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光 | 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思考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4.07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医学人才质量，也给未来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带来若干思考。全民健康是当前医学教育面对的最大挑战和最大课题。需要开展全国大学生健康教育行动；需要深化改革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需要加强全科医学教育的顶层设计；需要加强中医药大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自信教育、提升所有医学生的中医药素养水平；医学院校人文教育需由医学人文拓展为大健康人文教育，特别要加强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教育。

关键词

新冠肺炎；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人类同新冠肺炎这个新瘟疫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检验了既往培养的医学人才质量，也给其后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带来若干思考。

一、全民健康是当前医学教育面对的最大挑战和最大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现阶段，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疾病本身，而是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行为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在内的“大健康”；对卫生的认识扩大到包括职业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营养卫生等在内的“大卫生”；对以疾病为中心、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的认识转变成以健康为中心的“大医学”模式。社会对健康的关注不再局限于医疗卫生行业，而是扩展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社会和全球范围。因此，全民健康是当前医学教育面对的最大挑战和最大课题。

全世界和中国的医疗卫生保健系统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对其中普遍寻求的适宜性、质量、成本效益和公平等特征性要素做出新的反应，需要在科学技术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但我国医学教育的必要改革在总体上显得迟缓缺位，一方面，大部分医学教育改革的理念仍然是以患者为中心、甚至是以疾病为中心，较少以健康为中心、以为了全民健康为目的的医学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被动改革较多，甚至有为了医学教育而改革医学教育的现象；同时，医学教育领域之外各级相关管理决策者，甚至卫生健康行业管理决策者，在医教协同、体制机制改革、经费支持和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理念滞后、改革动力不足和政策落实执行力不匹配。这几方面的情况，都强烈地反映出进一步完善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考核机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归根结底，就是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加快建成适应全民健康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医学人才培养培训体系。

二、医学院校人文教育需由医学人文拓展为大健康人文教育，特别要加强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教育

本次疫情防控中，在校医学生群体总体上说，低年级没有展现出先于、高于和服务于社会大众的健康素养，高年级没有展现出准卫生健康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这与当下局限于医学的人文教育有关。当前的医学院校中，无论医学专业、医学相关专业，还是非医学专业，进行的基本是医学人文教育，而非健康人文教育。

当下的医学人文强调的是一对基本关系，即医患关系。其中的患者还常常被视为一个生物体，而非一个整体的人。在不断增加的挑战面前，医学人文教育的时代性问题和局限性问题更多地暴露，主要表现为：医学专业的全人教育教学薄弱，医学相关专业的人文教育教学薄弱，医学生的专业与人文融合教育教学薄弱，医学生敬畏生命、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责任教育滞后，人文教育的实效性明显不足。

在健康只是人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工具的时代，人们重视因趋利避害的本能救助而产生的医学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健康成为超越经济的社会态的时代，亦即在经济开始服从和服务于人类健康的时代，社会发展就需要这个重心从医学转移到健康。大健康、大卫生、大医学的背景和“健康中国”建设的要求，提出了医学生健康素养水平问题。“健康中国”目标能否实现，不完全取决于医院多少、医生队伍水平高低、医疗条件好坏，国家投入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全民健康素养水平高低。其中，医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应该早于、高于和服务于社会大众。由此给医学院校人文教育带来的挑战，就是教育目标需要从以医学知识传授为主向医学知识技术与人文平衡转变，教育内容需要从恢复健康为主向维持和恢复健康转变，专业教育教学需要由忽视人文教育向专业与人文融合转变，覆盖专业需要从医学专业向所有医学类专业转变，受教育者需要从部分学生向全体学生转变，教育者需要从部分教师向全体教师和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转变，服务对象需要从患者向全民转变，服务范围需要从医院向全社会转变。

在医学教育中居于重要位置的人文教育，需要站在立德树人的高度，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的根本问题，进行重点从“以疾病为中心”拓展为“以健康为中心”的改革。在以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时代，医学人文和健康人文需要有新的发展，那就是大健康人文的提出。大健康人文是指“对人的健康境遇和生命过程优化中的影响因素，给予个体或群体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健康促进和凸显人性的关怀”。大健康人文的“大”，至少需要从全人、全社会和全球等三个角度解读。可以看出，无论哪一个角度，大健康人文都涵盖了医学人文和健康人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完全凸显和实证了大健康人文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再次证明，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甘于奉献的职业精神和敬畏生命、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群众健康权益的职业素养的培养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

三、改革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的巨大挑战与不相适应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导致人才过剩与人才缺口现象并存；②公共卫生从业标准尚未健全；③缺乏高层次的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④教学内容过分注重医学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大健康人文素质的培养；⑤实践教学环节薄弱；⑥缺乏规范统一、有质量保证的毕业后教育体系。我国公共卫生教育的关键是提高办学质量，从制度设计和政策层面，引导控制招生规模，提高毕业生整体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需要以构建中国特色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为目标，深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着力提高现场工作能力，使公共卫生人才在职业价值、知识结构、能力水平、健康人文素质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笔者曾在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项目《我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战略研究》之课题《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战略研究》结题报告中提出如下建议。①规范本科教育，优化研究生教育，加强继续教育。②构建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即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体系，在院校教育中，本科生强调“核心能力”，学术学位研究生强调“创新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和继续教育强调“岗位胜任力”。③构建大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教育模式，即围绕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健康，覆盖全球、国家、城市、社区、家庭和个人等不同层面，主要通过生命教育、健康教育、核心人文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和考核评价等载体实施，使未来的公共卫生人才在全民健康保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都成为始终能“抓住牛鼻子”、给人以关爱的卓越人才。④建立院校准入、专业准入、职业准入的国家标准。当前需要建立健全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相关准入制度。院校准入：专业教育质量评估；专业准入：通过专业认证；职业准入：与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和继续教育学分相挂钩，社区为本科层次，省级为公共卫生专业硕士层次，国家级为博士和优秀硕士，卫健委等行业主管部门为医学+公共卫生学科背景。⑤宽口径培养公共卫生复合型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口拓宽至相关行业，不局限于医疗卫生行业，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对临床事务的指导能力，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拥有专业核心竞争力的公共卫生人才。⑥公共卫生人才发展的环境与政策保障。落实政府在公共卫生教育改革中的完全责任。建立政府主导、卫健委牵头、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的机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直属于政府，协同于高校，培养“双师型”公共卫生师资队伍，加大财政投入，实施向西部和基层倾斜的财政政策，保障应有待遇，避免人才流失并吸引优秀人才，简除繁苛，给学校更大办学自主权，加大公共卫生的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公共卫生专业教育 ，积极发挥公共卫生教育学术团体的引领、指导作用。

四、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

自古以来，医疗与卫生共生却未能共荣，很多时候处在此消彼长的状态。SARS和新冠肺炎疫情都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的短板，这些短板包括卫生健康工作者的公共卫生理念、公共卫生安全认知和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认识与倡导等方面。健康中国建设既包括公共卫生从传染病防御到全面健康促进的战略转移，也包括“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关口前移、促进资源下沉”等指导性意见，其中包括非公共卫生领域工作者，特别是卫生健康工作者在我国公共卫生发展应急体系的完善或重构中的参与和支持。

事实上，这些短板和社会发展需求都涉及医学人才培养中的“防”“治”关系问题。近些年，在疾病死因由传染病为主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的转移过程中，在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移过程中，“防”的专业人才培养中弱化了“治”的能力——公共卫生人才对临床事务的指导能力，“治”的专业人才培养中弱化了“防”的能力——临床人才对公共卫生事务的处理能力。在突发性、区域性明显的传染病少见，优质医疗资源不均衡，社会大众健康素养水平不高的现实中，非预防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更多聚焦在个体治疗的战术层面，普遍弱化了群体预防、甚至自我防护的战略意识和理念。因此，需要加强非预防医学专业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教育。

五、加强全科医学教育的顶层设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暴露或者突出了全科医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层不强、百姓不信”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的还是建立“医防融合”的综合防治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数量充足、技术过硬的全科医生队伍。

全科医学队伍建设的体制和机制涉及包括全科医生培养在内的多个方面。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到底是院校教育，还是毕业后教育阶段，本科教育阶段的学科重心到底应该定为一级的临床医学，还是二级的全科医学？院校重心到底是不是地方医学院校？培养目标是按照一人多能，培养临床医学通科和社区医学的复合型人才，还是按照多岗归一，分别培养基础学科、临床学科和社区学科人才，到社区实际工作中集成？教育教学内容重心到底是临床医学专业的翻版，还是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整合？继续教育到底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性的？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涉及顶层设计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无论如何改革，各方面需要明确的是，全科医生工作中的关键点是症状体征的鉴别诊断和健康信息的管理，以便确保其在第一时间能够发挥第一响应者的作用；全科医学教育教学中的关键点是培养目标设定，课程体系改革，教育教学质量保障。因此，一要通过政策引导院校调整办学定位，强化办学特色，重视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真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二要建立以质量文化为目标导向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通过订单、定向、转岗等多种方式的培养扩大队伍数量，通过进修培训和学历提升等教育提升队伍质量；三要提高全科医生这些健康“守门人”的全科素养，强化他们的传染病和流行病意识，加强他们的信息化技术能力，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关怀技巧；四要建立医联体新进人员在基层工作较长时间的工作制度。

六、加强中医药大学生的中医药自信教育

中医药对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数千年的贡献，已经通过它的有效性充分证明它的价值。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在中西医结合和救治效果的贡献度上，使人们的理解更为深刻。其实，近些年，中医药的国际国内地位持续提升。2017年实施的《中医药法》已将中医和西医并重的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上升为国家意志。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第11版全球医学纲要，首次把中医医学纳入其中。新纳入的中医相关信息将会在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实施，这就意味着中医在全球范围将会成为主流疗法，而不再仅仅是作为手术、放疗等补充替代疗法。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已发布45个中医药国际标准，中医药正快步融入国际医药体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为人类健康福祉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中医药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中医药应有的自信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中医药大学生的培养中。这就需要把中医药自信教育作为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把中医药自信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把中医药自信教育作为高校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把坚定大学生中医药自信作为高校职能、教师责任、学生本分，需要改革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一个扎根中国、文化自信、互学互鉴、融合共生、共享共用的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为新时代培养坚守中医、融合西医的新人才。

作者

段志光，山西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山西医科大学健康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山西太原　030619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4期第33-36页

栏目

医学教育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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