让闲言碎语、无聊谎言、妒忌、刻薄侵蚀他们的灵魂，而她本人则渴望成为主持正义的审判者。但是小说并没有让审判进行，而是让福妮雅的前夫莱斯法利——越战归来的美国士兵，借复仇的名义以一种自然性的野蛮行为结束了这出悲剧。莱斯主导了一场蓄意的车祸，使西尔克和福妮雅双双死去。

 西尔克的死亡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就像古希腊悲剧的主角，无论怎样，也逃不出罪责的惩罚。“罪责降临于他，不是他去找罪责？……英雄依稀感觉到，在他可能的选择之范围内，无论是行是止，都将是‘有罪的’”(舍勒 272)。西尔克的种族和身份决定了他的归宿，就像小说叙述者内森所说，“他作为一名犹太人下葬，而且，如果我猜得正确的话，作为一名犹太人，遭到杀害。假扮者遇到的又一个问题”(336)。无论西尔克以真实的黑人身份生存，还是以假扮的犹太人生存，他都无法摆脱生存的悖论，也无法逃离命运的悲剧。在一个种族和身份至关重要的国度里，任何形式的逃离和逾越都无法到达安宁的精神处所。

03

人性污秽与道德现状

 除了种族和身份，造成主人公生存悖论的原因还有时代的伦理与道德现状、人性的污秽等等。生前被指责为种族主义者和厌恶女性者的影响没有消失，死后又谣言四起，谣传车祸的当时他们正在调情。谎言侮辱的残酷性曾经使一个精力充沛、富有影响力的文学教授丢弃了一切曾经珍视的东西，陡然滑入一个遭受唾弃的另类的充满丑闻的死亡，也把一个三十四岁的女文盲送上了黄泉路。如果说早年的西尔克通过善意的谎言获得了拥有的一切，那么，晚年的他则被恶毒的谎言剥夺了一生的所有，包括生命。的确，那些愚昧不堪的人们，以虚伪的道德和可怕的谎言玷污了西尔克的名声，抹杀了他作为一个自力更生的教师在雅典娜学院所做的奉献。

 西尔克曾经创造出独立的自我，享受过独特生活的充实性。但是他“完全忽视了还有别的东西是不可控制的。这个决心打造一个杰出历史前途的人，这个着手旋开历史弹簧锁，聪明绝顶地成功地改变了个人命运的人，到头来却落入他不能完全指靠的历史的掌心。……这个无处遁逃的我们：当下，共同的命运，流行的情绪，所在国家的思潮，具有制约性质的历史，即，我们自己的时代。被一切事情可怕的转瞬即逝的性质所蒙蔽”(346)。西尔克曾经成功地控制了自己身份的转变，但是他却无法控制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流行思潮、骚动情绪以及虚伪的道德，只能无助地面对血淋淋的杀戮、无声无息的死亡。

 战争、谣言、陋俗、偏见，时代的一切无一例外地给生存的个体造成寡不敌众的感觉。疯狂的越战令莱斯成为疯子，可怕的谣言使西尔克精神崩溃。时代的陋俗与偏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合力一起将西尔克推上了绝路。“人人皆知”，雅典娜学院的人自以为了解一切。“‘人人皆知’是陈词滥调的援引，是经验世俗化的开始，正是人们在使用陈词滥调时的那种庄重又富有权威感的腔调最令人难以容忍。……我们所不知的一切令人惊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自以为知的一切”(212)。“人人皆知”的时代常识，“是某一时代的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在它里面包含着一个时代的一切偏见”(黑格尔 125)。而持有时代偏见的人们通过“人人皆知”霸占伦理的制高点，为卑鄙的传谣、窥视乃至人生的迫害摇旗呐喊，在他们身上，充斥着利己主义的成分，并集体性地攻击某一个对象。恰如哲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观点，“个体的道德高于群体的道德，因为前者还能容纳恻隐之心，而后者则只能表现出利己主义的一面”(334)。利己主义，反映了人性的污秽、内心的黑暗以及道德的虚伪。小说所要描述的伦理道德的现场，正是如此。历史的残忍与个体的无奈正是当下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写照。

 这就是人性的污秽，时代的偏见，道德的虚伪。“我们留下一个污秽，我们留下我们的印记。污染、残酷、欺凌、谬误、粪便、精液——要待在这儿就别无二致。和反抗无关。和恩赐或救赎无关。在每个人身上。存储于内心。与生俱来。无可描述。污秽先于印记。没有留下印记之前便已存在。污秽完全是内在的，不需留印记。污秽先于反抗，包围反抗并扰乱一切的解释与理解。……我们无可避免地都是被污染的角色”(248)。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都被人性的污秽所污染，那是当下社会所有人“与生俱来、无可描述、存储于内心”的东西。施暴者与受害者、拯救者与放逐者，都被无处不在的当下道德标准所蒙蔽。西尔克既遭到高尚思想者的谴责，也受到正直之士的污垢，最后被具有犯罪倾向的疯子从肉体上消灭。西尔克一生的遭遇证明了身份的选择也许就是一种罪恶的来临，而罗斯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一种深刻的启示：要做出人生的抉择是痛苦的”。他也描写了一幅清晰的图景，“在犹太文化传统的华美下，存在着饱受挫折、充满愤怒而又独立不阿的自我——作为个人的犹太人，并不是作为犹太人的个人”(Kazin 261)。罗斯竭力探索的对象没有局限在犹太人，也没有局限在黑人，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和社会。

 然而，作者对个体生存悖论的揭示、对人性污秽的诉说并没有就此打住。作为罗斯的代言人，故事叙述者内森是唯一了解西尔克死亡真相的人。击破种种谎言之后，内森清楚地知道莱斯曾经对西尔克和福妮雅所做的一切：跟踪、偷窥、恐吓、以及最后的谋杀——一场蓄意的车祸。内森一度奔走在警察局和雅典娜学院之间，他要为这两个不幸的受难者正名，也打算将杀人凶手莱斯送上法庭。然而，当内森偶然穿越树林中时，他看见莱斯独自在一英尺半厚的冰面上垂钓，正在与他自己的上帝进行心灵的沟通。通过与莱斯的谈话，内森似乎“看到了一个根植于无比深邃的黑暗之中的孤独的灵魂，一个未曾受到文明约束的真实的心灵”(高燕萍 5)。在“血债血偿”的社会法则之下，心灵的法则也许难以安身。内森并没有将凶手送到充满虚伪和污秽的外在道德法庭上，没有让流言和偏见吞噬这个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的灵魂，而是任凭他在“原始的、未开垦的领地”上，以主动的自我放逐通过垂钓与上帝对话，在洁白的冰面上洗涤内心的尘埃，以便在心灵的道德法庭上“自我净化”。罗斯将自己对理想人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寄予在一幅田园牧歌式的图画中，一方面表明他沿袭了美国文学向来所具有的道德和伦理指向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深受犹太文化精神中的伦理肯定与伦理乐观主义的影响。面对时代的道德困境和当下的人性污秽，罗斯“尽可能地去把握和刻画影响个体的复杂的道德和社会因素”(Bloom 55)，使读者在黑暗王国里隐约看到一线光明。

注解

【Notes】

①本文引用的小说译文选自《人性的污秽》，刘珠还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文中只标明页码，不另做注释。部分译文有改动。

②关于“伦理缺损”，聂珍钊教授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系列讲座中认为，它是一种对现有伦理关系的破坏所导致的伦理意识的变化和改变，可以分为“可逆转的”和“不可逆转的”的两种伦理缺损，前者表现为喜剧形式，后者则表现为悲剧形式。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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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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