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危机与21世纪俄罗斯小说叙事伦理、文体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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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1世纪俄罗斯文学接续了被中断数十年的文学“现代性”进程，实现了走向“当代性”的突破。21世纪俄罗斯“文学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或者说其走向“当代性”的首要动因是俄罗斯文学的“世纪末焦虑”——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文学和作家的身份认同危机。长篇小说《一本合上的书》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文学“世纪末焦虑”言说的充分体现。身份认同危机引发了21世纪俄罗斯小说叙事伦理的重构。首先是政治伦理的式微，小说言说对市场伦理、读者伦理的依附、归顺；其次是小说后现代叙事伦理的恣肆；第三是性别伦理的兴起；第四是审美伦理的高扬。叙事伦理的重构是21世纪俄罗斯小说自我更新的强大动力，它必然导致小说叙事文体，即言说方式的重构。它表现为“跨文体”的实验探索、“新历史主义风潮”的涌起、非虚构纪实、传记、回忆录文体的勃兴。

作者简介

张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与文化的教学、研究以及当代俄罗斯文学翻译。

Title

Crisis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Ethics and Genres of Russian Novel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Abstract

Russi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has continued progress of decades of literary “modernity” and realized breakthrough in “contemporaneity”. One core factor in Russian “literature field” in the 21st century or main cause of “contemporaneity” is “anxiet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Russian literature—literature and identity crisis of authors within the vision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The novel One Closed Book could be regarded as full reflection of “anxiety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n Russian literature. Crisis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has caused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ethics in Russian novels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The first is declination of the political ethics, the attachment and surrender of novel speech to manket ethics and reader ethics; the second is wantonness of post-modern narrative ethics in novel; the third is rise of sex ethics; the fourth is advancement of aesthetic ethics.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ethics is the powerful drive for self-update of Russian novels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and it is bound to lead to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styles, that is, reconstruction of way of speech. It is expressed in experimental discovery of “cross-styl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sm trend”, rise of non-fictional documentary, biography as well as memoirs.

Author

Zhang Jianhua is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Russian Languag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vice-president of China Russian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specializing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Russia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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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20世纪俄罗斯文学”并非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而是始于1892年一样，“21世纪俄罗斯文学”也不是一个自然世纪的文学概念，它发端于苏联解体、社会文化转型的1991年。如今它已经走完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21世纪俄罗斯文学接续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中断了的19—20世纪之交“白银时代”文学的“现代性”，并由“现代性”走向了“当代性”。①俄罗斯文学的这一“当代性”并非指新一轮的现代主义运动，而是指与俄罗斯文学一个历史时期的封闭性相对应的开放性文学，是由当代文化语境影响并决定了作家身份、文本价值与叙事观念的新文学，一种建立在新的文学观念、艺术意识上的，试图重建新时期启蒙意识并走向“当代性”的文学。用一位俄裔美籍文化学家格尼斯的话来说，“随着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陆地上在几代人中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文化模式的溃败，俄罗斯文化完成了走向当代性的突破，俄罗斯作家除了成为一个当代作家已无别的出路”（Генис 23）。

当代文化语境，除了意识形态政治外，还有社会的文化观念、精神取向，作家的创作理念、审美意识，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消费等各种因素。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他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中提出的“文学场”（literature field）概念。他认为，任何一个主体都是被生产出来的。如同商品的市场一样，文学的生产（创作）、消费（接受）也有一个场域，叫“文学场”。俄罗斯批评家季明娜在对后苏联文学发展进程的研究中也使用了“文学场”（пол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这样一个概念和视角（Тим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роцесс” 238）。这是当代社会学家、文论家、批评家对文学生成机制、发展规律研究的一种新的方法论，是一个比传统的时代背景研究远为宽泛、综合、系统，更具文化价值的研究视角。

01

21世纪俄罗斯文学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或者说这一新文学生成的首要动因，就是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作家的“世纪末焦虑”——世界文学视域下文学和作家身份的认同危机。

在苏联时期，文学是被附加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政治特征的。文学的身份只有一种，它不是为个体代言，而是要为社会说话，要为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服务，是要承担历史责任的。而且这种说法没有第二种可阐释性。但是，在苏联解体前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1990年书报检查制度被废除，国家废止了对文学政治的、行政的领导，甚至终止了对文学经济上的支持。文学获得了自由言说的权利，彻底摆脱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工具、政治手段和教科书的功能。第二，文学变成了作家个人的事业，作家不再具有灵魂工程师、法官、教师、神甫的角色。文学/政治的国家表述变成了文学/人的自由个体表述。无论是艺术意识、创作题材、体裁，还是言说方式、叙述手段都完全取决于作家个人的创作选择。第三，21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成了一个具有世界地域的概念，成为一个统一了被禁文学、地下文学、域外文学（侨民文学）等多种思想、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多样的文学。俄罗斯文学在结束了七十四年的苏维埃时期之后重新回归了世界文学进程。

21世纪俄罗斯文学从意识形态到道德范式，从审美理念到叙事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型。社会政治和文化范式的急剧转换导致既有意识形态的崩解和价值观的全面危机，社会形态和历史文化的急速变化使得苏联时期与后苏联时期的观念、文化、价值观在同一个时空中并存，这些急剧的变化涉及到了文学生活的方方面面：思想的、价值观的、创作题材和命题的、文体风格的等等。对于在苏联时期开始创作的作家而言，国家的、民族的、个人的身份危机成为其共同的精神和情感特征，而对于苏联解体后刚刚进入文坛的年轻作家而言，也有一个文学的、作家的自我定位问题。当代俄罗斯作家无一例外地都在为身份的失落、重新寻找或是确立而焦虑。这种身份焦虑主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一是对民族历史真实的疑惑。何为俄罗斯？俄罗斯的历史真实是什么？对民族历史真实的认知是民族身份确立的前提。二是对文学意义、价值的迷惘。文学是什么？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特别是当大众传媒既成事实的时候，文学如何在当代找回应属于自己的尊严与价值。三是作家对自我角色、作用的困惑。作家的身份、立场飘忽不定，他们在精英文学、商品经济、大众传播之间游移，大家都试图找到一个文学价值与利益的契合点。四是作家对苏联的文学言说无法与世界文学话语沟通、融汇的焦虑。如何才能重新回归俄罗斯文学的世界性地位？所有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每一个作家面前，它们是俄罗斯作家很难立刻做出回答，但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在一个需要文化认同与社会意识形态重构的后苏联，文学和文学家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一时代性特征实际上成为对21世纪俄罗斯文学叙事伦理和叙事文体重构具有重要的发生学意义的“症结”所在。

在当代俄罗斯文坛，作家安·德米特里耶夫（Андр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Дмитриев, 1956—）是有着高度自觉历史意识中的一个。他以职业小说家的敏锐展示了他对俄罗斯民族在20世纪不同时代身份认同危机的文学理解和把握。入围俄语布克奖的长篇小说《一本合上的书》（Закрытая книга, 1999）可以看作是他的“世纪末身份焦虑”的充分体现。

作家通过一家三代人的人生遭际，用“工笔水彩画”的叙事方式，揭示了俄罗斯人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存困境，提供了一个时代政治、时代文化造成的民族身份失落的叙事文本，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历史上罕见的一部真正意义的“俄罗斯民族身份迷失史”。

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生活在俄罗斯西北地区一个小城镇上一家三代人的生存故事，有点像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也有点像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但作者不是展现民族的精神灵魂史，也并非讲述资产阶级的没落或是时代政治对人的规训。小说所呈现的是俄罗斯人自我意识懵懂、自我身份迷失后的精神窘境。小说中虽然没有关于“白银时代”的描述，也没有关于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等不同时期俄罗斯历史人物的任何文字，但是读者能充分感受到小城日常生活中散发着的时代情绪和文化精神。作家从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展现了俄罗斯民族的四重迷失：身份迷失、精神迷失、事业迷失、文学迷失。

老一代是个没有姓氏，只有名字和父称第一个字母（В. В.）的失落了家族身份的教育工作者。他在19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生，是形式主义文论家迪尼扬诺夫、什克洛夫斯基、雅克布森，作家卡维林那一代人的同学，一生在一个小城里当地理教师。七十三岁那年，他在小城的一家医院里去世。阅历丰富的一生造就了其堪称“神奇”的一生，但可以被后人记住的只是生前曾创办的一个地方自然博物馆。可以为他的人生定性的主要是“不确定性”，它传达给读者的仅仅是一种混沌的、朦胧的，与主流秩序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自我意识是模糊的，其本人最终也未能活出有声有色的自我来。

他唯一的儿子，1932年出生的谢拉费姆是个“精神迷失者”。在大学时代，他一度精神错乱，对生活绝望得要自杀。回到故乡小镇后，他也像父亲一样，当了外省大学里的一个教师，对自己秉持的学术思想似乎颇有自觉。在地方报纸上发表的一篇建议把俄罗斯北方变成国家地质公园构想的文章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的“焦虑”，亦曾引起过反响，但对地域与历史独特性的认知毕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很快就被人们忘却。中年时他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位政治异见者而遭到同班同学、克格勃要员的审讯，生命末年当上了一个天文馆里的无人知晓的讲解员，四十四岁默默地去世。因为思想的茫然，他所确立的人生并没有越出常识规定的范围，个人无法对抗秩序的历史语境也使他的生命行之不远。

20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的第三代约拿是个“事业迷失者”。母亲因难产而死，他本人由外祖父抚养长大。成人后继承了外祖父乳品世家的家业，成了著名的奶酪品尝师。九十年代初他赶上了商品大潮，凭着不错的情商，在小城当权派的庇护下成了一个驰名世界的乳业大亨，却因为落入被人设计的陷阱，陷入重重债务，破产、潦倒，与妻子四处奔走躲债，最后还是由父亲出面冒充他躲过了一劫。追随时代大潮并非意味着他把握到了一种自身的自由存在，与祖父、父亲一样，明确、坚实身份的缺失、自我认知的虚妄，对财富的追逐以及“没有空间”的漂浮最终成为他的历史宿命。

“文学的迷失”成为小说的最终话语。他是通过小说中的第四个人物，约拿的同龄人表达的。当上原来是约拿用来抵债的轮船船长的他成了小说的作者和文本的叙事人。为消磨时间，他在这艘船上开始了以约拿一家人的生活为内容的小说创作，却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当作家和写小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在庆祝四十岁生日的时候，他曾想象活到了八十岁的自己，说，“我无法确定我坐过的那张书桌现在会在哪里？一个孤独无助的老人，不记得是如何经历的20世纪风风雨雨的数十年，是如何接受从未有过的信仰。也不知道为什么、为谁要记下已经被大家忘却的一个曾经的地理教师家庭这几十年的生命的历史”。②“没有地点、空间、灵魂”的生命正是俄罗斯人的“现实”，而“没有地点、空间、灵魂”的文学正是俄罗斯人的“文学”。

故事一直记叙到俄罗斯历史和文学发展的1997年，小说结尾令人伤感：谢拉费姆去世，约拿失踪。叙事人说，家庭生活的最后一页写完了，为了开始生活的新的一页，这本世纪的书终于合上了。有批评家因此说，这是关于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20世纪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③作家没有把矛头对准社会和体制，而是指向民族的精神世界。小说表现了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俄罗斯人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显性的和隐性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冲突。这两极的相互冲突与制衡就形成了20世纪俄罗斯人的生存困境和人生迷惘：其中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道德的、宗教的、精神心理的、人生命本体的等等。其实，小说真正有意味的问题在于，文本所构造的20世纪俄罗斯人的精神“现实”与20世纪俄罗斯人身份认同危机的关联。一家三代人尽管有生活在其中的外省小城和各自的时代遭际，但是其民族精神自我的“时空”始终是缺失的，自我意识并没有获得解放、张扬，哪怕是“幻想式”的。作家讲述的是失落了身份的俄罗斯人的无家可归之路，或是俄罗斯人寻找身份的回家之路？

02

身份认同危机引发了21世纪俄罗斯文学叙事伦理的重构。笔者所指的叙事伦理不是道德伦理，而是一种文学的叙事观，它包括文学观念、叙说对象、话语策略等。21世纪俄罗斯文学叙事伦理的这种重构主要表现在这样四个方面。

首先是小说叙事政治伦理的式微，小说言说对市场伦理、读者伦理的依附、归顺。文学由投靠政治转向投靠经济，这是俄罗斯文学历史上第一次文学张望消费、欲望时代的开始。其表现是大众文学的繁荣，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叙事观念和言说方式的共谋成为新时期俄罗斯文学言说的重要特征。新世纪俄罗斯小说的大众化进程始于通俗历史小说家皮库尔（Валентин Саввич Пикуль）。他的小说与现实主义历史小说所提供的面貌大异其趣。他并不看重历史事件真实的再现，而是在历史叙事中融入了大量惊险、言情小说的诸多元素，当然他同时还看重对历史的当代审视中发现民族命运的悲剧性缘由。他是当代俄罗斯通俗小说对经典性和先锋性追求的始作俑者，此后的另一个杰出代表便是阿库宁。21世纪俄罗斯严肃小说的通俗化以及通俗小说的经典化和先锋化进程中，这两位作家都功不可没。

其次是小说后现代叙事伦理的恣肆。俄罗斯的后现代叙事伦理并不指向未来，而是重在颠覆、摆脱以往的传统。在这种后现代叙事伦理的作用下，相当多作家有着一种迷狂的、茫然无序的精神状态，一度出现过一种强劲的情绪化思潮。代表这一后现代叙事伦理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一是要彻底埋葬苏联及其意识形态政治，二是要彻底颠覆既有的文化、文学神话，包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甚至俄罗斯文学经典所遵循的“希望哲学”。还在1990年，一位名叫叶罗菲耶夫的后现代主义作家就喊出了“追悼苏联文学亡魂”的口号，④此后几年，同姓的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出版了《俄罗斯的恶之花》的后现代小说集。他们代表了后现代叙事的典型特征：作家思维的紧张与对创新的追求让位于对历史传统的彻底否弃、对历史文化荒诞的表现以及文学书写对颠覆、解构、游戏的热衷。这一精神状态甚至波及到了现实主义作家中。老作家拉斯普京说，“在这全球化时代，除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外，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已经结束”（转引自邦达连科 701）。中年作家瓦尔拉莫夫则说，“俄罗斯文学连同它的传统〔……〕就像一个伸着手的乞丐在沿街乞讨”（Степанян 135）。

第三是小说叙事性别伦理的兴起。女性小说的勃兴就是这一性别伦理的鲜明表现。在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文学已经有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在当代俄罗斯，女性运动只有二、三十年的进程，女性写作也只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才成为文学叙事中的一种“话语自觉”。俄罗斯女性文学没有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背景，这使得女性叙事的写作者多少带有启蒙者、拯救者的身影，强大的社会文学、人生文学的传统也使得女作家的写作担负了许多女性话语之外的使命。俄罗斯文艺学领域性别研究的缺失也限制了女性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发展。然而，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走上文坛，她们越来越充满了鲜明的性别意识和历史自觉意识，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小说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成为小说创作的主人公，当代俄罗斯文坛的确出现了花红柳绿的“女性风景”，响起了热烈与喧哗的“女性声音”，形成了一群无论从精神追求还是从诗学探索都显见成就的女作家和一批言说形态异样的女性文本，女性小说潮在21世纪俄罗斯文坛上已蔚为大观。

第四是小说叙事审美伦理的高扬。这表现为“文化小说”、“语文小说”的出现和发达。20世纪末，相当多的俄罗斯小说家强调小说的形式实验，作家由传统对文本言说内涵的关注转向对文学精神、叙事形式、审美技巧的关注。早期的这一关注蕴含着对现实的评价和批判，是有思想激情作为支撑的，是一种文化政治。但是这种关注很快就失去了政治激情，而表达出对各种文化形态的关注，比如，对历史文化、宗教文化、都市文化、乡村文化、民族精神等的思考与言说。它们与社会历史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形成的互动关联的纽带刻意被作家切断或淡化，小说家探究的是更为深层、更为久远、更为稳定的民族历史中的“集体无意识”。上文所分析的《一本合上的书》就是这样的一本“文化小说”。

“语文小说”（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是语文学家、文化学家格尼斯为他写的一本书《多甫拉托夫及其它》（Довлатов и окрестности, 1997）起的副标题。这本书不是语文学专著，也不是作家传记，而是一部以作家多甫拉托夫为主人公的随笔体长篇小说。1999 年，文评家诺维科夫在他的“语文小说：世纪末古老的新文体”一文中对这一叙事形态做了详细、深入、科学的阐释。⑤他说，这一文学体裁早已有之，迪尼亚诺夫创作的长篇小说《普希金》充分体现了这位形式主义文论家对长篇小说审美伦理、形式实验的高度热衷。在诺维科夫看来，最懂得小说诗学的是语文学家。他认为，“语文小说”是写文学家的小说，是语文学家写的小说，是作家刻意运用“语文学方法”进行小说创作的理念和审美方式的体现。九十年代以来俄罗斯小说界部分作家对长篇小说创作美学的“语文学”追求是文学回归“高雅化”的努力，是严肃文学对文学大众化、媚俗化的一种反拨。在某种意义上说，“语文小说”意味着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纯文学”诉求的完成，或许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在回归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种唯美的“西方主义”的症候式表达。

03

小说叙事伦理的重构是21世纪俄罗斯小说自我更新的强大动力，它必然导致小说叙事文体的重构。所谓叙事文体，按照艾布拉姆斯的说法，“传统上把文体说成是一部作品说了什么和怎样说的”，“是说话者或作者在作品中如何说话的方式”（艾布拉姆斯 358，354），即小说的言说方式。它包括体裁的，叙事形态的等。与苏联小说文体相对单一的状况相比，多元、多样、多变的21世纪俄罗斯小说的文体重构呈现出这样几个趋势性特征。

“跨文体”（полижанровость）（Тюпа 325）的小说实验成为相当多小说家文体重构的重要路径。小说家打破传统的文体分类，在不同文体的杂糅、交融中派生出很难用传统文体命名、界定的新的体裁样式。有俄罗斯小说史家说，那是一种“体裁的弥散”，是“小说对各种不同形式元素综合的倾向”（Маркова 32），也有批评家说，那是一种“边缘文体”（Нефагина 212）。摆脱影响的焦虑，或形式作为形式的牢笼，寻找新的文体范型，是新时期小说家真正回归个人言说自由的努力。走“跨文体”之路的小说家与其说是在改变小说的形式和形象，莫如说是为了表现的实用，为了在写作中能更加自由的飞翔，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小说家创作潜能的一种释放。

小说家跨文体的探索是多方位、多层次的。首先是体裁的，小说写作打破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的人为划分，将不同的文体揉到一起，在保持某种文体主导性的同时，汲取散文的随意结构，诗歌的诗性语言，评论的理性思辨等。艾特玛托夫如此定义他的长篇小说《卡桑德拉印记》（Тавро Касандры, 1996），“一下子把几种文体、几种体裁揉和在一起〔……〕把脚本、小说、剧作、新闻报道这一切融合在一起”（转引自张捷 395）。其次是叙说方式的。21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广泛吸取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说方式。小说家马卡宁就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他的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导的中篇小说《出入孔》（Лаз, 1991）用一个颇富现代感的荒诞小说的样式，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地上、地下两个苦难的世界穿行的生存苦难。“出入孔”作为主人公别无选择的生命“炼狱”是小说“话语迷津”的重要意象，体现了作家在现实主义创新中对现代主义诗学经验的汲取。而他的长篇小说《地下人，又名当代英雄》（Андеграунд, ил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1998）则通过后现代的叙事手段表达了对后苏联生存的荒诞性体验。再次是生产和消费形态的。深谙新时期读者阅读期待和图书市场对消费文化的巨大需求，相当多的小说家将严肃小说的叙事同通俗小说的叙事相糅合，成功地调适着对文学生产与消费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开拓了严肃文学通俗化以及通俗文学经典化的新途径。严肃作家叶甫图申科、波利亚科夫，通俗小说家阿库宁成为这一“双重叙事”的卓越代表。

身份认同危机激起了民族主义、大国意识、“大文学”意识的重新抬头，与此相关的是文学“新历史主义”风潮的涌起，各种历史体裁的繁荣成为21世纪俄罗斯小说文体重构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作家博罗京说，“在我们今天，乱世的日子里，有着书写历史的巨大诱惑：在历史中记录自我，确切地说，为自我立下标杆，同时对自我有个交待”（Кублановский 167）。文学从历史语境中寻找民族自我，回归民族自我，寻找俄罗斯民族性格、气度、品格的代表，在俄罗斯历史和历史人物中发现民族振兴、探究民族和个体走向新生的源头和希望，是文学另一种形式的“民族文化寻根”。俄罗斯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稳定的政治秩序离不开有效的政治权威，政治权威的建立则有赖于领袖人物圆熟的政治谋略和政治技巧。封建帝王、军事将领、民族英雄遂构成作家对理想时代、理想人物的感性渴求。历史小说的叙事文体有两类：一类是真实的，写实的。博罗京的中篇小说《乱世女王》（Царица смуты, 2005）的主人公是17世纪初莫斯科公国时代伪德米特里的妻子玛丽娜，一个自立、自强、卓越的俄罗斯女沙皇形象。沃洛斯的长篇小说《回到潘日鲁德》（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Панджируд, 2013）讲述了中世纪诗人苦难的生命故事以及他对真、善、美、爱的伟大信仰的追求。另一类是虚拟的，写意的。马卡宁在他的中篇小说《审讯桌》（Стол, покрытый сукном и с графином в посередине, 1993）中营构了一种荒诞的历史语境：以审讯桌为意象的民族自我的“精神自虐”。小说展现了俄罗斯千年“民族自虐文化”的历史真实，用一种深邃的文化思考取代政治批判和历史批判，让这部历史文化小说充满了独特的思想意蕴。

非虚构纪实、传记、回忆录文体是21世纪俄罗斯小说文体重构的另一个亮点，成为此间俄罗斯小说中的一个独特存在。这既是指作为体裁的纪实、传记、回忆录文学的繁荣，也是指作家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显性或隐性的“自传体”元素。作为对历史小说文体的补充，纪实、传记和回忆录文体满足了广大读者对事件、人物内心世界和生命追求更深层次了解的需求。读者不仅可以得到从一般小说中读不到的东西，也能获得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人文科学著作中看不到的内容。

纪实、传记文体是想象与虚构退场后的小说“非虚构叙事”的重要表现。削弱文学言说政治伦理的价值内涵，恢复其指称事实的功能，使文学写作从意义的表达转向意义的生产，消除创作主体的道德伦理评判，将阐释与评判权交给读者。用女作家斯拉夫尼科娃的话来说，是“臆造情节的缺失〔……〕生活与书页之间距离的最小化”（Колядич, “Введен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27）。女作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长篇《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 1991）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 1997）被誉为“多种声音的小说”（Тимин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ХХ – начала ХХI веков 34）。它们的内容全部由真人真事的谈话实录、文献等事实材料构成。言说者或是参加阿富汗战争的苏军士兵及其他们的亲人，或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亲历者，

作品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强烈的反响和众口一词的点赞。据不完全统计，从1991—2015年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杰出人物生平”的系列丛书（ЖЗЛ）共出版了619种，而从2004—2015年间平均每年的出版种类竟达五十本之上，成为最富生命力的小说文体之一并形成了巨大的阅读热潮。有批评家说，“从出版数量和在读者中的传播情况看，回忆录如今已经被认作是当代文学的主导性趋势之一”（Колядич,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муаров” 126-27）。获俄语布克奖的谢尔盖耶夫的《集邮册》（Альбом для марок, 1995）就是一部以“关于往事的谈话”形式叙述的回忆录式的长篇小说。就文体品性而言，纪实、传记、回忆录小说是一种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元素兼而有之的文学样式。它们有深度的思想，浓重的人文精神，充满力度的情感和颇富艺术性的言说技巧，而作者个性的主体情怀更赋予了作品极大的感染力。

“自传体”元素的融入已经成为当今俄罗斯小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文体特色。它既是作家确立自我身份的所需，表达其生命能量的所在，也是他们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领略历史与现实，对社会中存在的丑恶行为进行批判的有力手段。“回归”作家多甫拉托夫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将“亲历性”当成小说言说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以第一人称叙事的一系列“自传性”小说话语呈现了一个个经作家夸张、漫画、游戏化了的生活“真实”。它一反惯常意义的虚构，却又不同于全然的纪实，体现出作家对一种独特的“非虚构陈述”的兴趣。托尔斯塔雅的短篇小说集《白天》（День, 2001）的扉页上写着“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位在美国教书的俄罗斯女作家（即作者本人）讲述的关于俄罗斯生活和俄罗斯文化的故事，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处于独特文化语境中的叙事主人公对俄罗斯的冷静、深入的观察、思考，加上独特情感的融入为俄罗斯读者提供了对民族自身传统多元的认识和思考，引导人们探究俄罗斯历史曲折和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之间的关联。老作家博罗京的长篇小说《无从选择：自传体叙事》（Без выбора.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2003）并非为了展现作家自我，而是他的一种无私、无畏、真诚地剖析自我的需要，同时又是他对苏联与后苏联社会现实的深刻思考。小说对他在苏联时期遭受牢狱之苦，在后苏联时期社会目睹各政党政治上的厚颜无耻、在精神自由掩饰下的对国家、人民的毫无责任感都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在短篇小说《冰凌》（Льдина, 2010）中他通过对家庭生活中一桩痛苦经历的展现，表现了不正常的社会制度给家庭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以亲身的经历告诉青年读者，了解往事并不总是件乐事，但了解了这一页页悲惨的人生并不应该削弱他们对祖国的爱。“自传体”元素的融入是作家以自己的立场关切社会，参与历史变革，试图将现实关怀与小说的审美诉求结合起来的高度个性化的尝试。

文学就像一条不知所终的河流，我们不知道它会流向哪里。但对已经走过二十五年历程的21世纪俄罗斯文学，特别是俄罗斯小说总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我们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被身份认同危机深深锲入了的俄罗斯作家，首先把叙事伦理和叙事文体的重构当作重要的追求与信奉，此后才不断引发出小说一系列的审思与审美的变革。在冲决旧的意识形态和旧的文学规范时，他们起初还无法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功能也很难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对民族文学的未来还很难有一个整体性的想象，因此避开这些重大的根本性命题，从“写什么”、“怎么写”入手也就顺理成章了。

注解

【Notes】

①“现代”与“当代”的俄文表述（современный）是没有区别的，但中文的这两个词却有重大的差别。“现代”与“当代”——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性名词构成了文学历史学科建制的两个分野。俄罗斯的“现代文学”（或称“白银时代文学”）是指 1892 年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的那篇象征主义宣言之后的文学。关于这场俄罗斯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分期的截止点说法不一，但众学者的共识是：文学的这场现代主义运动是在苏维埃政权确立之后宣告结束的。俄罗斯的“当代文学”通常是从二战后、斯大林去世的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算起的，如 Н. Л. Лейдермани и М. Н. Липовецкий,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50-1990-е годы (М.: Академия, 2003)；亦有将“当代文学”的概念推迟至七、八十年代的，如 О. В. Богданова,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процесс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е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70-90-х годов XX века) (СПб.: Филол. фак. С.-Петерб. гос. ун-та., 2001)。“现代性”与“当代性”（俄文同样用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一词，参见 Александр Генис,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умер. Статьи 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9]）表面上只是一字之差，但在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体系中却有着不同的路径与内涵，不仅方式不同，意义也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叙述陈规的突破，是一种方法论与文学观念（比如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型，文学的启蒙精神及其价值），而后者却代表着一种立足点和研究语境，强调的是一种新的“文学场”。

② См.: 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 “Закрытая книга”, Знамя 4 (1999), <http://magazines.russ.ru/znamia/1999/4/dmitr.html>.

③ См.: Игорь Сухих, “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 Закрытая книга”, Новая русская книга 3 (2000), <http://www.guelman.ru/slava/nrk/nrk4/9.html>.

④ См.: Ерофеев Виктор, “Поминки п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Литера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90-06-04.

⑤ См.: Владимир Новиков,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Старый новый жанр на исходе столетия”, Новый мир 10 (1999): 193-206.

引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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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树福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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