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儿童文学研究：彼得·亨特等学者的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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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彼得·亨特是世界知名儿童文学研究专家，英国卡迪夫大学荣休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撰写或编辑了36本专著和500余篇有关儿童文学的论文和评论性文章, 曾获安妮·德弗罗·乔丹儿童文学杰出贡献奖等。金伯利·雷诺兹是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荣休教授，曾任国际儿童文学研究协会主席，并在一系列颇具影响的英国和国际组织任职。此外，访谈对象还包括英国雷丁大学儿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卡琳·莱斯尼克·奥伯斯汀、英国学术院儿童文学研究全球教授凯伦·桑兹·奥康纳，以及学者露西·皮尔逊与艾米丽·莫菲。她们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批判理论、英国黑人儿童与少数族裔儿童文学，儿童图书出版与奖项文化，以及美国儿童文学与童年研究等。本系列专访于2022年在纽卡斯尔大学访学期间完成，访谈内容聚焦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学科发展、批评与方法、跨国界儿童文学研究对话及发展趋势。学者们基于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流变，认为儿童文学已成为严肃的学术领域，见证了“儿童中心”观念与研究范式的转型，呈现出多样化与国际化的发展态势。该领域本质上就是跨学科的，它与教育研究的关系从疏离重新走向紧密。

关键词

儿童文学研究；学术发展；批评与方法

作者简介

周媛媛，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儿童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彼得·亨特，英国卡迪夫大学儿童文学荣休教授，现任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英语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研究。

Title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UK: Interviews with Peter Hunt, et al.

Abstract

Peter Hunt, a world leading figur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ies and Professor Emeritus at Cardiff University, has written and edited 36 books and published more than 500 papers and reviews. He was awarded Anne Devereaux Jorda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ervice to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Kimberley Reynolds, Professor Emeritus at Newcastle University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for Children’s Literature, sits on a number of influential UK’s and international boards and committees. Other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views include Karín Lesnik-Oberstein,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hildren at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Karen Sands-O’Connor, the Global Professo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ies at the British Academy, Lucy Pearson, and Emily Murphy. Their research areas range from critical theory, black British and minority ethnic children’s literature, publishing and medal culture, and Americ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ldhood studies. The interviews, which were conducted during Zhou’s visit at Newcastle University in 2022,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ies, its disciplinary history, criticism and approach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and current trend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ies. Citing the fluidit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scholars agree that children’s literature has established itself as an academic field, witnessed a ‘child-centred’ shift in viewpoint and framework, and presented the features of diversity and internationalism. It is inherently interdisciplinar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ducational study has swung back in scholarship. 

Key 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studies; scholarship; criticism and approaches

Authors

Zhou Yuanyuan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specializing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eter Hunt， Emeritus Professo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t Cardiff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heory and criticism.

一、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

周媛媛（以下简称周）：西方学界普遍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您能否谈谈半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

彼得·亨特（以下简称亨特）：我认为其中的关键词是“多样性”，而在60年代，关键词则是“教育”。我们已经从一个教育的重点，过渡到一个理论时期，人们试图将主题变得更加学术化，而不是教育化。从那时起，我们就趋于多样性。这也标示着历史主义意味。我们现在正依据更多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一些历史研究和观念的转变，来重修儿童书籍的历史。比如，我们原本的研究因缘于一些习以为常的“标准”价值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考虑到女性主义视角，或类似的问题。现在事情灵活易变多了，因此，你能见到历史主义、国际主义及多样性。这就是主要的变化。

还有一点可说的是，我们已经从抽象的学术走向了应用的学术。50年前，批评家只是观察者。我们看文本，分析文本。如今强调的是行动，有所作为，有所改变，影响事物。因此我现在阅读和看到的大多数文章都与生态学或类似的东西、与世界有关。这就是个巨大的变化。如果你看一下会议征稿通知上的参考主题，你就会发现它们一般分为2-3类，而其中最主要类别就是行动，即探讨如何使儿童书籍能在世界上做些改变。

金伯利·雷诺兹（以下简称雷诺兹）: 我刚开始做儿童文学研究时，并没有什么特定的领域。每个人都做一些历史研究，从17世纪到今天。我们每个时期都做，但大多限于一个国家。后来几十年里才开始专业化。

起初，在1960年代前后，或更早一些，如美国的《号角》杂志（Horn Book Magazine，1924）和《书鸟》（Bookbird，1957）期刊的确只是面向感兴趣的人，如图书管理员、教师、插画家、出版商、作家和父母。正是这些人塑造儿童文学研究的初步雏形。当然还有收藏家和历史学家也是非常重要的。当我进入这个领域时，大多数人要么是图书或书目管理员，要么是评论员、教师。因此，首先是这些专业人士形成了这个领域。当然还包括收藏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把儿童、真实生活中的儿童视为读者。从1960年代开始，该领域开始变得更加学术化，学院化，更加扎根于大学。到1970年代，已经有一些（儿童文学）会议，在埃克塞特大学安排许多讨论会。他们把教师、教育工作者，以及作家、图书管理员和书商聚在一起，在儿童书籍的创造者与研究者和收集者之间不作任何区别对待，他们一起努力界定这个领域。

就在这一切开始成形的时候，学术界发生了理论转向。70年代末，人们开始谈论现已习以为常的女权主义理论、马克思理论、读者反应理论等。有关养尊处优的男孩、家境清寒的女孩及不受关注的有色人种儿童等议题在1970年代后期得到了更多的探讨。那时，我们开始思考儿童读物中的种族、性别及阶级问题。这一来与领域内的老牌人员，如教师、图书管理员、插图画家、艺术出版商及家长发生了摩擦。他们有他们的取舍，学术界也有自己的。因此，他们开始分道扬镳。一些刊物，如《珍藏书》（Books for Keeps）、《儿童文学与图书馆学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继续服务专业人士，即原有的市场；在70年代至80年代之间，一大批期刊在英美问世，如《儿童文学教育》（Children’s Literature in Education）、《讯号》（Signal），还有《儿童文学》（Children’s Literature）、《儿童文学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截止1983年，我们今天所知的学术刊物大多都已存在了。

卡琳·莱斯尼克·奥伯斯坦（以下简称为奥伯斯坦）：就人们思考儿童文学的方式而论，我不得不说，几十年毫无进展。人们说我们现在有神经科学、认知研究，但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儿童神经科学取代儿童心理学。他们声称儿童们喜欢这些书，因为儿童们正处于大脑发展的某个阶段，但他们不说儿童们正处于某个心理发展阶段。他们只是更换了理论，但不探究支撑那些想法的种种理论。

凯伦·桑兹·奥康纳（以下简称奥康纳）: 一开始，儿童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小的群体。从事研究的人都互相认识，很少人认为他们在做正儿八经的事。在这50年年间，人们通过使用理论使儿童文学研究变得更加重要，寻找跨学科的方法，例如与教育、出版和历史等领域合作。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接受儿童文学是一门严肃的课程，儿童文学的教学重点不再是简易的米奇老鼠这类小儿科课程，它已转变为以文学为基础，成为总体文学的一大组成部分。

露西·皮尔逊（以下简称皮尔逊）: 当下有些所谓的会话被说成是新一轮的，好像它们不是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我认为，如果你以全球化学术视野来思考这个问题，那就尤为真实。作为儿童图书的历史学家，我对同样的事情如何重现颇感兴趣。

儿童文学学术界有股强烈的推动力，摈弃教育性的阅读，宣称儿童书籍是文学，因而要抵制用教育性的方式来阅读它们。我们所在的文学系已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方式，这对于我们的身份来说很重要，即我们所看的不是童书的教育价值，而是其文学特质。作为学者，我历年来经历过的一个转折就是意识到，虽然我依旧没兴趣专注教育文学，但它是个正统的专业，我们不必为承认任何文学的教育功能而感到尴尬。事实上，我们没必要声称所有的儿童文学都有很高的审美性或本质上属于文学范畴，进而认定它是个有价值的或正宗的研究领域。有时侯，学术研究会趋于关注某种被视为有文学价值的特定类型的文本。例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获奖作品被引用，或一本书获得这样和那样的奖项。事实上，这是一种狭隘地理解文学及其运作的方式。

周: 有些致力于儿童文学的权威期刊70年代就已确立，并在儿童文学的研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您有主持其中一些刊物的丰富经验，能谈谈您对这些期刊发展的看法吗？

亨特：我最熟悉的学术期刊是《教育中的儿童文学》。昨天，我还和它的创始编辑杰夫·福克斯（Jeff Fox）共进午餐。他同意我的看法：这本期刊1970年开始，正如其名，谈论儿童书籍和儿童如何互动的问题，但现在几乎不提教育，里面都是理论。杰夫说，他对投送而来的那些东西一无所知。其他重要期刊的情况也大多如此，比如那些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期刊。《儿童文学》开始是一个比较浅显的期刊，如今已成为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严肃期刊。《儿童文学协会季刊》和《狮子与独角兽》受政治意识的驱使而运作。

雷诺兹：由老朋友弗兰西莉亚·巴特勒担任主编、耶鲁大学出版的《儿童文学》力争成为非常有学术价值的期刊，介入发生在英语界的所有论争。涉及浪漫主义研究或早期现代时期研究的争论都在《儿童文学》上发生过。《独角兽》提供了更多关于历史和作者研究的空间。《儿童文学协会季刊》开始是资讯版，让人们及时了解学术会议、研究趋势和变化。21世纪之前，这些都占着主导地位。进入21世纪之后，有两个新的期刊。《国际儿童文学研究》（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Children’s Literature）试图使研究增加一个比较的、国际的层面，建立一个熟知世界儿童文学的群体，不再限于一个国家或在英语研究的主导之下。最近的一个，也就是2022年年底，新的期刊《国际青少年文学》（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Young Adult Literature）诞生。每个国家有一个学者团体，他们都想有本期刊给他们一个身份。《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想努力成为一本国际性期刊，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互相交谈。

周: 儿童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成为高等教育的一门独立学科，从那以后成为一个学术领域。能否分享一下您对儿童文学学科发展的看法？以及它目前面临什么挑战？

亨特：70年代前后，人们想把儿童文学设置在英国文学系原因很明显，教育学科地位低，文学地位高。如果你要权利，你就得往高处走。你需要先有权利才能走到高处、改变事物，因为你无法从底层改变任何事物。我们把儿童文学设在文学之内，地位强劲，这是由于政治的因素才会发生的。获得权力的途径就是变成抽象化、理论化。

10年前我会说，我们必须要独立，而现在却是非常、非常棘手，因为人人岌岌可危。你大概也知道，在过去的5年或10年里，在西方，尤其英国，出现了惊人的转变，即反对人文和自由主义思想。好多院系被关闭，因为没有生源。罗汉普顿，一个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学校，英国著名的儿童文学研究单位，刚解雇了儿童图书和语言的员工，仅留下一个人统领硕士项目。情况十分糟糕。

我一直都想把儿童文学融入成人文学史，但太难了。例如，经典权威的《牛津英语小说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Novel in English），卷7有600多页、50多个章节，只有1章涉及儿童文学。其他文学史书写大多如此，如《剑桥英语小说史》等。就图书销售量来说，儿童书籍占到整个书籍出版的30%。按这个算法，这本书的三分之一应该与儿童文学有关，可是实际上只占了其中一个章节。在真正实现平等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看到的是，在大学的维多利亚文学课程中能有1/4的儿童文学内容，或者至少要包括儿童文学。这样的状况很少发生，而且发生得很慢。人们也意识到，儿童读物是整体的一部分。这可能部分归结于成人文学史也在不断重写。现在人们认识到，维多利亚时代不仅仅只是传统熟知的44位伟大小说家，还有很多尚未被挖掘的小说家，尤其是女性，她们往往被遗漏了。当你意识到除了传统熟知的伟大的小说之外，还有其他未包括的，那么，儿童读物也就开始变得重要了，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时，我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发展甚至是在倒退。这可能是矛盾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竭尽全力争取独立，成为分设的学科，但同时又可能产生了负面影响，阻碍了我们融入主流成人文学。人文和文学的确面临着严重威胁，因此，儿童文学作为一项独立研究，自然也经受着威胁，可能会导致儿童读物变得更加一体化，取消内部分级，被放进同一个房间。

雷诺兹: 我非常高兴来纽卡斯尔大学任教的原因就是儿童文学是英语学院的一部分，而且被当作学院的一部分来对待。它也不在一个单独的教学楼里，也不在教育项目内。我们都讲授其他文学课程，同事们和我们一起教。但在其他很多地方，儿童文学并没有受到大学的高度重视。之前我在（英国）罗汉普顿大学的时候，我们有独立的儿童文学硕士课程，那里的同事与我们没有太多的互动，我们与教育系的同事互动更多一些。在好多大学，儿童文学大多设在教育系，而不是文学系，有些设在人文学院。

我们过去的努力目标是将儿童文学纳入课程设置。比如，如果是莎士比亚课，里面必须要想想莎士比亚写剧本时儿童在读什么书。如果是18世纪文学课或现代主义文学课，你非得把儿童文学包括进来。

奥伯斯坦: 雷丁大学的文学系设有第一个儿童文学硕士学位点，1984年由我的资深同事托尼·沃特金斯（Tony Watkins）创立。这是儿童文学第一次被授予文学学位，而不是教育学位。我们看到一些研究中心兴起，拓展了严肃的儿童文学研究。罗汉普顿大学依然偏重于教育性，纽卡斯尔在图书历史与档案研究方面很优秀。现在有一个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比较混合，做一点艺术、插图类研究。诺丁汉大学也有，但主要是作为一门副课选修。坎特伯雷大学有个硕士项目做一些儿童文学。还有美国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儿童文学硕士项目，可惜罗汉普顿大学今年夏天把它关了。至于挑战，我看没什么挑战。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下确实存在的问题。

莫菲: 我认识一位女同事，她被安排讲授一门儿童文学课。一开始没被重视，但后来有几位兴致勃勃。经过大家伙的努力，并非学校给予该项目的资助，他们把学术研究正儿八经地搞了起来。在美国，弗兰西莉亚·巴特勒推动了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了一大群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或更早，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收藏资源库出现。这些重大的史料库不仅包含儿童教育类资源，还有儿童文学资源，有助于我们的研究。

美国的儿童文学项目和研究中心不少，比如佛罗里达大学、康涅狄格大学、匹兹堡大学和伊利诺伊州立大学等。这些是规模较大的，还有些小的、没设博士点的。它们的特点是它的资源决定的。比如纽卡斯尔大学与“7层楼”（英国国家儿童图书馆）有着长期紧密合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直都是学校儿童文学项目的核心特征，我们的研究被冠以图书历史研究。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一点不错，但我们也要非常小心这些特征“标签”，因为教师队伍是要变更的。我们所做的或我们想在项目里加些什么取决于学生的兴趣，而他们在做什么一直是在变的。这些都可以改变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对全球儿童问题的兴趣形成了我们在学校展开的研究课题。例如，我们与美国匹兹堡大学合作，其中还有中国海洋大学，设置一个学术合作的网络。目前已开展了一个“全球开讲”系列，邀请许多学者，例如玛拉·谷芭，来发言。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也有自己的国际网络，他们的硕士项目与丹麦和荷兰共同搭建了一个欧洲网路。 

二、儿童文学研究：特征与方法

周：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您当下对儿童文学研究的思考或正在着手的研究吗？您在研究中，通常采用哪些方法或理论？

亨特：我刚写完了《剑桥儿童文学史》中一个章节，这本书估计明后年出版。其中我谈到了从两方面来重写儿童文学史，一是发掘新材料，二是用我们当代观念重新解读历史。典型的例子就是重新阅读以前的女性小说家，我们只是没去阅读或看到其他早已存在的作品。如今来读，我们试图搞清楚这些作品如何处理种族、性别及性之类的问题。我去年读了一篇博士毕业论文，有关上世纪40年代英国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布莱恩（Enid Blyton）。论文作者从女性主义和多元种族视角对作家进行重读，就人们在那个时代如何思考揭示出各种概念，并质疑有关布莱恩过于简单、有种族主义者嫌疑的指控。由此看来，你在修正一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阴暗、悲哀的历史。我们通过基于现代人文主义概念的解读，来完善文化的真正面貌。

那么，问题是重写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一种有意的、对历史新的歪曲呢？你重写历史，这一来让自己对此感觉更好点。或者说，一个专制政权可以改写历史，消除一些他们不希望人们思考的东西。可见，重写历史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潜在地说来它是权威、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可用来延续扭曲的武器。你会发现，英国突然变得多元多种族。例如，根据耳熟能详的作品《燕子和亚马逊》（1930年）最新翻拍的电影里面有两个混血的主角人物，但在当时英国根本就没多少混血儿。这是该作品的现代书写，扭曲了自然事实。重写或重新构思历史会使人耳目一新，但危险是谁在重写、谁在篡改？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50年前，我们会说意识形态与儿童读物无关，现在却相反。为什么不呢？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东西，但我们越来越接近当时历史的真相。

奥伯斯坦：我是个批判理论教授，也就是说我专门针对批判性思维、研究方法和人们在思考学术时的假设提出问题的。我最近一直在写关于儿童小说中的环境、生态主义、性别和性取向的文章。我也写过关于神经科学、医学、残疾、数学和法律的文章。这并不是说我精通这些领域。我的专长是思考那些人们通常不会想到的问题。他们认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没有质疑或思考什么？

奥康纳：我一直从事英国黑人儿童文学研究。美国人以为英国无疑是一个高度“白人化”且没有多元文化的国家。来到这里，我才看到到它是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可是，这领域的发展十分缓慢。我从事这门研究已有25年，但如果你用“谷歌”搜查一下，你几乎只能看到我一个人的名字。

露西·皮尔逊和我正在做一个关于儿童图书奖的重大研究项目。有时候令人沮丧的是，关于什么是应该出版的图书，儿童没有发声的机会，因为在英国几乎所有奖项的选择权都在成年人手中。获得卡内基奖和纽贝里奖的书籍大致上都不是儿童读物，而畅销的儿童书籍重来无望获得奖项。在儿童们看来，这些书是来自父母的礼物，是好书，但他们并不喜欢。

我所涉猎的大多数作品在历史上都带有争议性。有趣的是，你会发现“什么是合适的社会行为”这一标准是在变化的。例如，有一本书，《珍妮与埃里克和马丁住在一起》（1983年），是写男同性恋夫妇的，是第一部探讨男性同性恋的英语儿童读物，当时在英国是被禁止的。现在，一本描写两个爸爸在一起的儿童图画书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很多人认为儿童应该阅读这类书籍，因为这可以让他们理解社会上不同的家庭模式。我认为儿童色情永远不合适。一些经典作品中包含大量的帝国主义心态和白人身份内容，因而争议不断。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一直称费金为犹太人；《秘密花园》的玛丽·伦诺克斯来自印度，一个被描述为充满疾病和痛苦的地方，白人孩子必须远离它；在《彼得潘》中，皮卡尼尼部落中有印第安土著人描写。

皮尔逊：我从事儿童图书历史研究，目前的重点是儿童图书奖项。如何才能确定儿童读物是好的？儿童图书奖如何适应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下学期我要开设一门有关儿童文学奖项文化的课程。

从早先的卡内基奖获奖图书中你可以看到一点，那就是期望将儿童图书与经典挂钩，从而获得它们的合法性。例如，第一个获得卡内基奖的是亚瑟·兰塞姆的《鸽子大侦探》（1936年）。兰瑟姆是英国最好的儿童读物作家之一，具有独树一帜的写作传统，如同19世纪的冒险小说。作为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它的醇熟易辨的程度助其赢得第一个卡内基奖。有时侯，作品就因为其突破界线的特质脱颖而出。卡内基的获奖者《地堡日记》（2014年）讲述了主人公被绑架并囚禁在一个神秘的地堡里，将与一群互相争斗的人一起被出售。随着故事的发展，所有人都死了。小说单凭故事的凄凉得了奖。令人不安的内容以某种方式突破了界线，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小说。然而，看看小说里有什么没写倒挺有意思。比如书中的确没什么性内容，如果是为成年人而写，那自然会有。

莫菲：我在做全球儿童文学研究，尤其关注跨国层面的儿童身份认同。比如成为国际社会一员意味着什么？如何看待作者对全球公民不同价值观的意图？另一个项目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思考儿童文学，重点关注史料里面的东西，由儿童们自产的有关儿童读物的资料。有时可以在官方史料馆中找到，比如“七层楼”（英国国家儿童图书中心）或其他馆藏。大多数都是文学史料，有关大卫·奥尔蒙滋之类的作者。我在思考用不同的方法来恢复历史上儿童的声音。

周：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已被视为英美儿童文学研究中两大标准性的特征。您如何看待这两个特征？具体说来，批评家已围绕儿童文学的性质与作用进行过辩论，例如它的社会历史、审美及教育价值。您如何界定儿童文学研究？我们应该如何在分析文本和发掘文本暗含的社会文化议题之间保持平衡？

亨特: 批评家通常分为两类，一类做文本细读，一类着眼于更大的问题。有个很好的例子可说明，即《爱丁堡儿童文学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2017）中第25章“远距离阅读”。最初看到这个章节时，我就给编者写信。我说，“这个章节在开玩笑么？”他（章节作者）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儿童书籍，有这么多的批评，我们不可能把它们都读完；我们只能抽选一部分。” 他表示有关世界如何运作、文学如何运作的宏大观点与细读一样重要。你可以从细读中得到一些东西，但你也可以从宏观概括或者建树博大的理论中得到一些东西。世界在分野，我倾向于认为年轻的批评家仍然热衷于细读，而年长的批评家则偏爱宏观的东西。我正在写另一本关于《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专著，试图将文本中的细节和相关的历史结合起来。我侧重的不是文本中的精妙之处，而是文中历史参照的事项在哪。或许雷诺兹的专著《遗弃：被遗忘的英国儿童激进童书出版传统》（Left Out: The Forgotten Tradition of Radical Publishing for Children in Britain, 2016）就是很好的例子，里面为20世纪上半页出版的一些政治上和审美上都很激进的书籍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她发掘了新的资料，根据文本细读寻找社会和政治思想。大家来自方方面面，有的人认为思想第一，文本第二；有的人认为文本第一，思想第二。目前的趋势是思想第一，文本第二。我看美国的现状就是如此。好多有关拉丁族裔、女权主义、LGBT酷儿的书都是从思想开始。先谈谈他们的思想，然后再谈文本，但顺序不能倒过来。这就是大的转变：大家都从（或假装是）中立走向政治。我们实际上从未中立过。

青年学者和老一辈学者之间有所不同，或者说有所分裂，因为他们的思考方式不同。显而易见，有些学者的研究想全面覆盖，而其他人却想做文本细读。我们年长的会查遍以往的文章，以此加强学术性。现在的年轻学者不愿充分了解以前的研究成果，也许只是看看一本书，然后作出结论，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查询所有资料，细读一番。不少人觉得学界的思维方法变了，如果你要积极推动一个观点，那么过去就不是那么重要。这可能与电子网络时代相关，因为我们成长的方式、接受的训练方式和接触到的资源都是不同的。我听一些学者或编辑提过，现在很难让年轻学者写一篇连贯的长篇文章。这是因为你们遇上了一个视频，起因是你们收集材料的方式、你们点击超文本的方式。我们受教的是线性思考，但你们不再把东西排列成行了。你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需要不同学术方法的世界。这与儿童读物也是相似的，现在的儿童是和屏幕和其他远程电子产品一起长大的。

雷诺兹: 关于历史或文化研究，以及儿童文学的细读，你所说的很有道理。你不能光靠谈论一个文本的文化背景来完成一项研究。要做个优秀学者，你得演示该文本讲什么、怎么讲的。我们对文本的文化背景饶有兴趣，但我们必须证明文本是互动的，通过它的书写方式来显示文化信息，例如词汇、意象或类似插图和装订那样实质的细节，所有这些都成为文本含义的一部分。这两种方法很少相互排斥，唯一的例外是语言学分析，它完全依赖于细读。

有时候文学方法和儿童方法"兼而有之"、相得益彰。70年代的早期研究倾向于采取心理学途径，作精神分析阅读。精神分析理论挺重要，而精神分析的工作正是从童年开始。因此，儿童文学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得非常好。

我认为每一门科学学科都探索可用的理论，使用一两个与立项问题最相关的理论。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很多理论。将某些理论用于儿童文学的理由之一就是证明儿童文学能够经得起理论的应用。儿童文学不是一项会被理论压垮的低劣或脆弱的文学，相反它足够强大，可以被放大和拓展，也可以与理论对话。

周: 童年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儿童文学研究的新趋势。您如何看待儿童文学研究与童年研究的关系与界线？

亨特: 2017年，我去多伦多参加一个童年研究与儿童文学会议，我发现在童年研究里几乎找不到任何有关儿童文学研究的参考文献。如果你看一下童年研究的书，儿童文学只占了其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要绕过儿童文学就得更关注童年研究。我觉得童年研究对儿童读物并不上心。开放大学出了一个3卷本系列书，《语境中的童年》（Childhoods in Context，2003）。你也会认为儿童文学研究和童年研究相得益彰，但事实是儿童文学包括童年研究，而童年研究不包括儿童文学。

雷诺兹: 起初，研究儿童文学的人也研究童年，两个领域一同起步。后来历史学家开始写童年历史，我们则开始明白童年研究是一个非常大而独特的领域，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去研究，文学只是其中之一。那时候，对书里、史里和文学里的儿童感兴趣的人分裂出来，形成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但他们还是保持着对话。我不认为不研究童年就能研究儿童文学，我也不认为人们不懂点文学就能研究童年。无论你如何界定儿童文学，不管是电脑游戏、电影还是其他，这些都可以算作儿童文学的一部分。他们搞童年研究的有自己的理论、重点、会议、以及自己的研究意识。在我看来，童年研究更像社会学，不过它与文化研究和历史也相关。例如，许多关于童年研究的会议都会关注战争、建筑、以及儿童如何融入建筑环境，还会关注艺术及儿童与艺术的描绘。

周:“儿童”在儿童文学的研究中举足轻重，尤其是在21世纪。 “以儿童为中心”的方法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核心课题。据我所知，这里的学者们也曾针对“儿童中心”、“儿童主义”或“儿童性”有过辩论。您是如何看待的？近些年儿童参与式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新现象。这种方法为何能在儿童文学研究里可行？

亨特: 这必须是一种立场，一种态度，但已被人们批评，说你依然在用成人的权威来解释儿童的想法。其实我从来没有这种意图，我的本意是认可成人的阅读是一种可能的阅读。我们随意在书架上拿一本书，尤其是图画书，都会说这个意象告诉了我们这个，好像（书内容）对大家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从来不知道我身边的儿童在读什么。你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你和我同读一本书，我们俩都是成年人，都有一定的文化背景的交叉，但仍然意味着（你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和（我作为一个）年长男性之间有非常不同的阅读体验，换句话说，我们在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表达上有巨大差异。作为成年人，我们似乎一直说我们在为儿童读物做些什么，但我们所做的对儿童来讲并不确定。有人跟我说，这样的态度现在已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参与式研究方法更多地出现在纯教育期刊里，但不在文学研究期刊中。

雷诺兹：比皮特·亨特更早提过这个概念的是彼得·霍林代尔（Peter Hollindale）。他让我们考虑一下“儿童”、“儿童性”、“儿童气”、“儿童主义”这些词汇，想想它们代表着什么。亨特试图采纳这些观念来闯出一套真实的路子 我倒想被此举激动一下，但实际上我发现这不太可能。总有成年人试图带我们从儿童的角度看问题，总是成年人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儿童感兴趣的，并把儿童放在中心。可是在我这一直行不通，我认为有缺陷。

邀请儿童参与并协作的研究非常有趣，颇有成效。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我们数十年来竭力争取让儿童文学被认可为文学，值得严肃的学者来研究。我们的目标一直是想将儿童文学纳入正规课程。儿童可以贡献他们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教会他们一些科学方法，只是他们对严肃的、学术的调研了解不够，也没有经过训练来从事这样的研究，他们只能协作到一定的程度。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部分，但我不认为这将取代文学学者或历史学家和童年研究学者所做的事情。儿童需要发声，而我们应该听听儿童说些什么。

三、国际对话与儿童文学研究发展趋势

周: 您如何看待英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儿童文学研究方面的异同？你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对话有何看法？

亨特: 情况非常相似，大家都有进一步介入和行动的趋势。欧洲、英国和美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没什么区别，大家即做介入工作，也做历史研究，采用的研究框架也一样。

我的《儿童文学史》（1995）一书出版后不久，去美国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会议。这本书写的是儿童文学史，有个专题讨论会叫“搜寻历史”。在会上，一个澳大利亚学者，克莱尔·布拉德福德，劈头盖脸地批评我的书过于以英国为中心，没真正的国际视角。她声称，书中美国和英国放在中间，其余的国家，例如加拿大，都被边缘化了。有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章节在书的末尾，这使她十分恼火。这让我认识到，你得融合所有无法融合的东西。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整体上无论如何有所融合。我刚刚加入一个编者委员会，做一个青少年文学指南，编撰的原则之一就是不以英语国家为中心，也不以全球为中心。如果你正巧是个英美学者，那做起来挺难，因为你涉及的面不足，但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在一次澳大利亚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上，有人在讨论文化挪用，一帮澳大利亚白人（昂格鲁撒克逊）在讲他们如何改编原住民的故事。突然，一位原住民发言者冲着他们劈头盖脸地吼了约半小时，他说，“你所做的就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偷窃我们的文化；你们糟蹋了这个国家和儿童读物；你们声称传播我们的故事是为我们好。其实，你们就是偷窃。”当时，我就想，我们真是太自以为是了，只想着如何将本土文化纳入一个更发达的文化。

雷诺兹: 在整个欧洲、还有北美、已有一个类似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都在用一样的方法在从事研究。事实上，我们开始与南美接触，那里也是如此。世界上有些地方，儿童文学尚未完全被公认为是学术课题，人们必须从头开始，他们使用的理论方法大概率一开始就来自西方范式。他们需要作些相应调整。

西方儿童文学研究，我想可以把澳大利亚也包括在内，经历了一种演变。研究一开始聚焦在儿童和儿童心理学，然后转向文本、理论和政治，之后有点转向历史和传记，继而又转向了国际主义和童年研究，学术研究已经历了几个阶段。另外，变化之一是来自科学的更多渗透。当然不是像量子物理学那种纯科学，而是一种文本的科学，通过资料库的演变，文本如何伴随着作者、文化及其他作品而成长和发展。多年来，它已经变得更加科学，更加客观。

然而，我们时常认为，我们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是是唯一的、正确的方法。不同的文化语境不仅可以改变研究兴趣，而且可以改变我们讨论的方式。在有些国家里，文本的图形维度比在西方更重要。我们倾向于将文本语言置于插图、图像和图形之上。这正在发生变化，但部分的变化出现是因为有人来自外部（其他国家），向我们指出了一些我们所疏忽或忽略的东西。来自其他国家的学者看看我们在做的事情、并指出我们没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想当然了，这是好事。现在，我们通过一双不同的眼睛来看我们自以为早已驾轻就熟的文学，自己的文学又变得耳目一新了。

该领域起步后，国际对话的拓展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大多数期刊都发表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所写的文章，尽管都是用英语来写。现已有许多比较研究和大量合作，以及数量可观的国际会议。我猜想英语仍然是对话中的主导声音，但现在的对话已不是单方面的“一言堂”了。

奥伯斯坦: 我在中国、英国、美国、南美看到的儿童文学研究工作实际上大同小异。我在人类学方面有不少著述，我也是坚持认为儿童文学研究的范式主要是由英国和部分西欧国家在殖民时期输向全球的学者之一。儿童文学，还有童年这个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在西方18、19世纪发展起来的，随后连同现代性、国家、全民阅读、教育等概念作为殖民产品一起输出到其他国家。例如，我知道在中国，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杜威的学说对中国教育的发展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幼儿教育。我看到一些中国同行和朋友所做的儿童文学研究，其实与我们在英国所做的非常、非常相似。

奥康纳: 如果你在研究英国文学的多元性问题，大多数情况下，你研究的是美国文学。出版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开拓性的图画书，埃兹拉·杰克·凯兹所著的《雪天》（1963）是在英国出版的，初次以一名非裔美国男孩作为主角。英国出版商选择出版它是因为他们宁愿考虑美国的种族问题而不是英国的种族问题，所以英国的种族问题往往被埋没。在涉及种族问题的术语和讨论方面美国要先进的多，但他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还是相当局促不安。我在美国任教时，我的学生们不愿使用“黑人”或者“非裔美国人”这样的字眼，而且他们根本不想谈论种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因为有不同背景的人群来到大学上学。除非我给他们布置任务，不然他们就不愿互相讨论种族问题。讨论时，通常他们习惯呆在相同种族群体的小组。现在也一样，我的学生群体大多是英国白人，他们不喜欢谈论任何有争议或冒犯其他人的事情。但是，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观念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生物建构，它以真实的方式影响着真实的人。我们需要考虑这些情况是如何发生在这个国家（英国），而不是美国。尽管历史相似，但两国不尽相同。

如果你研究英国黑人儿童文学，有关非裔美国人，你没有太多的互动机会。就像两个独立的个体，你与研究英国白人儿童文学的学者也没太多的互动机会。没有多少交叉，我们也默默无声。好多人专长过多，所以没必要谈论争议性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像艾博妮·伊丽莎白·托马斯（Ebony Elizabeth Thomas）这样的学者，她专攻美国非裔文学，也涉及幻想议题。

皮尔逊: 有趣的是，英美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泡沫，尽管他们一直在某些方面相互交流着。童年研究确实是在美国发起，美国童年研究学者所提出的有些观念和方法其实与20世纪70年代英国儿童文学学者提出的十分相似。虽然那时候英美之间交流繁多，但是有些互动并没有成为美国儿童文学批评范式的一部分。

学术研究的志趣和重点不应根据国别界线来划分。有些批评学派，如美国学者凯尼斯·基德（Kenneth Kidd）的研究，与我的学术研究方法相同；我与雷丁大学莱斯尼克·奥伯斯坦也有相同之处。他是一位理论意识很强的学者，注重启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国别界线当然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重要的是这学科里的不同分支。这些学科分支大多存在于安格鲁撒克逊语境中，英美学者并没意识到在非英语地区发生的事情。

莫菲: 思考英美学术领域的学术发展很有趣，因为我在好长时间里回避了这个问题。当你在美国学习儿童文学，那必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版本，谈不上是国际化的或者跳出体制的。实际上，这个领域有多重历史和发展轨迹，而不是一部标准的历史和一个标准的声音。因此，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来到英国，开始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他们所接触到的美国儿童文学，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英国学者杰奎琳·罗斯所写的《皮特·潘案例》（1984）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专著，除了向你推介这个领域，还使你领悟到儿童文学内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发展。除此之外，美国学术成果显得占福较多，如凯伦·寇兹、罗博塔·西林格等。

讲到英国历史，我不是英国学者，我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来看这个问题。我开始接触到艾登·钱伯斯（Aidan）和南希·钱伯斯（Nancy Chambers）夫妇这些人物，他们是（第一本英语世界儿童文学专业学术期刊）《讯号》（Signal）杂志的创始人，从事类似弗兰西莉亚·巴特勒（Francelia Butler）在美国所做的事情，有助于推动儿童文学研究。这在其他一些重要的、以美国为重点的儿童文学史书里也可见一斑，如贝弗利·克拉克（Beverly Lyon Clark）所著的《美国儿童文学文化建构》（Kiddie Lit: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America, 2003）。他反对将儿童文学边缘化，或指定儿童文学比美国文学、英国文学等其他国家文学低一等。这样的做法仍在继续，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美国和英国学者之间的对话并不多。我回美国时与我的老师们交谈，他们说其实看到过这些著作。因此，看来英美之间一度有过不少涉及儿童文学研究的对话。例如，我刚到英国时，我还从未听说过彼得·霍林代尔（Peter Hollidale）的名著《儿童性标志》（Signs of Childness，1997）。他是英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之一，但他那些确立儿童文学研究地位的、里程碑式的著述传到美国的只是凤毛麟角。为了有助于在学界确立儿童文学研究这一领域而进行的对话似乎很多，可是一旦儿童文学研究的地位牢固地建立之后，学者们就更多地专注于各自的研究。

我记得一位中国学者在上海做的讲座，他表示渴望找到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仅仅借鉴西方的学术。

周: 您对未来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有何看法？

亨特: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今的文学是什么。我有个孙女热衷于视频游戏和脑力游戏，另一个孙女却收集了大量儿童读物。一个是在游戏背景下运作，她通过意象和行动来进行敏捷的思考。另一个是通过在她大脑里解读书本来运作。我们总以为游戏不够严肃，读书才是，这是错误的，因为游戏是一种新的文学，一种新的、异质的文学。书是静止的，而游戏不是静止的。作为批评家，我们必须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弄清楚我们在描述一个不断发展的文本时处于什么的位置，因为文本不再是静止的了。

雷诺兹：关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未来，问我也许就问错人了，因为我是几乎属于过去的。但从目前的研究和会议主题来看，我想说，围绕性别和性的研究以及挖掘历史将继续成为未来5-10年内的增长点。还有，儿童的参与将继续在一些研究团体中中发挥有重要价值的作用。

奥伯斯坦：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认认真真地思考一些的确存在的问题。因为大多数时候，很多研究问题深层次结构和逻辑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例如，如何诊断阅读中的学习障碍有很大的问题。在西方，许多儿童现在患有注意力缺陷和多动障碍或自闭症，需要药物治疗。我认为这问题的严重性难以想象。有人认为要用药，有的认为不需要，他们考量同样的原因，有同样的潜在推断。我希望人们有空间来思考这些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与金钱挂钩。例如，在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如果你没有得到诊断，就得不到资助；人们弄来诊断，以便得到应付这一症状的资助。可是他们也许得不到正确的帮助，因为你得到帮助必须符合某些诊断标准。我希望人们对此再三斟酌。如今，很多大学和学校没有多少思考的空间，因为都受制于押在正确答案里的政治资本。

皮尔逊: 我注意到领域里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参与式研究和/或以儿童为中心、邀请儿童参与的想法。我还认为，我从事的图书史领域也变得越来越突出。学术研究将继续多样化。我看到年轻一辈的学者建立了更多的国际联系，开创了新的方法。一些没有参与对话的国家正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当然，沉默总是会有的，总会有创新和遗忘的循环，我们会再次看到一些我们以前看到过的同样东西，尽管是以略微不同得“伪装”而出现。

莫菲: 在前面，我们谈到关注图书或儿童。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看到的变化不仅限于图书，我们不必在儿童和书籍之间作出选择。对我来说，这种围绕儿童的转变是最大的转折点。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听到不同的声音，并推动多样化的儿童学术研究。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思考青少年研究和童年研究。

周：感谢您能接受此次采访，并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访谈原文为英文，中文稿系作者自译，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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