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凤桥 | 博士生培养过程要注重养成问题意识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5.04

编者按

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博士教育作为科技创新的动力源泉，对于提高国家的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起着关键作用。博士教育是高等教育系统中最高层次的教育。领先的博士教育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科技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当今世界各国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之一。大力发展博士教育，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与行动。决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因素是学术能力，指导支持博士生提升学术能力是每一位博士生导师的职责所在。高质量的博士教育在于导师和博士生的良性互动和深度交往。高等教育学博士是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要后备人才，博士生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为总结博士生培养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探索博士生培养的改革方向，《中国高教研究》开设“博士生培养研究”专栏，邀请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知名博士生导师对博士生培养提出真知灼见，展开研究探讨，以期为我国博士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摘要

博士生需要经过一定的环节才能完成系统的学术训练，其中博士论文是核心。在完成博士论文时，研究问题的确立既是第一步，也贯穿研究的始终，是论文的灵魂，反映着论文的价值与贡献。问题意识的培养就是要进行不断的智力挑战，反复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对话，找出无法从一般认知上解释的关系，从而提出对于自己和学术共同体都可以成立的质疑，这个质疑基于知识体系中的缺口。培养博士生问题意识要注重批判性思维、客观中立、实然性原则、竞争性假设。

关键词

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客观中立；实然性原则；竞争性假设

博士生是我们国家大学教师队伍的后备军，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走向学术岗位，到大学或研究机构去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其学术水平高低直接影响着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质量。对于每一个博士生而言，都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以下结合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培养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经历，谈谈对博士生培养的几点看法。

一、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培养的关键环节

完成好一篇高质量的博士论文，是博士培养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因为它是全部学习成果的集中体现，将为博士学位获得者以后学术职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有两类博士生，分别是学术型博士和专业型博士，两类博士生正常的学制均为4年（对于硕博连读学生而言，博士学制为3年），如果在学期间获得出国访学机会的话，可以延长一年学制。但实际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原因造成延期毕业的情况，学校为此做了最长学制8年的规定。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相比，我国培养博士生的学制是相对较短的，美国一般要在5年以上（美国硕士学制相对较短），因学科不同而有所差异。2014年，笔者去斯坦福大学访学，了解到他们那里博士生与教师的比例关系是：三个导师对两名博士生，师均博士生规模比我们低。这样，从规模和学习年限就可以判断出质量孰高孰低，后来看到一些分析报告说，我们培养的博士生质量不比国外大学低，但至少在笔者所熟悉的社会科学领域并非如此。无论何种类型的博士生，在北京大学都要经历过以下几个学术训练环节，才能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①修课。北京大学的学分要求并不高，为十几个学分，当然，学生可以在学分要求之外，选修更多的相关课程，这属于个人学习行为。一般博士生要用一年、最多两年时间完成修课任务。②综合考试。它相当于国外大学博士生的“资格考试”（qualification）。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采取的综合考试形式是，学生提交三篇论文，分别是自己感兴趣的某一个研究问题的文献评述、某一个理论的发展及应用情况述评、一个小型的实证研究。然后，学院组织一个类似于答辩的形式，作为对学生进入论文阶段前学业准备情况的综合考核。③论文开题。学生完成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然后经过一个答辩环节，就可以进入正式的论文研究和写作阶段。④论文预答辩。学生完成博士论文后，征得导师的同意，可以参加由校内教师组织的预答辩，对论文有一个基本判断，决定其是否达到论文外审的要求。⑤论文答辩。在答辩之前，先要将论文送给专家进行匿名评审，包括至少5名专家（2名校外人员和3名校内人员），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如果5名专家均同意答辩，就可以提交答辩委员会进行正式答辩；二是如果有1名专家不同意答辩，可以再找一名专家征求意见，如果这位专家同意，也可以照常答辩，如果仍然不同意，那么取消这名同学此次的答辩资格；三是如果出现2名及以上专家匿名评审不同意的情况，直接取消这名同学此次的答辩资格。论文答辩程序看上去很严格，实际情况如何呢？平心而论，还是存在着不少出于怜悯而“手下留情”的评判，令答辩委员真心佩服的论文是个例。

从上面对博士生各个学习环节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围绕着博士论文这个核心而组成的若干学习环节，构成了博士生学习的全部过程。对于很多博士生而言，前两个环节相对容易完成，后三个环节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不少博士生的延期毕业主要是由于后三个环节迟缓造成的。

谈到博士论文的重要性，不难发现，学术史上不乏博士论文成为一个学者代表作和学术经典的情形，比如说，我们熟知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是基于其博士论文撰写而成的，这个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农民的生活状态，成为有关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之作；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Coase）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交易成本”概念，成为后来兴起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几十年后，他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北京大学高教所原所长汪永铨老师说过，一个人只会在博士学习阶段才投入如此长的时间和如此专注地研究一个问题，因此，他认为博士论文应该是最好学术作品的来源之一。他还认为，优秀的博士论文不是导师按部就班指导出来的，而是博士生个人创造性工作的体现，它应该超出导师的预期。据此，他特别告诫我们，不要把博士论文做成一道“大习题”。在笔者每年参与的博士论文评审和答辩过程中，常常会发现一些博士论文的完成情况并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是内容平淡，没有提出和回答一个在智力上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一些论文答辩场合，如果听到“不研究也可以想到这个结果”评语的话，就说明这不是一项成功的研究。在笔者指导的博士生中，有一些博士生经历过较长时间的课程学习、进入论文选题阶段后，对于学术研究仍然没有什么感受，提不出像样的问题。有些专业型博士生甚至难以改变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把博士论文当作工作报告来完成，或者当作教科书书稿来撰写，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有一个问题，专业型博士到底与学术型博士有什么区别，在学位论文上要求是否一致？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找到满意的作法，权且把专业型博士论文近似为学术型博士论文要求，所以专业型博士延期甚至中途退出的情况很普遍。我反复对博士生们说，学术“感觉”（taste）很重要，它像是指南针，决定着一个人的学术鉴别力和方向感，有了它，师生之间就好沟通与交流，缺少它，彼此不论如何频繁交流，都难以谈得投机和有效。

二、博士论文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如何才能养成一种学术感觉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式是养成学术问题意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学飞老师把人才培养目标归结为六种意识，其中问题意识位居前列，另外五种意识分别为：学理意识、方法意识、历史意识、国际意识、政策意识。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业师闵维方也告诫我们，要善于发现知识上的“缺口”（gap），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阅读专业文献之余，我比较喜欢看一些学者的学术随笔，从中品味他们“八股”学术著作之外的东西，包括治学的态度和方式，颇有收获。王元化和其他学者曾说，“学术性”与“思想性”应该兼顾，前者就研究的严谨性而言，后者指研究元气淋漓或者家国情怀的一面。所以，在阅读范围上扩展一些是有所裨益的。现在微信成为一种有效的传播手段，在上面也可以经常看到一些有趣的作品。前几年，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刘思达一篇题为“方庭的窗口——芝大留学往事”。他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这篇文章讲述他的博士学习经历，导师对他的影响，让我再次体会到一流大学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学术功力是通过磨练而成的。他的博士论文中文版已经出版。另外，也是前几年偶然看到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肖索未，题目“我的‘二奶’研究”，讲述了她做博士论文的经历，其理论和田野工作令人肃然起敬，她的博士论文也出版了。上面的内容看似与高等教育学专业相去甚远，但是我会建议博士生去阅读，学术界域不应该分得太清楚，只要可以从中获益，都值得去学习。

从语义角度出发，对于词汇做一些对比，也许有利于我们认识什么是问题意识。在英文中，对应着中文的“问题”至少有三个词汇，分别是problem，issue和question。第一个词汇problem有不顺畅、不理想、出现麻烦的含义，它可能是研究问题的缘起，也可能不是，但其本身肯定不能算是研究问题。比方说，教育质量不高、就业率低和就业质量不高、办学经费不充足和使用效率低、教育不公平等，它们既是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体现了我们对现实的关怀，但其本身不会自然成为研究问题。要从现实问题中提炼出研究问题，还需要一个学理上的转化过程。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便是，把现实问题与学术问题混为一谈，把现实问题直接看成是研究问题。还有些同学的选题喜欢跟着政府文件中的说法走，这同样也是一个认识上的偏见。其次，issue这个词汇有值得“关注”（concern）的含义，它的问题程度比problem要轻一些。issue同样也不必然和不足以成为研究问题本身。当我们谈到学术研究问题时，用question这个词汇比较合适。它反映出一个疑问，可以以疑问句的形式呈现出来，需要给出答案，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呈现整个探究的过程。学术问题的确定，首先就是要提出学术上的一个疑问，然后研究者经过一个探究过程，给以学理上的回答。当然，如果能够从problem和issue中提炼出学理性的问题，则是一种现实性与学理性兼得的论文选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理论关怀”。

对于question这个词，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对于研究者来说，它是一种“困惑”（puzzle），或者说就是不容易理解的地方，由此产生探究的好奇。打一个比方，对于“众人皆醉、唯我独醒”这种状况，如果说“众人皆醉”是一种普遍事实的话，它容易被辨识，不足为奇，相反，“唯我独醒”则是一种反例，更具有“困惑”感，值得去探究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同理，对于前面提到的教育质量问题，值得研究的对象可能不是质量不高的那些群体，反而是凤毛麟角者，即质量高或者表现出众的那些机构，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特立独行本身就是引人入胜的。总之，研究问题至少要使研究者产生一种困惑。是不是一个人具有困惑感的事情都可以变成值得研究的问题呢？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点，只有将个人困惑的问题上升到一个学术界共同困惑的问题，才值得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去研究。如何发现共同困惑的问题呢？这就需要了解和分析前人做过的研究，也就是通过文献评述这种形式，找到知识上的缺口。说到文献，我想顺便说明两点。一是我们做的不是文献“综述”，而是文献“评述”（review）。虽然它们只是一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前者不包含问题意识，只要了解他人的工作即可，这样去做文献工作，容易产生文献与论文内容彼此不搭界即所谓“两张皮”的问题；而后者包含问题意识，只有带着问题去阅读文献，才能发现问题，找到知识体系中的“缺口”，进行文献工作的真正价值才能体现出来；二是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查阅文献变得越来越便捷，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库检索系统搜索到大量的信息，甚至可以迅速地从数以千计的文献中勾画出概念图谱。但要防止在这种便捷中忽视艰苦的智力付出，用“文献检索”代替“文献阅读”，用机器工作代替人脑工作。我对研究问题想说的第三点是，当我们无法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去回答现实中遇到的情形时，这正好是可以提出合适研究问题之处。如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就在于舒尔茨等人发现通过常规的生产要素无法解释经济增长这个事实，于是他们才把这种经济上的“剩余”归结为人力资本的作用。在研究问题成立的前提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区分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有些人能够提出根本性的学术问题，科斯和舒尔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们就有可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反之，如果提出的研究问题是细枝末节的，那么就难以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好的研究成果的价值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贬值，即使短暂蒙尘，日后也会发扬光大；反之，价值不大的研究成果则很快变得无人问津。毋庸讳言，我们都希望自己研究成果的生命周期长一些。

我遇到过一些博士生，他们在选题时，总担心自己的选题别人已经做过了，看到一个与自己题目貌似的论文，就开始担心、停步不前甚至干脆放弃，总希望能够找到别人尚未涉足的问题。我想，这里存在着误解和不必要的担心。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去重复别人的研究，但是别人讨论过的问题领域，并不排除我们继续研究的可能。如果你这样认为，那说明你还没有掌握研究的真谛。其实，两个看似相似的题目，由于研究者的功力、掌握的材料、采取的分析方法、选择的理论范式不同，而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将“魔鬼在细节中”这个谚语用在这里，可能是恰当的，你可以在具体和细微之处做得与众不同。总之，确定研究题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已有的研究绝没有穷尽之。进而言之，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全新的问题，即使你真地找到一个别人完全没有涉足的问题，也要审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所谓的新问题本身没有价值。在参加论文评审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听到某些答辩人无知无畏地讲自己首次研究了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善意去提醒他们，慎用“首次”。所以，我比较赞同历史学者罗志田老师的说法，与其要求学生在论文中写出几个创新点，不如鼓励学生做“扎实”的研究。论文选题时，无法顾名思义从题目中做出判断，而是要看它的实质内涵。在选题阶段，当同学拿着由若干“中性名词”（与下文提到的“分析性概念”相对）表述为一句话的论文题目问我行不行时，我的回答通常是：从一句话难以判断行还是不行，需要把这句话展开，写出半页纸的含义，把思路讲清楚，这样我才能回答你的提问，与你进行讨论。博士生要努力把学位论文摘要写好、写到位，它是学位论文研究内容的集中反映，也是学位论文思想精华所在。最后一点，研究问题的确定不能太开放，要有适当的界定。上过我院陈向明老师质性研究方法课的同学都深有感触，要不断地去“聚焦”（focus）研究问题。笔者的博士答辩委员会的成员陈良焜老师曾经打过一个比方，确定研究问题如同下围棋一样，要遵循“金角、银边、草肚皮”的次序，过于开放的研究问题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攻击，相反，对研究问题做适当的界定，才能把问题讲清楚，同时也为自己建立起了一道防护的屏障。

三、如何养成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下面，笔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现实性与学理性兼得的好研究。Eric Klinenberg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名为《热浪》的学术专著，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他在加州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完成了这个关于芝加哥热浪造成大量人员死亡问题的研究。事情大致是这样的，1995年7月14—20日，芝加哥城市的气温超过100华氏度（38摄氏度）。在短短一周内，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739人。出生于芝加哥的Eric，既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更是出于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他想知道，死了这么多人，这到底是一场天灾，还是一场人祸。为了搞清楚事实真相，他做了大量的调查，收集了各方面的资料，呈现给读者一幅比较完整的事件图像，是灾难发生期间他个人了解到的真实情况。他通过研究发现，这不仅是一场自然灾难，也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如独居老人、贫困、犯罪、社会关照、政府作为、媒体表现等。独居老人是受害严重人群，没有家人在身边，缺少社会支持网络，使这个人群成为受害最严重的人群。另外，他还发现，黑色族裔人群也是受害严重的一个人群，这与他们贫困以及居住地犯罪率高是分不开的。相反，同样贫困但居住环境比较安全的拉丁裔人群却受害较轻，因为没有犯罪和安全顾虑，所以他们可以外出，享受有空调设施的公共空间。在热浪危机出现后，政府表现异常，它判断有误，反应迟缓，措施不得力，与政府“再造工程”中走向私有化的倾向有一定的关系。在笔者写作此拙作时，正好是新冠肺炎在我国肆虐的2020年春节假期。这个大事件以及其他的重大社会事件，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素材。一个社会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平稳运转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就容易暴露出其不足和缺陷，这正是难得的研究机遇。第二个例子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选择了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作为研究问题，经过艰苦的田野工作，收集到难得的资料，又经过认真的理论分析，他提出中国人的自杀行为主要不是精神问题，而是带有特殊的文化含义，概括起来讲就是后来成书的书名《浮生取义》。他的研究对象即那些自杀者往往是为了“一口气”而寻求短见，即为义而浮生，与西方人自杀行为的缘由（如精神疾病等）有显著的差别。我们应该经常阅读这些好的作品，与学术修养高的人交流，才能提高我们的学术修养，从而学会捕捉和确定研究问题。

如何养成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笔者有如下一些感受和想法，虽然分列几点，其实彼此都是相关的。

第一，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它是敢于挑战既成学说的一种内在素养。它与前面提到的“困惑”感是密切相关的，两者相辅相成。一般而言，缺少批判性思维，也就难有困惑感；反之，把一切都视为常态，也不容易做到批评性思考。批判性思维的养成，需要把自己经常暴露在相互冲突的学术观点之下，不断比较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异同、事实证据、论证逻辑的严密性等，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即使下结论，也要把它看成是暂时的，在一定条件下成立，为后续研究留白。提出“分析性的概念”（analytical concept）无疑有助于实现这一目的。所谓分析性概念，就是本身具有学术分析功能的概念。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可以用它去分析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否存在着关系程度上的疏密，本身就值得去证实或证伪。

第二，客观中立。客观中立是研究客观性的体现。有关研究客观性和主观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后现代范式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暂且不论。对于博士生而言，比较常出现的问题是，由于他们太把“问题”（problem）当回事，在没有了解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急着要去给出解决的答案，提出改进的建议，不仅会放松认识上的要求和学理上的探究，而且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常常是表面的、无足轻重的，这样做研究就容易变成医生给病人开“处方”（prescription）。

第三，实然性原则。笔者在评阅论文时经常提出的一个建议是，要注重从实然角度去考虑问题，而不要过度从应然角度去开展研究。这与上面提及的客观中立原则是密切相关的，但也有不同的侧重。现实关怀过于重的话，总想去解决问题、给出答案，往往会影响对问题原因的深度探究。从实然的角度看，事物本身具有整体性，包含着许多作用和变化的“纹理”，解剖清楚一个完整的个体，往往比把许多样本混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更有利于揭示变化的机制。好的案例分析，有利于达到机制研究的目的；相反，一些缺少信度、效度的问卷调查为追求统计性的效果，则把研究对象的完整性人为地削弱了，不利于揭示真相和变化规律。从形式逻辑上看，一个有趣的研究不宜是一个短逻辑链的分析，而适宜进行长逻辑链的分析，在一定的深度视野中把握研究对象的特质。斯坦福大学周雪光老师与我院师生交流时提出，研究的意义在于要试图讲出一些道理。那么推而言之，能够揭示深刻道理的研究一定胜于揭示浅显道理的研究。任何研究都有“史”与“论”两个方面，有些研究侧重于前者，其价值体现在呈现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另外一些研究则侧重于后者，其价值体现在说理的方面，如果两头都不沾的话，自然与好研究无缘了。

第四，竞争性的假设（competing hypotheses）。在研究过程中，如果研究问题可以聚焦到一定程度的话，我们会提出研究假设，把研究问题表述为一个假设，使欲探究的关系以更加鲜明和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人文和社会科学关注的问题一般都比较复杂，不存在一个唯一确切的答案或者解释，往往是由于多种可能造成的，于是在提出研究假设时，就不是提出一个假设，而是一对对立的假设，或者说有竞争性的假设。能提出竞争性假设，基于多种对立理论范式的并存。如在教育经济学中，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提出的假设就与从筛选理论提出的假设不同，也就是说，对于教育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解释，既可以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进行，也可以从筛选理论角度进行，既然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就需要予以辨析，研究就可以在辨析过程中处于一种较好的态势。再如，在教育组织分析中，既可以从理性角度去分析，也可以从与其相左的制度理论角度去分析。举一个稍微具体一些的例子，一所高校采取“长聘（tenure）-预聘（tenure track）”人事制度，它可能是由于该校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提出来的，也可能是由于看到其他大学都采取这种作法而去模仿它们，前者就是理性作法，后者就属于制度主义的行为方式。采取这种多元的方式去讨论问题，是不是比一味从一个角度去探究问题更有趣呢？

笔者在上面着重阐述了培养问题意识对于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学术研究是一个整体，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比如研究方法方面的训练、田野的经历，同样提不出好的学术问题，也做不出好的研究。博士生学术训练过程就是增强学术功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没有太多灵丹妙药，要靠艰苦的智力劳动换来。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以学术为业，也不一定所有人都要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如果选定的话，我们需要不断涵养自己，才能达到一种境界。漫漫学术之路，导师与博士生是同行者，踏上这条道路，既需要付出艰辛，又可以收获到快乐。愿以此文，与未来的学者同仁共勉。

作者

阎凤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5期第24-28页、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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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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