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 | 大学的范式危机与转变：创新创业的视角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1.11

摘要

随着经济-技术范式的变迁，研究型大学面临范式危机。在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里，为强化知识的应用，研究型范式需要向创新创业范式转型。在创新创业生态系统中，创新创业型大学居于“中枢”地位，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当前在不同社会体系中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创新创业型大学面临不同的境遇。但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实践出发，教学型、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变将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大方向。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范式危机；创新创业型大学；范式转型

回顾历史，研究型大学的理念与制度设计，主要是围绕着权力和权利，强调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经过两百多年的积淀，“现在的大学所拥有的权力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组织能望其项背。”基于研究型大学孕育和形成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世纪大学的传统，这种理念与制度设计具有合理性。事实也证明，分散的权力结构以及特殊的权利赋予，给研究型大学提供了独特的制度空间，保障了大学的繁荣，促进了人类知识的进步。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那些经典的大学理念与制度设计也需要重新审视。在工业社会中，研究型大学是一种内敛的组织，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强调制度的独特性以及师生群体对于组织的忠诚，倾向于支持以科学自身为目的的科研项目，培养学科的继承者。但在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大学作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引领者和关键促进者，更加需要凸显责任和绩效，以“实现创新的动态性自我维持”。创新创业的实现虽然受外部政治、经济、社会、技术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但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创建绝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副产品，而是其关键驱动力。传统的教学型、研究型大学应该考虑放弃过去的思维方式和发展道路，选择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学之于创新驱动发展的作用。从未来反观现实，为适应基于知识和创新经济的后工业社会的需要，创新创业型大学需要以社会为中心，以责任和绩效为标杆，以知识和信息为资源，强化大学的外向性、可融合性以及边界的可渗透性。“未来的大学将取消终身教职、保持与真实世界的更紧密联系、不断调整课程设置，不设立院系，并将工程学与人文科学加以综合（如一门综合了生物学和流行病史的课程）。”在未来基于知识的经济和社会里，我们需要的是负责任的、高绩效的创新创业型大学，而不是拥有特权的、遗世独立的研究型大学。

一、如何理解研究型大学的范式危机

历史上，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大学的象征性资本特别重要，所谓的精英教育主要是指一种身份赋予；但当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大学的能力建设至关重要。在精英高等教育阶段，上没上过大学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标识，而在大众化，尤其是普及化背景下，在大学里最终学到了什么才是最为重要的。和其他组织一样，大学的能力也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即资源、流程和价值观。长期以来，大学能力的发挥主要受资源的约束。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资源的约束虽然仍旧存在，但流程与价值观对于大学能力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在资源投入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不同的大学由于其内部的制度安排和核心理念不同，往往可以创造出截然不同的成果。如果一所大学追逐排名，其大部分资源会被导向论文发表和科研奖励；如果一所大学致力于解决国家或行业需求的重大战略问题，其大部分资源则会流向创新创业。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大学产出的什么样成果才是更有价值的成果。

如就国际论文发表数量而言，中国很多大学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但就创新创业能力而言，中国的大学与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小国”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究其根本，中国大学的组织流程和价值观与那些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存在“时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研究型大学在西方飞速发展之时，中国大学基本陷入停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学通过恢复重建逐渐明确了科研职能，并朝向建设研究型大学努力。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开始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型。时至今日，通过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我国研究型大学已经初具雏形，并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占据显赫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希望那些刚刚凭借大学排名获得世界一流称号的研究型大学转向创新创业，势必遭遇巨大的阻力。这种阻力既有主观上的“不愿意”，也有客观上的“做不到”。所谓“不愿意”涉及大学的核心价值观，所谓“做不到”则涉及大学内部的流程（制度安排）。

当然，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以排名论一流”现象的产生并非研究型范式本身的错，而是对于研究型大学的“误用”。作为一种范式，研究型大学强调科学研究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但随着文献计量学的滥用，科研评价的方法与目的发生了异化。“论文和引用从知识与认可的单位转换为可货币化的简单计量单位，”“期刊影响因子这一指标从遴选期刊的工具转变为评价科研人员及其论文的工具。”最终随着以文献计量为核心的量化评价方法，从大学、学科、实验室到研究者的不断蔓延，研究型大学关于科研的决策系统开始发生偏移。原本应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资源和精力转向了基于发表的象征性学术资本积累。其结果，大学与学科是否一流、学者是否卓越、学术成果是否创新不再取决于实质性的同行评价，而是交给了由评估专家研发的排名系统。各种排行榜以数学意义上的精确计算将全球所有的大学、学科、学者、成果分成了不同的等级，并贴上了具有筛选性质的标签。

客观而言，我们时代对于大学的评价面临近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真正科学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这种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又是必须要做的。究其原因，无论在哪个领域，只要我们选定一项指标作为测量绩效的标准，那么该指标就会丧失其原本具有的信息价值。出于各种考量，各个利益相关方会千方百计优化与指标相关的数据，从而使该指标以及相关指标体系逐渐丧失揭示整体发展状况的功能。正如古德哈特定律所揭示的：“一旦政府将之前观测到的统计规律用于控制目的，这一规律就失效了。”大学的评价同样如此。无论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指标来揭示大学的发展，总会遭遇目标替代的风险。因为“数据有一个讨厌的特质，它会帮助我们自圆其说”。对于偏好文献计量的研究型大学评价尤其如此。面对这样的困境，对于科学评价的追求逐渐让位于“犬儒主义”。“我们习惯运用数据和信息来佐证自己想要相信的论点。”当前在高等教育领域为便于全球比较，学术管理者基于市场策略将大学排名纳入了评价系统，甚至以排名代替评价。基于可量化指标而发布的公开排名左右着大学努力的方向。表面上精确、科学，实质上简单、粗暴，甚至错误的评价将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引向了歧路。其结果，单从统计数据上看，世界范围内与研究型大学相关的指标一直在不断增长，但实质上有价值的创新并不多，无法满足我们时代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除评价方式的偏颇，研究型大学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迷思或被认为是一种最佳的大学组织形式，还因为它作为一种范式符合19世纪以来的大学理想。洪堡基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发明了现代大学，并使科研成为了大学的“基因”。经过两百多年的传承，研究型大学作为一种范式在高等教育场域逐渐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总是觉得研究型大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就像过去的朝代国家，无论它自身存在多少问题，一旦发生朝代更替，总会有很多人本能地反对，更会有“遗老”为之“殉道”。其原因诚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所言：“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当下在大学里工作的学者绝大多数是研究型大学所培养，他们的行为与价值观已被研究型大学的范式所规训。面对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需要，即便研究型大学本身面临范式失灵的危机，指望在这种群体里发生激进的“范式革命”也不现实。“当出现一个问题时，那些被认为是威胁的价值必须最终被证明符合冲突中的变化，而这些冲突是通过对规范的改善来解决的。这种通过调和促成的合法化是规范性变化的最后阶段。”因此，对于大学的发展而言，范式的转变往往伴随着规范的冲突和融合。

当然，在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大学作为知识社会的轴心机构，其变革也不可能依赖自主演化。“与突变和自然选择产生的生物进化相反，社会的革新产生于‘制度制定’（institution formation）和有意识的干预。”可以预期，从研究型到创新创业型的范式转换会类似于“有组织的创新与扩散”。当然，在大学范式转换过程中“有组织”并非意味着“强制性”。在大学范式危机与转型过程中，无论组织还是个人必须更新关于大学的认知，明确“不存在唯一有效或最佳的大学组织形式”。任何一种大学制度或范式都不是绝对的，它都只是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的工具，具有阶段性和时限性。“一个特定的组织结构是与在特定的条件下、在特定的时间内执行特定的任务相匹配的。”在工业社会中，研究型大学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源，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但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后工业社会，研究型大学的局限性愈发突显。“创业型大学将研究型大学模式更进一步地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并将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学术目标。”鉴于此，建立以创新创业为范式的新大学成为必需。“对于组织来说，大趋势的变化是最重要的变化，而且大趋势之中的小变化同样重要，即在同一类产品或服务中，从一种产品或服务转变为另一种产品或服务。”我们时代技术与社会都在加速发展，旧的学术教育模式已经变得过时，固守研究型大学的范式绝对是错误的，我们需要对源于19世纪的现代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进行改造和革新，并基于当前经济社会的现实需要，寻找、发展和检验适合作为创新引擎的新范式大学。现在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研究型大学应该消失还是依然延续，而是取代研究型范式的大学新范式将是什么。虽然目前在所有大学都实现以创新创业为范式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但“创新创业”肯定代表了大学转型发展的方向，那些已经具备条件的大学要尽可能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至于在实践中不同研究型大学如何实现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型，不可能有统一或固定的模式，也没有通用的“最佳实践”。“创新只能在操作层面进行定义。无论是创新者还是创新体系都是由创新来改变的。”面对研究型大学的范式危机以及创新创业的历史机遇，每一所大学都需要根据本国、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

具体而言，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面，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安排都会具有情境性。没有一种制度在所有情境下都比其他制度好，也没有一种制度在所有情境中都比其他制度坏。更何况无论哪一种制度，其是好是坏，有时并非制度的内在逻辑决定，而是受外部条件的约束。如有学者所言：“制度要么是内生意义上的不完美，要么就是外生意义上的不完美。如果他或她相信在一组可选择的制度中能够产生一个更优的结果，那么，在观察者眼中，这一组制度就是外生不完美（或低效率）的。”当前世界各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也存在一定的“时差”和“地区差异”。在有些国家，以科研为中心的第一次学术革命尚未完成，但在世界大学体系最先进领域，以创业为中心的第二次学术革命又发生了。在那些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积累，研究型大学高度繁荣，已经达到了范式的顶点；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研究型大学已很难支撑所在国家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此时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考量，从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型就特别迫切。但在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研究型大学建设刚刚兴起，甚至还处于制度化过程中；研究型大学对于所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潜力尚未完全释放。此时，倡导从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型会面临巨大争议和压力。当然，世界上还有很多的欠发达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至今可能仍然没有研究型大学，更谈不上建立创新创业型大学。

总之，虽然在大的趋势上，由于知识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愈来愈大，大学系统的转型已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从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的转型，仍不可一概而论。面对纷繁复杂的科学政策、产业政策和高等教育实践，我们既要关注大学转型的内容，更要关注转型的方法；为顺利实现转型既要改变机构自身，必要时也要改变转型的机制。当前笼统地讲，研究型大学需要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型虽然不能算错，但毫无疑问过于简单。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要不要转型、何时转型以及转向哪里，需要从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高等教育发展所处的阶段出发，系统思考。无论哪个国家，该转型的没转型和不该转型的而启动了转型都有可能导致高等教育改革遭遇巨大社会阻力，不利于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但实践的复杂性在于，我们经常缺乏合适的机制就何时该启动高等教育转型以及向何处转型达成必要的共识，甚至有了机制也难以达成共识。当然，还可能出现一种更坏的情况，即我们明知某项高等教育政策或改革措施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但高等教育转型仍然有可能会被某种难以扼制的力量所驱动，并最终被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性赋予合法性。

二、为何要朝创新创业型大学范式转变

现代社会各组织之间，企业对时代精神是最敏感的。我们时代大学要保持思想的新锐与活力，必须要在变化中守正创新，在变革中追求卓越，在这方面，大学需要向企业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企业领域掀起质量革命，普遍实行质量管理之时，大学甚至还没有质量概念。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学开始探索建立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而企业领域又开始了创业革命，创新创业成为了企业的生命线。目前创新创业进入了高等教育领域，并有部分大学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和成功的应对。但总体上，当前对于大学而言，创新创业仍处于“质量管理”阶段。大学的管理者要么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只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整个大学的中心工作；要么认为，创新创业只适合于大学里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类学科，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关系不大，因此作为整体大学很难普遍推进创新创业。某种意义上，这是对于形势的严重误判。当前世界各国正在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可能和19世纪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一样，其影响深远。基于这种状况，大学的功能将不再是颁发不同等级的学位，发表不同学科的论文，而是需要顺应时代需要，融入创业革命浪潮，通过增强自身以及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创新创业能力，为人类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事实上，在创业革命浪潮和创新驱动发展中，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都可以为创新创业做出重要贡献。创新创业中人文卓越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科技卓越。由于经济的重点逐渐从生产转向信息化，并且硬件成本不断减少，将导致软件部分变得更加重要和有价值。一些观察员甚至预计，未来知识资本化的最大潜力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现在全球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境况是质量革命尚未结束，创业革命已经来袭。高等教育的发展当然不能为了创新创业就抛弃尚未完成的质量革命，但也不能被质量管理束缚住手脚错失创业革命的机遇。无论何种社会组织，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任务。我们时代是一个创新创业的时代，大学不应也不能错过。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认为，“未来社会将是创新驱动的社会，创造性人才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国民的创造精神也将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为应对未来各种严峻挑战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大学应当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和内涵，应当把创新创业教育置于大学教育的中心位置，而不仅仅是从属和附庸。”鉴于此可以说，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创建创新创业型大学，并推动教学型、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变是我们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从表层来看，大学的范式需要从教学型、研究型向创新创业型转变；从深层来看，创建创新创业型大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创业社会对于创新创业的需求以及知识经济对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

从历史来看，社会分工和职能分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遗产。通过分工与合作，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过度强调社会分工和职能分化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在职能分工的视野下，我们的思维越来越倾向于分析，越来越强调组织与组织间的职能差异，而忽视其共通性。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公私两分还是三部门分立都存在致命的缺陷。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要回到组织一元化的混沌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组织的职能分工进行反思，既要清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差异，也要明确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共性。我们需要超越组织的职能论，逐渐确立组织的角色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目睹了国家在学术中作用的变化，企业在创新中作用的变化，以及大学在经济中作用的变化。”一个基于学术-产业-政府三螺旋关系的新创新环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组织和制度结构正在产生。在这种新的创新环境和组织制度结构中，政府、产业和大学都要以创新创业为目标，并最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和经济形态。由于创新环境的根本变化，一种新的社会契约正在形成，我们的时代越来越需要一个组织在不同情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是坚守一种职能。

当然，强调组织在不同情境中扮演不同角色与组织的专业化并不冲突。事实上，无论何种角色必须是专业化的而不能是业余的。与职业分工理论对于专业化的要求不同，角色理论视野下组织的专业化是复数而不是单数。大学也不例外，为满足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需要，大学不能只是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专业组织，还必须迅速补齐知识应用和创业精神的短板，唯有如此才能成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中枢和轴心。如果说在过去，大学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种职能上可以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在未来真正卓越的大学必须在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方面齐头并进，并都要做到最好。现有高等教育格局中教学型大学教学见长，研究型大学科研卓越的状况在未来将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教学型还是研究型大学都需要放弃固有的范式，并以开拓创新和创业精神向新范式转型。长期以来，在研究型大学范式下，创新创业不被认为是大学的主要任务和核心使命。甚至认为，创新创业会影响大学教学、科研的质量。在创新创业范式下，大学需要超越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能划分，重新审视其应完成的主要任务和核心使命，将能否胜任创新创业作为衡量办学绩效的标准。具体来说，无论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均以创新创业精神为指导，并通过与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融合，共同为创业型社会和创业型经济服务。今后，将没有以教学或科研见长的大学，而只有创新创业成功或失败的大学。

除职能分工之外，在工业社会中组织通常还与特定的地理区域相互关联。基于资源的可获得性，每一个组织都是某一个地方的组织。组织与地理上的区域具有强烈的隶属关系。但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中，“以知识为基础的区域”将取代以地理、政治概念或文化为标准的传统区域概念。在传统的区域概念下，只要我们将地理范围缩小到一定的程度，每一所大学或学科都可能是优秀的。如我国过去在国家层面上有国家重点大学，省级层面上有省重点大学，市级层面也会有市重点大学。当前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国家层面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学科，省级、市级同样会有类似的一流建设计划，甚至有些高校自己还会在校内实施校级的“世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这种以地理空间和组织边界为参照系，类似于俄罗斯套娃一样的“一流”概念，对于提升大学和学科自身的实力毫无意义。逻辑上，对于一所具体的大学而言，要么是一流的，要么不是一流的，几乎没有中间状态。现有制度框架下，全球的高等教育系统呈现金字塔状态，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又是一个小的金字塔，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省市同样还存在一个更小的金字塔型高等教育系统。不同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参照系。随着参照系的大小的不同，各种不同层级的一流大学会层出不穷。但在新的技术和制度环境下，随着信息技术对于地理界限的消解以及组织职能的相互融合，每一所大学都将既是地方的、国家的又是全球性的，都需要以创新创业精神同时参与到地方、国家与全球的竞争。基于知识的世界性，“所有组织都必须将全球竞争力视为一项战略目标。任何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大学，或是医院，除非达到本行业表现优异的组织（无论位于世界的哪个地方）设定的标准，否则是没有生存希望的，更不用说取得成功了。”在新的大学范式下，行政的疆界和地理的范围将不能再成为大学水平的“遮羞布”，决定大学卓越与否的将不再是参照范围，而是发展范式。换言之，无论任何区域的大学都必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并以全球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争取为人类的知识进步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做出应有的贡献。

根据克里斯坦森的分析，在资源-流程-价值框架中，“决定机构能力和缺陷的最为有力的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动——从资源变为可预见的、有意识的流程和价值观，然后再转化为文化。只要机构一直面临同类型问题，而且机构发展这些流程和价值观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管理这家机构就会相对较为简单。但是，由于这些因素也决定了该机构在哪些方面会受到限制，因此当机构面临的问题发生改变时，这些流程和价值观就会成为机构成功应对这些问题的阻力。”和资源的获得和分配相比，大学的流程和价值观建立不易，但破坏和重建也相对较难。实践中正是因为流程和价值观的重建相对困难，高等教育改革往往围绕资源配置展开。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能够通过资源配置解决的问题将不再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毕竟如果旧的制度安排（流程和价值观）没有改变，简单的加大资源投入并不能显著提高机构的能力。最终，改革还是要回归到制约大学能力的另外两个核心因素上，即流程和价值观。而要重建大学的流程和价值观就需要创造一种大学新范式。当前以及未来大学面临从教学型、研究型向创新创业型的范式转换，剧烈的变革不可避免。面对变革，大学的管理者绝不能只关注资源的获取，而且要反思大学自身是否具备成功应对变革所需要流程和价值观。面向未来，“创新创业”绝不只是大学的一项新职能而是现代高等教育系统中的颠覆性力量，大学只有以“创新创业”作为新范式才可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并实现自身的转型发展。

三、创新创业型大学缘何难以扩散

从范式竞争的视角看，创新创业型大学较之研究型大学具有比较制度优势。在创新创业领域，生态系统优于知识工厂。“大学应该更像一个公共企业，扮演组织者的角色，这需要考虑商业和政府的需求，而不是将追求知识作为自身的终极任务。”但实践中，大学与产业之间的“线性模型”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由于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知识和创新经济尚未普及，创新驱动发展亦并非居于绝对主导，创新创业型大学的比较制度优势并不明显。加之，不同国家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起点不同，在制度市场上研究型大学并非完全无效，更不会立即失效。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研究型大学仍然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大趋势上，由于我们时代已处在从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向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变中，研究型大学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系统转型将是大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创业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研究型大学明显缺乏适应创新创业所必须的愿景领导力、组织灵活性和制度想象力。绝不是研究型大学的领导没有意识到这些严峻的挑战，也不是他们故意不重视创新创业，而是因为既有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限制了大学在创新创业方面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尽管有‘认知冲突’，或者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冲突，使稳定的系统转向了新的目标。”当然，由于牵涉到价值、利益、责任的冲突，关于创新创业的重要性，从意识到问题到解决问题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或许要到几十年以后，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研究型大学向创新创业型大学转型之于建立创业型社会和发展知识型经济的重要意义。就目前而言，创新创业既是创新创业型大学的产物，也是研究型大学转向创新创业的动力。“在如今的现代社会，一所大学不再是一个孤岛。它需要从外界吸收知识和经济的养料。”因此，新范式的扩散不仅取决于源于大学的创新创业能否取得成功，而且来源于大学外部的社会体系对于创新创业能否提供有力支撑。如果大学转型中新范式一直充满争议抑或新旧范式的分歧一直存在，那么教学、研究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冲突就会愈演愈烈，以至于人们会反复争论和质疑“大学是什么，它应该是什么？”相反，只有当创新创业作为大学发展的新范式被广泛接受，教学、研究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冲突才会消失，新旧大学范式间的转型才算完成。

对创新创业型大学的扩散而言，新范式合法性的获得与旧范式的合法性危机密切相关。就像市场失灵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是市场本身的局限性，即市场内在的不完美从而导致的失灵，另一种是外在因素导致的市场失灵，即由于政府干预、市场发育不成熟而导致的失灵。大学范式危机或失灵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管理不善、人心涣散或财政危机等有明确原因而导致的范式失灵；另一种则是在各方面工作都做的非常好，组织管理制度完善，经费充裕，人才济济的情况下导致的范式失灵。对于前一种情况比较常见，实践中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比较简单。如加强管理、引进人才、加大投入等。后一种情况比前一种情况要严重的多，但大多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改革主要针对前一种情况，而大学之所以要转型则主要针对后一种情况。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求大学不但要正确的做事而且要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过去你只需要做正确的事情，现在你必须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如果做事的方式不正确或努力的方向不对，越努力效果还会越差。当前全球范围内，经济-技术范式以及社会本身正在转型，“每个组织实际上面临的现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他们仍然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依靠的政策、做法和行为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范式必须随之改变。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所有的大学都声称要重视创新创业，但却没有哪所大学真的想要改变自己。

与办学观念的转变相比，新范式大学的创立和扩散不只是大学个体的行为，而是受社会体系的制约。不同社会体系具有不同的“隐秩序”和“潜规则”都会直接影响大学的转型。如在美国，双螺旋的出发点是典型的大学-产业关系，政府在后期参与进来，其角色由起初的资源提供者逐渐转变为战略合作伙伴。而在瑞典，典型的双螺旋结构则是政府-产业结构，随后大学在近几年带着明确的“第三使命”逐渐参与进来。美国的文化传统倾向于压制政府在三螺旋模型中的作用，而在瑞典传统学术界倾向于将大学与明确的经济活动相分离。由于社会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不同，“在瑞典，由高等教育部门决定一个学科每一年招收多少学生，如果一所大学系统的运行情况与瑞典的如出一辙，那么，该大学成为创业型大学的可能就微乎其微。”再如，有些国家或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很容易忽略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对于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当今世界那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就经常陷入“石油魔咒”。丰富的石油资源既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也导致了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整个国家除石油之外的产业普遍不发达、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暴力犯罪频发。与之相反，那些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则通常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和科技创新。在这方面日本、以色列都是成功的典范，他们都是资源小国，科技大国，全社会都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此外，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同体制下大学与政府、大学与大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影响着新范式的扩散。如在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体制下，大学对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相对敏感，创新创业型大学由于具有高绩效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在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体制下，大学对于政府的政策更加敏感，只要政策没有根本的改变，新范式的大学很难从概念转化为行动。因此，在大学转型实践中，简单地把接受创新创业型范式的大学视为正面的，把坚持教学型、研究型范式的大学视为负面的，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必须注意到每一所大学对于发展范式的选择都是个性化的，也是相对理性的。最终一所大学是否选择从教学型或研究型范式向创新创业范式转换有时并不完全是单个大学的问题，而是受社会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制约。

就目前相较而言，经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也相对发达，新范式大学比较容易扩散，而在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也处在发展中，新范式大学往往难以扩散。某种意义上，这体现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后发劣势”。受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往往将发达国家的现在当成自己的未来。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高等教育的模板。美国作为世界高等教育超级强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群体。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从而也成为世界各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榜样。但事实上，早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以及高等教育界就已经在为研究型大学寻找并谋划转型的方向。1944年罗斯福致函布什：“在未来和平的日子中，信息、技术、科学研发办公室和大学中数以千计的科学家以及私营行业积攒的研究经验应该被用于改善国民健康、创建新企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改善国家生活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联邦与州的层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在美国，伴随军用经济与民用经济关系的不断调整和相互融合，联邦政府以技术转移为中心的间接产业政策极大改变了大学与产业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州和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鼓励通过科学知识的利用以及学术科学家的参与来创建源于科学的企业。随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也逐渐转型为一个促进产业创新的机构，科学政策成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得益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间接、分散的产业政策以及基于市场竞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创新创业型大学在美国社会体系中扩散的速度相对较快，社会接受度和认可度也最高。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那些实现了转型的大学对于创新创业的贡献也最大。

对于创新创业型大学在美国的兴起和扩散不难理解。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开放性，大学发展范式本身就是多元的。创新创业作为大学转型发展的新范式不会受到太大阻力。另一方面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呈现出“创业型”的特征，创新创业与经济社会发展间一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对于美国的经验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美国社会创新创业活动高度发达，因此创新创业型大学比较容易获得认可；另一种则是因为美国大学一直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活动，从而确保了美国社会的创新创业长盛不衰。但事实上，社会上的创新创业活动与创新创业型大学的扩散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在组织接受创新的过程中，组织和创新都会做出改变。”大学自身接受创新创业这种新范式的过程，既改变着创新创业，也改变着大学自身。如果没有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创业活动的普遍存在，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创建就缺乏合法性基础。同样，如果没有创新创业型大学作为“创新引擎”，经济社会发展中创新创业活动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总之，目前面对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传统的力量仍胜过了转型的力量。创新创业作为一种新范式仍被习惯性忽视。对于那些争创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相比排行榜上名次，创新创业的绩效仍然属于可有可无的“点缀”。那些一流大学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论文发表和争取更好的排名上，对于创新创业关注不够。其结果，一方面大学拥有优秀的人才，先进的知识，甚至也不乏高精尖的技术，但另一方面这些人才、知识和技术并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大学没有能够成为创新的引擎，促进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仅是由于大学观念的保守，而且是由于大学自身组织与制度层面过时的技术可能仍然最适合于旧的发展范式。对于这种困境，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和大学制度存在巨大的惯性。旧范式根深蒂固，新范式难以确立。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现代大学组织与制度存在某种缺陷。要打破这种僵局，一方面需要基于已有高等教育实践发展出新的理论范式，以启示大学转型发展的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制度病理学的角度切入，对于现代大学的制度病理进行进一步检验，让我们更了解其制度特点，以便于运筹帷幄，掌握治愈方法。

作者

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江苏南京　210097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1期第7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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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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