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中心主义到人类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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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自然中心主义的转向，把当前导致生态危机的责任推给了人类中心主义，试图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清算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在蕾切尔·卡逊创作的《寂静的春天》里，可以看出当今世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人类自己造成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人类自己，人类需要明确自己的主体身份以及人类作为主体应负的责任。人类虽然不能成为大自然的中心，但是能够对大自然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从而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找到生态危机的解困之路。

作者简介

聂珍钊，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心研究员，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

Title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Human Subjectivity: A Possible Solution to Ecological Crises

Abstract

The discursive turn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nature-centr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put the blame squarely on the former for the current ecological crises in an attempt to avert the crises by condemning and cleansing anthropocentrism. In her Silent Spring (1962), Rachel Carson shows the reader that it is the human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worsening ecological crises around the world today. Solutions to this problem, however, can only come from humans, ourselves. Mankind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its subjective identity and its responsibilities as the subject. Despite our inability to be the centre of nature, human beings can still play a subjective role in nature, and, by making ethical choices wisely, find a way out of the ecological apocalypse. 

Author

Nie Zhenzhao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International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esearch Center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also a 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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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进入伦理选择的文明进程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成为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伦理选择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在过去的伦理道德观念中，人类同大自然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人类由于同大自然相比力量太弱小而一直渴望能够征服大自然，因此人类的伦理选择始终都是努力建构大自然征服者的伦理身份。人类在同大自然的博斗中选择做战胜大自然的英雄，但是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努力往往走向了反面，其结果是严重破坏了大自然，造成了今天的生态危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生态批评相结合，为我们在处理同大自然关系时如何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时至今日，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人类在解决社会制度、提高生产力、治疗疾病、预防灾害、探索宇宙及未知世界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然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了。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在是否应该以人类为中心的问题上。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争论，表明是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自然为中心的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处理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尽管坚持以人类为中心和以自然为中心的双方互不相让，但是这场争论显然导致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自然中心主义的转向。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只是人类对如何解决自己面临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选择。至于是否能够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仍然不得而知。如果想解决当今世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首先应从思想观念上把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问题梳理清楚。在当下一些人把矛头指向人类中心主义并把当前导致生态问题的责任推给人类中心主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什么是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什么是自然中心主义的问题厘清，不能不为受到误解和委屈的人类中心主义辩护。

01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

       一般而论，学者们往往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三个方面理解人类中心主义，但无论本体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认识论的人类中心主义，或者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都是在人与自然的利益选择中坚持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主张一切以人为尺度，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要从人的利益出发，一切都要为人的利益服务，满足人的利益需要。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源头，最早可以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著作中找到。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又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 138）。这种将能否为人所用作为事物存在根据的思想影响了柏拉图，导致他从人的理念出发构造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而在亚里士多德的著述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更为明确具体。他在《政治学》中曾说：“大自然不可能毫无目的毫无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因此，所有的动物肯定都是大自然为了人类而创造的”（23）。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动物的价值就是为人提供服务，人是动物的主宰，人不对动物负有道德义务。在中世纪的神学体系中，上帝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还创造了以人为中心的万物，因此人是万物的主宰。托勒密“地心说”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认为人类不仅在空间位置上处于宇宙的中心，而且在“目的” 意义上也处于宇宙的中心，因此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这种思想催生了神学目的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诞生。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认识论哲学的基础，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主张“借助实践哲学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笛卡尔 36）。德国哲学家康德也提出“人是目的”的哲学命题，认为人的目的是绝对的价值，只有人才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认为“理智的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593）。可以说，康德为后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演变中，培根和洛克都强调知识的力量，主张人要做自然界的主人。笛卡尔和康德都强调人要做自然的统治者，做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他们都坚持把人作为理解自然的标准，完全从人的利益出发评价世界。20世纪以来，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没有动摇人类中心主义的地位，但是改变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例如W·H·墨迪、J·帕斯莫尔以及H·J·麦克洛斯基等现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者，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在这个时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主体地位的自我选择逐渐明确。显然，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开始从自然的角度反思人类自身，关注到人类在保护自然方面不可替代的主体作用。

随着生态学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以及生态问题的日趋突出，我国对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思想派别，实质上依然是两种思想的伦理选择。前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坚定维护者，认为人类应该做出的选择不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要“走进人类中心主义”。后者则完全相反，要求人类的选择不仅要从自我中心观念中走出来，而且还要回归大自然，融入大自然。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把导致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归结到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尽管人类中心主义者拒绝这种指责，但是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日益严重，从而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流派。

有关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似乎是一个分歧严重的难题，但是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两个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中只有人才是主体，只有人才能建立维护自然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只有人才能担负保护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的道德责任。人类同自然的关系不是中心而是主体，而自然是不能作为主体存在的。正是人的主体身份，决定了人在主宰大自然和保护大自然二者之间应该怎样选择。人类在理性成熟以及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过程中，确定了自己作为人存在的伦理身份，才逐渐对人同大自然的关系有了正确认识，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也正是人的身份的确立，人逐渐改变自己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的身份存在，才开始认识到人类征服自然和战胜自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继而做出新的伦理选择，这是人类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即同大自然和谐相处。

因此，有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的问题，其实质是有关人的主体身份的争论，有关人在处理同大自然关系时如何选择的问题，以及人如何在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中应该担负的道德责任。

02

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危机

      早在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就提出了生态学（Ökologie / ecology）的概念，这标志着一门新的自然科学的诞生。生态学强调生态系统中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依赖性，并在此基础上倡导互补、平等、动态平衡的价值观念。当人们在处理人类与生物界的相互关系时，生态学为我们如何做出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似乎很少被人质疑，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观念。但是自20世纪后半叶始，人类无休止地向大自然索取而导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空气遭到严重污染，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出现严重危机。人类在进行反思的时候，一些人不约而同地把人类中心主义看成是导致所有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提出非人类中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等主张，期待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清算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在一些学者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似乎是造成当前人类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那么人类中心主义到底错在哪里？通过反人类中心主义或者提倡自然中心主义是否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这不仅是一个需要认真深思和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在面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时应当如何做出伦理选择的问题。

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应该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人类无疑有着改造大自然和征服大自然的强烈愿望，并在这种愿望的推动下确认了自己的身份选择，即要做一个大自然的征服者。但是事与愿违，人类企图改造大自然，但并没有成为大自然的征服者，相反却导致生态危机的出现。显然，人类的身份选择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在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始终不渝地建构自己的大自然征服者的身份，把远强大于自己的自然力量看成自己的对立面，把大自然看成自己须征服的对象，不断鼓励自己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结果，是在对人类自身造成损害。余谋昌教授指出：

虽然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人类对自然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这种胜利是局部性的。因为这种价值观有“反自然”的性质，以它为指导，人类活动常常以损害自然的形式表现，从而对自然价值造成损害。现在这种损害已经威胁人类生存。也就是说，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在相当范围内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取得了胜利和繁荣，从而使人成为同自然做斗争的英雄；但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每一个胜利都进行了报复，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生态危机使人陷入困境，使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有了危险。或者说，人类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斗争，出现了从根本上破坏人类生存条件的结果，人类文明创造了文明自身衰落的条件。（60—61）

200多年来，人类发展了“主宰”和“统治”自然的伟大事业。但是，人类主宰和统治大自然的自我选择带有“反自然”的性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反自然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推动下，人类征服大自然的伦理选择在诸多方面如航天、潜海、矿物开采、建筑工程、药物制造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建设了现代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但是，这种成功仍然是局部性的，尤其是伴随成功而来的不良后果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例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倾向不仅没有减轻，相反变得更加严重了。显然，人类并没有征服大自然，而是破坏了大自然。这是人类选择的失败。

工业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选择科学改变了自己在自然界的弱势地位，能够在某些方面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改变自然。我们制造枪支猎杀动物，改进渔具捕捞鱼虾，发明药物对付蚊虫，采集煤炭驱走寒冷，砍伐树木修建房屋，修建道路方便通行。表面上看，我们通过科技似乎改变了自然，征服了自然，享受到人类主宰世界的快乐。但是在我们大量应用科技之后，倒在枪下的动物越来越多，活着的动物越来越少；以鱼虾换取的金钱越来越多，水域中剩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杀死蚊虫的同时也杀死了以蚊虫为生的飞鸟；煤炭给人类带来了温暖，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沥青水泥道路方便了人类通行，但是因为吸热的功能又导致环境气候变暖。

蕾切尔·卡逊在她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 1962）里对工业文明带来的这种后果有过真实的叙述。她首先给我们描述了美好的田园景色：

从前，在美国中部有一个城镇，这里的一切生物看来与其周围环境生活得很和谐。这个城镇座落在像棋盘般排列整齐的繁荣的农场中央，其周围是庄稼地，小山下果园成林。春天，繁花象白色的云朵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秋天，透过松林的屏风，橡树、枫树和白桦闪射出火焰般的彩色光辉，狐狸在小山上叫着，小鹿静悄悄地穿过了笼罩着秋天晨雾的原野。（7—8）

卡逊为我们描述的是现在久违了的纯朴的自然美景。植物茂盛，鲜花盛开，狐狸和小鹿自由地生活在自然的原野里，一切都是那样美好、和谐，这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福地。可以想像，当我们在两旁长满月桂树、荚蒾、赤杨树以及巨大的羊齿植物和野花的小路上行走时，即使在冬天，道路两旁也有小鸟飞翔，露于雪层之上的浆果和干草穗头能够为它们提供丰富的食物。迁徙的候鸟在整个春天和秋天蜂拥而至的时候，也是今天难得一见的风景。但是，当第一批居民来到这个人间乐园建筑房舍、挖井建仓，这儿的情况便开始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起，一个奇怪的阴影遮盖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变化。一些不祥的预兆降临到村落里：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到处是死神的幽灵。农夫们述说着他们家庭的多病，城里的医生也愈来愈为他们病人中出现的新症感到困惑莫解。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中也出现了一些突然的、不可解释的死亡现象，这些孩子在玩耍时突然倒下了，并在几小时内死去。（7—8）

卡逊对书中描写的出现在春天里的不祥征兆感到困惑不解，实际上这“死神的幽灵”显而易见就是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工业化和农药的生产实际上是人类做出的征服大自然的选择，它给人类带来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疾病和灾难。小说这样描写工业化给大自然带来的恶果：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比如说，鸟儿都到哪儿去了呢?许多人谈论，感到迷惑和不安。园后鸟儿寻食的地方冷落了，在一些地方仅能见到的几只鸟儿也气息奄奄，它们战慄得很厉害，飞不起来。这是一个没有声息的春天。这儿的清晨曾经荡漾着乌鸦、鶇鸟、鸽子、樫鸟、鹪鹩的合唱以及其他鸟鸣的音浪，而现在一切声音都没有了，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林和沼地。（7—8）

在书中，卡逊给我们描写的是一场严重的生态危机。在工业化和农药的侵害下，鸟儿慢慢死去，春天的鸟鸣消失了，田野、树林和沼地变成死一般的寂静。生态污染不仅给大自然带来可怕灾难，而且也给人类生存带来的严重威胁。例如，生态污染给传统养殖业和种植业带来危机：

农场里的母鸡在孵窝，但却没有小鸡破壳而出。农夫们抱怨着他们无法再养猪了——新生的猪仔很小，小猪病后也只能活几天。苹果树花要开了，但在花丛中没有蜜蜂嗡嗡飞来，所以苹果花没有得到授粉，也不会有果实。……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劫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也是寂静一片。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钓鱼的人不再来访问它，因为所有的鱼已死亡。（7—8）

春天本美好，但是寂静的春天却是可怕的。寂静的春天是人类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的结果。没有生气的春天给我们一种警示：人类活动使美丽的自然界遭受损害，同时也损害了人类自己。这是摆在人类面前需要我们思考和做出选择的问题。

03

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

      寂静的春天是怎样造成的？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生态危机？答案显而易见，这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而是人类错误的伦理选择导致的。比如人类选择制造化学药物并滥用化学药物，导致了环境污染和人类生态危机。目前我们面临的严重生态问题，大多都是化学药物的污染造成的。人类大量使用化学药物导致了空气、土地、河流遭受致命的污染。有毒的化学品撒向农田、森林、花园，通过水份渗透到土壤里，养育着青草、谷物或小麦，最终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在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它们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它们再度显现出来时，会在空气和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杀伤植物和家畜。所以阿伯特·斯切维泽说：“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转引自卡逊 6）。据蕾切尔·卡逊统计，自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来，二百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它一些用现代俗语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喷雾剂、药粉和喷撒药水广泛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长期滞留在土壤里，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得树叶披上了一层致命的薄膜。所以，这些危害生命的药剂不应该称之为“杀虫剂”，而应称之为“杀生剂”。

如上所述，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使脆弱的生态环境陷入灾难。化学药品杀死了人类讨厌的害虫，但同时也剥夺了其它生物的食物，导致动物世界因生物链断裂而造成的生存危机。除草剂的使用在除掉杂草的同时也污染了土地，土地中的化学药剂又进入植物循环系统，结出带有化学药剂的果实，果实加工成食品，最终化学药剂又进入了人的身体。洗涤剂的发明让我们很容易清除污垢，但同时又污染了水源，让我们失去了清洁的饮水。燃烧煤炭的电厂生产出电力，给我们送来光明，但是污染了天空，带来了雾霾。我们从发电厂得到电力，但是失去了洁净的空气。在当今世界，现代化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也在承担现代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完全是因为环境污染造成的。

环境污染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那么人类中心主义是否真的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不能不深究的重大问题。

不可否认，尽管我们不断做出努力预防化学药物造成的环境污染，但现实是环境污染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日趋严重。我们已经意识到一场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在到来。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这种生态危机是化学药物的污染造成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环境污染？其中深层次的思想原因是什么？我们似乎已经用人类生态主义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人类发明、制造和使用化学药物，完全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人类除了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外，很少考虑自然界其它物种的需要和利益。一些人据此认为，人类所作所为都植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认为人类正是根据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而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主宰。按照这种逻辑推断，人类中心主义就变成了当今环境污染的思想根源，人类也变成了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

但是，人类中心主义真的应该为环境污染承担责任吗？人类真的就是中心或者就是大自然的主宰？事实上，在人类同大自然的关系上，人类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成为过中心，不可能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大自然的主宰。因此，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矛头指向人类，应该说瞄错了靶子，找错了敌人。

在生产条件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人类所处的地位并不比其它动物优越多少。人类所做的种种努力，只是为了能够在大自然中生存下来。人类同肉食类动物狮子老虎相比，不仅没有它们强大和凶猛，而且也没有它们天生的疯狂掠夺性。人类尽管通过狩猎获取有限的动物肉类，但是也通过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以扩大食物来源。这时候的人类，从来都不是自然界的中心，更不是自然界的主宰。如果说到主宰，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主宰。天体的运行，四季的轮回，冷热的变化，万物的枯荣，不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相反却主宰着人类。真正的世界中心不是人类，而是大自然，是宇宙。

在人类刚刚从自然选择中走出来时，同自然界其他生命相比，人类除了形式上的差别而外，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人类只是自然界动物中的一种。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完全按照自然生存法则进行着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而繁衍生息，在大自然面前，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人类不仅缺乏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力量，也缺乏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勇气。在荷马史诗、希腊悲剧等文学作品的叙述中，人类在洪水、疾病、瘟疫等自然灾害面前几乎完全没有与之抗争的能力。人类不是中心，更不是主宰，相反，大自然才是中心，才是主宰。即使今天的人类借助科学技术使自己变得强大了，但是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仍然处于弱势。例如，人类目前还没有能力战胜某些疾病、衰老、死亡，无法改变恶劣的气候，不能征服海洋、洪水、地震，无力改变四季轮回和日月星辰的运行。大自然按照自然法则存在，亘古不变，而人的生命却是短暂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人类的生存现状得到了改善。为了更好地生存，人类提出了借助科学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口号，提出了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同当初刚刚从人猿中走出来的人类相比，人类由于掌握了科学，所以发生了巨大变化，同自然界中的其它生命相比，人类变得更为强大。人类通过努力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但是，当面对体现大自然破坏威力的地震、台风、海啸时，人类仍然除了被动地接受而别无选择。这充分说明，人类过去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曾拥有主宰大自然的力量，即使现在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人类凭借科学的力量也无法成为大自然的主宰，更无力量统治自然界。

04

人类不是中心而是主体

在讨论人同大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人的主体地位的误读。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是长期讨论的话题，而且也是长期争论的话题。但是，这个概念是如何产生的，是何时产生的？我们不得而知，并没有完全弄清楚。

尽管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似乎已经被我们接受、使用和讨论，但是认真思考，这个概念仍然存在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问题。人类中心的涵义是什么？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人认为，人类是价值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大自然的主宰，自然界的价值就在于为人类这个中心服务。简言之，人类本身就是中心。与之相反，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不是中心，只有自然才是中心。因此，无论把人类定义为世界的中心也好，定义为大自然的中心也罢，甚或定义为宇宙的中心，都是不合逻辑的，不符合科学的。一般而论，“中心”主要是一个表达方位的词，即表达中心位置的词。人类是人的总称，是人的集体概念，指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全体的人。由于人类散布于各地而不能聚集为一点，因此人类本身就不可能成为中心，也不能同中心组合成复合词形成人类自我中心，如“人类中心”。

“中心”可以引申为表达重要位置的术语，如北京政治中心、上海金融中心、深圳商业中心等。在上述表达中，其中表达隶属关系的词如北京、上海、深圳可以用人类进行置换，例如将它们变成人类政治中心、人类金融中心、人类商业中心等，以说明这些中心是特指人类共有的。其它类似的表述如人类教育中心、人类学习中心、人类交流中心等也是如此，人类只是用于表达中心服务的对象是人类。在上述表达中，人类只能作为限定词使用，但不能成为中心的主体，即人类本身不能成为中心。因此，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个术语使用，它存在修饰词和中心词搭配不当以及不合逻辑的问题。即使将人类中心用于重要性的表达，也只是强调中心的重要性或人类的这个中心的重要性，而不是强调人类的重要性。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散居性特点决定了人类不可能成为中心，而人类中心的重要性，强调的只是中心而并非针对人类，因此“人类中心”作为术语就存在逻辑错误，也不能加上“主义”用来强调人类中心的思想和宗旨。与之相对照，自然不能成为中心，世界不能成为中心，宇宙也不能成为中心，因为自然、世界或者宇宙是一个整体，中心存在于大自然、世界和宇宙之中，如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大自然、世界和宇宙都不能成为中心。人或人类也不能成为中心。马克思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6—57），人就在自然和宇宙之中，而不是自然和宇宙的中心。因此人不是大自然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

人类不能成为大自然的中心，但是在同大自然的关系中可以成为关系的主体，从而对大自然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自从人类通过进化完成从人猿到人的自然选择后，人类不仅获得了人的形式，而且产生了伦理意识，进入了伦理选择的文明进程。但是对于刚刚从类人猿脱胎而来并获得人的形式的人来说，这个时候他们的智力低下，力量弱小，对大自然、宇宙充满敬畏。在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里，作者就描写了对大自然充满敬畏的星期五的形象。在强大的大自然面前，尽管人类是一个弱势群体，但是人类始终抱有一种愿望，就是要努力改造大自然、征服大自然，其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在大自然中争得一席之地，能够生存和繁衍而不至于灭亡。因此，要厘清人类中心主义概念的误区，就要把人类从中心的误读中解放出来，把人类中心改变为人类主体。人类在征服和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人类始终是主体而不是中心。

05

从中心到主体：生态危机解困之路

在社会中和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价值的倾向，尤其是现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似乎已经成为学界主流，自然中心主义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似乎形成了共识。但无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还是对自然中心主义的肯定，带来的后果都是一样的，就是推卸人类应该担负的责任。

应该相信，只有确认人类从中心到主体的身份，才能确认人类应负的责任，才能找到生态危机的解困之路。人类不能成为宇宙或大自然的中心，但是可以成为保护大自然的主体；人类不能成为大自然的统治者，但是可以成为大自然的保护者。大自然作为客体，无论过去、现在抑或将来，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消除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只有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才能做到。实际上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都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因此只有人类自己才能解决人类自己制造的问题。人类在进行伦理选择的过程中，尽管认识到环境同人类的美好生活密切相关，人类可以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也可以保护这种环境，事实上却事与愿违，人类没有做到这一点。人通过进化获得了人的形式，进入伦理选择阶段。伦理选择就是人通过教诲分清对错、善恶，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伦理选择就是人类要认识到自己作为主体存在的价值以及在解决生态危机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真正选择一条符合人类伦理的科学道路。人类的正确选择，应该是解决生态危机而不是制造新的危机。

人的主体性对于解决当下的生态危机，是不能缺少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清楚，应该由谁来解决生态危机？大自然自己能够解决生态危机吗？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谁能解决生态危机？只能是人类。只有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体责任，才有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能。只有人才能做出解决生态危机的伦理选择，而大自然永远只是被选择的客体，永远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体。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保护大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有一个由谁来保护和解决的问题。既然大自然自己不能保护自己，当然就不能由大自然来承担解决生态危机的责任。如果提倡所谓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自然中心主义，实质上就是企图把消除环境污染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责任推给大自然，推给无法解决问题的客体，尤其是推给一个无法进行自我表达的客体，因为大自然无法进行自我辩护，无法向人类表达它们遭遇的困境。

通过阅读《寂静的春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如果把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推给大自然，就是人类的不作为，就是人类的不负责任和推卸责任。人类在同自然的关系中没有做出正确选择，没有尽到保护自然的责任，应该为人类破坏自然带来的严重后果买单。人类作为自然的主体应该采取行动，担负起保护和修复大自然的道德责任。人类制造了环境污染，破坏了大自然，不能开一个自然中心主义的药方以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做借口一走了之。大自然是强大的，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和法则运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大自然也是脆弱的，容易遭到人类有意或无意的伤害。大自然只是人类的宠物，它们无法保护自己，它们需要人类的保护。没有人类这个主体作出努力，世界就要回到自然选择的时代，一切的一切又要从进化开始。最终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物种由于缺乏保护，即使没有人类的破坏，也会慢慢地消亡。

问题的原因在于，大自然不是主体，它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解决大自然自身引发的生态问题，更不能解决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问题。怎样解决生态问题？只能依靠人类来解决。人在获得人的形式之后，同其它动物的不同就在于能够通过教诲进行正确的伦理选择，从主体上把自己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归根结蒂是一个如何进行伦理选择的问题。人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之前，即使在完成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不是人的本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同其它的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其它动物一样进行自我生存斗争，过着弱肉强食的艰难生活。在这个阶段，大自然也同样遭受破坏，得不到任何保护。

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32）。“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 恩格斯 46: 922）。但是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人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发明了工具，并且利用工具开采大自然蕴藏的宝藏如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各种其他矿物。事实上，人类的力量越强大，就越能积累财富，创建制度，开办学校，促进科学，繁荣学术。人类的力量越强大，作为主体的作用也就越强大，越能够认识大自然，理解大自然，保护大自然。马克思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  恩格斯 20: 518）。

的确如此。人同其它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能够通过保护大自然来发展自己。大自然不是主体，因此除了进行自我调节之外不可能有自我保护。大自然也同样会经历自然灾害。在灾害如洪水、冰雹、台风过后，我们往往看到满目疮痍的大自然，看到的是不能自我保护的大自然。但是，人类可以保护大自然，可以借助科学和技术抑制水患洪灾，可以限制某些物种的入侵或过度繁衍，从而使大自然变得更健康，变得更美好。这些除了人类可以做到而外，大自然自己是做不到的。

保护大自然和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是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是人类应该做出的选择的问题。在同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永远是主体。因此，解决今天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强调人类这个主体，因为只有人才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承担人类应负的道德责任，借助科学技术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难题。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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