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健 顾岩峰 | 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结构矛盾、肇因分析及策略选择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6.13

摘　要

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保障资源利用最大效益、促进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长期存在着区域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均衡发展、学科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非协同发展、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非对称发展等结构性矛盾，严重阻碍了区域高等教育实现支撑区域创新驱动发展作用的发挥。通过分析我国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肇因，客观借鉴美国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经验，提出了先试先行“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制度设计，坚持“营造高等教育资源理性竞争生态、超前‘对表’国家战略需求、强化‘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协同发展策略，以期为促进解决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问题、助力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关键词

区域高等教育；结构矛盾；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发展

一、引言

　　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时代，高等教育在世界各国或区域可持续创新发展过程中普遍充当了重要动力源的角色，而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普遍采取的共性策略。2018年《蓬勃创新指数》《世界竞争力年鉴》《全球竞争力报告》评价出了全球排名前20的创新型国家，其中美国、日本、瑞士、荷兰、德国、芬兰、英国、新加坡、法国、韩国、挪威、爱尔兰、以色列等15个国家共同的特征之一是普遍具有高水平协同发展的高校院所和创新基地，拥有较高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能够提供高质量创新资源供给，具有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创新集群区域百强榜中，排名前十位的是东京-横滨、深圳-香港、首尔、北京、圣何塞-旧金山、大阪-神户-京都、波士顿-剑桥、纽约、巴黎、圣地亚哥等区域，同样普遍拥有高质量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集群。从历史角度来看，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区域间“州际高等教育协定”和区域内《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体规划》）等为代表的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合作机制，在解决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争夺和结束区域内高等教育无序状态等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科技资本支持，形成了硅谷、128号公路等代表性的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成功案例。可见，协同发展策略下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速区域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语义上理解，“协同”具有和谐、统筹、均衡等哲学含义，“协同”即“配合得当”发挥最大效益，是系统内部优化和整体效益最大化的动力阀门。通过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政策“指挥棒”，实现教育资源“存量和增量”的优化配置，逐步实现区域高等教育系统功能的最大效率，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在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中，区域高等教育在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其最大作用，2019年大西洋理事会智库报告中提出，中国科技创新能力虽然进步明显，但教育体系不足以培养能够应付复杂智力生产的高水平人才；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提出，中国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下，企业和大学在知识转化方面缺乏联系，中国的企业和大学联合出版的出版物，包括联合发表论文的数量占比比较低，仅2.7%，低于美国的水平。因此，深入研究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策略，揭示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的根本原因，充分借鉴创新型国家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经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促进我国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践具有现实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本研究所指的“区域高等教育”是以“省（区、市）”为行政单位而开展高等教育活动，“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是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高校学科设置优化、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等方面阻碍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突出共性问题。

　　（一）区域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均衡发展

　　区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集聚主要取决于高等教育投入以及高等教育人才队伍的发展水平。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就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量来讲，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极其不均衡的配置状态，区域失衡现象突出。从高等教育学发展规律来讲，区域高等教育投入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投入力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呈现东强西弱的特点，东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非均衡发展现状在短时间内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但从国家政策的角度，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2012年国家组织实施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从国家的角度出台了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国家政策，其中《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中西部部分高校尽管取得了国家政策的支持，但也出现了中西部地区高水平人才大量流向东部地区的困惑，致使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出现了新的高水平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2017年9月发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中西部地区没有得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垂青”，大多数“双一流”建设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高端人才也大多聚集在高水平高校之中，这也使得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出现了难以逾越的人才鸿沟，且没有填平鸿沟壁垒的有效办法。

　　（二）区域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非协同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后，我国面临产业升级转型等重大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对高技术人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协同互动”的作用更加凸显。目前，我国许多产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一些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对人力资本的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核心芯片、工业软件、控制系统、核心零部件生产等领域处于依赖进口或合作的境况，自主生产能力差距巨大；科技基础研究和原创能力仍然不强，基础研究占比长期在5%左右，特别是企业整体创新能力动力不强，技术研究占比仅0.2%；人才队伍大而不强，特别是缺乏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比如我们现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我们在人工智能高水平人才方面仅仅是美国的1/5；等等。这些不足之处都亟待高等教育领域给予足够的支持。自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综合性办学热，片面追求学科设置全面覆盖”“高职高专学校追求升格”等现象，造成了区域学科设置同质化严重，各类高校职责不明，区域经济人才需求与人才供给失衡，区域人才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供给“结构性错位”阻碍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协同、相互支撑”；政府相关部门很少依据战略型产业布局调整而发布人才结构需求，致使高校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缺乏“需求侧”依据，导致高校缺乏主动迎合区域经济转型而做出重点学科和专业调整计划的积极性，加之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力度不强，学科设置与区域产业或者国家战略非协同发展，造成高等教育领域未能处于“科技创新高地”。

　　（三）区域内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非对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40多年的教育改革征程，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18年我国普通高校总数达到2663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3833万人，高等教育规模占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20%，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据教育部公布的教育统计年鉴数据分析显示，2012—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5年累计投入13.5万亿元，随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不断增加，高等教育质量也不断提高。据“QS（2015）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显示，中国共计86所大学学科进入全球前400行列，仅次于美国的157所，排名世界第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Yearly Review 2019》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高校“专利合作条约”（PCT）申请量排行前10中，深圳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占据4个榜单。尽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是“高等教育数量大国而非质量大国行列”的论断没有改变。在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指标体系》评价结果中显示，我国高等教育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创新指标贡献度排名仅列第94位，处于明显劣势。

　　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现状的角度来讲，阻碍教育质量提升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顽疾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教育”“质量引导教育”等国际先进教育理念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和贯彻，仍然停留在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传授阶段，进而忽略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和多样化、差异化培养；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仍然以“数量”“帽子”等标准为主，忽略对于社会贡献的考量；学科专业同质化依然严重，发展特色不明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等，从而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显示，这也是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长期处于“数量与质量非对称发展”阶段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结构性矛盾的肇因及经验借鉴

　　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众化”阶段，国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人才储备日益丰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区域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均衡发展、学科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非协同发展、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非对称发展等结构性问题也是长期存在的，加之我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观念、人才观念和教育观念相对陈旧，片面追求学校数量和体量，致使区域高等教育出现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得本就稀少的教育资源重复浪费，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阻碍了高等教育健康快速发展，同时也迟滞了创新动力源的效能输出。区域高等教育非协同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根本原因是理念和体制问题。

　　（一）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非理性竞争”是导致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高等教育的使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迭代，发展形式也普遍经历或者即将经历“大众化”过程。在发展阶段更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教育资源“非理性竞争”的现象。区域间高端人才的非理性竞争进一步加剧区域高等教育非均衡发展局面。高端人才的产生和流向多为“京津地区”“南部沿海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一直扮演高端人才的输出角色。区域间和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出现了严重“虹吸”现象，优质教育资源集中流向特定地区，加剧了教育资源的非均衡状态。“虹吸”现象使得中西部地区各高校中绝大部分省级强特学科、重点学科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才流失情况，造成本已具有较好基础的学科失去了持续发展的人才动力，严重削弱了中西部相关高校和学科的发展潜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入学人数激增、青年渴望教育机会均等、高等教育机构无序竞争、学术自由受到严重威胁、州际间优质教育资源恶性竞争等现象，使得美国高等教育机遇与危机并存。在应对高等教育出现的各种挑战中，美国以区域间的“州际高等教育协定”为代表的区域协同合作机制在解决区域优质教育资源争夺和结束区域内高等教育无序状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起到了典范效应，最大程度发挥了高等教育的溢出效应，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并积极借鉴。美国高等教育通过区域协定的形式把各成员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协同发展的价值取向”为解决区域间的资源恶性竞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教育质量提高，支撑经济发展诉求提供了有力保障，进而构建起了具有协同共生的高等教育整体框架。通过法律约束力、打破州际壁垒、降低入学成本、搭建信息共享平台等措施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发展。由克拉克·科尔（时任加州大学总校长）主持起草的《总体规划》有力地促进了加州高等教育系统中各个相关主体的协同发展，成功地化解了公立高等教育院校之间的矛盾，制止了高等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加州建立起一个教育结构层次分明、教育管理多主体参与、协同共生的高等教育协同发展体系。

　　（二）高校“对表”区域发展战略滞后性是导致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非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适应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发展历程经历了1954年、1963年、1993年、1998年、2012年五次大规模调整，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尽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所需的教育周期较之社会发展需求具有滞后性，在区域内高校的学科专业是相对稳定的，不能按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而快速转变，但是，作为政府和高校的管理者来讲，对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高等教育供给侧变革”往往没有做好准备，一直处于跟随角色。对于国家战略需求所显示出的“支撑能力”往往是“困难多，行动少”，致使一些重点学科专业建设跟不上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契合度也不高，重大原始创新突破比较稀缺，科技成果转化和支撑产业创新不够。总体来讲，我国高校对于区域发展战略的支撑仍处于“自限”发展阶段，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大学职能的“活动范围”大部分处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区域发展战略没有建立高度融合的体制机制，致使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出现脱节或不融合的现象。

　　20世纪30年代，美国进入了大萧条时期，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呈现出人才需求多样化的趋势，为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新建机构和新建专业应该能满足加州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建设需求是重要目标之一。《总体规划》的设计体现了对高等教育体系人才培养的要求，基于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机衔接，形成高校学科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融合发展的耦合关系，例如：旧金山湾区高等院校与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美国区域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极具特色的“人力资本聚集和科技成果转化体系”。

　　（三）“高质量发展理念”没有得到普遍落实是导致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非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

　　影响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要素是多方面的，例如：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财政投入、高等教育治理效率、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本研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首先要树立“以质图强”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才能深度破解阻碍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桎梏。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相关利益主体一味追求规模的扩张、追求数量的增长导致质量很难得到保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贯彻需要政府和高校统一思想，共同推进。钟秉林认为，“迈入普及化阶段的高等教育将面临教育系统内部的挑战，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结构、规模与质量、规模与公平的关系都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实践证明，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政策的推动实施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行政行为，高校在发展过程中过于追求“数量与规模”，政府与高校之间并未完全实现“思想与步调”的统一，导致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实施以后高等教育数量、规模扩张与教育质量落后之间的不平衡不断加深，并引发一系列问题。诸如高校发展理念、高校类型和结构、教学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水平等要素严重不匹配规模的扩张。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加州公立高等教育向民众“敞开大门”之后，社会上出现了“高等教育质量随之下降”的忧虑。《总体规划》组织者之一的库恩斯认为，《总体规划》的价值也体现在能够化解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与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两者之间的矛盾，入学人数的增加与提高教学质量效果成为相辅相成的相关主体。在《总体规划》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证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首先，严格分类招生，确保每一名适龄学生能够按照自身的条件和兴趣选择适宜的院校学习。其次，各级各类院校坚持特色发展方向，严格控制发展规模，不盲目扩招、转型，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再次，高度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坚持高质量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持续择优补充师资队伍数量，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保证合理的师生比例等，加州公立高等教育从此走上了“普遍与卓越”协同发展道路。

四、协同发展：我国区域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策略选择

　　“通常来说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实力，不是看这个国家或地区某个省、某个市的高等教育水平，而是看这个国家或地区管辖下各个地方高等教育集合而形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综合实力。”如我们常说美国是高等教育强国，是指该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综合实力强劲。进入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区等区域无疑会充当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和试验区，区域间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策略要先试先行，为区域发展提供高质量智力保障。因此，选择性地借鉴美国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经验，采取协同发展的策略，处理好各种系统性矛盾，达到高等教育系统效益最大化，以确保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一）先试先行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理念，形成可复制经验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采用以“协同发展理念”设计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积极探索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雄安经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布局模式、学科设置、高校类型三个方面提出促进高等教育与产业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策略。

　　一是整合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教育资源，形成雄安新区高等教育集聚与溢出效应。世界范围来看，世界一流大湾区无一例外是科技创新湾区，也是大学、研究院所、研发机构密集的区域，加强创新领域内以及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交流与互动，均基于大学集群的创新集群。大学集群不是“无序扎堆”，而是“有序聚集”。雄安新区承担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使命，北京高校可以用开办分校的形式疏解在京高校规模，雄安新区以建设“大学园区”的模式，形成高等教育集聚区域，以“协同发展”的理念构建大学园区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合作制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形成人力资本培养溢出效应，进而促进知识集群和技术集群的形成，以打造强有力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二是积极构建与雄安新区社会经济文化对接的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瞄准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发展趋势，基于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产业发展需要，针对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急需的“卡脖子”技术前沿，设置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强化基础研究，瞄准“0”到“1”的创新技术，进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形成激励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为实现雄安新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目标奠定“教育储备”的基础，促使雄安新区成为中国区域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典范。

　　三是合理布局雄安新区高等教育层次，满足经济社会不同类型发展需要。从高校类型来看，雄安新区的高校应兼顾综合性高校与专科类高校相结合的原则。精准兴办一些直接对接雄安产业的更为专业的“小而精”高校，如可以精准兴办为雄安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直接对接的财经类大学、与雄安高科技发展直接对接的科技类大学、与雄安中小学师资培养对接的师范类大学、与雄安绿色医疗服务对接的医药类大学、与雄安艺术文化建设对接的艺术类大学等，努力建设学科服务社会的创新平台，培养学界或业界领袖人物，从而凭借鲜明特色，打造享誉全球的学科品牌，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特色。

　　（二）营造高等教育资源理性竞争生态，创新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机制

　　区域高等教育资源“非理性竞争”加剧了我国区域高等教育资源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破解区域间非理性竞争的困境，就要从人才流动、学生培养、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建立合作机制，形成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良性氛围。发达地区积极引导欠发达地区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增量的实现方向，打破区域壁垒，形成对口帮扶模式。

　　在人才流动方面，积极营造人才环流机制，促进人才良性竞争。从国家层面，凝练高等教育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异化发展方向，发挥内生力量，把提高区域内教育资源存量的整体水平作为谋求发展的首选路径，而不是以吸引区域外高水平人才为主要手段。教育主管部门与政府相关部门联合调控区域和高校的“人才市场”，积极引导明确区域高端人才获取途径，制定规范性的公共政策，树立协同发展的理念。通过协作或合作的方式促进人才交流，打破区域间高端人才的恶性竞争。

　　在学生培养方面，在高校层面，采用联合培养的人才培养方式打破区域壁垒，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采用学分互换、联合培养、图书资源共享等方式联合培养，扩大优质资源辐射范围。

　　在科学研究方面，创新科学研究合作模式，大力鼓励以访问学者、PI制、联合攻关等方式开展科学研究。改革科学研究评价机制，以科学研究实际贡献度为评价标准，提高科研人员参与联合攻关的积极性。以首席专家制（或称学术带头人制、项目负责人制、PI制构）建区域高端人才创新团队的方式促进区域高端人才非理性竞争回归合作共赢，高校要赋予首席专家在科研平台的人事、财政和科研项目管理三个方面的自主权，营造公平竞争的文化氛围，充分调动一线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励其努力提高自身的学术和科研水平。

　　（三）超前“对表”国家战略需求，实现区域高等教育学科合理布局

　　面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作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高校应审时度势，积极谋求应变，采取动态调整办学模式。政府主管部门要根据区域实际情况，优化多层次高校结构布局，将高校学科布局的顶层设计与经济社会行业需求探索相结合，建立健全以行业标准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协调推进学科群的建设，促进不同层次的高校在不同领域办出特色，避免高校发展的盲目性。以建立“人才输出高原”和“科技输出重镇”为重要任务，形成区域高等教育对产业支撑的溢出效应。区域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发展，采取“高校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相互高度支撑”的策略，构建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旋转门”，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与区域产业发展互动发展经验，建立了产学研用集聚区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主体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在政策、资金、人才引进等方面大力支持高校的发展，逐步形成了高校与社会的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发展局面；促进多层次高校布局。针对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要构建不同层次的培养体系，实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教育形式的协同效应，突出特色，引导各层次教育主体的“以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办学方向。针对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形成特色鲜明、专业合理的学科布局，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要，重点支持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从而实现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理想状态。

　　同时基于现实发展状况，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建立人才高地，实现地区和高校优势互补。2016年由中山大学倡议，连同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共同发起的“粤港澳高校联盟”是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的成功案例。此外，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预测机制，充分调动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协同力度，对于重点领域和行业的人才需求进行充分调研和统筹规划。充分利用信息平台，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与流向分析机制，深度分析高校学科与专业设置对区域产业发展的引力作用，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改革和人才培养类型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超前布局一批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紧紧围绕区域战略发展，主动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把现实对教育的需求与未来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对教育的要求结合起来。总之，要以“协同发展”的理念解决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构建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合作发展。

　　（四）强化“高质量发展”理念，形成“多维主体协同”的育人模式

　　对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区域高等教育深度落实“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理念，不断推进改革，把学生能力培养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落脚点。在区域高等教育层次布局方面，进一步优化区域多层次教育类型布局，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共享。英国学者巴巴德波勒斯认为，调整教育以适应数量上的新压力及新的社会需要，主要途径是进行教育结构的改革。各级各类高校要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强化内涵意识、质量意识，不断提升学科专业发展水平，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目标达成度、社会适应度、条件保障度和结果满意度，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此外，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相关主体，国家、行业和高校应各司其职，针对不同教育类型的高校制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人才评价标准，学校要依据“国标”“行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在学科专业的设置和管理上，严格标准、规范程序，提高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同时，加强监督和检查，强调教育公平，推动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

　　注重质量与数量对称性发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体量优势。基于我国区域数量与质量非对称发展短时间难以改变的现状，采用“多维主体协同育人”的方式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扎实践行“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教育”“质量引导教育”的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统筹科研平台、教师、学生、企业、行业组织等多维力量协同培养创新人才，创立高校与有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实施导师制，形成传帮带的团队协作氛围，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进行师资互补，优化团队结构，最大程度地满足各类别学生的需求；以成果导向教育，高度契合社会人才需求，完善学生培养目标和计划，达到学生受教育的预期目的；以质量引导教育，实施多空间交互培养。以优势平台科研项目为驱动，坚持科学研究与课程教学相结合，重新构建课堂理论知识教学加课外科研项目实习的课程体系。学生在课堂、课外等不同空间的学习实践中都能接受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结语

　　20世纪末开始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使得全国在校生规模突飞猛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大支撑作用。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扑面而来，国家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前所未有。2018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全球制造业的领导者。然而，我国创新能力和创新技术依然处于跟随和模仿阶段，高等教育提供创新人才和技术资源的重大使命任重而道远。

　　高等教育特别是区域高等教育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阻碍了高等教育健康快速发展，迟滞了“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步伐，更放缓了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速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协同发展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区域高等教育体系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支点理应以新机制、新途径参与其中。因此，区域高等教育采取协同发展策略，对于打破区域壁垒，提高人力资本聚集，消除区域内高等教育长期存在的桎梏，保证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　者

郭　健，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天津　300401；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河北保定　071002

顾岩峰，通讯作者，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401；河北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河北保定　07100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72-78页

栏　目

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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