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的声音：爱伦·坡小说中的视听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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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坡的小说往往凸出听觉认知对视觉认知的消解或改造，以某种超前意识预设了麦克卢汉围绕人脑认知结构所做出的视听空间阐述。基于这一理论意义上的同构现象，拟考察女性气质与听觉空间在坡的笔下所产生的耦合效应，着重分析女性（乃至于某些情形下的象征性动物）如何挑战权力化的视觉认知空间，悄然将传统视觉思维的线性逻辑反转为以“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听觉模式为认知内核的非线性逻辑，说明声音如何在坡小说的关键节点成为揭示文本社会政治内涵的独特通道。
关键词
爱伦·坡；麦克卢汉；声音；视听之争
作者简介
于雷，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19世纪英美文学与媒介技术史研究。
Title
The Tell-Tale Sou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Visual and the Acoustic in Poe’s Fiction
Abstract
Poe’s fiction tends to highlight the disintegrative or reformative influence of the acoustic upon the visual, prophesying what Marshall McLuhan would elaborate on the acoustic and the visual spaces regarding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of the brain. Based on this theoretical isomorphism,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femininity and the acoustic space in Poe’s fiction, and to analyze, in particular, how female characters (and even symbolized beast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challenge the empowered space of visual cognition, furtively turning the linear logic of the traditional visual cognition into the non-linear logic that has as its core the decentralized and dehierarchized acoustic mode, so as to illustrate how the sound functions as a unique channel, through which Poe brings to light, at certain crucial points in his fiction, the socio-polit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text.
Key words
Poe; McLuhan; sou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visual and the acoustic
Author
Yu Lei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specializing in the 19th-centu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media technology.
Email: yulei@bfsu.edu.cn
加拿大媒介学家麦克卢汉将坡视为象征主义诗歌与侦探小说的开创者①，相当程度上乃是基于后者的“秘密写作”②受到了19世纪初电报技术的塑形性影响——还有什么其他文类能够像莫尔斯电码的加密书写那般更加注重符号对意义的隐匿功效呢？“一朵红红的玫瑰”超越了罗伯特·彭斯的直接视觉经验，地板上散落的烟灰也不再是福尔摩斯眼中的随意丢弃之物；它们的意义在其自身之外。这似乎成了坡对常规视觉认知加以听觉改造的理由，成了其笔下人物行为乃至于其创作哲学因循“侧视”③机制的动因。麦克卢汉（尤其在《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 中）围绕视、听认知所进行的研究不经意间为我们探索爱伦·坡小说世界中的视听之争提供了一个颇具启发的理论平台。由此，我们既能更好地理解坡如何运用听觉逻辑去消解乃至于改造传统的视觉逻辑，亦可更为清晰地洞察视听之争在坡那里如何贯穿其围绕性别及种族问题所做出的思考。《泄密的心》（“The Tell-Tale Heart”）之“泄密”并非源自“心”本身，更非那只令人憎恶的“秃鹫之眼”，而是基于声音现象（“心跳声”）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④。这是坡的独特文本结构——让声音（包括语音）⑤在关键节点成为映射作品伦理观照的秘密榫卯。
01
基于认知结构的“视听之争”
相较于传统视觉机制的运用，听觉认知在坡的笔下被赋予了异乎寻常却又极易被忽略的重要价值：杜宾热衷于在黑暗中思考，这是他在《被盗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中接待前来求援的巴黎警长之际所特别营造的环境，也解释了他何以同样在《莫格街凶杀案》（“The Murders on the Rue Morgue”）中对黑夜本身表现出唯美的执著。杜宾对于听觉机能的要求明显高于视觉，“他的眼睛露出的是虚空的表情，而说话的声音却总是十分高亢”（IV: 152）⑥。在《莫格街凶杀案》中，地方报纸除了对案发现场的血腥惨状进行碎片式描述，还特别围绕尖叫声进行了甄别；发出尖叫声的不只是受害母女，另有一个让人颇感意外的神秘声源——听上去有别于人类已知的任何语言，倒是“有点像女人的声音”（IV: 162），而这声音恰恰成了将动物纳入案件侦破范畴的突破口。
在坡的笔下，以视觉机制为行为基准的主人公往往会陷入某种认知逻辑混乱，而以听觉机制为认知范式的人物则通常会最终占据上风。《厄舍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即呈现了弱化的视觉与强化的听觉之间的强烈反差：厄舍屋的窗户成了“虚空的眼睛”，而建筑物内实则即将上演一场由声音主宰的大戏，如题头语所暗示，“他的心是悬置的鲁特琴，触碰之际发出回响”（III: 273）；厄舍以反讽姿态敞开窗户，让叙述者的视觉理性接受神秘风暴的戏谑，并在高潮节点将叙述者朗读进程中由文本描述的恐怖声响与地窖里因厄舍的妹妹破棺而出所产生的音效加以对位，使其在“视”与“听”的语义抵牾之间经受了一场文学情感教育⑦。类似地，《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在故事末尾展示了视觉镜像如何沦为支离破碎的幻象，唯有那萦绕于耳畔的训诫声挥之不去，而《泄密的心》则更是将一位老者的“秃鹫之眼” 与心跳之声杂糅为一个矛盾综合体。当然，视听之争亦可在文本谱系意义上表现为不同小说围绕视与听所建构的截然相反的人物行为逻辑。譬如雷姬亚（Ligeia）的明眸是男主人公颇为痴迷的恋物对象，而贝蕾妮丝（Berenice）的皓齿（作为关键语音器官）却是男主人公近乎偏执的仇视目标。视听之争成了一种文本现象，而它暗藏的两种认知结构之争“朴素地”预设了麦克卢汉围绕视、听空间所做出的甄别。
作为文学批评家出身的媒介学家，麦克卢汉对坡的诗学理念不乏洞察——尽管他提及坡的场合并不多见；不过，仅凭那几处点睛之笔，即可发现坡的创作哲学和宇宙观对麦克卢汉媒介学研究的深刻影响。坡小说中的视听之争在学理上映射了麦克卢汉媒介学理论中描述的那种基于人脑认知结构的逻辑模式之争。麦克卢汉认为“东方价值” 属于“听觉空间”，为右脑操控，强调“质性思维”，而传统“西方文明”则有赖于“视觉空间”，为左脑操控，凸出“量化推理”（McLuhan and Powers 54-55）——柏拉图堪称视觉空间的奠基人，它经由亚里士多德的传承之后成为统领西方思维的主导模式⑧；与西方价值的那种“线性自我意象”不同，东方价值推崇听觉模式所注定的多样、直觉和变化，如《地球村》前言所云：“听觉空间乃是基于整体论（holism）所建构，换言之即是不存在基准中心，宇宙系统尊崇多样性，那里只有漂浮不定的多点中心。听觉模式摒弃等级体系；即便存在等级体系，听觉模式亦秉持一种直觉感知，认为那等级体系不过是转瞬即逝之物”（Powers ix-x）。或许并非巧合，雷姬亚的迷人之处在于她不乏东方色彩的生理外貌：黑色的眼睛与黑色的头发；男主人公为了追忆新近过世的她，甚至将新房布置得不乏“东方情调”（II: 260），似乎在为亡妻的借尸还魂做好空间上的准备。事实上，雷姬亚的悖论特质恰恰在于她行为举止（在男性人物眼中）的“静谧” 与其具身性的声音呈现，“她的来去似影子一般。她走进我紧闭的书房，我却浑然不知，直到她发出低沉而美妙、如音乐般动听的声音”（II: 249）。
听觉模式在麦克卢汉那里被类比为“量子物理学”所特有的共时共地结构，它与视觉模式对“序列关系”的强调完全不同：听觉模式并不聚焦于对象本身，而是转向不同对象的“中间地带”，反对“非此即彼”的线性分析模式（McLuhan and Powers 39）。这种基于听觉认知所衍生出的阈限性不仅解释了坡笔下那些拥有魔幻之声的美女缘何总得以徘徊于生死交界处，也在认识论上凸出了对诗性直觉与数理逻辑加以综合的必要性，务必“既是数学家，亦是诗人”（VI: 43）。坡推崇的逻辑范式是典型的听觉模式，而他强调的基于“侧视”的认知哲学则恰恰证明了传统视觉模式经受听觉改造的必要性——用耳朵去看，用眼睛去听。坡的创作观和宇宙论与19世纪初电子时代的开启有着不容忽略的基因关联，而麦克卢汉正是从那一时期尚属欧美新媒介的“电” 当中洞察到听觉模式的相关性，认为“电拥有听觉世界的全部属性：它无时不在，亦无处不在。一种360°的品质”（McLuhan and Powers 138）。
麦克卢汉强调听觉空间的“整体论”，如其同样凸出“电子形态”的“整体效果”（McLuhan 26），而坡早在电子时代开启之时便在其创作哲学中提出了“整体效果论”（VIII: 126）。坡还围绕宇宙整体论在《我发现了》（Eureka）中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站在山巅之上，“原地高速旋转，方可从全景空间中领悟同一性的崇高”；通过快速“思维螺旋”（mental gyration）使周围的全部对象“合而为一”（XVI: 186-187）。《厄舍屋的倒塌》中描绘的“放电现象”不只是叙述者理性视野下缘于午夜风暴的自然衍生物，更是与厄舍屋听觉空间相互映射的镜像对等物；对比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可清晰看出坡围绕视听之争给予读者的暗示：开篇处，叙述者强调那是“一个无声的秋日”，但却不乏张扬地呈现了一连串视觉行为：“我看着眼前的景象——看着这孤零零的房子〔……〕——看着凄凉的墙壁——看着那虚空的眼眸般的窗户——看着四周恣肆生长的苔藓——看着几处枯死的白色树干”（III: 273）；而到了故事的高潮处则先后经历了地窖内外的声响共鸣及厄舍屋倒塌之际发出的“如翻江倒海般呼号的狂暴之声”，最终将厄舍屋的残垣断壁融合到“深沉而阴冷的湖泊”中（III: 297）。麦克卢汉基于听觉空间的“整体论”在此以一种转喻性的逻辑关联见证了坡的“整体效果论”。
麦克卢汉围绕听觉模式所揭示的共时共地属性在斯洛文尼亚学者姆拉登·多拉那里得到了呼应，如后者在《仅仅是声音》（A Voice and Nothing More）中指出，“声音之源非视力所及，因其无从定位，似随地而生，随处而起；由此变得无所不能”；声音与神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直接的隐性关联”（Dolar 62）。多拉的声音论为麦克卢汉的听觉空间增添了一丝神性的光晕。声音之所以能够“泄密”，乃得益于其固有的神性基因——这在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和卢梭那里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确认⑨；由此，声音的一个核心美学功效在于它围绕“良知”所产生的“广泛的言语修辞”（83）。德·昆西在《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开篇处感慨童年时代的自己无法理解麦克白在刺杀邓肯后所听到的敲门声缘何引发莫名的敬畏与崇高，直至成年后方才意识到那敲门声乃是基于谋杀者的情感认知逻辑而实施的“人性在邪恶之域的复归”（De Quincey 6）。在此意义上，《威廉·威尔逊》堪称替身（doppelgänger）文学中将“声音”与“良知”加以对位关联的经典案例：每当主人公意欲行恶之际，耳畔总响起影子形象发出的神秘耳语；那训诫之声无处不在，追逐主人公走遍欧洲，直至故事尾声伴随威尔逊视觉镜像的破碎而得以悖论性地“现身”——借用多拉的话说，它成了一种“没有身体的声音”，表现出“内在的暗恐（uncanny）特质”，使得意义的传达“不再受到视觉干扰”（Dolar 61）⑩。
02
基于性别气质的“视听之争”
整体效果论”规约了爱伦·坡小说空间中的视听之争，在那里，男性叙述者的视觉模式因循线性逻辑，而女性人物则大抵尊崇听觉模式的非线性逻辑。麦克卢汉将“人眼”视为“线性逻辑之父”，其核心本质注定了它惯常采用“基于排除法的推理”：“某物要么在此空间，要么不在此空间”（McLuhan and Powers 39）。鉴于麦克卢汉有意将听觉空间的独特属性与量子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⑪加以类比，我们亦可从坡笔下那些踟蹰于生命与死亡边界的女性人物身上找到相似的“纠缠”美学：她们既在此岸亦在彼岸；她们的善睐明眸不过是以某种认知陷阱的方式暂时满足男性人物一厢情愿的视觉偏执，而最终却是凭籍不乏神秘的声音机制将男性视觉认知置于荒谬的境地。《埃利奥诺拉》（“Eleonora”）中的男主人公将自己的人生历程一分为二：前半段以“清晰理性”为特质，后半段则转化为“幻影与狐疑”；在理性阶段，男主人公与表妹埃利奥诺拉沐浴在爱情之中，享受的是湖光山色、奇花异草，堪称视觉盛宴，尤其是那条静默流淌的“无声河”（IV: 237）——她的清澈明亮让主人公想起埃利奥诺拉的眼睛。对坡的男性人物来说，在“无声”与“明眸”之间建构生理对位似乎暗示了视觉（“理性”）对听觉（“幻影”）的排斥，殊不知“无声”在坡笔下恰恰是那些拒绝死亡的美女们获得永生的神性手段⑫。当埃利奥诺拉跌入“美女之死”的诗性程式后，男主人公的视觉盛宴沦为一片荒凉；“幻影”阶段见证了他对爱情誓言的背弃，但确认了埃利奥诺拉化身为“熟悉而甜蜜的声音”（IV: 243）重返人间，与男主人公的新欢——来自远方的少女“阿梦嘉蒂”（Ermengarde）——悄然而神秘地融为一体。
从人物谱系基因看，埃利奥诺拉与雷姬亚的眼睛乃是以“过度陈述”的话语形态出现在男性角色的恋物崇拜之中，眼睛成了她们被男性识别的身份依据；值得留意的是，坡笔下的女性复归却往往借助听觉机制的激活（她们拥有不乏魔力的声音品质），使得男性人物的视觉自恋沦为戏谑的目标——他们对女性眼睛的偏执不过是一种逆向视觉操控，让自己成为被无条件宠爱的对象。即便是雷姬亚那类为男主人公宣称“深爱” 着的女性，在其病入膏肓之际发出的“愈加柔和的声音”也未能真正触动男主人公的恻隐之心：“我并不打算琢磨她那些淡然诉说的话语中所表达的疯狂意义。她那凡世之外的音韵听着让人恍惚，使我的脑袋陷入混沌”（II: 255）。在坡那里，女性的借尸还魂不过是借助哥特化手段在生与死、此岸与彼岸两个空间内操演了麦克卢汉从听觉模式中揭示的共时共地属性。玛德琳·厄舍从最初的无声幻化为地窖与书房内同时并存的激越声响，厄舍孪生兄妹在听觉认知上的合谋/合一由此展露无遗，也使得那只顾专注于视觉理性的叙述者顶着“眩晕的脑袋”（III: 297）落荒而逃。
厄舍兄妹的孪生性不止于外貌相似，更关乎其在听觉认知上的默契——厄舍是坡笔下少数几位以“声音”逻辑思考的男性人物，甚或说以听觉认知见长的不乏“女性” 思维特质的男性形象。也是在此意义层面上，杜宾方能突破巴黎警方所拘泥的线性视觉模式找回失窃之信。事实上，坡围绕杜宾的性别阈限身份提供了有趣的暗示：杜宾不仅坦承自己对那位丢信的皇室贵妇秉持某种“政治上的偏好”，甘愿“充当相关女士的同党”（VI: 51），更令人惊讶地在《莫格街凶杀案》中与男叙述者“挽着胳膊”（IV: 152）闲游于夜幕下的巴黎街头。将女性气质主导的听觉认知与男性气质主导的视觉认知相并置，往往会显现出眼睛功能的弱化与声音功能的强化，这或可解释杜宾在施展其高超分析能力之际缘何同时呈现出“虚空的眼睛”与“任性的高音”，以至于叙述者不禁感叹杜宾似乎拥有了古代哲学中所说的“双相灵魂”（Bi-Part Soul），以为存在着“两个杜宾”（IV: 152）。若这所谓的“双相灵魂”可能缘自亚里士多德那基于“理性-情感二元论”的“二分心理学”（Craighill 40），那么我们又何尝不可在性别身份意义上进一步将其回溯至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提及的关乎人类雌雄同体的远古神话⑬？杜宾在其崇尚黑暗与神秘的精神气质上与那博学多才的雷姬亚又是何等相似！
与男性人物对眼睛的偏执不同，女性身体在坡笔下往往依托于声音而存在，如《贝蕾妮丝》中的标题女性在其表哥的伤感怀旧中所呈现：“贝蕾妮丝！——我呼喊她的名字——贝蕾妮丝！——从那陈年记忆的灰色废墟中，千头万绪的云烟往事总因那个声音而颤栗！啊！此刻她的形象生动现于我的面前……”（II: 18）。同样地，《莫雷拉》中的男主人公在妻子暴病而亡后庆幸自己的“解脱”，却不料在女儿的洗礼仪式上给孩子起名字的环节鬼使神差地将“莫雷拉”这几个音节“低声送入神父的耳朵里”，由此不经意间完成了亡妻在女儿身上的复归——“我即在此”！莫雷拉借助声音实现了超越时空的身份并置，让男主人公陷入混沌之境，“那几个简单的声音清晰地——尽管冰冷而平静——坠落进我的耳朵里，犹如高温融化的铅块嘶嘶地滚进我的脑袋” （II: 33）。如上文所及，雷姬亚在丈夫眼中同样沦为了“看不见的人”，她得以存在的条件在于发出声音。尽管雷姬亚的眼睛令男主人公神魂颠倒，但它不过是《泄密的心》当中那“秃鹫之眼”的镜像倒置——让男性“愉悦”之际还引发了“恐惧”，更不必说雷姬亚的平静表象之下实则暗藏着主人公颇感敬畏的那种“如秃鹫般狂暴的激情”，她看似淡然的低声言说却“加倍地”反衬出那些“桀骜语汇”所包藏的魔幻能量（II: 253）。围绕眼睛所产生的恋物癖表达了男性人物对“视觉至上”的追随，而女性人物擅长的听觉认知则时常充当前者的消解机制。借尸还魂的创作图式成了听觉模式的认知隐喻，它所传达的那种类似于“波粒二象性”的非凡逻辑必然使得男性人物的视觉偏执沦为无尽的惶恐。
坡笔下那些执著于视觉优先的男主人公们往往拒绝倾听女性的声音，即便坦承自己沐浴在女性人物的情感呵护与智慧支持之中，亦总是对女性发出的声音产生莫名的恐惧乃至于敌意，而这似乎成了“提前埋葬”和“美女之死”的认知理据。在《莫雷拉》中，男性叙述者与女主人公邂逅相遇并喜结良缘，但却声称对妻子“从未论及情，亦未想过爱”；相反，莫雷拉却放弃一切社交，“仅对我忠贞不渝，让我愉悦”（II:27）。与玛德琳·厄舍那种看似无声的美女不同，莫雷拉竟与雷姬亚一样拥有凌驾于男性人物之上的操控权：“她知识渊博〔……〕心智能力超群，我深有体会，在许多问题上，我成了她的学生”（II: 27）。不过，莫雷拉虽能凭借“音乐般的声音”（II:28）让叙述者沉醉痴迷，却逐渐引起后者的极度恐惧（与《雷姬亚》中的情形如出一辙）：一听到莫雷拉口中“那些凡尘之外的语调，我便不由地打心底里颤栗”；于是，“欢乐蜕变成可怕，美丽沦为丑陋”（II: 28）；莫雷拉的神秘气息成了“压迫我的魔咒”（II: 29），直至她身患重病，不禁使“我”急切希望死亡尽早降临到她身上。经过数月的煎熬，叙述者终于如愿以偿——“她死了，而我不会再听到她的声音”（31）。希望女主人公早逝的欲望即便在《雷姬亚》那种看似不乏女性崇拜的作品中亦同样存在，如男主人公不经意间暗示：“我看得出她必定死”（II: 255）。此话的原文“I saw that she must die”另有双关之意（基于see that 之英文固定结构），即“我负责让她必死无疑”。
围绕女性声音而营造的听觉恐惧和基于女性眼睛所产生的视觉偏执构成了视听之争的焦点。在雷姬亚的借尸还魂即将发生之际，男主人公的视觉模式陷入混乱，而听觉功能却被显著激活：
尽管男主人公反复尝试运用自己的视觉机能去确认亡妻身体上的生死博弈，但后者脸颊上飘忽不定的生命征兆却屡屡欺骗了他的眼睛，以至于男主人公唏嘘那折磨自己的乃是“某个看不见的敌人”（II: 267）。这种“看不见”当然可被视为女性作为听觉实体围绕男性视觉压迫所进化出的隐身机制，但与此同时也使得雷姬亚的复归进程某种意义上成了针对男性人物的视觉偏执所展开的文学教化——倾听女性的声音远比凝视女性的躯体更为重要。
戴恩围绕坡笔下的“女士与黑奴”所展开的性别与种族维度研究破天荒地为坡的意识形态遗留问题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冤案平反”，将坡的政治姿态与同时代美国南方性别主义者及蓄奴主义者的保守立场加以区分，不乏客观地还原了坡所秉持的相对正义的社会道德取向。不过，在所有触及男性人物对女性眼睛表现出的病态偏执之际，戴恩却只因循了故事情节本身围绕“眼睛”所提供的显性逻辑，完全忽略了处于背景之中的女性身份与听觉空间的内在呼应。为了说明现实版的坡如何践行那种以相互占有为基础的爱情法则，戴恩引用了坡写给萨拉·惠特曼（Sarah Whitman）的情书，而其中一处涉及视听问题的信息却仅被当作字面上的爱情学说。坡在信中写道，“我渴望向你诉说，海伦，——当面对你说——我说话的时候就在你身边——轻轻将你的手按于我的手心——通过你的眼睛洞察你的灵魂——如此得以确保我的声音流进你的心间”（qtd. in Dayan 247）。从字面看，坡似乎在视觉与听觉认知之间建构了一种有机的平衡：眼睛是透视灵魂的窗口，声音是进入心田的通道，眼睛的价值在于促进声音功效的发挥。但是，戴恩却在此处意外地描绘了一个堪称精神分裂的人格，认为这个现实版的坡为爱情所作出的“自愿的消极姿态”使得他本人成了可与雷姬亚、莫雷拉、埃利奥诺拉那样的美女“相互替换”（247）的形象。如此一来，戴恩在将坡当作凝视女性眼睛的男性主导者之际，又于不经意间变换了坡的性别位置，使其同时充当了那些以声音机制凸显自我意识、看似被动的女性角色。这不乏“波粒二象性”式的悖论判断戏剧性地映射了“视”与“听”如何在坡的笔下演绎为性别主义认知的逻辑之争。
03
基于种族政治的“视听之争”
《莫格街凶杀案》最富戏剧性的刑侦细节在于案发现场传出的三种声音：（1）某位法国男人的粗哑声音；（2）两位受害白人女性的尖叫声；（3）一串无法确认语种、性别的极不寻常的尖叫声。前两种声音均无争议，唯独第三种声音成了刑侦过程中的未解之谜，进而使得案件侦破陷入僵局，当然也为杜宾的出场做好了铺垫。他从第三种声音入手，认为那声音“恰恰就是证据本身”，而其独特性则在于它与人类已知的主流欧洲语言毫不相干（IV: 170）。对于19世纪的骨相学家、神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言，人类与野兽的物种划分标准在“疯子、女性、灵长类、黑人和儿童”身上往往失去功效（Dayan 244）；而“莫格街凶杀案”的元凶正是一只从法国海员家中逃跑的黑猩猩。基于此，这猩猩的尖叫声倒是戏剧性地成了在女性与动物之间建构伦理关联的秘密通道，进而让我们想起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 G. Herder）在论及语言的起源时所说的那种“最初为人和动物共享”的自然语言：“他的肉体的所有最强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灵的所有激昂的热情，都直接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⑭那尖叫声使得“受害”的意义从被杀的白人母女投射到南方蓄奴制下同样遭受压迫的黑奴身上：逃亡的猩猩手拿剃刀摹仿的是那位挥舞皮鞭、履行拓殖义务的法国海员，但同时也是那海员的皮鞭追逐下的牺牲品——尖叫声是其作为受害者获得的签名。这样一只善于摹仿人类行为的猩猩不仅用刀具摹仿了施暴者，更借助（有几分近似于女性所发出的）尖叫声同样摹仿了受害者。
杜宾一方面凸出声音对于侦破案件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又特别围绕传统视觉认知的线性逻辑进行了颇具传奇色彩的解构，强调“用视网膜的外围聚焦”“用余光侧视” 对于把握事物“整体”面相的重要作用；正是在此处，坡明确将传统视觉认知的深层阐释改造为基于听觉认知模式的表层阅读，“真理并非总在井底深处。事实上，就比较重要的知识而言，我倒以为她一贯显于浅处”（IV: 166）。坡在《莫格街凶杀案》中将视觉模式与听觉模式加以比对，凸出后者相较于前者所呈现的显著优势。对杜宾来说，声音不止是作为游戏之外的元素得以反顾案件本身进而引发了图形与背景的翻转（边缘信息成了辐射核心事件的机关）；更重要的是，声音在此还使得眼睛获得了耳朵的功能——用耳朵去看，用眼睛去听，将基于线性逻辑的视觉模式与“去中心化” 的听觉模式加以融合。这是坡的“侧视”所呈现的独特认识论，也印证了麦克卢汉围绕视听功能的相互转化与媒介形态的“四分结构”（tetradic structure）⑮所作出的论断：听觉空间与视觉空间“事实上是不可分割的”，“四分结构”隐喻了人脑的全息影像功能，它将左脑的“视觉化”作用于以听觉为特质的右脑，由此形成“右脑的视觉化” （McLuhan and Powers 6-9）。视觉的听觉化（或曰听觉的视觉化）不只是认知模式的辩证妥协，还包藏着不乏政治意味的对逻各斯中心论的挑战与消解。坡的小说世界中一以贯之的悖论性逻辑肌理（“隐藏在于不隐藏”“游戏在于游戏之外”“看清在于不看清”“必然在于偶然”等）正是视听之争在文本认知结构内部博弈和协商的结果。《莫格街凶杀案》借助一只黑猩猩对主人的视觉摹仿——手持剃刀“坐在镜子面前”（IV:188）——以及对受害女性的听觉摹仿（“尖叫声”）戏剧性地将其自身演化为一个视听之争的辩证综合体。
黑猩猩作为视听之争的综合体巧妙影射了19世纪美国南方蓄奴制对黑奴的压迫以及那一压迫下所引发的黑奴暴动事件⑯。作为一个对伦理说教颇为谨慎但并不反对艺术化处理的作家而言，坡对种族问题的考察正如其对性别问题的思考那样，往往是刻意进行了一番听觉空间认知的谋划与布局；换言之即是让其最为关注的焦点因循麦克卢汉所推崇的图形/背景倒置方式加以隐藏——这是听觉模式的整体论逻辑相较于视觉模式的线性逻辑所表现出的独特伪装机制，也是坡笔下那些看似处于“亚人类”境遇的社会弱势群体捍卫自我身份的秘密武器。与《莫格街凶杀案》中的“尖叫声”不同，《默——寓言一则》（“Silence—A Fable”）将黑奴暴动的喧嚣推向听觉模式的另一种极端呈现——“无声”。这篇创作于1832年的小说尽管贴着“寓言”的标签，实属坡的几则最让学界困惑的作品之一；在那里，坡以一种近乎狂想的创作姿态描绘了一个堪称超现实主义的黑暗场景。戴恩暗示这个作品所描绘的“阴森沼泽”正是1831年黑奴暴动领袖特纳的逃亡之地（Dayan 255-256），这一假说使得原本晦涩的“寓言”显出些许清晰的轮廓。遗憾的是，戴恩再次错过了眼皮底下的核心信息——标题里的听觉概念“默”！这个“默”字正是故事情节得以翻转的关键节点。
《默——寓言一则》以“魔鬼”讲述自己在扎伊尔河畔的奇特经历为框架：那是一片阴郁恐怖的原始森林，夜幕下甘霖成血。魔鬼身处沼泽，立于高耸的睡莲之间。通红的月亮从苍白的雾霾中探出面孔，魔鬼发现一块巨石上刻有文字“凄凉”；巨石顶部站着一个身披罗马袍服的陌生人，眉宇间显出智慧，而脸上的皱纹在魔鬼看来却诉说着“痛苦、厌倦、对人类的憎恶和对孤独的向往”（II: 222）。即便魔鬼叫来沼泽深处的河马去他身边嚎叫，亦无法改变其怪诞的漠然。接着，魔鬼以狂躁的咒语诅咒上苍，并由此引发风暴与洪水，但陌生人不为所动。最终魔鬼用“默”之咒语去诅咒身边的一切；如此，雷电平息，洪水退却，月亮止步，更奇怪的是，巨石上的镌文也从“凄凉”变成了“默”。陌生人突然充满恐惧，仓皇而逃，再也不曾为魔鬼所见。
听觉感知在该故事中起着十分凸出的作用，而“无声”更是叙事进程的核心拐点：魔鬼栖身于“凄凉”的沼泽地，窥视那身披罗马袍服的“陌生人”，一个脸上流露出“反人类”思想的统治者形象；他并不惧怕魔鬼的暴力抵抗（“血雨”“风暴”“洪水”），却只因魔鬼改用无声的咒语（“默”）而仓皇逃离。“无声”在坡那里是一种神性的力量，它是雷姬亚、莫雷拉、玛德琳、埃利奥诺拉、贝蕾妮丝抵抗男权制的有效手段，亦是此处的“魔鬼”（被当局围剿的黑奴暴动领袖特纳）挑战蓄奴制（以那位身披罗马袍服的反人类主义者为象征）的终极武器；由此可以瞥见坡对1831年黑奴暴动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作为民主体制的怀疑论者⑰并不赞成暴力武装革命——何况它无法撼动蓄奴制传统，毕竟“陌生人”对风暴与洪水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坡似乎更倾向于非暴力抵抗那样的折衷逻辑，坚信“默”的神性救赎之力，如其在故事世界中给予女性人物的那种抗拒死亡的永恒意志。
如果说上述两类受压迫者（“美女与野兽”）尚且表现出弱势群体间的潜在阶级矛盾（白人女性与黑人奴隶），那么坡的小说《黑猫》（“The Black Cat”）则借助声音将女性与动物联合成对抗权力机制的共谋者。故事的病态主人公声称自己对家中豢养的宠物呵护有加，尤其对黑猫表现出更多关注：“这只〔黑猫〕格外健硕，异常漂亮，通体乌黑，灵性十足。关于其智力，我的妻常提及古代流行的观念，认为所有的黑猫都是伪装的女巫”（V: 144）。此细节预设了女性与动物之间的政治基因关联——“猎巫”这一在19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仍不乏敏感的历史话题与时下如火如荼开展的（反）废奴主义运动形成了巧妙对位。那位嗜酒如命的男主人公不仅虐杀了“反叛”的黑猫，更是连带杀害了妻子，由此将美女与野兽置于同一境地：她/它们被男主人公砌进了墙壁。虽然男主人公面对到访的警察依旧陶醉于自己作案藏尸手段的高明，却在警察即将转身销案之际被墙壁中发出的奇怪声音彻底暴露：“回应我的是墓穴里发出的声音！——它来自一个叫声，起初模糊不清，似孩子在呜咽，随即便释放为一阵悠长、响亮且持续的尖叫，极度古怪，非人类所为——那是一声嚎叫——悲恸的啸鸣，恐惧中夹杂着胜利，地狱方能升腾出那种合声，它们发自在痛苦中挣扎的被诅咒者的喉咙，发自在诅咒中狂欢的魔鬼们的喉咙”（V: 155）。这只立于男主人公妻子尸体头顶的黑猫以一声意想不到的尖叫替代性地完成了那“无声的美女”之复仇使命，成了受害女性寻求正义的灵魂通道与声音媒介。从《莫格街凶杀案》中的猩猩到《默——寓言一则》中困于扎伊尔河畔的魔鬼，再到此处与男主人纠缠于爱恨情仇的黑猫，坡赋予了一种“机械降神式的”力量翻转策略——声音！尖叫之声发乎拒绝死亡的灵魂，无声之声缘自施予永恒的神祇。
听觉认知相较于视觉认知所体现的优势并非麦克卢汉在当代西方思想史上的创见，早在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中即有过相关分析。赫尔德强调听觉对于协调其他感官功能的综合价值：既不似触觉含混晦涩，又不像视觉过度清晰，而是在远近之间、内外之间、长短之间找到了黄金中间值 (50—53)。麦克卢汉因循上述理念，认为“西方人在视觉与听觉文化或结构之间陷入撕裂境地。视觉文化是碎片式的；听觉文化是整合性的”（McLuhan and Powers 14）。西方思维（从心理学到哲学再到科学）热衷“左脑偏好”，倾向于考察“图形与其他图形之关联”，而非“图形与背景之关联”；相反，人类学“打破两千年来的‘图形无背景’（figure-minus-ground）传统”，将“总体文化”从背景转换为图形。由此，麦克卢汉为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天赋”找到了合法性（McLuhan 21）。但是，当他将坡视作电报时代象征主义诗歌与侦探小说的文类开创者之际，却未曾同样慷慨地坦承自己推崇的那基于听觉认知模式的“总体文化” 如何得益于坡的文学观和宇宙论。不过，当我们聚焦于坡小说中的视听之争，则似乎在图形―背景认知模式的翻转之际重新找回了那个“泄密的声音”。
责任编辑：刘兮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4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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