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苏格兰文学研究的核心命题与主要趋势：麦克·加德纳访谈录
点击上方“外国文学研究”可以订阅哦
内容摘要
麦克·加德纳是华威大学英语比较文学系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战后苏格兰文学和文化。加德纳是战后文学领域的领军学者之一，著述颇丰，包括《1960年以降苏格兰批评理论》（2006）、《苏格兰文学与后殖民文学》（2011）、《苏格兰公投时间与行动》（2015）、《苏格兰荒野写作的灭绝与独立》（2023）等。本访谈涉及苏格兰文学的发展脉络、现代苏格兰文学的语言、20世纪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影响、苏格兰文学与英格兰文学的关系。加德纳在现代苏格兰文学中发现了对英帝国“起源神话”态度上的转变，以及我们所理解的“英国性”联合和分裂的漫长过程。
关键词
苏格兰文学；独立；苏格兰性
作者简介
项煜杰，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和詹姆斯·凯尔曼作品研究。
麦克·加德纳，华威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苏格兰文学与文化研究。
Title
Core Issues and Major Trends in Scottish Literature Studies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Michael Gardiner
Abstract
Michael Gardiner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Warwick, whose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st-war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 has been on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 in post-war literature with extensive publications, such as Scottish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0 (2006),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2011), Time and Action in the Scottish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2015) and ‘Extinc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Scottish Wilderness Writing’ (2023). This interview addresses a series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ottish literature, the language of modern Scottish literature, the ongoing effects of long-twentieth-century ‘Scottish Renaissances,’ and the crucial connection between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as a field. Gardiner finds in modern Scottish literature shift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founding mythologies of British Empire and a long process of making and un-making Britishness as we understand it.
Key words
Scottish literature; independence; Scottishness
Authors
Xiang Yujie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specializing in the studies of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James Kelman.
Email: xyj920155734@sjtu.edu.cn
Michael Gardiner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Warwick and a specialist in Scott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theory.
Email: m.gardiner@warwick.ac.uk
项煜杰（以下简称项）：加德纳教授，我想从几个核心问题切入讨论。苏格兰文学有何与众不同之处？我们为何应当关注苏格兰文学？
麦克·加德纳（以下简称加德纳）：苏格兰文学是一个国别文学，承载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现代苏格兰文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曾如何帮助塑造、而如今又在帮助扯解大英帝国的开国神话。苏格兰的日常生活已经浑然不同，世界其他地方，甚至是英国的其他区域，对此都没有多少察觉。在思考广泛而免费的教育体系、全民医疗保障、可再生能源，以及对公共领域的认知等问题方面，苏格兰与英国其他地区具有戏剧般的差异。这种截然不同的苏格兰日常经历在苏格兰越来越被视为司空见惯，并由权力移交支撑着，尽管这些文化差异在英国以外还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许多英国国家级文化媒体倾向于鼓动这样一个假设，即放权 – 将某些权利移交给一个新的苏格兰政府 –已成功地“遏制”了反思英联邦开国神话、以及古老的大英帝国的企图，虽然苏格兰人在确认该帝国的过程中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18-19世纪，苏格兰人不成比例地在帝国的基层推动大英价值观。到了20世纪，苏格兰人却展示了这价值观内部的道德沦丧。众多英国文化演示者，例如伦敦的记者们没意识到的是，放权和独立即是一个过程，也是两起事件。任何公投都重要，但并不能决定旅行的方向。尽管2014年的独立公投以“失败”告终，但苏格兰开始从与英国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系列与国籍息息相关的问题，这本身就驱动着一种初级分离。另有一系列可能涉及未来的问题出现在文化领域，这一点已得到验证，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通读现代苏格兰文学史能显示英国神话的先期创造和后续排斥。这些“造与斥”势力在多个层面有迹可循，如文化生产、主题、或文本质地本身。20世纪以内，我们见证了背离英国神话的重大举措—1920年代和30年代的苏格兰文艺复兴时期，基于战后苏格兰思想，背离的概念得到重设，20世纪末又发生过一次。此后，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以立国为目标的文化声音。换句话说，上世纪的苏格兰国籍在形式和内涵上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国籍必须从文化角度来认知，以此来抗衡英国所把持的自然延续性。80年代以来，苏格兰文学一直保持着前瞻性的姿态，相比之下，难以想象英国其他地方会那么自认深陷历史、固步自封。苏格兰文学时常毫不掩饰地想象一个未来，一个与当今众多英国评论家们所抱怨的空荡荡的现实截然不同的未来。
项：您能更多地介绍下苏格兰文学的发展史吗？我们该如何划分苏格兰文学发展史的不同阶段？
加德纳：苏格兰文学史大约在1700年前后开始，在“联合法令”（1706-07）颁布之前。我知道，苏格兰早就拥有与英格兰并行的强大中世纪经典文学，有更为积极和亲欧的大学，自中世纪、近代早期，直到启蒙运动，苏格兰有自己的强大人文主义传统。随后，在所谓“漫长的18世纪”中，苏格兰逐渐接受了与英格兰的联合，围绕苏格兰启蒙运动形成多个使之在思想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哲学运动，为全球发展构建了“经验标准，”还为英国帝国开创了道德基础。尽管它后来削弱了这一基础，英国其他地方或伦敦将其进一步强化。到了19世纪，苏格兰经典历史小说异军突起，最著名的当属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作品，其他的还有帝国冒险小说、“菜园派小说”及初始现代主义小说，如同将两极分化抽丝剥茧，变成所谓的“对立”。在我看来就像是一场在“野蛮人”、天主教徒或泛灵论者之间、在英国一统前的过去与“苏格兰在英国”普救论进展之间展开的博弈（最鲜明的例子就是《杰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的奇案》，照此读来十分贴切。）。“苏格兰文艺复兴”是个关键时期，因为它极大地提升了国家文学和语言的自信。该运动通常被记载始于1925年，终于1936年左右，但实际上它不断调整形式一直延续到1962年。以前，我倾向于避开讨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苏格兰文学，因为这在苏格兰文学研究中，这一时期似乎已经成为了陈词滥调的主题。最近，我重新审视了这一点，认识到这一时期有多重要，能为比较研究、及当今“环保主义”思维提供多少素材。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第二次苏格兰文艺复兴”运动出现，但时常可以追溯到阿拉斯代尔·格雷的《拉纳克》（Lanark, 1979）。尽管这一运动有时被人斥责为过度炒作或媒体操纵，但在我看来，它显示了苏格兰文学所焕发出的全新活力，至少能为自己发声，能要求在公众想象中占有一席之地——苏格兰成为一个事实上的（de facto）具有代理能力的国家实体。从长远来讲，我们仅仅刚开始，尽管我们已将这一理念扩充至各阶层、各地域和各种生活方式。如今的苏格兰文学更为多元，内部派系减少，不像1935年那样被独立问题搞得四分五裂。（作家是否支持民族独立这类问题，我认为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它忽略了民族情感和历史进程）。实际上，苏格兰人已经过上了独立的生活，尽管受到英国的某些制约。
项：苏格兰文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当今苏格兰文学研究中有哪些核心议题？
加德纳：在我看来，当代苏格兰文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包括以下几点：一、如何将一系列创作实践和盎格鲁-英国文学经典 （通常歧视个别作家，但又不勇于承认）与当代苏格兰的多元经验相融合；二、彻底摒弃20世纪“愁苦主义”的基调，有时候被称为“贫穷色情”，即在穷苦人民的生活中“逍遥自在”，求的却是在掌控和揭示一个苏格兰政治与科技创新（特别是在能源生产和储存方面）所展示的真实而开放的未来，引领不同的生活方式。三、推进“纠缠于地方”的写作方式，我将其称为“荒野写作”，比拟为一种采掘式的心态。同时，我还发现推进苏格兰与其他写作传统有相似之处（事实上，苏格兰的荒野写作已融入了一种强烈而深刻的东亚思维）；四、继续发扬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通过DIY或小型出版社共同发起的苏格兰文学运动，与英国主流写作形成鲜明对比；五、尽可能免收大学的学费（目前苏格兰本地学生的学费仍为零），因为学费，特别是高年级的学费，可能对思维产生不良影响，尤其在人文学科中。拓开一点来说，现代苏格兰文化的评论家们在谈什么或者有什么分歧？一个关键问题是：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公开的政治，或者说议会政治？我对此持两极化的观点，认为民族独立等宣泄时刻有其必要，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相反，政治经常发生在我们所谓的文化领域。“自然”概念如何运行，苏格兰能否创立一个“后自然”环保主义的新方向？我看可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大英帝国之间有何关系？我们又该如何在世界范围之内，而不是仅仅在移民殖民地，处理这一历史渊源？在多大程度上苏格兰研究仍在依循英国或美国的形式而进行？我们该如何相应地定位民族想象力？类似的问题都得探究。
项：你在一系列专著中，如《英国分权的文化根源》（2004）、《现代苏格兰文化》（2005）、《1960年以来的苏格兰批判理论》（2006）、《苏格兰文学与后殖民文学》（2011）、《苏格兰独立公投中的时间与行动》（2015），以及您最近的文章《苏格兰荒野写作中的灭绝与独立》（2023），审视了苏格兰文化和政治中的种种议题。这些著作之间有何内在联系？您个人最为偏爱的是哪一本？
加德纳：它们之间可能不该有太多的关联，贯穿其中的主线虽有四五条之多，但它们总是回归到英国国家神话景观的问题以及超越其范围的思维方法。我的首部专著《英国分权的文化根源》（2004）有过一定的反响，但时过境迁了。另一部备受赞誉且聚焦媒体关注的作品则是短篇小说集《自动扶梯》（2006）。我仍然在写短篇小说，但单一故事的小说形式对我而言有点难以驾驭。我的兴趣更在于理念，而不是塑造“完整的人物”或编撰长篇巨著。我最畅销的书讲述了苏格兰商人托马斯·格洛弗（Thomas Glover）在上海和长崎的传奇经历，该书畅销的原因之一是被译成了日文。早在2010年代初期，我写了两本书专攻英格兰独立问题。对于未曾考虑过这一问题的人来说，这是个难解的概念，但其实质是探索在一个没有英联邦的世界里，英格兰将如何自处？几十年来，苏格兰文学评论界时常提出这一问题，你仍然听到有人鼓吹“英独”。尽管这些想法能自圆其说，但推而广之颇难。有些圈外人看到书名，误以为我在为帝国的扩张辩护。我所主张的恰恰是大英“帝国”的解体。2010年代，我更加深入地涉足文化和政治理论领域，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了诸多具有影响力的文章，2019年，完成一本书，阐述日本统一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此外，我已热衷于为《剑桥苏格兰文学史》项目贡献心力，重新审视1945-1965年间的苏格兰文学作品。为此我得积累大量战后苏格兰文学的知识，并从中汲取丰富的素材。我的工作既深受政治哲学的影响，又具有极高的对比性——我会比较在“英国世界”之外的思维方法，尤其是苏格兰与东亚文学和哲学之间的比较。目前，我正在扫尾的一部书探讨针对盎格鲁世界核武器的文学-文化反应及哲学原理。这看似是一个巨大的跳跃，但它实际上与我之前的研究 – 东亚比较论和苏格兰独立 – 密切相关。我从这项研究获益匪浅，并继续深入思考生存威胁，尤其是核武器。这是苏格兰分离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尽管大多数英国以外的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至于我的最爱之作，实难抉择。我笔耕不辍，却鲜少回顾自己的旧作，只是继续前行。每当学生在论文中引用我的观点时，我几乎都无法辨认。
项：现在让我们讨论一下苏格兰文艺复兴。从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中期，再到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新苏格兰文艺复兴），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关于文学语言（苏格兰语/标准英语）的辩论一直在持续，这催生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作品。例如，休·麦克迪阿密德在《醉汉看蓟》（1926）中运用了拉兰斯方言，而埃德温· 缪尔则在《斯科特与苏格兰：苏格兰作家的困境》（1936）中坚持使用标准英语，以迎合全球读者。缪尔认为，“苏格兰人用一种语言感受，用另一种语言思考……因为苏格兰的意识是分裂的”（21-22）。您也用“Fissure”（“分裂”）一词来描述苏格兰文艺复兴的本质（1044）。那么，您如何看待苏格兰文学中多样化的语言策略？
加德纳：在这方面，我的观点可能属于少数派，苏格兰文学界不少人会有反感。我认为苏格兰英语更应被视作一种方言而非独立语言。这一点在政治层面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将词汇和语法的选择权交还给了个人，换言之，你可以在特定情境中选择使用方言词汇或短语，从而赋予语言更强大的表达力。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出发，我们知道这些都是方言，因为它们能够相互沟通。在苏格兰，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双言（diglossic）而非双语（bilingual）的环境中长大的。对于苏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们来说，采用不同版本的苏格兰方言进行创作至关重要。这不仅证明方言写作的可行性，而且表明作家们无需拘泥于帝国权力的文学规范，也能获得应有的重视。正如罗伯特·克劳福德等人所展示的那样，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文艺复兴在对待现代主义时，常常展现出一种既地方化又国际化的巧妙平衡。然而，大多数苏格兰作家在创作时不限于英语方言的使用，而是策略性地融入了更贴近苏格兰的词汇。缪尔所描述的分裂现象有点道理，它已成为苏格兰生活中的日常现象。人们在家里和朋友交流时使用一种语言，进了学校却被告知这种语言是错误的；回家后，再次切换到正常的方言与家人和朋友交流。在我和安迪·斯通斯共同撰写的论文中，我们尝试将这种语言分裂现象与地质裂缝进行类比……现代地质学的很多理论以及通过蒸汽机揭示的“深度时间”概念都与苏格兰启蒙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样地，核武器也暗示着深度时间甚至人类世纪的裂缝。此外，对于像埃德温· 缪尔这样的作家来说，苏格兰城市，特别是格拉斯哥市，在工业化进程中仿佛变成了现代地狱的缩影……当然这只是一个历史观点，眼下已不再适用了。
项：在您的专著《苏格兰独立公投中的时间与行动》中，您分析了第二次苏格兰文艺复兴与权力下放之间的关系。文学运动，尤其是第二次苏格兰文艺复兴，都与苏格兰的政治或历史事件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权力下放和苏格兰议会的建立。您如何看待苏格兰文学与政治/历史之间的关系？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例子，以进一步阐明您的观点？
加德纳：以权力下放和独立的形式产生的运动均有文化的驱使，也难以避免。然而，英国政府仍试图“操控”这些运动。那种认为任何作家都应自称自己是支持或反对独立的想法具有误导性。这与苏格兰与英国其他地区之间的分离毫无关系，与文学作品中能读到的更为广泛的历史游离也是如此。“后英国”时代的构想对每一个人有益，包括英格兰人民。例如，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基本上在文化领域展开，在DIY文化政治杂志的推动下，与英国政府的强大势力及BBC等主流媒体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它需要一个未来的想象，一个坚信未来不再是大同小异的意愿。因此，它是一次想象中的演练 – 且证明是可行的,尽管数据显示公投以微弱的劣势未能通过。
项：众多苏格兰作家倾向于从本土视角进行创作，首位苏格兰布克奖得主詹姆斯·凯尔曼就是个典型例子。根据斯科特·海姆斯的观点，“凯尔曼的国际形象是一位毫不妥协的苏格兰本土捍卫者，他与都市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激烈斗争。本土主义是他的国际影响力的核心”（2）。特里·伊格尔顿也指出，“凯尔曼是一位善于将强烈的本土主义与广泛的国际视角结合的作家。简而言之，他拥有足够的勇气、正直和追求正义的热情”（265）。两位学者均强调了凯尔曼作品中本土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双重特征。对于这一观点，您是否表示赞同？
加德纳：海姆斯所说的十分高明，他指出了凯尔曼不愿迎合大众读者的决心使得英国左翼人士常常将凯尔曼视作同路人，但实际上凯尔曼的立场并非如此绝对。对于“世界主义”一词，海姆斯比我更为乐观。我认为，探讨世界性问题的方法是超越地方意识地接纳不同的、有时是令人不适的进步观念。我觉得 “世界主义”一词有点可疑，还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或许海姆斯接下去会这么说，但我不确定。特里·伊格尔顿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学者。能够深入浅出地解读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和大陆理论，让广大年轻读者得以轻松理解，不愧是奇功一件。可是，老实说，这是句一次性的说明，没实质性内涵。有时候，他的明星地位有害于他作品的传播。有关地方主义这一广泛议题很重要（也是苏格兰文学中关键特征之一），它与我所说的大英帝国的空间普遍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最近，我发表了一篇论文，认为近来的苏格兰荒野写作有助于破解那些连篇累牍鼓噪英国“自然”观的作品。基于此，我认为凯尔曼的《为时已晚》堪称阐释“后英国地域性”的典范之作。小说主人公萨米挣脱了牛顿的绝对空间模式（以成为盲人的方式），通过触觉重新塑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这部作品不仅语言通俗、直白，思想深邃，当属地方哲学的一部分，与20世纪中期力图将欧洲思潮融入苏格兰的斗争有许多相似之处。
项：在《现代苏格兰文化》一书中，您认为“苏格兰人的确渴望以新议会的形式寻求自己的政治‘声音’”（155）。您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苏格兰小说在探讨民族共存的主题时，是否实现了从侧重“叙事空间”到聚焦“叙事声音”的重要转变？
加德纳：在那个特定时期，以国别的声音来传达国别的经历迅速变得司空见惯，这显示在故事的具体叙述中，而不仅仅在由语音标记所界定的对话中。战后纷纷涌现的作家有罗宾·詹金斯、詹姆斯·肯纳韦和穆里尔·斯帕克等，后来还有些呼声更强大的作家加盟，坚持采用易于识别的地方化语言来描绘日常经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阿拉斯代尔·格雷和詹姆斯·凯尔曼。不过，有个大的群体，他们把这一做法正常化了。英国民代的陷阱很大程度上在上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里被打破，英国民代的有限性时常成为写作主题（有时我们称其为“民主赤字”的现象）。1979年后，显而易见的是：不仅苏格兰人民和文化在多个核心层面上偏离伦敦政府的预期，包括紧缩财政、社会领域的可能性、核威慑，甚至选举制度本身，而且这一点却时常难以通过威斯敏斯特的政治舞台或伦敦文学界的渠道得以充分表达。这一时期，小众的出版社和DIY创作的小说得到发展，人们找到勇于说出自身经历的信心，不再奢望使用一种陌生的方言有助于表达身处困境时的恐惧和心愿。作家和文化从业者愈发认识到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民族特性。同时，他们描绘的那些地域和社会阶层在文学里还鲜有所闻，但如今都成了文学研究结构的一部分。格雷的作品《兰纳克》便是一个杰出的例证，致力于揭示不同的地方，即格拉斯哥等地。这些地方似乎都未在分享的文学想象里得到严肃的展现。
项：在即将出版的《战后时代》(2024)一文中，您深入挖掘了历史主题，涵盖了二战后的住房状况、新城建设、苏格兰和英国移民现象。您认为战后苏格兰文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我们应如何从今天的角度审视和评价战后时期或苏格兰历史？
加德纳：这篇摘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恩·邓肯（Ian Duncan）主编的《剑桥苏格兰文学史指南》，项目巨大，协调不易。具体的出版日期说不准，但我预测是2024年。从字斟句酌角度来说，这是我近期最为乐意撰写的论文之一。它提醒我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是多么丰富多彩，其间重大主题层出不穷，多到难以一一列举。简单点说，我们可以谈谈氢弹、口服避孕药、新城镇与城市重建、文法学校体系与教育的分流机制，以及它们的班级重组与稳固、生产和重建的紧迫性、开启严肃的苏格兰民族主义及工业主义危机。我应邀承担这一章节的撰写是因为我写过不少有关穆里尔·斯帕克的东西。我喜欢这个作家，想针对她的好多作品再多写点什么，多做点比较。目前，我正在酝酿一个将尼尔·冈恩的《高地河》（Highland River）与东亚哲学凑到一起的项目，可能会成为将苏格兰文学与英国商业帝国及东亚类似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一环。我想这里面也会有中国的元素，我一再觉得有必要回溯第一次鸦片战争和日本统一的因果关系。
项：我深感之前探讨的问题都与“苏格兰性”这一核心概念紧密相连，这一话题在苏格兰和中国的学术界都引发了浓厚的兴趣。您能详细解读一下“苏格兰性”的定义和内涵吗？
加德纳：苏格兰性具有某些特征，有的正确，有的不一定。苏格兰人倾向于认为自己秉持公正、开放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观，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苏格兰实际上是一个分离的国家，深陷在一个古老的帝国之内，并与它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我在《英国放权的文化根基》一书里指出，20世纪中有一种愈来愈强的意愿要先分离而后进入一种“后英国”的状态，世纪末苏格兰政府成立，享有较为广泛的权威（“移交的”与“保留的”权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程序，是大英帝国崩溃的必然结果。如今，苏格兰人已司空见惯地根据一套不同的、相当国际化的理念来生活，与伦敦毫不相干。事实上，苏格兰在英国的实际成员资格相对短暂，在法律上即复杂又值得商榷。例如，两国有各自的司法和教育系统，而且一直就有（这很重要，因为苏格兰大学为本国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而英国大学学费昂贵，在方方面面产生了极大的连锁社会影响）。总之，苏格兰比你想象的还要热衷于分离，英国时常仅仅被视为一个实用的经济联盟，风光不再。
针对这一问题，也许还有一个回答，一个十分直白的回答 - 苏格兰性就是来自或生活在苏格兰：苏格兰从未“弃国”，即使是在划归英国时期，它有国界，看看地图就行。因此，苏格兰性里没必要有什么根本性的实质。对，在过去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里，文学表征一个过往的经历，把英国其他地方仅仅视为一个相依为邻的国家，这一趋向愈来愈习以为常。
项：最后，在未来苏格兰文学研究中，我们应当聚焦于哪些议题？对于热衷于苏格兰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您有哪些宝贵的建议？
加德纳：我的建议是朝着比较研究的方向发展。如今，苏格兰大学开设优秀的苏格兰文学课程，这本身就是一个实施改变的标记。不过，还有宝贵的机会审视饱含“国有意识”的现代苏格兰文学,与其他国家的传统，以及英格兰或欧洲各地的思想流派进行对比与探讨。从某种角度来看，跳出苏格兰的框架可以重组针对苏格兰文学史的视角，要求一种新颖的比较研究方法。这一切不应局限于大学课程或苏格兰文学模块，而应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坚守苏格兰传统的历史重要性。例如，我颇感兴趣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全球性力量、以及我们如何看待其在20世纪的释放，对其他国家产生的种种影响。同时，我会远离作家与《卫报》的诊断、BBC媒体的访谈，还有类似“作者在想什么”的问题。即便这很重要，但却是一种过时的学术模式。如果我们想严肃对待思想的历史，我们就得摈弃这一切。不要陷入更官僚化的包容性产业模式，因为这耗损劳力和创意，还会逆向重申盎格鲁帝国。作为一个历史上相对边缘的国家，苏格兰一直乐于面向外部，而英国的官僚机构乐于把这种外向型特征用作工具。未来的研究可关注：想象可持续能源、没有核武器、生态恢复但更平等的世界；想象一个更有趣的世界，种种实干皆有可能，在写作中发现这些倾向，将它们放大曝光，并揭示其在广阔的领域里举足轻重。我认为，与中国文学界携手，可以提供帮助，如致力于推动这方面的进展。
项：再次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
加德纳：我深感荣幸，并感谢你所提的问题。
责任编辑：张爱平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访谈原文为英文，中文稿系作者自译，略有改动。）
往期精彩文章回顾：
会讯 | 第五届文学与经济跨学科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会（一号通知）
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总目录
目录 | 《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6期
END
关注《外国文学研究》官方微信平台
《外国文学研究》
官方微信平台
投稿网址：http://fls.ccnu.edu.cn
联系电话：027-67866042
联系邮箱：wwyj@mail.ccnu.edu.cn
版权所有。欢迎个人转发，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