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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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高丽朝中后期至朝鲜朝初期，诗坛以崇尚宋诗为主。随着中朝文人的广泛交流，朝鲜文人在反思宋诗之弊的同时，积极接受明朝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理论，加上唐诗选本及中国诗学典籍在朝鲜的流传，诗风逐渐向宗唐转变。至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正式形成。文人通过论证唐诗正宗地位、宋诗变唐之罪、唐风自然而宋诗雕琢及文人尚唐的审美取向，确立了以学唐为主的诗坛格局。但纵观朝鲜朝中期诗作，无论在用韵、拟作、诗风还是取法对象等方面，都表现出不专学一家的特点。究其原因，朝鲜作为域外国家其“唐宋诗之争”的核心是学唐与学宋的选择，因此出现宗唐理论与唐宋兼备的创作实践相矛盾的现象。
关键词
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唐宋诗观
作者简介
朴哲希，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东方诗学研究。
Title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in the Mid-Joseon Dynasty
Abstract
From the mid- to late Goryeo Dynasty to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poetry circle mainly advocated Song poetry. With the extensive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Korean literati, Korean scholars reflected upon the shortcomings of Song poetry, but still enthusiastically accepted the theory, “Poetry must conform to the style of Tang Dynasty”, proposed by the Seven scholar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and the Seven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hat’s more, as Tang poetry anthologies and classic works of Chinese poetics circulated in Korea, the style of Korean poetry gradually conformed to the tradition of Tang poetry. By the mid-Joseon Dynasty,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was formally under way. Scholars established the structure of the poetry circle that was keen on advocating Tang poetry as a main learning model not only by demonstrating the authentic status of Tang poetry and the sin of transforming Song poetry to Tang poetry, but also proving the naturalness of Tang poetry, the contrivance of Song poetry, and writers’ aesthetic orientation towards Tang Dynasty. Looking at the poems written in the mid-Joseon Dynasty, however, one may discover a phenomenon that no poet learned from a single model in using rhyme, analogy, poetic style or learning object. The reason behind this is that, as a foreign country, the core of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in Korea is whether to learn from Tang poetry or Song poetry.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re was a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that writers advocated Tang poetry in theory but integrated elements from both Tang and Song poetry in creative practice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the mid-Joseon Dynasty; “the dispute between Tang and Song Poetry”; views on poet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uthor
Piao Zhexi is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 Hi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 is oriental poetics.
Email: zxpiao@lnnu.edu.cn
唐诗在高丽朝之前便已传至朝鲜半岛，而宋诗于何时传入，由于可考资料有限，难以确认具体的时间点。据李奎报《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中相关记载可知，最晚于高丽高宗23年（1236）宋诗已经传入，并在诗坛广泛流行，由此唐、宋诗并行格局形成。朝鲜文人从不同视角在唐宋诗中选择学习、取法的对象，“唐宋诗之争”初见端倪。诗人、诗论家通过诗歌仿作、诗论、序言等形式，从诗法、格调、律法等层面，对唐宋诗进行全面地比较、分析，明确了唐宋诗歌各自特点及审美范型基本特征，由 此“唐宋诗之争”在朝鲜朝中期正式形成。在评判与接受的过程中，宋诗衰落与唐诗兴起互为因果，学诗之风由崇宋向尚唐转变。关于朝鲜朝中期诗学倾向的研究，当前学者大多着眼于诗风转化或文人诗作的个案研究，如审视一段时期内唐诗或宋诗对诗坛风气、诗学观念转变的影响；分析文人具体诗歌，并追溯其学唐或学宋的渊源。但无论是诗风转变还是作品分析，都未能全面、系统地揭示朝鲜朝中期诗坛的整体风貌。本文在中朝文学广泛交流的时代背景下，立足朝鲜诗坛自身发展脉络，阐明“唐宋诗之争”在朝鲜朝中期形成的背景、相关理论及在诗坛产生的影响，揭示朝鲜朝中期“唐宋诗之争”的地域特性与时代特征。
01
“唐宋诗之争”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
东亚古代诗学同源异流。无论朝鲜还是日本皆受中国诗学的影响，“唐宋诗之争”亦是东亚古代诗学的重要论题，成为东亚诗学史上独有的现象。朝鲜、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其所谓的“唐宋诗之争”与中国的诗歌美学之争有别，更强调诗歌创作的师法策略。因此，具有融合唐宋、转益多师的整体特点。由于朝鲜、日本各自历史背景、文化语境及诗学渊源的差异，因此两国的“唐宋诗之争”其理论形成的时间与争论的焦点各有特点。
就朝鲜古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而言，其形成是中朝文学交流的结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成熟的现实条件。首先，宋诗之弊日显。在宋诗强调诗法、诗教的环境下，导致蹈袭等带有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限制了文人的创作活力，客观上也造成了审美疲劳。因此就形成了渴望改变现状的内在发展要求，迫使朝鲜文人重新寻找可行的诗学理念。朝鲜朝中期，燕山君10年（1504年）10月11日时，传曰：“黄山谷诗固滞，大抵诗不可固也。意必通畅然后可与言诗矣”（转引自赵季等，《明洪武至正德中朝诗歌交流系年》185）。从官方层面上，对黄庭坚正面提出了批评。燕山君不满黄诗固守诗法、注重技巧、推敲字句等作诗方法，批评由此造成诗意凝滞、语言晦涩难懂，提倡诗风平易畅达、富有生机和变化。而此时的李胄（1468—1504）、金净（1486—1521）等大家在作诗上已显示出明显的学唐倾向，带有盛唐浑融雄壮之气象。
其次，从当时中朝文人交流上看。明使祁顺有言“诗之道大矣，古今异世，而诗无间也；中外异域，而诗无别也”（324）。也就是说从中国文人的对外交流心理上看，朝鲜汉诗与中国诗歌并未因时代、地域的差异而有别。所以，明朝使臣与朝鲜文人就诗学理论、文坛现状展开直接交流。明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主盟诗坛，他们尊唐而抑宋，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故明使唐休推举李梦阳为当世诗文之首。在此思潮之下，唐休对李容斋有言曰“天下文章以李梦阳为第一”（转引自蔡美花 赵季672）。通过中朝使臣及文人间的交流，明朝“诗必盛唐”的诗学观随之传入朝鲜，而这也成为了朝鲜诗风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明使张宁与朝鲜文人关于唐诗的讨论：“洪武至今，世次已久，不知朝鲜之诗果能皆如近否？三百篇以下，诗莫盛于唐。杨伯谦所述分三：始音犹丰腴，盛唐则沉着，而晚唐遗响则渐流丽矣”（转引自赵季，《足本皇华集》上 131—132）。杨士弘的《唐音》是元代宗唐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上承严羽诗主盛唐理论，亦为明前后七子宗唐主张之滥觞。张宁借杨士弘之口准确地概括了初唐、盛唐、晚唐诗歌的审美特质，将杨氏的诗学理论传入朝鲜朝，并认为《诗经》之后当以唐诗为顶峰。由此可知，在中国复古思潮的浸染下，学唐成了朝鲜文人的一种群体性共识。由明人进而学唐诗，成为朝鲜文人学习并接受唐诗的重要途径。
再次，从选本的传入来看。选本本身就是一种诗学批评方式，且从中可反映出诗坛风气的嬗变。在朝鲜朝中期所覆刊的中国古典诗文选集中，唐诗的数量要明显多于宋诗。特别是朝鲜半岛最早刊行的中国唐诗选本《三体诗》，截至16世纪末刊印了十五次之多，可见此书在当时得到了朝鲜文人的喜爱和认可。书中对五、七言律诗、绝句的格律、声韵、句法、字法等作详细的说明，扩大了唐诗在朝鲜诗坛的影响。朝鲜明宗时，明人高棅《唐诗品汇》刊行同样推动了宗唐之风的流行。该书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唐朝各时期诗人的诗作及艺术特色，大力标举盛唐诗人，为朝鲜学唐者提供了门径和典范，推动学唐之风的普及。诸如此类，通过诗学典籍的传入、重刊及流行情况，可大致窥见当时诗风转化的趋向。相比之下，宋诗选本却很少见。
最后，从中国诗学典籍的传入来看。在尹春年（1514—1567）的《体意声三字注解》中提到，其偶见严羽《沧浪诗话》和李东阳《怀麓堂诗话》，借用严、李二人之诗论证明其对诗法源流的考证。严羽，字丹丘，自号沧浪逋客，是南宋著名诗论家。其《沧浪诗话》论诗重汉魏盛唐，讲究诗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是中国“唐宋诗之争”形成的标志：“某种意义上，中国后世的‘唐宋诗之争’也可以说是赞同严羽和反对严羽之争”（李金慧 58）。李东阳，号西涯，是明中期茶陵诗派的代表，他提出诗兴汉唐的复古主张、崇盛唐而卑宋，《怀麓堂诗话》是其诗学理论的集中展现。尹春年充分吸收了二人的观点，认为在格调、律法等方面都要学唐。显而易见，本时期朝鲜文人的学诗选择与明朝诗学的复古论调直接相关，学唐成为普遍观点和呼声。
由此可见，经过高丽朝中后期至朝鲜朝初期的漫长酝酿，终于引发了朝鲜诗学观念的转变。学诗者有意识地追求唐诗风格，使唐诗再次成为学习的风尚，并被高举为反宋的旗帜。但宋诗也并未完全退出诗歌舞台，如同此前的唐诗一样，在诗学实践中仍有不少文人继续学习和推崇。在一定时间和时机的推动下，宋诗经过重新整合之后再度成为了诗坛的中心。
02
“唐宋诗之争”的主要争论点
自高丽朝中后期起，文人多从诗学创作论的角度出发对唐宋诗加以讨论。对二者的选择虽侧重不同，但对立不明显，没有因学唐而反学宋或因学宋而反学唐。在“他者”的视域下，根据自身学诗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择性的学习和借鉴，渐渐形成了清晰的唐宋诗观。
16世纪初，虽未有如严羽《沧浪诗话》般的诗学著作作为朝鲜“唐宋诗之争”兴起的标志，但沈义（1475—？）在梦游小说《大观斋记梦》中，却通过构建了一个奇幻艺术国度品评各朝文章，以“唐宋诗之争”推动全文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而表现出其“尊唐抑宋”的理想诗学观。这说明，不晚于16世纪初便形成了关于两种诗歌争论的焦点，预示着朝鲜诗学已先于日本形成了唐宋诗二元对立的格局——“唐宋诗之争”。此后，在李睟光（1563—1628）、许筠（1569—1618）等文人的引领下，朝鲜朝中期文人对唐宋诗批评的论述愈发增多，也进一步明确了“唐宋诗之争”的核心问题，即是对宋诗价值的评价上。为争夺诗坛话语权，或通过提出宋黄苏、两陈皆主杜，从学脉上论证宋诗学唐，凸显唐诗的地位；或忽视并批判宋诗的诗学价值，逐渐消解江西诗派的影响。概言之，宗唐贬宋成为了朝鲜朝中期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的主旨。与此同时，本时期也是朝鲜古代诗学“唐宋诗之争”最重要、最激烈的阶段之一。
其一，以学唐为正宗。朝鲜朝中期，文人对诗学“正宗”“正路”等观念进行广泛地讨论，寻绎诗统以树立典范，以此为创作参照，指示后学。
那么，何为“正宗”？受南宋真秀德《文章正宗》的影响，尹春年在《体意声三字注解》中说道：“所谓正宗者，不过今人之所谓句法而已〔……〕杨仲弘所传杜诗诸格真律，诗之正宗也”（转引自蔡美花 赵季 519）。其所言之“正宗”涵盖体、意、声三个方面，即诗体、诗意与声律，以杜诗为尊。何为“正路”？宋寅（1517—1584）认为“摛词敫藻，自中绳墨，句法甚精，音调甚清，又遇具眼人，有所斤正，今世之识诗家正路者”（217），其主张正宗之诗当具备句法精严而声韵和谐的特点。由此可见，“正宗”“正路”等观念既有强调规矩，也有嫡传、主流和正统之意。对此观念理解的不同，便造成了对唐宋诗选择上的差异：“三百篇之后，诗莫盛于唐。学之而不类焉，则反归于浅近衰飒，终不若从事苏黄两陈之为愈，此说之行久矣。宜学唐者之鲜，而学之而仿佛焉者，为尤鲜也〔……〕李杜诗万丈光焰也耶，后之人欲学唐者，以李杜为轨，则亦未免落于苏黄格律也耶”（柳根，《玉峰诗集序》 90）。文中将唐诗作为《诗经》之后的正宗，但文人学唐却往往落于“浅近衰飒”的窠臼，难得唐诗之气象。究其原因，盛唐之诗浑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却有严谨的法度可学。与有法可学的宋诗相比，学唐无法可寻又难得其精神，最终造成了“宜学唐者之鲜，而学之而仿佛焉者，为尤鲜也”的局面，学唐的结局依旧走向苏黄格律一路。
这既有朝鲜朝中期唐宋诗风转化的痕迹；也间接说明了朝鲜的“唐宋诗之争”是从创作实践出发的，始终在寻找切实有效的学诗之法，因此对宋诗的诸多优点并不排斥。对此，柳根提出要学唐诗人中蓬勃的青春气息和感知生命的活力，但对唐诗亦不可专一模仿。若仅学李杜，未免落后于苏黄等宋人，因此要吸收唐代诸家之特长，熔作一炉。而宋诗亦有值得肯定之处，宋诗还有其一席之地。
其二，宋诗有变唐之罪。自高丽朝末期起，就有一些文人吟咏性情，主张以性情为诗。加之受明人高棅“得性情之正”的选诗标准之影响，朝鲜朝中期文人纷纷重视性情，从诗本于性情出发，确立了唐诗的地位，并得出宋诗因变唐之罪而非正宗的结论：
自宋黄巢以来，始并与其所变性情者而遗之。一归之于寸学文字以为之，得一字以为巧，使一事以为能，直欲躝跞古人。学之者尤乖僻凡鄙，此变中之变，而东方又变变之变。学者率不求之于性情之本，而反寻之于文字之上。不涵咏于自得之妙，而反掇拾于糟粕之余。不以箫散静妙为趣，而以凭陵掩袭自衒，为力益费而为道益远。（金净 183）
所谓正变，继承的是《诗大序》中关于正变之说的理论。由材料可见，与正相对，宋诗作为变体，以文字为师，多务使事，讲究用典、炼字、琢句，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字无出处，与重性情的唐诗渐行渐远，可以说是因变而退。这种背离唐诗审美理想的诗法，受到尊唐诗人的极力贬低，大有诗风坏于宋诗之意。因此，文人从正变的角度来对比唐宋诗之别，由此全面否定了宋诗的变革价值及有别于唐音的追求。也就是说，宋诗不是正宗。
其三，唐自然而宋雕琢。柳梦寅（1559—1623），“文章极高大”（柳琴 452），好学唐诗。在对仗、语言、用典、韵律等方面都与唐代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唐诗之妙处，就在于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主体性情自然外化，使诗歌产生“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天然之美。因此，根据其创作经验，选择了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又将李之诗风运用于诗歌创作中。
〔……〕或问李杜优劣，答曰：“李诗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杜曰‘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赋花柳一也，而李自然、杜雕琢，优劣可立辨。”又论简斋诗：“‘洞庭之东江水西’，下宜其楼台之胜，而以‘帘旌不动夕阳迟’接之，语意似不续，既曰‘登临’又曰‘徙倚’又曰‘望远、凭危’，语势相叠，此文章之甚卑者也。”（转引自蔡美花 赵季 1023—1024）
由上文可知，柳梦寅根据其理想诗歌的审美标准有感而发：第一，在李杜二者中，他认为李自然而杜雕琢。标举唐诗自然而然的创作风格，追求诗意的浑成而不喜雕琢字句，反对人为之工。因而尊李贬杜，虽也主张诗学盛唐但未把杜甫视做作诗的楷模。第二，讽刺陈与义诗格之卑。对于宋诗，尤其是陈与义的《登岳阳楼二首（其一）》表现出极为鲜明的批判态度，认为该诗字、词使用不当且诗意难承，难有浑融之态，因此心存鄙薄之情。言外之意，此诗毫不可取，价值远不如唐诗，自然无法与李白之诗相提并论。
其四，文人尚唐的审美取向。从审美趣味上，一些文人标举“诗必盛唐”。在此风尚的渲染下，文人在学诗过程中，对宗唐还是宗宋，分歧愈大。而在当时文人只尊唐诗，以唐人为楷模，对宋诗不屑一顾，宋诗只有少部分肯定的声音：“公独窃慕盛唐，属和阳春，无寒瘦辛艰之态，而非效颦学步之比。其风流气象，可以想见，而始可与言诗已。若及苏门，其得黄九不穷之誉审矣”（黄俊良 179）。黄俊良（1517—1563）因偏爱唐诗，模仿起来得心应手，论起唐诗要言不烦，对唐诗所具有的不可模仿性等弊病却视而不见，所以文人的好恶也是形成“唐宋诗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宋诗，则引用“黄九不穷”之典故，意在说明能学得苏门黄庭坚精雕细琢之成就者甚少，后学难以长进。换言之，虽也肯定了苏黄的诗学成就，但学苏黄却绝非正路。
朝鲜朝中期开始，对宋诗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批评日益加剧。在批评宋诗的流弊及瓦解宋诗的地位的同时，唐诗的地位达到巅峰。批评宋诗者往往将唐音与宋调相对照，以此来印证宋诗的缺点和弊端，对苏黄的批评也显得更加彻底。如，“李杜谁轩轾，骚坛两圣人。庭坚偷气力，无己学精神”（李海寿 66）。李海寿（1536—1599）认为黄庭坚、陈师道二人以“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作诗，因而诗中大量堆砌典故，造成诗意难解、语言晦涩之弊，违背诗言志、重抒情的本意。柳希春（1513—1577）也从诗人性格上对江西诗派加以批评：“大抵江西人，皆能文章，才气秀拔。而性倨 傲执拗，其土风然也”（452）。在对宋诗的对比与批评中，显示出宗唐的倾向，唐宋 诗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03
朝鲜朝诗坛多样化的现实
朝鲜古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虽已形成，即整体上宗唐贬宋，但一则，由于个人学诗喜好、审美趣味差异以及诗法取向等倾向的不同，其学唐或学宋很难统一且存在着诸多偏差。二则，对于中国的“唐宋诗之争”，朝鲜文人多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因好尚不同而各抒己见。同时他们也是朝鲜诗学“唐宋诗之争”的缔造者及参与者，中国诗歌的学习者。多重身份之下，使朝鲜诗人虽宗盛唐，但专主盛唐者并不多；有明显学诗倾向者不多；激烈贬宋者也不多。所以很多朝鲜文人在实际创作中仍唐宋并举，在尊唐者之诗中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宋调。诗学理论主张与创作实际上，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性。
其一，在用韵、拟次诗作上。文人对唐宋诗的接受主要表现在次韵或仿效上，亦可见唐诗盛行的倾向和审美偏好。时人学唐或直接唱和、次韵杜甫、李白、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王维、韦应物、高适等；或作仿效体，如李商隐、谪仙体、西昆体等。学宋则或主要唱和、次韵坡、山谷、简斋、王安石；或作仿效体，如东坡体、演雅体、简斋体等。对诗歌范型的选择还是较为多元，根据创作实际选择唐韵或宋韵。总的来看，学唐的作品还是多于宋，并带有诗风转变的过渡痕迹。具体来看，不同“诗派”倾向不同。然则在大部分没有诗学宗派的文人中间，对两种诗学范型的学习上，仍是唐宋兼容。如，朝鲜朝中期“海东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馆阁三杰”郑士龙（1491—1570）、卢守慎（1515—1590）、黄廷彧（1532—1607），此三人中，除黄廷彧喜用本国诗人韵外，郑、卢二人皆用唐韵，且学老杜。卢守慎所追求的诗风与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趋于一致（马金科 245）。《国朝诗删》对卢守慎《送卢子平赴东莱》的评语“换杜之胎”和“自出机杼”与黄庭坚作诗之法同出一辙（李钟默 28）。具体来说，在拗救、奇字、典故、句法、意境等方面，均受江西诗派诗法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也深得老杜律法，其五言律酷类杜诗，一字一语皆从杜出。从次、和唐宋韵来看，唐宋比重相差不大。可见，卢守慎虽学江西诗派但眼界并不局限于此，学宋不避讳唐诗，仍以唐诗为标准，表露出对唐诗的崇拜。
而在学唐派的代表“三唐文人”中，李达（1539—1618）学诗“由宋入唐”，被称为“三唐文人”中的第一大家。《荪谷诗集》有大量模仿李白乐府诗的作品。如，卷二中的《关山月》、卷六中的《襄阳曲》等。他们几乎单纯学唐，很少言及宋诗。而朝鲜朝学唐者也通过学“三唐诗人”既增进对唐诗的了解，又进一步学唐。
其二，就当时诗坛风气上看，除了学盛唐外，也有推崇晚唐与宋诗者。如，郑碏（1533—1603），其诗“深得晚唐体”（转引自蔡美花 赵季 541）。也有文人认为宋诗优于晚唐诗，且从具体诗句出发证明宋诗应有的诗学地位。
今世诗学，专尚晩唐，阁束苏诗。湖阴闻之笑曰：“非卑也，不能也。”退溪亦曰：“苏诗果不逮晩唐耶？”愚亦以为：“如坡诗所谓‘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不知晩唐诗中，有敌此奇绝者乎？高丽时每榜云：‘三十三东坡出矣。’丽代文章优于我朝，而举世师宗，则坡诗不可谓之卑也。若薄其为人，则晩唐诗人贤于苏者几何人耶？唯退溪相公好读坡诗，常诵‘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之句，其所著诗使坡语者多矣。”（转引自蔡美花 赵季 551）
但是，朝鲜诗论家以“他者”的眼光，在批评唐宋诗中，既有很多肯定的方面，也有否定的方面。“东坡山谷不足惊，子厚退之犹可厌”（周世鹏 39），周世鹏所言可见当时也存在着不学唐宋的声音，苏黄不足为奇，韩柳也可相厌。“文章虽曰小技，亦业之精者也。虽巫医乐师之工，及其成功，劳筋苦骨，孶孶汩汩，积累而后有得，况为文章者乎。非着力有得，不可易言。乃欲不读而能之，不勤而得之，惑矣。如此而谬为大言曰：唐则萎弱，不必学也；宋则卑陋，不足学也，专尚浮靡藻华之饰，其可乎哉？”（韩忠 544）针对周世鹏的观点，韩忠（1486—1521）高呼为谬言也，对其观点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学诗的精要在于积累后而有所得，非着力于辞藻华丽、字句雕琢而得，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即便竭尽全力也难以产生深博雄丽的诗歌。所以，要从实际出发学习唐宋诗，要客观认识唐宋诗的价值。
其三，从当时所推崇的诗人来看，唐宋兼有。如，林悌（1549—1587）将孟浩然、杜牧奉为第一流（324）；也有“因陆放翁诗豪放平易，无险涩怪奇之病而爱之者”（转引自蔡美花 赵季 584）；还有怀念山谷者“令人却忆黄山谷，解道文章帝杼机”（柳根 ,《西垧诗集》 461）。显而易见，当时诗坛学诗是多样的，文人取法各异。
且同一文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所选取的诗学典范也有所不同。如，“余少时，士子学习古诗者皆读韩诗东坡，其来古矣。近年士子以韩苏为格卑，弃而不读，乃取李杜诗读之，未知李杜诗其可容易而学得耶？非独学诗，凡俗尚莫不厌旧而喜新，徇名而蔑实，人心之不于常，真可笑也”（转引自蔡美花 赵季 586）。由此可见，当时文坛一些文人学诗取向变化频繁、迅速，反映出在诗风转化的特殊时期，文人有喜新厌旧和急于求成之病，但另一方面也可窥见其寻找可操作之诗法时内心的急切。
其四，在具体诗歌创作上，对唐宋诗的特质各有选择。宋诗在思想内容上，直接以诗歌议政；描写人民的苦难生活；表现爱国思想；描写经济生产、民风民俗等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评诗、评书、评画、评乐等论艺之作，和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人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在艺术特色上，具有散文化、议论化、才学化等独特的风格。以郑士龙的诗歌为例，其诗便以宋诗的“尚奇”“尚巧”“求新求变”等特质为基础，在对景物的描写上更重描写的技巧而非景物自身的描摹，如其诗《桃花马》《大滩》等。而权应仁的《山居即事》、卢守慎的《葩溪》等亦皆如此。《国朝诗删》对这些诗作评价为“状景如许险巧”“极巧”“奇甚”。此外，宋诗重“气象”“气势”等特点也影响了黄廷彧、申沆、成梦井等人的诗作。①而与宋诗相比，唐诗重吟咏性情；重兴感和意象；情思外放、气象浑厚；骨劲肉腴、清新雅丽；韵畅律谐、格调高雅。特别是“盛唐无疑是近体诗第一次成熟的高峰”（李金慧 58），自然备受学诗者的瞩目与青睐。如，申从汉的《伤春》、白光勋的《有赠》《弘庆寺》《悬津夜泊》、金净的《赠释道心》等诗作都不失唐韵，有唐人风格。②而李达的《松京》《山寺》《回丹》《步虚词》等怀古佳作，含蓄凝练；而他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移家怨》《刈麦词》《拾穗谣》《扑枣谣》等则写出了诗人对贫苦百姓的关心（李岩 池水涌 693—694）。以《拾穗谣》为例：
田间拾穗村童语，尽日东西不满框。
今岁刈禾人亦巧，尽收遗穗上官仓。（李达 36）
综上可见，本时期朝鲜文人虽在理论上高呼学唐，在学诗实际中仍旧带有某些唐宋诗的共同基因，在学唐的同时对宋诗的态度具有矛盾、开放之处，这是当时诗坛不得不承认的事实。然而这一特点，却为朝鲜朝后期反思唐风，最终唐宋兼学、力图融通埋下了伏笔，使得诗风的运演轨迹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朝鲜朝中期的“唐宋诗之争”显示出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矛盾的现象。所谓的矛盾，指的是理论上呈现出崇唐、尚唐，但在创作实践中却表现为唐宋兼学。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跟文人对“唐宋诗之争”的理解直接相关。与中国“唐宋诗之争”重理论不同，朝鲜朝争论的核心是带有明显的“主体间性”“民族自主性”等特征和第二语言学习的性质。因此，所谓的崇唐理论，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大部分文人论及唐宋诗时只有只言片语，呈现出零散、模糊和薄弱的特征。一方面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朝鲜诗学想要弃绝唐宋另辟蹊径，绝非易事，故而只能从唐诗或宋诗中选择模仿的对象，使得整个诗坛出现尊唐仍不废宋等多元化的现象。体现出“唐宋诗之争”发展过程中具有过渡性、矛盾性等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朝鲜诗人对唐宋诗的思考是从学诗者的角度出发，重视在诗学实践中如何学习两种诗歌。他们的关注点不是停留在作家、作品的阐释上，而是凝聚在诗教、诗法、诗人素养以及诗风的演变上。其目的在于纠正和扭转诗坛的不良风气和弊病的同时，指导后人学习汉诗。
随着明朝尊唐黜宋的复古思潮以及李睟光、许筠与申钦（1566—1628）、南龙翼（1628—1692）、李植（1584—1647）等诗坛领军人物的陆续涌现，学唐文人数量的增多，且在学诗门径、诗格之争等方面形成了诸多成熟的理论主张。在这样的学唐风尚之下，全面学唐的时代已然到来。此外，从追随摹拟到试图争锋，两种心态的并存和转移，这是域外文人接受中国文学和学习汉诗的共同历程，也是域外国家汉文学发展、繁荣的必然结果。随着本时期众多文人对“唐宋诗之争”的讨论，不仅丰富和完善朝鲜古代的诗学理论，推进朝鲜古代诗学理论走向成熟，从中也能够感受到朝鲜文人对各种诗体的反复实践过滤和曲折的演变过程，体现出其对汉诗民族化与本土化的不懈努力和不断追求。这些都为接下来“唐宋诗之争”内涵的成熟与深化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杨 建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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