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丛斌 吴嘉琦 郝晓伟 | “类985工程”对大学排名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3.04

摘要

近20年来，以我国“985工程”为代表的国家高等教育重大工程在许多国家相继实施。为研究“类985工程”的实施效果，以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为代表，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类985工程”对大学排名提升的促进作用，并从教育经费、科研产出和评价机制等方面解释“类985工程”的作用机制和不同国家实施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据此提出，我国“双一流”建设要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提高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使用效率；要不断提升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平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大学功能的关系；要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加强质量监督和阶段性评估。

关键词

“类985工程”；大学排名；作用机制；“双一流”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中国政府启动 “985工程”以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此后其他国家也纷纷推出类似工程加强本国的高等教育竞争力。其中，韩国在1999年启动了“BK21工程”，日本于2002年开启了“21世纪COE计划”，德国在2006年实施了“卓越计划”，俄罗斯于2012年推出了“5-100计划”。（见表1）这些工程以提升大学世界排名、加强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通过择优资助、学科建设、政策支持等措施，激励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科研学术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本研究将其定义为“类985工程”。

通过比较上述国家“类985工程”的战略目标、资助对象及经费额度，可以看出，不同国家实施工程的战略目标基本相同，在实施策略上多以择优资助为关键，以优势学科建设为主要平台，以提升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着力点，持续性投入大量经费，提升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水平。这些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类985工程”已有多年，这些工程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实施“类985工程”后，这些国家大学的世界排名有何变化？这些“类985工程”对大学排名的作用机制如何？对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怎样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为回答上述问题，在诸多开展“类985工程”的国家中，本研究选取了德国、日本和俄罗斯这三个代表性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回归模型分析“类985工程”对高校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之所以选取德国、日本和俄罗斯，主要是因为德国作为现代大学的发源地，是最早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传统高等教育强国。在世界学术中心转移后，德国开始从均衡发展向精英构建过渡，其多年追求卓越的经验具有较多可借鉴之处。日本地处亚洲地区，在地理位置、传统文化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与我国有相似之处。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为重塑科研地位、激励学术职业发展、提升全球声誉而展开“类985工程”的诉求也与我国现实情况相近，加之日本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相形之下，俄罗斯开始“类985工程”的时间虽然最晚，但近年来其进入世界权威排名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加，凸显了国家资源整合力和驱动力的作用，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二、数据与模型

（一）研究数据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UIS Data）、Web of Science全球学术信息数据库以及世界大学排名官网。考虑到世界大学排名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本研究使用了2004年到2019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后文简称THE）前300名内德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大学排名数据进行分析，并结合英国Quacquarelli Symonds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发表的世界大学排名（后文简称QS）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研究模型

由于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通常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因此本研究首先使用豪斯曼检验选取了适合此研究的模型。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卡方统计量的伴随概率均小于0.05，应拒绝原假设，即“类985工程”对大学世界排名影响的研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

鉴于此类工程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其影响一般会在1~3年后呈现出来，同时也考虑到大学排名更新数据及时，对工程影响的反应非常敏感，因此本研究使用“类985工程”实施次年的大学排名数据作为因变量。此外，由于不同国家“类985工程”实施的年份不同，不同高校进入工程的时间也存在差异，所以本研究以实际经费到位的年份作为“类985工程”的实际实施年份，如俄罗斯“5-100计划”是在2012年提出的，而实际开展经费资助的时间是在2013年，则以2013年作为该计划实施的年份。

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建立如下固定效应模型：

GDP、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重、高等教育入学率等。Universityi为大学的固定效应，控制高校之间无法观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

三、结果与讨论

（一）“类985工程”实施前后大学世界排名变化

从上述国家进入THE和QS世界大学排名不同段位的平均学校数量和平均排名名次来看，（见表3）德国在实施工程后位列排名前100的平均学校数量明显增加，在THE排名前100内的平均学校数量从3.3所提升到5.7所，增加了2.4所；在QS排名前100内的平均学校数量从3.3所提升到3.6所，且平均排名名次从67.6名上升至66.1名，提高了1.5名。在101~200排名段位中，德国大学平均排名名次分别提升了3.2名（THE排名152.1名升至148.9名）和0.8名（QS排名152.1名升至151.3名）。该段位内平均学校数量稍有减少，主要原因是这一段位排名靠前的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提升了排名，向上流动进入前100名行列。与排名前200的学校相比，德国QS排名200后的学校大多未参与“类985工程”，平均学校数量和平均排名名次均有所下降；而从THE排名来看，学校数量的降低并未带来质量的下降，平均排名名次整体仍提升了约22名（从245名到223.2名）。

与德国趋势不同，日本进入THE排名各段位的学校数量明显减少，且排名名次整体上也有所降低。从QS排名来看，日本排名前200的平均学校总数在实施工程前后变化不大，均为9.5所，其中排名前100平均学校数从实施前的3.5所增加至5.2所；而排名201~300的平均学校数却大幅度减少。

相比德国、日本，俄罗斯排名位于前段的学校数量和排名名次明显缺乏竞争力，位列世界前300名的大学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本研究进一步统计了俄罗斯排名301~500段位的平均学校数量和平均排名名次。结果发现，相比工程实施前，俄罗斯进入THE排名301~500的平均学校数量从1所增加至3.8所，进入QS排名301~500的平均学校数量从3所增加至8所，数量提升明显。这说明，对俄罗斯来说，实施“类985工程”对国内第二梯队高校的作用明显。综上，从描述性统计分析来看，实施“类985工程”对德国和俄罗斯的大学世界排名变化产生了明显的积极影响，而对日本大学世界排名的影响相对较弱。

（二）“类985工程”对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

从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见表4）实施“类985工程”能够显著降低参与大学的世界排名名次数值，即提高大学的世界排名。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实施“类985工程”平均能够提升THE世界大学排名34.45名；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这一影响系数降低，从平均提升34.45名降至23.96名。一方面，这说明相比未参与“类985工程”的大学，参与“类985工程”的大学平均能够提高THE排名23.96名；另一方面，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同时，模型中影响系数的降低表明“类985工程”的实施效果通过模型中的其他变量产生作用。进一步由模型（2）可知，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高等教育科研经费、高等教育入学率对大学排名均有显著影响。其中，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THE世界大学排名平均提高52.7名；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每增加1百万，THE世界大学排名平均提高15.2名；高等教育入学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THE世界大学排名平均提高17.1个名次。

由于不同排名段位的大学提升一个排名名次的内涵不同，对于排名靠前的大学来说，提升空间更小，提升一个世界排名名次的难度更大。如同样是提升1个名次，对于世界排名第300名的大学来说，较为容易；而对于世界排名第30名的大学来说，却较为困难。因此，为了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本研究以大学世界排名的对数为因变量，用世界排名提升变化的百分比衡量实施“类985工程”的影响，以增强不同排名层次学校之间的可比性。模型（3）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参与“类985工程”能够显著提升大学的世界排名近16.6%，即参与“类985工程”的大学比未参与学校平均提升了已有世界排名名次的16.6%。与模型（2）结果相似，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对大学世界排名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平均每提升1%的教育经费投入能够提升大学已有世界排名名次的22.3%；而相比于总体教育经费投入，对高等教育科研经费的投入每变化一个单位，能够提升已有大学排名的10.8%。高等教育入学率对大学世界排名也有显著提升作用，高等教育入学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能够提升大学现有排名的9.8%。

模型（4）和模型（5）用QS世界大学排名作为因变量检验了这一固定效应模型的稳健性，回归结果与模型（2）、（3）基本相似，这说明参与“类985工程”的确对提升大学世界排名具有积极作用，且教育经费投入比例也显著地提升了大学世界排名。

（三）对实证结果的讨论

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为何存在差异？“类985工程”通过哪些因素影响本国高校大学排名，其作用机制如何？本研究尝试从经费结构、科研产出和组织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原因解释。

1. 经费结构。首先，通过分析2000年到2016年俄罗斯、德国和日本3国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见图1）可以看出，俄罗斯在2012年实施“5-100计划”后，高等教育科研投入迅速提升并保持稳定增长。2013年“5-100计划”资金到位后，俄罗斯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占GDP比重开始上升，2014年这一指标水平比2013年增加了13.4%，并在此后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德国在“卓越计划”第一阶段后，高等教育科研投入水平明显提升，比“卓越计划”启动前增加了10%。从增长率来看，“卓越计划”实施前高等教育科研经费占GDP比重的年均增长率不足1%，但在2006年工程实施后跃升至2.6%。与德国、俄罗斯情况相反，日本在2007年实施“全球COE计划”后，高等教育科研投入并未出现稳定的增长态势，反而出现明显的下降和波动。2014年实施“顶级全球性大学计划”后，这一指标的下降速度较2007年更为明显。

其次，通过比较德国、日本、俄罗斯3国高等教育科研投入的年均增长率发现，俄罗斯在2005年到2016年间这一指标的年增长率最高，为4.27%；德国位列第二，为2.43%；然而，日本高等教育科研投入的年均增长率最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0.26%）。

与德国和俄罗斯相比，日本“类985工程”的实施效果相对较差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其高等教育经费结构中科研经费投入占比相对减少所致。除了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日本高校经费支出产生冲击以外，日本高等教育科研投入波动降低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国际化导向造成的经费挤占。从国际化水平来看，日本位于THE排名前100内的高校在2015年到2019年国际化水平指标的平均分数为30.4分，远远低于德国（平均65.2分）等国家。为了改善国际化水平，日本近年来推出的“30万留学生计划”“顶级全球大学计划”等建设项目都更侧重于通过增加这方面的投入以提高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虽然日本较低的国际化水平得到了缓慢提升，比2011—2014年（4年平均为23.9分）提高了6.5分，但却在经费上挤占了科研投入，导致科研经费水平相对下降，从而影响了“全球COE计划”的实施效果。

2. 科研产出。由于科研水平是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在QS、THE和ARWU排名指标体系中分别占比高达60%、56.5%和40%，对大学世界排名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各国的“类985工程”都非常重视其对本国大学科研产出的数量和质量评价和激励。

通过检索、整理和分析2000年到2017年德国、日本和俄罗斯被美国《科学引文索引》（下文简称SCI）收录期刊所刊登论文情况发现，3个国家的科研产出整体上都在不断提高，（见图2）其中，德国科研产出的折线最为陡峭，变化最为明显，而日本、俄罗斯相对平缓。但是，考虑到3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存量不同，高校数量和高等教育科研人员数存在差异，本文进一步计算了高等教育科研人员平均发表SCI数量和发表SCI论文增长率。结果表明，俄罗斯高校科研人员人均发表SCI数量最多，为0.55篇；德国第二，为0.37篇；日本最少，为0.25篇。再从论文增长率来看，3个国家在实施“类985工程”后，俄罗斯发表SCI论文增长率最高，约为6.1%，德国和日本次之，分别为2.37%和2.29%。

由于科研产出数量并不能替代科研产出质量，因此本研究还探讨了3个国家在科研发表质量上的差异。从QS世界大学排名来看，日本的科研声誉与师均论文引用率得分最高，2017年到2020年日本排名前100的高校在这两个指标上的平均分数为87.2分和57.4分，其师均引用率比德国（37.6分）高出19.8分，是俄罗斯（7.0分）的8.2倍。从THE世界大学排名指标来看，日本科研水平指标也位列3个国家之首。这说明，虽然与德国和俄罗斯相比，日本大学的科研产出数量相对较少，但其“少而精”，保持着较高的科研水平，因而能够在世界大学排名前列保持相对稳定的位置。

3. 组织与评价机制。在组织机制上，俄罗斯“5-100计划”较好的实施效果得益于政府的高度组织力和整合力。俄罗斯除了在稳定持续地进行科研投入、加强国际合作之外，最突出的实施特征是组织主体的控制性更强，它将“5-100计划”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通过制定政策、修订法律以及发布文件等措施，明确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构建高等教育智库，积极借鉴国际经验。

相比俄罗斯以政府主导为组织机制，德国和日本更倾向于第三方机构进行组织、监督，通过设计与运用相应的评价机制来提高“类985工程”的实施效果。德国“卓越计划”在第一阶段重视退出机制的效力，明确提出对考核中排在末位的高校予以淘汰，并在第一阶段结束时切实淘汰了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哥廷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3所高校。这种退出机制加强了大学的危机意识，有效提升了高校内部运行效率，激励高校保持发展动力，防止高校出现一劳永逸、运行效率低下的情况。与之相比，虽然日本的“类985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也重视第三方评估，但在执行中缺乏强有力的淘汰机制，因而在评价机制的实施效果上不及德国。

四、结论与启示

在世界各国纷纷开展“类985工程”的同时，重视并分析该类工程的实施效果，反思不同国家实施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对我国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发现，德国在强调科研投入、激励学术产出、引入退出机制等措施下，实施效果明显；俄罗斯在政府主导、政策引导下，着力提高科研创新和国际化水平，实施效果也较为明显；然而，由于科研产出“质优”却“量少”，大量的资金用于提升国际化水平，而挤占了其他科研投入，日本“类985工程”在提高大学排名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大学排名并不能衡量大学发展的各个方面，日本近年涌现了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以诺贝尔奖成果为代表的量少质优科研成果在量化指标中往往不占优势。

总体上看，“类985工程”对提高大学排名、提升大学国际竞争力、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 “985工程”和“211工程”都已统一整合到“双一流”建设项目当中，“双一流”建设作为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高等教育建设工程，应该重视建设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发挥其在建设中国高水平大学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继续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提高高等教育科研经费使用效率。本研究发现，不仅“类985工程”对大学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而且教育经费投入、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投入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等因素也会发挥重要作用。这意味着国家整体教育经费投入是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支撑，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国家对教育的整体投入。基础教育阶段的健康有序发展，将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拔尖创新人才；而高等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也会为顶尖大学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有助于国内一流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与此同时，我国“双一流”建设应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和安排高等教育经费结构，在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比例的基础上，要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促进高等教育蓬勃发展。

其次，不断提升科研产出数量与质量，平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大学功能的关系。由于不同国家在经费结构、科研产出、组织评价机制上的差异，“类985工程”的实施效果不尽相同。但是，从整体上看，树立高等教育内涵化发展战略意识，优化经费资源配置，加强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支持力度，兼顾科研产出的数量与质量，推动优势学科发展，鼓励院校提升国际化水平，对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我们要理性对待排名指标，重视量化指标、但不唯量化指标，科学应用量化评估结果，平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与国际交流等大学功能的关系，辩证看待他国经验及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避免出现功利化导向或舍本逐末而造成的高等教育多样性缺失或路径依赖的问题。

第三，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制度建设，加强质量监督和阶段性评估。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要扎根中国高等教育土壤，借鉴其他国家“类985工程”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完善“双一流”制度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应引入第三方机构，科学监测与评估“双一流”项目的实施效果，切实执行有力的筛选机制和淘汰机制，激励大学切实提升办学质量。我国应优化分类评价、支持系统，适度引入分类评价分类支持模式，以一流的制度建设推进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作者

郭丛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71

吴嘉琦，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郝晓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3期第17-23页

栏目

“双一流”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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