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

Original 刘英外国文学研究 202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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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如果说 20 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催生了文学空间研究的爆发，21 世纪的“流动性转向”也同样引发了文学研究对流动性的热切关注。从空间转向中孕育、萌芽、成长起来的流动性转向强调空间的关系性和动态性以及流动性在空间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文学对流动性的表征以身体―空间―流动性的三相关联为主要模式，以流动性媒介（交通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和流动性政治为两个基本维度展开。文学流动性的研究意义在于：在微观层面，聚焦流动性的具身性，视流动性为发生在身体上的空间实践；在宏观层面，揭示流动性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流动性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变革影响叙事结构和文学类型的衍变，另一方面，文学见证流动性变迁，揭露流动性政治，参与流动性话语，影响流动性实践。

作者简介

刘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 19 和 20 世纪美国文学研究。

Title

Mobility Studies: A New Direction in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Abstract

If the “Spatial Tur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1990s triggered the quick rise of Spatial Literary Studies, the “Mobility Turn” that occurre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may have also drawn enthusiastic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mobility in literary studies. The “Mobility Turn,” whose inception, budding, and growth are deeply indebted to the “Spatial Turn,” stresses the connectivity and dynamics of space and the crucial role mobility play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as well.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mobility is mainly executed through an integrated body-space-mobility model and laid out with mobility medium (transport technology and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mobility politics as the two basic dimensions. The significance of Mobility Literary Studies is: on the micro level, it focuses on the embodiment of mobility and sees mobility as spatial practice of the body; on the macro level, it reveals the interplay between mobility and literature, namely, the changes in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literary genre impact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bility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a series of ways in which literature functions, such as observing mobility evolution, revealing mobility politics, participating in mobility discourse, and intervening mobility practice.

Author

Liu Yi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specializing in the 19th- and 20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002129@nankai.edu.cn

21 世纪的流动性正以崭新的方式改变和定义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移动电话和现代物流颠覆了传统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流动、资本流动、人口的城乡流动和全球流动不仅深刻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而且引起文化的流动和杂糅。在“流动”无所不在的今天，“流动性”已经成为 21 世纪人文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共同聚焦的关键词，被称为继“空间转向”之后的“流动性转向”（mobility turn）①或曰“新流动性范式（new mobility paradigm）”②。

文学批评界以其一贯的敏锐触觉捕捉到了这一学术动向。如果说 20 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催生了文学地理和空间批评的爆发，21 世纪的流动性转向也同样引发了文学研究对流动性的热切关注。曾以“新历史主义”引领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再一次率先发出了“流动性研究宣言（A Mobilitiy Studies Manifesto）”③，文学批评界应者云集，流动性研究队伍迅速壮大，流动性研究成果异彩纷呈。学术出版公司 Palgrave Macmillan 自 2014 年起以《流动性、文学与文化》（Studies in Mobilities,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为题出版系列丛书，连续推出富有洞见的学术力作，如：《现代主义与流动性：护照与世界主义体验》（Modernism and Mobility: The Passport and Cosmopolitan Experience, 2014）《现代文学中的流动性与旅馆》（Mobility and Hotel in Modern Literature, 2019）和《20 世纪文学和文化中的流动性、记忆和生命历程》（Mobility, Memory and the Life 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9）等等。与此同时，Routledge、Springer 等学术出版公司也推出数目可观的“流动性”研究专著，代表性的有《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流动性》（Mobility in Victorian Fiction, 2015）、《空间转向：德国文学和文化中的空间、地方和流动性》（Spatial Turn: Space, Place and Mobility in Germ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010）等；除专著外，文化地理杂志《流动性》（Mobilities）自 2006 年创刊至今 10 余年来一直将文学作为研究材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鲜的阐释视角和丰富的理论资源。

如此蓬勃繁盛的流动性研究局面表明，“流动性”已经成为欧美文学研究的新兴生发点。然而，文学流动性研究虽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其理论来源、发生逻辑、研究路径却仍疏于系统化和理论化。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讨流动性转向的理论背景是什么？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学理依据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探讨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基维度和研究意义。

理论系谱：从空间转向到流动性转向

2006 年，对于流动性研究来说可谓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和舍勒（Mimi Sheller）合作发表论文《新流动性范式》，文化地理学家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出版专著《移动中：现代西方世界的流动性》（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学术杂志《流动性》（Mobilities）创刊号发行，这三个标志性事件拉开了流动性转向的帷幕。自此，蓄势已久的流动性研究强势崛起，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从 2006 年到 2020 年的 15 年间，不仅《流动性》杂志已成长为最具影响力的学刊之一，而且《应用流动性》（Applied Mobilities）《传播：流动性研究的跨学科学刊》（Transfe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等杂志相继问世，为流动性研究热潮推波助澜。与此同时，一系列专著和教材陆续出版，其中广受关注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包括：约翰·厄里的《超越社会的社会学：21 世纪的流动性》（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0）至今被引 6080 次，《流动性：交通和社会的新视角》（Mobility: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port and Society, 2012）被引 5350 次，《现代西方世界的流动性》被引近 3500 次。2014 年《劳特里奇流动性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Mobility）的出版，标志着流动性研究已跻身为社会科学中的一支新主潮。

流动性转向不是空穴来风，其理论酝酿早就有迹可循。最早可追溯到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e Simmel）关于城市空间的论著。首先，齐美尔从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中发现人类跨越空间建立联系所取得的卓越成就，“造路”使两地贯通，“造桥”使两岸接驳，齐美尔由此赞叹人类“通过建造坚固的空间结构将移动定格为永恒”的非凡想象力，并借鉴尼采术语称其为“连接意志（Will to connection）”（Simmel, Simmel on Culture 171）。其次，齐美尔按社会形式和空间将流动分为游牧、流浪、离散、迁徙、旅游、冒险等不同类型（Simmel, Simmel on Culture 160），并指出身体旅行与信息流动的复杂关系；再次，在经典论文《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检视了新型移动模式和应接不暇的感官冲击对城市人的深刻影响（Simmel,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409）。齐美尔将流动与空间连接提炼为现代城市空间的重要元素，因而被认为是“探索流动性范式的第一人”（Urry 20），为后代学人留下了富有启发的学术遗产。

齐美尔的学术遗产被 20 世纪后期兴起的“空间转向”继承和发展。如果说列斐伏尔在 1974 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标志着空间研究的开始，那么，空间社会学的第二个里程碑则是多琳·玛西（Doreen Massey）在 1984 年出版的《空间的劳动分工》。该书开创性地揭示了资本在不同空间的流动引起经济不平衡发展（Massey,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2），引起广泛争鸣。基于此，玛西提出了“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的概念：各个尺度（scale）的空间（地方、区域、国家）都不是隔绝独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构成关系空间 (Massey,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Place” 67)。流动与空间的交织关系使空间理论在早期阶段就已蕴含流动性思想的种子。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空间理论越来越重视流动（mobility）、流通 / 流动 (flow) 和传播 (circulation)。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对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进行了理论探索，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倡议人类学研究目标从 root 到 route 的转向，即，从探寻文化传统之根转向文化流动路线④，如果之前的研究植根于农业社会有机的、封闭的、内循环的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则将目光转向文化交往、文化翻译和文化互动。到 20 世纪末，“流动性”概念一跃成为全球化研究的关键词，主要归功于齐格蒙特·鲍曼。鲍曼在《全球化》中宣布：“流动性（mobility）已经攀升为价值观之峰顶，移动的自由本来就是分配不均的商品，在后现代时代更是造成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Bauman 2）。

千禧年之际，两部题为“流动”的社会学巨著同时面世：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和厄里的《超越社会的社会学：21 世纪的流动性》。虽皆译为“流动”，但前者以“liquid ” 作为现代性的标志，后者以“mobility ” 作为现代性的特征。如果现代性意味着全新的“时空体验”（Berman 15），那么，鲍曼更注重时间意义，而厄里更侧重空间意义。⑤

在流动性范式的观照下，何为流动性？流动性何为？首先，流动性有三层含义：“一是指移动或具有移动能力的物或人；二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性，即在阶级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下运动，是纵向移动；三是指迁徙和移民等半永久性的地理移动，是横向移动”（Urry 8）。流动虽通常表现为移动，但截然区别于移动。“移动（movement）是从 A 点到 B 点的物理位移，而流动则是将移动视为社会的产物。换言之，移动是抽离于权力语境的流动，而流动则是被赋予了涵义、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移动”（Cresswell, On the Move 2-3）。“移动”动态对等于抽象空间中的“位置”，“流动”则动态对等于社会空间中“地方”。“位置”一词情感中空、意义中立，而“地方”则饱富情感、意义丰沛，人们提及“位置”仅为指明地理方位，但却会对某一“地方”产生认同和依恋，流动与移动之间的区别大致可类比如此。

在流动性转向之前，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性分属两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新流动性范式则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列为研究要任，厄里将转向前后的差别形容为“平行线与相交线的区别”（Urry 6），即流动性转向在宏观与微观的流动、人类与非人类的流动、物理与虚拟的流动之间架起桥梁。新流动性范式主要致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流动性表征和流动性话语对流动性实践的影响；二、人的流动、物的流动、信息流动、资本流动、文化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三、流动性的政治：流动性的性别、阶级和种族差异（Urry 47）。

回首从空间转向到流动性转向，无论是列斐伏尔的动态空间，还是玛西的关系空间，索雅的“第三空间”，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都指向空间的生成、流变和流动，预示着空间转向到流动性转向的必然。同时，流动性范式的兴起和发展还归功于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和碰撞。流动性转向虽主要发源于社会学和人文地理，但实际上却由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参与将其造就，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权力话语、庞蒂的身体感知现象学、德勒兹块茎和游牧理论等等都为流动性转向创造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促使流动性研究关注到种族和性别差异。流动性转向在受到这些理论滋养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创新活力。

学理探究：当文学批评遇上“流动性转向”

流动性转向席卷社会科学，也引起文学研究的震荡，文学领域的流动性研究成果之丰硕、研究活动之热烈丝毫不逊于社会科学。那么，文学的流动性研究何以发生？厄里试图揭秘这一现象的本质：“在流动性转向中，社会学、文化地理、旅游学等社会科学与文学研究的相互交叉被再次激活，形成一番后学科景观”（Urry 6）。厄里准确概括了流动性转向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作用，而流动性转向之所以能激发文学批评的创新活力，并使两者在相互对接和碰撞中丰富彼此，概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流动性转向的原始驱动是出于对跨越边界、建立关系性的探索，其内含的“流动”逻辑不仅适用于空间流动、社会流动，同样适用于学科之间的流动。加之文学研究本身具有的跨学科知识学属性使其足以将一切新学聚合成为新的阐释技术从而形成“学科间性”。

第二，流动性转向受惠于多种学科对流动性的长期探索，而文学研究就是其重要的理论资源之一。早在 1990 年代，后殖民文学批评、跨文化研究和迁徙研究就对流动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赛义德率先以流动性为问题驱动，批判 T. S. 艾略特所倡导的文化静态主义：“虽然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的继承、语言的民族性和文化的边界，但除了出于恐惧和偏见，已经没有理由再盲目坚持语言的纯粹和文化的纯正”（Said 407-408）。21 世纪的今天，随着交通迅猛发展和通讯日益发达，文化流动和文化杂糅已成常态，见证了赛义德的远见前瞻。1990 年代还有两部重要文学批评专著聚焦空间流动和文化流动：玛丽·布拉特（Mary L. Pratt）的《帝国的眼睛：旅行写作和跨文化主义》（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lism, 1992）、凯伦·凯普兰（Caren Kaplan）的《旅行问题：位移的后现代话语》（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 of Displacement, 1996）。这些文学研究在主题和议题方面与 21 世纪的流动性转向有着诸多的交叉和重叠，为“流动性转向”的正式出场奠定了基础。

第三，流动性理论对于表征的强调赋予文学在流动性中重要地位。克雷斯韦尔借鉴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建立了流动性三元辩证模型：一、作为经验事实的流动性，即交通规划师进行观察、测量和分析的流动性；二、流动性的表征，通过文学、电影、摄影等表征策略为流动性赋予含义和意识形态；三、作为具身体验的流动性，即，移动的体验和方式对移动主体发生影响（Cresswell，On the Move 3）。流动性三元密切交叉：“表征赋予流动性的含义影响着人们的流动性体验；反之，流动性的表征基于流动性实践和流动性的具身体验”（4）。汽车流动性（automobility）是对此的绝佳注脚。从1920 年代的汽车生产开始，厂商就大张旗鼓地兜售驾驶体验和意识形态，杂志、报纸和小说极力渲染汽车所带来的驰骋快感、移动私密空间及其所代表的自由理想。20 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小说中的许多恋爱场景发生在疾速行驶的汽车中，这些场景片段对于情节推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汽车改变了亲密关系相处模式，汽车意象能与当时的文化时刻产生共鸣。20 世纪早期，“开车上路”正在成为一种新风尚，作家对汽车的表征参与了那个历史时刻的汽车流动性话语。

第四，索雅的“第三空间”理论为流动性转向与文学研究的联姻提供了学理依据。索雅区分出三种认知模式：第一空间认识论聚焦感受的空间，在经验中可直接理解和测量的物质空间（Soja, Thirdspace 74）；第二空间认识论专注于构想的空间，即对空间的表征，包括文学和艺术。第一空间研究方法通常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注重客观性和物质性，第二空间更接近传统的人文学科，以想象地理替代真实地理。这种认知模式分立导致学科分野，造成有限视界。如何打破二者隔阂、超越单一视界？流动性研究在此可发挥重要作用：揭露感受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之间虚假对立，强调空间既是真实的同时也是想象的，即索雅的“第三空间”。“第三空间”通过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对立进行解构和重构，并最终锻造出社会科学和文学研究之间的“学科间质”。以艾斯利·莫里（Esley Murray）论文的《构建流动的城市：伦敦小说中的性别流动性》为例，该论文论述了虚构文本对城市女性流动性的表征如何通过读者阅读而形塑了现实世界的流动性，就是对“第三空间”的有效尝试。

路径探索：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基本维度

新流动性范式拓展了空间研究的理论视阈，延伸了空间研究路径，主要表现在：一、强调流动性不仅在空间中展开，但同时也生产空间，交通技术革命引起的“时空压缩”就是鲜明例证（Cresswell，On the Move 4）；二、强调空间的关系性和动态性以及流动性在空间互动中的作用（Hesse 75），提出关系空间是资本流动、人口流动、商品流动、信息流动的产物（Merriman 17）；三、考察流动性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全球跨尺度空间生产中的意义和影响；四、强调流动性的具身空间体验（Merriman 18）。

基于新流动性范式的启发，笔者以美国文学为例，探讨文学流动性研究的基本维度、研究路径和研究意义。之所以选择美国文学，一是此方面研究成果匮乏，二是流动性之于美国和美国文学意义显著，表现为：一、纵观美国历史，美国的国家想象建立在对流动性的承诺，“美国梦”就是流动性承诺的载体和象征；二、“流动性作为美国生活的核心地理事实，被认为是美国人区别于其欧洲祖先的独特性。如果欧洲以历史悠久的时间概念取胜，那么美国则以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占优”（Cresswell, Tramp in America 19）；三、流动性在美国呈现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宣称是最具流动性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却将女性和非裔美国等少数族裔边缘群体排除在流动性之外；四、美国文学对美国流动性的变迁有着敏锐的回应，对流动性的具身体验有着密切关注。基于此，笔者认为，研究美国文学中的流动性能够比较集中地触及文学流动性研究的核心主题。

以新流动性范式考察美国文学，可以发现：文学对流动性的表征以身体—空间—流动性的三相关联为主要模式，以流动性媒介和流动性政治为两个基本维度展开。

在《流动性》中，彼特·阿迪指出：“流动性媒介包括流动性技术（如火车、汽车、飞机、电话）和流动性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电缆）。流动性媒介生产和促进了社会关系”（Adey 210）。交通作为一种重要的流动性媒介，在流动性转向中变得越加瞩目。追溯“交通”的词源，显示出交通与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对此，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实践》第 9 章“空间故事”中有详细阐述：“在现代雅典，大众交通工具被称为 metaphorai。人们乘坐 metaphor—火车或公交汽车—去上班或回家。同时，‘故事’也叫 metaphor，故事就是空间轨迹，叙事结构具有空间句法”（De Certeau 115）。

交通与叙事同根同源，皆为空间实践，使文学流动性研究与空间研究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关联，而流动性转向则为审视交通与文学之关系提供了崭新视角，并提出以下问题：每一次交通技术革命带来哪些全新的空间体验？其对空间感受的重构如何引发了文学的主题内容更新和叙事形式创新？交通技术革命如何影响了空间生产和跨尺度空间关系的建构？文学对流动性的表征如何影响了流动性实践？要探讨这些问题，势必将美国文学史与美国交通发展史紧密结合。按交通技术发展时间轴来看，轮船、火车、汽车、飞机，依次是 19 世纪前期、19 世纪后期、20 世纪初、20 世纪中后期的交通技术创新，在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其表征也各有不同。由于火车和汽车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流动性媒介，美国文学对二者的着墨也相对较多。

作为 19 世纪新型交通和机器时代的象征，火车和铁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系列空间变化：首先，根据《铁路旅行：19 世纪时间和空间的工业化》，“铁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将各地独立空间编织成国家网络”（Wofgang 186）；其次，火车创造了新型社会空间—车厢。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第八章“铁路导航与禁闭”对此作过深刻分析：“火车车厢通过固定的座位，让人们各就其位，实现了理性的乌托邦。这种封闭空间和禁锢单元使秩序的生产成为可能”（De Certeau 112）；同时，火车让人感受到身体不动与机械化运动之间的张力，将身体隔离于车外风景因而失去对风景的自然体验等。所有这些新的空间体验和身体体验首次交汇在火车流动性中，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引发了全民大讨论，美国文学也参与了关于火车流动性的公共论坛。

美国文学家不仅以其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火车这匹现代“铁马”所带来的时空感受，例如诗人狄金森 1891 年的诗歌《我喜欢看它一跃而去几英里》（“I like to see it lap the miles”）对火车车轮飞腾跨越空间的欢喜溢于言表，而且，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地域主义文学（Literary Regionalism）还将目光投向了火车流动性在空间生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火车的通行使美国实现了全国时间标准化，使美国各地区执行统一时间，取得两大空间效果：空间压缩和空间延伸。“空间压缩”表现在铁路消除了乡村与城市的空间障碍，促进了人口流动、货物流动、信息流动和资本流动。在萨拉 • 朱厄特（Sara Jewett）的《深港》（Deep Haven, 1877）、《乡村医生》（The Country Doctor, 1884）、维拉 • 凯瑟的《大主教之死》（Death Comes for the Archbishop, 1927）等作家作品中，铁路的出现使乡村空间不再是封闭静态的前现代田园，而是前现代和现代性的“第三空间”，即玛西所说的“动态的开放的空间，折射的是人和物的流动”（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156），彰显出美国地域主义文学的“进步的地方感”。“空间延伸”表现在铁路网将美国各个地区连成一体，结束了以往山高路远、道阻且长、文化隔绝、版图隔离的局面，使国家空间贯通，文化交流顺畅，国家认同感增强。同时，铁路交通地图使国家空间网络视觉化，参与空间秩序生产。维拉 • 凯瑟以铁路意象贯穿其多部小说，展示以芝加哥为枢纽的中西部铁路网如何改变了中西部自然景观和社会空间，因此被约瑟夫 • 优格视为“将美国社会的转变刻画为空间化现象”（Urgo 39）。另外，朱厄特的短篇小说《南希的生活》（The Life of Nancy, 1895）《去什鲁斯伯里》（Going to Shrewsbury, 1889）、斯蒂芬 • 克莱恩的经典小说《新娘来到黄天镇》（The Bride Comes to Yellow Sky, 1898）、福克纳的南方小说等都反映了铁路将沿线地方置于国家空间系统，复制和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空间重组，使地方经济与国家乃至全球经济成为一体；其次，火车和铁路推动了旅游平民化，使更多的人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体验美国其他地方的特色、历史、风俗，因而成为地域主义文学兴起的重要推手；再次，维拉 • 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My Antonia, 1918）、伊迪丝 •华顿的《乡村的习俗》（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1913）、斯蒂芬 • 克莱恩的《新娘来到黄天镇》等作品反映了火车车厢空间与等级秩序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

如果火车是 19 世纪流动性的里程碑，20 世纪则是汽车时代的新纪元。与火车不同的是，汽车不仅是移动的、半封闭的私密空间，而且汽车（auto-mobile）一词本身就代表了兼具自主性和流动性，将身体与技术相融合，创造了“一种新的空间化存在和感觉：司机与汽车互动、与乘车人互动、与公路空间互动、与公路上其他驾车人互动，将情绪、情感、空间性、气氛和社交性等汇集一体”（Merriman 64）。汽车与公路在身体空间、社区空间、地区空间以及国家空间之间建立起跨尺度空间关系。

自 1908 年美国 T 型车进入历史舞台，汽车所引发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使汽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以“车轮上的国家”著称的美国，汽车意象在美国文学中自然随处可见。纵览美国文学，对汽车流动性系统综合表征最为突出的文类当属公路小说，并经历过两次高峰时期：

第一次是一战后到二战前，汽车让人们从家庭私人空间走向广阔的国家空间，与当时美国国家政治需求十分契合。这一时期，美国致力于国家身份塑造，加强国家团结和统一，而在美国汽车史上，这一时期正是“敞篷汽车时代”（Stern 26）。与封闭轿车相比，敞篷汽车的优势在于其空间开放性，驾车人易于与外部世界产生互动。以辛克莱 • 刘易斯的《自由的空气》（Free Air, 1919）为代表的公路小说通过描写驾车跨州旅行，探索美国不同地区，结识新朋友，建立新关系，在以轮胎丈量国家空间的过程中，不仅切身体会国家身份认同，而且消除地区隔阂，从而参与和促进了国家统一工程大业。

第二次是二战后，随着美国汽车保有量迅速增加，加之冷战阴云密布，消费主义盛行，公路小说和影视数量激增。以杰克 • 凯鲁亚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 1957）为代表的公路小说表达了通过驾车上路的空间流动超越日常时空结构束缚的渴望。一方面，公路成为自我空间的延伸，在驾车疾驰的超验时刻享受无边的自我与无界的世界之间彼此融合；另一方面，开放的公路空间是各地各阶层人群相遇的“接触域”（contact zone），超越阶级界限携手浪迹天涯的公路之旅成为逃避资本主义结构的过渡空间。

从火车到汽车，交通模式的更迭不仅使美国文学在主题内容上更新，同时也促使其在叙事形式上创新。如果本雅明曾在信步“漫游”中领略“19 世纪之都巴黎”的五光十色，那么，20 世纪早期的汽车和地铁等现代交通则让都市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时空震撼。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庞德强调的“交通即文明”（Pound 169）与其著名的口号“锐意创新 (make it new)”交相呼应，相得益彰，充分体现出现代主义的实验创新与现代交通技术之间的密切关系，庞德的意象派经典之作《在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1913）更是鲜活例证。虽然地铁在今日已是习以为常的交通工具，但在 1904 年第一条地铁线首次投入使用之时，那幽深的地铁车站、那车窗上宛如时光隧道中光与色的交错，那从地下到地上的恍如隔世感等诸此种种都给人以强烈冲击，激发出美国文学家的实验冲动，创造出表现主义戏剧，如埃尔默 • 莱斯（Elmer Rice）的《地铁》（The Subway, 1929）。可以说，从轮船到火车、汽车、地铁、飞机，每一次交通革命都刷新了人们的时空体验，在海、陆、空、地下不同空间之间的穿梭让人恍然的同时也让人领略到一种难以言表、无以名状的“流动的现代性”。美国文学在交通革命中获得灵感，并以创新的美学形式将“流动的现代性”具象化。若将美国文学史与美国交通史并置考察，美国文学与现代的流动性、流动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便豁然开朗。

然而，交通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时空重构感“并不是发生在每个人和每个领域，流动性存在不平等和不平衡（Massey, “Power-Gometry and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60）。鉴于此，玛西提出流动性差异政治概念（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3）。流动性差异由何造成？玛西认为，流动性差异反映和表达了现存的社会差异和等级：“处在社会等级光谱最两端的人群，在流动性的享有权方面存在巨大差异”（149）。克雷斯韦尔在论文《走向流动性的政治学》中进一步阐明：流动性既生产社会关系也被社会关系生产。社会关系是复杂和多元的，包括阶级、性别、族裔等。流动性是一种资源，不同群体的人们获得流动性的渠道和权利也判然有别”（Cresswell, “Towards a Politics of Mobility” 21）。

从“流动性的政治”视角考察美国文学对流动性的表征，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流动性的性别差异。浏览美国文学史中经典旅行叙事，无论是梅尔维尔的大海旅行、马克 •吐温的大河旅行、还是杰克 • 凯鲁亚克的公路旅行，凡涉及在公共空间进行的探险活动，多以男性为中心，基本与女性无缘，女性常常被比作“港湾”“家园”等静态场所和私人空间。蒂姆·克雷斯韦尔在《流动性的性别》（Gendered Mobility）中从理论层面对流动性的性别划分进行了深刻批判，并在其论文《作为抵抗的流动性》中通过文学文本细读进行了深入剖析。该论文以《在路上》为例揭露“垮掉一代”时期公路小说对流动性表征的两面性：一方面，以流动性作为对冷战思维的抵抗，表现出其政治上的革命；另一方面，继续强化男性 / 女性，公共空间 / 私人空间的对立，将女性置于流动性之外，暴露出其政治上的保守（Cresswell, “Mobility as Resistance” 249）。

“垮掉一代”之后，伴随着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提出的“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呼声高涨及其对公共空间 / 私人空间性别划分的强烈抗议，1970 年代开始，美国女性文学批评对公路叙事的性别属性发起挑战。1980 年代后美国女性作家纷纷加入公路旅行书写。芭芭拉 • 金索芙（Barbara Kingsolver）的《豆树青青》（The Bean Trees, 1988）及其姊妹篇《天堂的猪》（Pigs in Heaven, 1993），希尔玛 • 沃利兹（Hilma Wolitzer）的《心》（Hearts, 1980）、切尔西 • 卡因（Chelsea Cain）的《达摩女孩：一次美国跨代的公路旅行》（Dharma Girl: A Road Trip across the American Generations, 1996）等小说聚焦女性汽车流动性，改写传统公路小说对汽车和公路的表征：驾车上路不仅为女性提供了私人空间、家庭空间和社交空间的连续空间，而且成为母女相互协商、共同成长的动态空间。女性通过驾车旅行的空间流动实现情感流动和心灵求索的精神流动。虽然女性汽车流动性“不一定必然根除性别定式，但至少为美国女性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消解公共 / 私人的性别空间对立发挥了重要作用”（Scharff 170）。

女性文学对汽车流动性的表征，与男性公路小说相比，表现出两点差异：一、驾车上路动机不同：男性多是为摆脱社会结构束缚，女性多是为摆脱家庭空间束缚；二、目的地不同：男性是从文明空间驶向荒野空间，女性是从男权空间驶向女性联盟空间。在文类形式方面，女性公路小说因依然携带着男性公路叙事的文类印记和沿用男性化公路类型小说套路，故而常被误认为是对男性程式化的照搬模仿。但事实上，女性公路小说在表面戏仿男性公路叙事模式的同时已经暗中将其颠覆、解构和重构，改写了汽车流动性的性别属性。如果说女性公路小说中女性驾驶汽车是跨越性别划分的空间实践，那么，女性作家投身公路小说写作则是跨越文类性别划分的文学流动性实践。

除性别差异外，美国流动性政治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种族差异。美国宣称的流动性自由其实仅仅是白人的特权，非裔美国人本身就是对美国流动性自由神话的讽刺。他们被强行从非洲运输到美国，在运输途中历尽折磨，诺奖得主托尼 • 莫里森在奴隶制结束百年后以小说《宠儿》（Beloved, 1987）揭开这段尘封的历史，为六千万在“中途航道”（the Middle Passage）失踪的黑人谱写迟到的安魂曲。非裔美国人被迫来到美国后成为奴隶，被同时剥夺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如果 19 世纪美国白人感伤火车导致静谧田园乌托邦的逝去，那么，对于从未拥有过田园的非裔美国人来说，火车带来的不是失去田园的绝望，而是摆脱奴隶枷锁的希望。在废奴主义者的帮助下，火车成为黑奴逃往美国北方和加拿大的重要途径，史称“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美国作家科尔森 • 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在 2017 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地下铁路》（Underground Railroad）中重塑传统奴隶叙事，以历史和想象交织的形式再现 19 世纪非裔美国奴隶借助铁路交通系统逃往北方的经历，揭示出种族与流动性的复杂关系。

如果 19 世纪的火车为非裔美国人走向政治流动性提供了流动性媒介，那么，随着一战后种族主义加剧，火车再次成为非裔美国人从南方向北部“大迁徙”（The Great Migration）的主要工具。在这场规模宏大、历时 40 年之久的非裔美国人口流动浪潮中，许多非裔美国作家在 20 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集中北上聚汇纽约，成就了美国文学史上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以佐拉 • 尼尔 • 赫斯顿（Zola Neale Hurston）为代表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家创作的“迁徙叙事”，将火车助推黑人“大迁徙”的历史跃然纸上。

然而，火车和铁路一方面为非裔美国人通过空间移动获得社会流动性提供了途径，另一方面，火车车厢却成为种族主义通过空间秩序强化种族秩序的政治场所。20 世纪早期的非裔美国文学对种族隔离车——吉姆 • 克劳车厢（Jim Crow car）进行了无情批判。吉姆 • 克劳车厢得名于 19 世纪后期美国南方在公共场合实施的所谓“隔离但平等”法。查尔斯 • 切斯纳特（Charles Chesnutt）的小说《传统的精华》（The Marrow of Tradition, 1901）描写两位医生好友本已落座同一车厢，但只因肤色不同，黑人医生被野蛮赶出白人车厢，白人医生也被禁止进入黑人车厢，其逻辑之荒谬昭然若揭。以经典名著《看不见的人》享誉文坛的拉尔夫 • 埃里森（Ralph Ellison）在早期自传体故事《火车上的男孩》（Boy on a Train, 1996）中以愤怒的笔触痛诉车厢空间的种族政治。故事发生在 1924 年，11 岁男孩所在的黑人车厢紧挨发动机，不仅十分闷热，而且“臭气熏天，丢满行李，塞满白人的宠物狗”（Ellison 13），最令其忍无可忍的是白人小贩对其母亲的百般骚扰，如此不堪的火车乘车体验给他的幼小心灵蒙上种族主义阴影。

非裔美国作家在控诉车厢政治不公的同时也积极塑造了超越阶级的希望空间。哈莱姆文艺复兴作家克劳德 • 迈凯（Claude Mckay）的小说《回到哈莱姆》（Home to Harlem, 1928）第十章《铁路》讲述了退伍军人杰克在餐车做厨师期间遇到人生导师的故事，杜波依斯（E. B. Du Bois）的《黑公主》（Dark Princess, 1928）描述了两位阶级背景迥异的列车员在车厢结为挚友的经历，车厢为不同阶级的人们提供了相遇相知相助的交互空间。

火车、汽车、地铁、飞机、车站和机场等旅行空间都是一种阈限空间和流动空间，或德塞托所说的“日常实践空间”（De Certeau 117），既是不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人们相遇的物理空间，也是被不断赋予意义、产生意义的象征空间。美国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通过描述流动性的具身体验，对性别空间秩序和种族空间秩序发起挑战，这本身既是对文学传统的“越界”，也是对流动性的操演和实践，更是对索雅所呼吁的“空间正义”的追寻（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1）。

结语

21 世纪以来，全球航空业发展迅猛、现代物流国际化加速、物理移动与数字移动紧密交织，如此规模宏大的流动性创新和流动性增强不仅改写了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引发了社会科学的“流动性转向”，激发了文学研究对流动性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从空间转向中孕育、萌芽、成长起来的流动性转向，汲取空间理论的精髓，强调空间的关系性和动态性，将其作为阅读和阐释流动性实践的思想工具，视流动性为发生于身体上的空间实践。作为物理形式的身体，体验新型流动模式带来的空间感受，在空间流动的同时也参与空间生产；作为社会关系的身体，其阶级、性别、种族、年龄属性影响着个体流动如何在不同空间环境被执行、被阐释、被表征。流动性实践和流动性表征之间的复杂关系使文学流动性研究别具意义：在微观层面，聚焦流动性的具身性，突出流动性实践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在宏观层面，揭示流动性与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流动性技术和基础设施的变革影响叙事结构和文学类型的衍变，另一方面，文学见证流动性的变迁，揭露流动性政治，参与流动性话语，影响流动性实践。同时，文学流动性研究通过对文学表征流动性进行再阐释，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和社会意义，实现了表征的流动，完成了学科的流动。因此，文学流动性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流动性实践。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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