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文学溯源及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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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的价值观的差异，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尚无法达成。尽管如此，人类流散文学创作却从本质上揭示了特定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式和人类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心理投射。流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人们对流散行动/事件的认知和领会，失而复得的快乐、扩张欲的满足、对幸福和完整生活的追求是内含其中的流散者的集体无意识和“共同体冲动”。始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流散文学创作中呈现出三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范式：神命“建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和跨界命运共同体。以流散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国家、帝国和超越“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三个维度入手阐释上述三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范式、构建策略、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内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义。

关键词

流散文学溯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范式；政治文化；伦理道德

作者简介

徐彬，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流散文学、英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Title

The Origin of Diaspora Literature and the Basic Paradigm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bstract

Given the differences in values among the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global vision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still far from being realized. Nevertheless, diasporic literary writings have essentially revealed some specific paradigms of 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psychological projection of people’s striving for such a global vision. In diasporic litera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s based on people’s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diasporic activities and events, whereas the pleasure lost and regaine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desire for expansion, and the pursuit of a happy and complete life constitute diasporas’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impulsion for community.” In diasporic literary writings, whose origin may be traced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literatures, there seems to have three basic paradigms: the diasporic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which diasporas build a state under divine instructions, the community of imperial diasporas with a shared future, and the cross-border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aking diaspora literature works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elucidation of constructing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cultural, ethical, and mor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human communities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amely, national state, empire, and crossing the “fault lines between civilizations”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the origin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basic paradigms of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ultural politics; ethics and morality

Author

Xu B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specializing in diaspora literatur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e-mail]

流散文学的创作传统可追溯至古希腊、古罗马著名作家索福克里斯、西塞罗、荷马、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的散文、诗歌和戏剧创作。尽管他们并未使用“流散”而使用了“流放”一词，但根据流散问题研究专家哈齐格·托劳廉等人的定义，可以发现 “流放”属于“流散”的范畴①。以伊比鸠鲁和戴奥真尼斯为代表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均对古希腊流散/流放现象做过哲学和文学阐释②。目前国内外流散文学研究多聚焦20世纪以来流散文学作品中流散成因与现象的探讨。弗朗兹·法农、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是当下流散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归属、家园、身份、记忆、历史、杂合和多元文化等是当下流散文学研究中高频出现的关键词。非裔流散文学、犹太流散文学、加勒比流散文学、亚裔（如印度裔和华裔）流散文学等一系列带有族裔倾向的流散文学研究成果相继出现。霍米·巴巴、吉纳·维斯克等后殖民理论家、批评家将流散文学纳入后殖民文学的范畴。在《后殖民文学的核心概念》一书中，吉纳·维斯克将“流散作家”单列为一个词条进行解释，强调去殖民与流散创作之间的共生关系（Wisher 26）。尽管后殖民文学内含大量流散文学文本，但将流散文学归入后殖民文学的分类方式显然忽视了流散文学独特的文类属性。

“流散文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方式。狭义上讲的“流散文学”指具有流散经历的作家创作的、与其流散经历密切相关的文学作品，如俄裔流散作家阿列克赛·阿恰伊尔广为人知的诗歌《在各个移居国里》、英国流散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野草在歌唱》、加勒比流散作家乔治·拉明的自传和批评文集《流放的快乐》等。广义上讲的“流散文学”对应的是以流散为叙事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蕴含“作家本人对流散思想与价值观的阐发”（徐彬 115），作家本人并不一定具有流散经历。广义层面上的流散文学③可将《圣经》、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英国史诗《贝奥武夫》、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等大量文学作品纳入其中。

“流散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已是显性表达。流散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一词既有对族群、种族、民族国家等的狭义指涉又有对“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跨种族、跨文化、跨国界的全世界人民④的广义指代。以此为依据，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分为有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两种类型。尽管流散文学中所描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多属于有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畴，却也隐含着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流散文学中具有远离故土和无根感等负面情绪与内涵的人类流散活动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人与人、人与家园之间的分离和割裂现象，却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人类团结统一的原初动机，可被理解为对从一个消逝了的共同体到一个流动中的共同体再到新型稳定共同体发展构建的过程。流散文学凸显了一定政治文化语境下流散者相同或相似的或悲或喜、或喜忧参半的心理状态和共同的政治文化身份。流散行动 / 事件和对流散之后幸福、完整、稳定生活的期许将流散者的前途命运和与之相关的他人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不同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流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思想是由流散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统一（尽管有时这种团结统一只是殖民政治文化宣传的产物）和超越文化、种族、民族国家边界的交流与合作。流散文学作品中在经历创伤和灾难后的流散者身上更为明显地展现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说的人类的“生本能”，表现为流散者个体和集体的 “失而复得”的快乐和扩张欲的满足，这也可被理解为流散文学中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家园的“失而复得”和作为故乡或故国替代物的异托邦投射是理解流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关键之所在。殷企平教授曾写道：“大凡优秀的文学家和批评家，都有一种‘共同体冲动’，即憧憬未来的美好社会，一种超越亲缘和地域的、有机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78）。流散文学作家也不例外，蕴含于流散文学作品中的“共同体冲动”表现为作家本人对不同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与构建。

尽管因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的价值观的不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尚无法达成，但并不能否定人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与生俱来的追求。流散文学中所描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一、失乐园与复乐园叙事模式下神命“建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二、殖民文化生产构建的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三、以修复创伤和解除灾难为旨归构建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上述流散文学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式之间有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重合。简言之，流散文学不仅仅是讲述流散者由于某种原因离开家园，移居或暂居异国他乡的文学，更是在阐释人类流散如何影响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与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想象和构建特定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

01

“神命”与流散建国者命运共同体

以《圣经》和《埃涅阿斯纪》为代表的早期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展现出“神命” 与人类流散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人因违背神的意志而被迫流散，人只有在神的指引下才能到达被称为应许之地的流散目的地。《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遭到神（耶和华）的放逐被迫离开伊甸园的故事和耶稣将带领人类回归乐园的宣称构成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中“失乐园”与“复乐园”的叙事原型。

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将人类流散的历史事实进行艺术加工，将其描写为“神命”的结果。“神命”为流散者提供了心理安慰和重建家园的信心，如罗伯特·加兰所写：对古希腊人来说流散并无贬义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古希腊人之所以敢于流散得益于文化和宗教传统赋予他们的心理力量，“移民、放逐者和逃亡者等始终相信他们世代坚守的神会保护他们，并和他们一起到达定居地”（Garland 15）。西方经典流散文学作品中的“神命”揭示了人类流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内含对道德禁忌与民族国家（城邦是其早期表现形式）构想的抒发和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模式的散播。神命“建国”流散文化模式的精神信仰甚至超过流散建国或“复国”的实际行动本身的重要性。

《圣经·创世记》中“巴别塔”的神话故事揭示了早期西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想象，即古巴比伦人在建造“巴别塔”过程中表现出的人类的“原始统一性”。隐藏此后的却是人意欲与神平起平坐的傲慢与自负心态，建造“巴别塔”的失败是神对人的惩罚。如《圣经·创世记》中所写，“巴别塔”建造之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因修建巴别塔的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这可被视为西方文化与文学传统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早期记述。然而，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因其修建“巴别塔”的行动挑战了耶和华的权威而遭破坏，其成员被迫流散。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圣经》9）。巴别塔被破坏和人类语言多样化导致人类全球范围内的流散，如《圣经·创世记》中所写“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圣经》9）。

“巴别塔”神话中有关上帝对人类流散惩罚的描写并非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否定，而出于维护上帝的权威和惩戒人类物欲的目的。《圣经》中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迦南”可被视为“巴别塔”之后人类流散过程中重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望的文学表达，内含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构”到“人类流散行动 / 事件”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构”的逻辑关系。

在 17 和 18 世纪民族国家概念尚未形成之前，部族和城邦的文化与伦理道德是西方流散文学创作的主旨思想。古希腊、古罗马流散文学中对英雄主义行为和悲剧英雄故事的描写皆围绕部族和城邦共同体的建立和巩固等主题展开。英雄主人公超越了主体欲望（如权力欲、控制欲、享乐欲和情欲等）的限制，确立并维护了以部族和城邦共同体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秩序。

在《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讲述了特洛伊城失守后，埃涅阿斯率领部族前往意大利建立古罗马的故事高度赞扬了流散建国的主张和特洛伊流散者的“家神”观。“家神”是以埃涅阿斯带领的特洛伊人四海为家的流散信心的源泉，指引特洛伊流散者定居拉丁姆建立古罗马。杨周翰先生在其译文注释中将“家神”解释为：“佩那特斯（Penates），罗马人供奉的各种保护家室之神，如储藏室之神、灶神、门神”（维吉尔 14）。西塞罗曾将罗马定义为“圣坛与炉石”的结合，言外之意罗马的民族国家身份取决于人们对其家园保护神的宗教层面上的认同（Cohen 110）。

《埃涅阿斯纪》中，维吉尔开宗明义：“他（埃涅阿斯）还必须经受战争的痛苦，才能建立城邦，把故国的神袛安放到拉丁姆，从此才有拉丁族、阿尔巴的君王和罗马巍峨的城墙”（1）。在“家神”的指引下，“共同体的力以卓越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它们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它们施加的影响不可思议”（滕尼斯 93）。借尤诺之口，维吉尔进一步揭示了“家神”对埃涅阿斯率领的部族流散建国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们想把被征服的特洛伊的家神带往意大利，重建特洛伊”（3）。“带着家神去流散”由此成为古罗马文学中流散建国思想的朴素表达，作为部族文化认同标志和精神象征的家神所到之处皆可成为流散者的家园。南希·德曼德指出：“希腊人将城邦视为可携带的实体（a transportable entity）”（Garland xviii）；城邦和家神均具备可携带属性而构成对等关系，带着家神去流散和流散建国可被视为古希腊和古罗马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埃涅阿斯将“家神”与名誉、祖国和祖先联系在一起。埃涅阿斯对乔装成女猎人的母亲维纳斯说道：“我是虔诚的埃涅阿斯，我从敌人手里夺回了我们的家神，随身带到船上，我的名声远播天外。我在寻找意大利，寻找我的祖国，我的祖先，最高天神尤比特的后裔，就是从那里来的”（维吉尔 14）。维吉尔生活的时代正值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埃涅阿斯流散建国史诗的出现恰逢其时，起到鼓励罗马人向外移民以达到扩张罗马帝国版图的目的。因此，《埃涅阿斯纪》不仅是埃涅阿斯率领下的特洛伊人流散建国的颂歌，还是建立罗马帝国的政治宣传。

《埃涅阿斯纪》和《圣经·出埃及记》中流散者命运共同体在受到神的庇护的同时还受到神的伦理道德规约，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促使流散者实现由运动中的流散者命运共同体向相对固定的部族或城邦命运共同体的转变。《埃涅阿斯纪》中特洛伊人的流散与《圣经·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的流散有异曲同工之妙，即流散者的背井离乡皆因异族迫害而起，如特洛伊人的城邦被希腊人攻占，以色列人遭受以法老为首的埃及人的压迫。《埃涅阿斯纪》中的众人和众神之父尤比特和《圣经》中的神耶和华均给流散者指明了流散目的地，分别是意大利和迦南。为确保流散者顺利抵达目的地，尤比特和耶和华皆为流散者施加了伦理道德限制，如《埃涅阿斯纪》中埃涅阿斯与狄多无疾而终的婚姻和埃涅阿斯在冥界中所受到的犹如但丁《神曲》地狱篇中所阐发的人生在世的道德教诲以及《出埃及记》中耶和华神制定的用以约束以色列流散者的“摩西十诫”。

有些流散文学作品中刻画的英雄形象，如英国史诗《贝奥武夫》中的贝奥武夫，本身即是流散者赖以安身立命和创建独特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家神”。恰如《埃涅阿斯纪》中携带家神流散至意大利的特洛伊人，公元5至6世纪，来自德国北部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萨克逊流散者带着同样可被视为“家神”的“贝奥武夫”的英雄故事到达英国。作为盎格鲁-萨克逊人文化身份象征的“贝奥武夫”形象内含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与罗马文化的杂合，前者强调尚武精神，后者强调基督教信仰与伦理道德教诲。如奥格尔维和贝克所说：“某一文化中的民间传说不仅有表现和强化民族特征的功能，还有构建民族特征的作用”（Ogilvy and Baker xvi），有关贝奥武夫的民间神话传说被写进诗歌，由此成就了盎格鲁-萨克逊人区别于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早期英国人独特的民族属性，促成了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诞生。

虽然流散文学中 “ 神命 ” 建国的流散文化模式自古至今普遍存在，并为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文本参照，如美国独立和以色列建国，但并非颠破不灭的真理。美国犹太流亡作家艾萨克·辛格在短篇小说《从美国回来的儿子》中描写了犹太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地方兼全球的双重属性。《圣经》中犹太人前往耶和华指定的应许之地的流散“复国”文化模式被替换成犹太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义伦理道德模式，其核心思想是信仰所至，四海为家。由此可见，辛格并没打算将《圣经》中犹太人在神的指引下和在“摩西十诫”的规约下前往应许之地建立家园的故事视为可被实践的寓言，转而将其改写为犹太流散者建立精神家园的神话，“摩西十诫”和“应许之地”是贯穿其中的道德指针。

02

殖民文化生产与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系统阐释流散文学创作与帝国殖民扩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英国为例，不难发现文艺复兴时期涉及流散主题的英国文学创作已开始致力于描绘大英帝国的未来图景。英国流散文学中一个又一个高大、鲜活的英雄形象激发和指引着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流散至大英帝国殖民地，为殖民地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是殖民文化生产中虚构的共同体，是英国政客和文人其中不乏桂冠诗人（如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鲁德亚德·吉卜林）共同建造的殖民主义“巴别塔”。完美的绅士、浪漫的爱情、大力神和尤利西斯的海外征服、白手起家的中产阶级神话、高尚的戍边将士和帝国淑女是英国作家笔下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和要素。上述帝国流散者的光辉形象被潜移默化地编织到英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使其成为英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学习、借鉴和模仿的榜样。

英国殖民文化生产的传统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埃德曼·斯宾塞的史诗《仙后》（1590）、莎士比亚的戏剧《维洛那二绅士》（1590）和《暴风雨》（1611），其中远征和殖民新世界是贵族绅士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一系列经典英国文学作品，如丹尼尔·笛福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1719）、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诗歌《尤利西斯》（1842）、鲁德亚德·吉卜林和莫德·戴弗等人的英印流散小说均围绕殖民流散教育的主题展开。17世纪至20世纪，伴随着大英帝国殖民事业的拓展，以帝国流散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流散主人公既有王公贵族又有普通百姓。

文艺复兴时期，在涉及流散主题的英国文学作品中英国王公贵族们的“流散教育”业已成为一种相互攀比的时尚潮流和国家意志。尽管莎士比亚的爱情喜剧《维洛那二绅士》中并无真正意义上的流散故事，安图尼欧与潘济诺之间的主仆对话却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贵族阶层对“流散教育”的普遍认同。“从军”“去遥远的地方发现海岛”和“上大学”是《维洛那二绅士》中构成完美英国绅士的要素。戏剧开篇主人公瓦伦坦在与普洛蒂阿斯的对话中将离家冒险与忠贞的爱情等量齐观，前者甚至更胜一筹。

如同时期埃德曼·斯宾塞的史诗《仙后》第五卷所示，完美的绅士须学会在“正义”的庇护下征服土著居民，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以维护《仙后》中所认同的骑士准则（the knightly code）（Bach 3）。熔爱情罗曼司和亚瑟王传奇故事于一炉，《仙后》充分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所颂扬的人文主义情感道德：远征异国他乡的冒险精神、占领的快乐和理想的爱情。殖民意识与爱情向往的有机结合是《维洛那二绅士》和《仙后》中绅士教育计划成功的关键所在。对异国他乡的占有和对本国理想女性的拥有两者合二为一共同造就了前“东方主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可被视为普洛斯帕罗从海岛新世界“回写”欧洲旧世界（米兰）的流散叙事。普洛斯帕罗在其流放海岛上凭借魔法的力量构建了一个帝国流散者的命运共同体。“回写”旨在修正此前米兰王国内部的政治错误。借魔法掀起暴风雨，普洛斯帕罗迫使谋权篡位者臣服，达到了匡扶正义和重塑米兰政治伦理秩序的目的。戏剧结尾普洛斯帕罗决定改过自新，放弃魔法返回米兰重登王位。“被施了魔法的海岛”既是普洛斯帕罗的流散地，也是化解米兰内部政治伦理矛盾和实现道德教诲的试验场。

弗朗西斯·培根的“乌托邦”寓言故事《新大西洋》（1627）清晰地阐释了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成因和运作方式。《新大西洋》中“所罗门宫”是名为“本色列”的理想国的政治经济与科技文化中心，每隔12年“所罗门宫”便会向海外派出两艘船，将本萨勒姆的国民，其中每艘船上有三名“所罗门宫”的成员，送往全球各地。驻扎海外的本色列流散者会得到国家的奖励，他们的任务是获取所到国的科技、艺术、制造和发明等领域的信息，并将书籍、仪器和模型等带回本国。被派驻外的本色列国民将无限期居住在被派前往的国家，直至接受新任务。本色列商人的海外流散“不为金银珠宝、绫罗绸缎、香料或其他什么商品，只为上帝的第一个创造物，光明；要从世界各地获得成长之光（to have light of the growth of all parts of the world）”（Bacon 168）。促进母国本色列在各领域的全面发展和确保其世界领导者的地位是培根构建的本色列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英国殖民文化生产塑造了为数众多的流散主人公的英雄形象，有些甚至已被提升至超自然的“半神”的地位。17、18世纪随着英国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展开、北美殖民和西印度种植园经济的兴起，英国殖民文化生产中频繁出现的是帝国流散者的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形象⑤。1842年“半神”化了的帝国流散者是丁尼生诗歌中的伊萨卡老国王尤里西斯。虽年事已高，尤里西斯仍决定重整旗鼓，召集原班人马再次出海远航探索新世界。伟大的阿契里斯死后居住的欢乐岛是尤里西斯此次流散的目的地（Tennyson 145）。丁尼生诗歌中的尤里西斯向读者清晰表达了生时流散，死后封神的强烈愿望。

英国最早的殖民文化宣传始于何时？出自何人之口？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1627年培根出版的《新大西洋》和1870年2月8日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出任牛津大学史莱德艺术教授（Slade Professor of Fine Art at Oxford）时所做的就职演讲是英国殖民文化生产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代表性作品。从《新大西洋》到拉斯金就职演讲，英国向海外殖民地移民从政府定期少数人员派遣转变成全民总动员。

拉斯金指出，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移民殖民地和高效统治殖民地是渴望荣耀与财富的英国年轻人的时代选择。拉斯金生动地阐释了大英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一、由最富活力、最杰出的人组成；二、占领每一块肥沃却荒芜的土地，在陆地和海洋上扩展英国的影响力；三、殖民地如同紧密连接在一起的不动的战舰，在船长和官员领导下，英国殖民者恪尽职守，并在殖民地上抚养后代，使其成为如其父辈一样热爱祖国并为大英帝国耕种、劳作的子民（Ruskin 18-19）。

英国文学文化圈构建和美化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远超三个世纪。虽历史悠久，但这一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组成范式几乎从未改变。首先，进行流散文学主题创作的英国作家数量众多，虽然彼此之间并无密切的个人交往，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将他们跨时空地联系在一起，并使其创作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期间没有前驱作家对后继作家影响的焦虑，只有彼此之间连绵不断地薪火相承。其次，此类作家将帝国意志拟人化，作品中的流散主人公是帝国意志的载体；由此产生一系列高大、美好和神圣化了的大英帝国流散者形象，这些形象历时性和共时性地聚合在一起勾画出一幅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精神内核的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谱系图。流散者对帝国事业的贡献、个人财富的获得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是内含于该谱系图中的核心思想。

上述被美化了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并非铁板一块。约瑟夫·康拉德的流散文学创作祛魅和解构了前驱作家合力美化了的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揭穿了英国人向殖民地移民前途命运一片大好的美丽谎言。

“精神疾病”、廉价和死亡是康拉德祛魅和解构帝国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词。《黑暗之心》（1899）中在与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殖民贸易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的过程中，第一人称叙事者马洛对帝国商业流散者的悲惨命运已有所了解。走进公司总部大门马洛好似走进了由两位身着黑衣的女接待守护的黑暗的地狱之门。给马洛体检的医生直言不讳地说：去殖民地从事公司贸易的人极有可能精神不正常；被派往殖民地的员工凶多吉少，只见有人去，不见有人回，绝大多数员工会葬身殖民地（Conrad 12-13）。马洛的姑妈却认为，马洛是为成千上万无知野蛮的非洲人送光明的使者，马洛的非洲之行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马洛姑妈的判断受长期以来英国殖民主义文化宣传的影响，公司医生的说法则更接近事实真相。需特别说明的是，投身帝国殖民商业的人并非医生所说的精神不正常的人。像马洛一样，他们多是为生计所迫移民或暂居殖民地的“淘金者”。

帝国流散者们被分别派往散布在广袤非洲大陆上的港口和贸易站，很多人的月收入仅有几法郎。帝国流散者与非洲黑奴有相似之处，即他们都是为殖民贸易公司谋利的工具，其生活状态和生死命运并不在公司的考虑范围。如将马洛任职的公司看作欧洲殖民商业帝国的缩影，库尔兹变疯和染病死亡则是帝国流散者悲惨命运的集中展现。

03

创伤、灾难与跨界命运共同体

流散文学中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和国籍身份的流散者、流散者与非流散者对同一创伤、灾难的相同或相似认识与经历使其产生情感与道德上的共鸣。他们彼此之间休戚与共构成跨种族、跨文化和超越国家政治地理疆界的命运共同体，简称跨界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成员的种族、文化与国籍身份差异变得不再重要，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和向善而生是这一跨界命运共同体的组织原则。流散作家坚守源出地（故乡或故国）的文学文化传统，身在天涯心系故土，经历政治危机和遭受流散创伤却仍致力于构建带有鲜明民族文化倾向的跨界命运共同体。

超越国家政治地理和种族文化边界的跨界命运共同体叙事在具有一定规模的族裔流散文学（如俄裔/国流散文学和华人流散文学）中有所体现。首先，将族裔流散者凝聚在一起的外因是族裔流散者遭遇的创伤性经验或灾难性事件，内因是族裔流散者的民族/种族文化归属。其次，族裔流散文学中的跨界命运共同体有两个跨界指向：一、流散者在与本土居民和合共生的基础上，实现对源出国文化和所到国文化的双向融合。二、流散者将自身和所在国利益与故国/乡的民族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现当代俄裔/国流散文学中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跨界指向中的第一个，其跨界命运共同体叙事可被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一、十月革命之前的“屠格涅夫式”流散创作模式，该模式是十月革命后为数众多的俄裔/国流散作家所遵循的创作典范。战争经历和被迫流散的悲惨经验和精神创伤并未减弱作家本人的思乡之情，与之相反，乡愁与怀旧却激发出作家本人文学创作中对“俄国性”和俄罗斯精神的赞扬。他们为“回国”而进行流散文学创作即是“回国”的旅程。二、流放的快感与神圣使命相结合的 “伊万诺夫”模式。部分俄裔/国流散作家对新政权充满敌意，认为被流放意味着个人自由。然而，在享受流放的快感的同时他们并未放弃作为俄裔/国流散作家的使命，如从宗教视角出发，伊万诺夫重新定义了“流亡者”的概念，认为流亡者的迁移肩负将东西方基督教的分支统一在一起的神圣使命。三、俄国文学的译介与跨语言、跨文化创作是十月革命后俄裔/国流散文学的第三种模式。解构欧洲现代性、促进欧洲与俄国哲学思想的融合和构建俄裔流散艺术家的共同体是这一模式的核心所在。

无论现当代俄裔/国流散作家选择归化西方，还是坚守爱国初心，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流散创作中挥之不去的俄罗斯文化元素包括语言特征、艺术特色、情感表达方式等，是其既能走向世界又能回归俄罗斯的根本原因所在。俄罗斯人全球流散的地理文化结构类似“群岛”，“其中每一个岛屿都有其独特特征，展现出其内部多样性，独立存在的同时还通过记忆和共同的起源与其他岛屿和大陆联系在一起”（Rubins 4）。

作为早期俄裔/国流散作家代表，尼古拉·屠格涅夫展现出俄罗斯文化守卫者的身份，被誉为19世纪七十年代巴黎的俄罗斯文化大使。1860年代后期，屠格涅夫长年居住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其富有文学性的日记忠实的记录了身为政治流放者的屠格涅夫对俄国所怀有的极为复杂的忠诚心态，如其所写：“一个人只有发现新国家，才能更加依恋自己的祖国〔……〕。我认为对众多客居海外的俄国人而言，他们的世界观必定发生了改变，包括对祖国的看法。这些例子只能增强我对爱国这一神圣理想的信念，增强我对俄罗斯人品格的赞赏，以及我这一观点的正确性”（Schönle 39-40）。

阿列克赛·阿恰伊尔（Alexey Achair, 1896—1960）的诗歌《在各个移居国里》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被放逐的流散的创伤和俄裔/国流散者的恋地情节以及由此而生发的放之四海的爱国主义和与家园同胞的跨界命运共同体精神。诗歌中以阿根廷、加拿大和非洲为代表的全球范围内的俄裔/国流散者虽经受被放逐的苦难，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愤恨和不满。对俄裔/国流散者而言祖国是可移动的实体，是“西伯利亚和高加索”和 “那悲伤的往事”的记忆。超越政治文化与地理疆界，诗人将祖国与全球俄裔/国流散者的命运联结在一起。

1924年流散意大利的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Vyacheslav Ivanov, 1866—1949）在《罗马十四行诗》中，从宗教视角出发重新定义了“流亡者”的概念，认为流亡者的地理迁移肩负将东西方基督教的分支统一在一起的神圣使命，如帕梅拉·戴维森所说：“伊万诺夫既是在欧洲的俄罗斯人，又是在俄罗斯的欧洲人；他成功地搭建了两种文化宗教之间的桥梁”（Davidson 5）。玛丽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Ivanovna Tsvetaeva, 1892—1941）、纳博科夫和布罗茨基等三位俄裔流散作家都曾将自己用俄语创作的作品翻译成英语或法语。双语或跨语言创作已成为诸多20世纪俄裔/国流散作家跨界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化意识的重要标志。

20世纪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中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跨界指向中的第二个。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创作凸显了中华文化在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凝聚作用。以20世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和东南亚反华、排华运动等灾难性历史事件为背景，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创作涉及文化改良、抗日救亡、多元文化和 “精神原乡”等主题，展现出中华文明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了重大贡献”⑥。

20世纪东南亚华人流散文学中所描写的跨界命运共同体主要有两种，分别是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救亡命运共同体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命运共同体。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救亡是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人流散文学的主题。1910年代至1920年代初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传播至东南亚，成为流散东南亚的华人作家创作的主题。在小说、诗歌和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中东南亚华人作家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层面上凸显出“中国中心性”（China centeredness）。身在东南亚，心系祖国是该时期东南亚华人流散者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

抗日战争期间，从中国流散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作家以报刊为媒介共同建构了一个具有极强号召力和行动力的华侨抗日救亡共同体。20世纪后半叶，东南亚华人流散作家的创作受到反华、排华运动的负面影响。在挖掘和保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东南亚华人流散作家描写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和与流散地文化的矛盾、对立与融合。中华艺术、饮食、礼仪、习俗、传奇故事和历史事件等是该时期华人流散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尽管部分华人流散作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批判性反思，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共生为辅”视为消除华人流散者身份危机，构建和巩固华人流散者（或曰华人）命运共同体的策略。

20世纪二十年代流散东南亚华人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国内的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的传播和华人流散文学中的主题呈现满足了东南亚华人流散者爱国（中国）主义道德情感的需求，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回归” 祖国的夙愿。

东南亚华人流散作家抗日主题的文学创作展现出强大的跨界命运共同体的团结功能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新加坡华人作家叶尼（原名吴天，1913—1989）的剧作《伤兵医院》（1937）和《活该》（1938）以中国抗战故事为主线，将中国和新加坡抗日战争纳入中国和新加坡百姓命运共同体的叙事之中。马来西亚华裔作家欧大旭（Tash Aw, 1971— ）的首部英语小说《和谐丝庄》（The Harmony Silk Factory, 2005）讲述了中国移民农夫林强尼如何带领众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故事。此外，聚焦东南亚抗日斗争，加拿大华人作家陈河创作了《沙捞越战事》（2010）和《米罗山营地》（2013）两部小说。其中，《沙捞越战事》描述了由英军领导的136抵抗部队、华人红色抗日游击队和土著猎头族伊班人部落共同构建了生死与共的跨种族抗日命运共同体。

20世纪后半叶，虽然在东南亚发生了反华、排华和去“中国化”的激进运动，但跨文化融合依旧是东南亚的社会生活的主流，“在绝大多数当代华人流散文学中，中国正逐渐从政治中心转变为文化母国”（Yow 462）。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方北方（原名方作斌，1918—2008）的《马来西亚三部曲》即《头家门下》又名《枝荣叶茂》（1980）、《树大根深》（1985）、《花飘果堕》（1994）、中篇小说《娘惹与峇峇》（1954）和陈政欣（1948— ）的短篇小说《困境》集中描写了马来西亚华人流散者对中华文化认同的变迁。

陈政欣将马来西亚的国家统一与马来西亚华裔共同体的团结相提并论，意在表明华人命运共同体与马来西亚国家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对华人流散者而言，作为故国与家园已然逝去。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教育是构建华人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国家和华裔社团的永恒团结”的前提条件。

需特别指出的是，其他族裔流散文学，如非裔流散文学、犹太流散文学和印裔流散文学中跨界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现虽各有不同，但蕴含其中的和合共生与故国往事的两种跨界指向却不约而同。对与人类流散相关的创伤性经历和灾难性历史事件的共情认知是理解和建立跨界命运共同体的先决条件。如将不同的族裔流散文学文本进行平行对比研究，不难发现构建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族裔流散文学作家跨界命运共同体叙事的终极旨归。

1969 年法国历史学家兼教育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西方煽动和主导的单一文明在世界范围的辐射和传播会造成“文明的通货膨胀”（Braudel 215）的论断。1993 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个或八个文明的“文明冲突论”。两位学者对世界文明及其文化发展深表忧虑，其研究视角、范式和观点值得肯定。然而，两位学者对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探讨有固化的嫌疑，即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人类不同的文明与文化视为彼此之间相对绝缘、独立的有边界的实体。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使用了“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一词描述了人类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上”（4）。两位学者的论断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却忽视了由人类流散引发的人种杂合与文明融合，及其改变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秩序的功能。

人类流散是亘古不变的事实，当今世界以移民、难民和跨地区、跨国劳动力流动为表征的人类流散仍在继续。种族文化基因和传统习俗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散播与人类流散相伴而生。流散文学忠实地记录了与人类流散相伴而生的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观的散播、冲突与融合。流散文学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个基本范式相对全面地反映出人类流散过程中普世的政治文化与伦理道德追求。三个基本范式既是显性的过去时存在，又为构划未来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依据。在满足个人和共同体欲求的同时，流散行动/事件形塑了不同类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至今日，人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依旧清晰可辨，人类利益之争、武装冲突和种族歧视仍在继续。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旨在追根溯源揭示因人类流散而产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初样态及其演变范式，打破人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的思维模式，阐释流散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作用，以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贡献学术智慧。

责任编辑：黄晖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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