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娇 | 基于调查数据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校表现研究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6.04

摘要

基于2019年《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China College Teaching & Learning Survey（CCTL）》的4461份问卷，从学业表现、能力提升以及态度认同这三个维度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在校表现进行评价。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高考分数等背景变量之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期间的挂科数、专业排名以及奖学金获得情况都与非第一代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对所修专业的认同以及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自我报告的各项能力提升都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可见高校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帮扶重点不在学业表现，而是在高考志愿填报阶段的专业选择以及入校之后的专业认同。帮扶工作还需对城乡生源予以区分，促进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感知、体验并运用高校提供的各种资源来提升沟通表达、未来规划等核心能力。

关键词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量化调查；学生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03年的17%增长到2018年的48.1%，我国即将从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从整体而言，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其父辈。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培养出第一个大学生。根据国内已有研究，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学历均在高中及以下）在高校所占比例为46.8%到75%之间。他们不仅承载着家庭跨代向上流动的希望，加强了高校学生构成的多元性与异质性，也体现了促进高等教育公平的政策导向。尤其是2012年以来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实施之后，这种政策倾斜增加了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升学机会，也反映出该群体的构成多为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村生源。在微观家庭文化氛围与宏观城乡社会经济的双重差异叠加之下，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业表现如何？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对就读院校与所修专业能否认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发展与其他学生群体（即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有无差异？本研究基于2019年《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China College Teaching & Learning Survey（CCTL）》的4461份在校生问卷，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一、文献述评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文献可追溯到阿达奇（Adachi, F.）1979年完成但未发表的论文《第一代大学生人群分析（高等教育的一个新概念）》。相关实证研究始于比尔森（Billson, J.M.）与特里（Terry, M.B.）1982年对美国两所文理学院701名辍学生（含转学生）的问卷调查。国内外学者对此概念内涵并无歧义。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指父母均未受过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群体。然而国外文献对这一概念的操作定义存在分歧：高等教育指四年制本科还是学制更短的社区学院或职业学院？父母大学肄业如何处理？父母获得更高的研究生学位有无影响？兄弟姐妹里出现的大学生是否考虑在内？其他非直系亲属里受过高等教育是否也应包括在内？相比之下，国内学者对该概念的界定更为清晰且一致：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指父母双方的学历均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下；非第一代大学生包括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学历为专科、本科或研究生。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研究背后隐含的逻辑在于父母的教育经历除了影响父母职业以及家庭收入之外，还影响到他们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为子女的升学指导、专业选择等给予的各种支持，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从阅读、写作、艺术欣赏等文化活动里获得的乐趣。换言之，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由研究者在围绕教育公平的多重差异下主观选择的一个切入角度或观察焦点。与之对应的实证依据在于即使控制学生的性别、年龄、父母职业、家庭收入、高考分数等背景变量之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仍然存在显著差异。已有文献表明背景变量的选择存在国情差异。（见表1）基于从1986年到2017年的450篇学术论文，美国学者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主要控制学生的种族、母语等变量；国内学者则根据本土情境考虑到学生的户籍所在地以及是否就读重点高中等特点。

　　国情差异不仅体现在背景变量的选择，还反映在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结果变量。2001年美国教育统计中心（NCES）估算大一结束时的整体辍学率接近25%；其中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辍学率高达50%。针对该现象，国外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相关实证研究有以下特点。①聚焦本科辍学并分析其背后原因。大多数研究以是否辍学为结果变量，仅有少数学者关注学生在知识（如数学或阅读）、能力（如批判性思维）以及态度（如对学校的整体满意度）上的发展指标。②侧重于从高中到大学过渡的关键时期即大一。该过渡阶段可向前延伸到升学时的学校或专业选择。③通常与校园里的种族歧视、多元文化等结合起来分析，如有研究发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倾向于选择对少数族裔更为友好的高校。整体而言，上述国外研究发现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具有相似的行为模式：较少住校、较少参与学校社团、与教师较少互动、在校外打工时间较长，并且最好的朋友也多在校外。目前关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辍学的根本原因尚存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是学业挑战，如绩点偏低；另一部分学者则归因于社交融入困难，他们发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校园里成为相对疏离的“局外人（outsider）”乃至遭遇歧视。

　　国内学者针对本土研究对象的特征对分析思路做出相应调整。①他们更为关注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在校经历与能力提升，而非辍学原因；②覆盖从大一到大四的所有年级；③考虑到生源所在地的城乡差异等基本国情。对比国内外研究发现可知，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在校行为与能力增值具有共性：参与师生互动较少，参与各项课外活动也较少；入校时各项能力（如学术研究、信息技术等）的起点较低但进步显著高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值得注意的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个别能力（如写作、文艺欣赏等）上存在的“短板”难以在大学期间弥补，这种缺憾反映了来自家庭的氛围熏陶与长期的习惯养成。除此之外，国内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以及数据特点进行拓展，包括升学意愿、师生互动、学术研究以及参与扩展性学习活动。

　　国内外已有文献为本研究的设计在概念界定、背景变量选取等操作上提供了依据，也指出了进一步探索的方向。从结果变量来看，笔者关注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入校之后在学业表现、能力提升以及态度认同这三个维度上的发展，这不同于国外学者聚焦的本科辍学现象，也比国内现有研究涉及的学习经历或能力增值更为丰富。从数据代表性来看，国内已有研究多局限于个别高校或某一地区，仅有的一项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侧重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校期间各项活动的参与行为，其缺憾在于未能反映该群体在学业等方面的表现。从理论拓展来看，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概念本土化除了结合城乡差异、高考成绩等进行综合考量，还需从本质上思考其作用机制。如有学者发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高中期间未能养成向老师请教或求助的习惯，所以从大学里的师生互动也难以获益。可见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行为模式下的心理驱动远比想象中的复杂，亟需找到新的实证依据并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9年《中国本科教与学调查（CCTL）》。该调查邀请在校大学生完成电子问卷。答题邀请共覆盖43所高校的8600名在校生。实际回收的答题数量为6027份，回收率为70.08%；经过审核的有效问卷为4461份，即有效率为74.02%。

　　从人口学背景变量来看，这次调研的样本在城乡分布以及家庭背景方面具有全国代表性。（见表2）根据已有文献里对“农村”的界定“指县城以下的广大地区，包括建制镇、一般乡镇、村庄及其所管辖的行政区域”。本次调研把户籍所在地行政区域划分为农村与乡镇的学生定义为农村生源。两者在样本里占比之和为34.63%，该比例与之前研究估算的2019年乡村人口在大学阶段的比例（36.16%）基本持平。从父母学历来看，双方受教育程度均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下的样本占比为67.25%。

　　（二）主要变量

　　结果变量是学生从学业表现、综合能力以及态度认同这三个维度自我报告的成长发展。从操作性定义来看，学业表现包括挂科数、专业排名以及获得的奖学金这三项指标。学生自我报告的在校期间挂科数Fail为删除特异值（即大于10）的连续变量。学生按学习成绩在专业的平均排名为从1（“前10%以内”）到6（“80%以外”）的等级变量。学生在大学期间获得的奖学金级别为取值从0（“未获得”）到4（“国家级”）的等级变量。综合能力则是学生针对三项专业能力（专业基础知识、学科前沿成果以及实践操作能力）与五项核心素养（良好的口头/书面表达、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在校期间获得的提升进行自我评价。评价的取值范围都是从0（“毫无提升”）到4（“很大提升”）的等级变量。学生对所在社区的认同程度通过学校推荐度与专业推荐度这两个从1（“强烈不推荐”）到5（“强烈推荐”）的等级变量采集信息。

　　问题变量是根据户籍所在地与父母学历把学生划分为三类群体的一组虚拟变量：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下的农村生源；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均在高中（含中专）及以下的城市生源；参照对象则为父母至少有一方学历在专科及以上的非第一代大学生。这三类学生群体的样本数分别为2241、759以及1461，对应的占比为50%、17%以及33%。相关的描述统计详见表3。

　　（三）研究假设

　　通过构建的回归模型（因变量Outcomei包括学生自我报告的学业表现、能力提升以及态度认同），本研究检验以下具体假设：

　　假设1：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本科期间的学业、能力以及态度上的成长都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即回归系数β1为负且显著。

　　假设2：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在校表现尽管不及非第一代大学生，但优于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即回归系数β1<β2<0，表示对应的回归系数β2代表的显著负效应小于β1。

　　假设3：模型里的控制变量X包括性别、高考分数、就读年级、学科门类以及就读学校。本研究分别假设女性、高考分数较低、大一新生、文科以及非“双一流”建设的地方高校学生群体在学业、能力以及态度这三个维度上的成长较少，即[回归系数βj都为负且显著。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统计

　　基于三类群体结果变量的均值比较，（见表3）初步结论如下：从学业表现来看，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专业排名上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不相上下，奖学金级别略高但是挂科数垫底；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学业表现最好，挂科数最少，专业排名最为靠前，奖学金级别也最高。从能力提升来看，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核心素养，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自我报告的能力提升都与其余学生差距明显；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则在能力提升上相差无几，甚至在动手操作与批判思维这两项上还略有反超。从态度认同来看，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对院校与专业的推荐度都在三类群体里居中；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这两项上的均值却都明显偏低。由于性别、高考成绩、年级、学科等背景变量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入校之后的成长。单凭均值比较这样的描述统计无法反映复杂机制，也不能推广到样本之外的人群，因此需要构建回归模型来对研究假设进一步检验。

　　（二）回归结果

　　控制高考分数等背景变量之后，无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之后的学业表现都与非第一代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见表4）换而言之，样本里这三类学生群体自我报告的本科期间挂科数、专业排名以及奖学金获得情况存在的差异不具备统计意义。

　　需要注意其他与本科学业表现显著关联的人口学与教育学变量。①性别差异突出，这与之前文献的结论一致，即女生在各项学业指标上的表现均优于男生。②高考成绩对本科学业表现具有显著预测作用。高考分数越高，学生本科期间的挂科数越少，专业排名越靠前，获得的奖学金级别也越高。③年级差异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对应的调查问题是让学生报告入学以来的挂科数、获奖情况等。大一新生累积的选课数量以及参与的评奖机会都少于高年级学生。④学科差异也不容忽视。相对于文科而言，理工科学生的挂科数较多，这从侧面反映了不同学科在考核方式与考核难度上的差异。理工科通过解题或动手操作来考核学生的方式，较文科的口头报告或书面论文而言更为硬性。⑤院校差异主要体现在“双一流”建设高校，其本科生在挂科数与奖学金获得情况这两项指标上的表现显著优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

　　无论是专业能力层面的基础知识、学科前沿或者实践操作，还是核心能力层面的沟通表达、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或者未来规划，来自农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八项能力上自我感知到的提升都低于其余学生。（见表5）同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城市生源却并未报告在上述任何能力上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的显著差异。可见大学经历带来的能力提升有可能取决于学生所处的宏观城乡二元化背景而非他们成长的微观家庭环境。城市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否更加善于运用学校提供的支持系统（如导师、辅导员、社团等）来弥补家庭资源的不足？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否在自我评价并报告各方面的成长时更加保守？这两类群体在求助行为、自我效能等各方面的差异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他背景变量有助于我们理解本科生综合能力提升背后的复杂影响机制。性别差异依然存在但方向相反。在学业表现上各项领先的女生在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这两项核心能力上的提升均显著少于男生。学科差异需要针对不同的能力加以区分：理工科的学生在实践操作方面优于文科生；理科生对专业基础知识与学科前沿的掌握也优于文科生；与文科相比，工科生的沟通表达与批判性思维尚有提升空间。年级差异集中在大四。大四学生在信息素养、批判思维以及未来规划这三项核心能力上的成长都显著超过大一新生。这体现了本科人才培养从“入口”到“出口”的能力增值。院校差异也值得关注：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对学生能力提升的效应在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如信息素养与问题解决）这两方面均显著；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专业能力培养上优于其他非“双一流”建设的高校，但两者在核心能力培养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从侧面反映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在人才培养上“两手硬”，既重视以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显性教学，也不放松提升各种可迁移的核心能力（如沟通、规划）的隐性课程。

　　学校推荐度与专业推荐度反映了本科生在校期间对所在社区的认同度与归属感，这可从另一个角度来侧面体现学生的心理发展。表6的回归结果表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对所修专业的推荐度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这与之前文献的结论一致，高中阶段的升学及职业规划是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无法从家里获得的支持，这会导致他们难以在高考志愿填报时选择自己足够了解或真正满意的专业。

　　其他影响院校推荐度或专业推荐度的背景变量也值得关注。以年级差异为例，与大一新生相比，大二与大三学生对就读院校的推荐度均较低，大二至大四各年级学生对所修专业的推荐度都较低。这种院校与专业推荐度“双低”现象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另一个例子是院校的整体氛围，就读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对所读院校与所修专业的推荐度“双高”；就读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本科生在专业推荐度上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并无显著差距，这反映了增强本科生的专业认同度是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尚需努力的一个方向。

四、结论探讨

　　本研究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性别、高考分数等背景变量之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各项学业指标上（挂科数、专业排名、奖学金获得情况）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并无差异；来自农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上自我报告的提升均不及其余学生群体；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向亲戚朋友推荐自己所选专业的意愿显著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上述发现有助于高校根据该学生群体的特征与需求来设计与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扶工作。

　　1. 招生环节侧重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提供指导。本研究的发现从侧面呼应了已有文献对该群体升学选择的研究。非经济因素（如父母学历）对升学需求的觉醒与相关信息的采集会产生大于经济因素（如家庭收入）的影响。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升学及职业规划难以获得父母的直接指导与其他协助。尤其在招生改革新举措出台较为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更难以洞察政策走向、获取可靠信息并指导志愿填报。因此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可作为高校开展招生宣传与答疑的重点对象。如果该群体在入校之后对最初专业选择不满意，高校还可密切关注并为其提供二次选择（转专业）、辅修、双学位等多路径支持。

　　2. 加强农村生源大学生的心理建设，让他们能够从原生家庭与成长环境里汲取不断进取的力量。由于面临从中学到大学、从乡土到都市的双重过渡，来自农村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面临更大的挑战。本研究表明在控制高考分数与其他背景变量之后，这种挑战并非来自学业，而是该群体自我感知并报告的各种能力。这从侧面反映出对专业能力与核心能力进行理性且客观的自我评价是农村生源亟需加强的心理建设。学生与原生家庭之间拉扯与牵挂的张力是探索方向之一。理想状态下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如学生能够理性且客观地评价父母及其期待等）而非割裂或疏离。“斗室星空”等以家庭为单位展开的田野研究可为相关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国外对“奖学金孩子（即靠奖学金上大学的拉美裔贫困生）”的质性研究得出相似结论。围绕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个案访谈以及家庭田野调查可作为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这将有助于揭示该群体行为模式背后的复杂心理机制。

　　3. 通过夏令营、住宿安排等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打造全方位的支持网络。家庭背景与成长环境是个体无法选择的先赋条件，成年之后的升学、求职等一系列行为却可形成并影响后生的文化及社会资本。以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为例，这种影响既取决于学生个体的应对态度，也取决于高校营造的校园环境（如是否让大一学生在新的环境里获得自信心与被接纳感）。在高考之后的暑假为已被录取的“准大学生”开设夏令营是高校可尝试的举措之一。国内高校目前正式开展的此类夏令营较少，针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特定需求的项目设计更少。另一项举措是室友搭配的多元化与异质化。大多数学生都住校且在四年里很少更换室友。室友之间的接触时间与互动频率远高于学生与教师、行政人员或其他同学的交流。因此室友分配需考虑城乡户籍、父母学历以及其他背景因素的平衡。不能让宿舍成为一个高校管理的“盲区”，而要通过住宿安排来优化同伴效应，为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打造“从课堂到课外活动再到宿舍氛围”的全方位支持网络。

作者

郭娇，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13-19页

栏目

本科教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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