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强 |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框架、现实与进路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6.14
摘 要
构建布局结构合理、功能相异互补的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体系可以有力带动三地高等教育沿着“间歇性合作-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链条螺旋式上升。从目标、空间、形态三个维度构建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分析框架并对现实境况进行深究可以发现，大湾区高等教育在整体概观上已经居于先进水平，但是与建设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优势的“高等教育高地”总体目标相比较，依然存在办学规模、层次水平、科类结构、组织形式等尚待优化的系列现实桎梏。实现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高阶演进，需要构建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规模、聚拢支撑一流湾区发展的高水平大学群、围绕产业结构实现学科专业优化升级、面向未来和世界筹谋新型机构和制度，通过实践的持续迭代逐渐总体逼近理想目标。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
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协同发展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区域创新要素广泛联系及有效整合以创造新动能、新业态、新技术的国家战略。从现实掣肘看，大湾区全域要素持久且广泛的协同需要紧扣“凝练理论-制订标准-搭建制度-促动实践”的技术逻辑，逐步实现“各展所长-利益互补-合作交流-文化认同”的有序递进。高等教育组织内在的文化属性、以知识无界而孕育的交流广泛性以及相对基础教育较为灵活的制度弹性，使高等教育在推动深度合作及文化同质建构等方面颇具先发优势。构建布局结构合理、功能相异互补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有利于实现三地高校在共同利益驱动下提升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以高等教育有机互动实现价值理念的高度整合。
一、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分析的框架建构
空间布局结构是涉及高等教育系统整体较为宏观的研究问题。从研究现状看，当前关于高等教育布局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形态自身分布态势的考察或与外在空间互动关系的简略审视。综合这些研究，按照分析的依据、范围、重点，提出“目标-空间-形态”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三维分析框架既可清晰呈述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现实，也可为高等教育相关研究提供具有普适性且可持续丰富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分析模式。（见图1）
（一）目标轴线：大湾区高等教育全域要素的有效统合
高等教育发展目标是建立在所处经济社会大时空全要素系统分析之上，以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未来条件为基础而做出的具有指引性、前瞻性的预判。发展目标是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分析的横贯轴线，既是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现实方位判断的衡量标准，也是未来布局结构优化的方向指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如果将这一具体战略要求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内涵迁延，可以基本认为“打造高等教育高地”是大湾区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总体目标。“高地”在语义分析上是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当前大湾区高等教育在整体概观上已然与京津冀、长三角并列为牵引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三驾马车”，“高等教育高地”理所当然是放在全球视野和语境下进行的比较概念，因此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突出带动力、辐射力、影响力的高等教育高地是未来大湾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总体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有利于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实践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的内在特质及优越性。
从政策蕴意和内在逻辑看，在大湾区建设“高等教育高地”的主要支点和下位目标可以概述为“内通”及“外联”两个方面：一方面大湾区内部行政壁垒和制度差异较多，导致理念、人员、资金、信息、设备等创新要素的顺畅交流存在较大障碍，因此其首要目标是实现内在融通，加快形成有利于共同面向世界的高等教育体系、制度合力和文化凝聚力；另一方面是充分利用地缘、血缘及外向型经济优势，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并创新高等教育办学形式，引进世界优质资源实现本土性有机转化，通过建设大湾区最具标识性特征的“国际教育的示范区”，最终建成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国际的教育示范区”。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问题分析和路径探索应该紧密围绕“打造高等教育高地”这一总纲，以政策目标审视在不同空间中系统要素生成及存在的合理性。
（二）依存空间：大湾区高等教育扎根成长的场域审视
“虽然产业和政府过去是工业社会的主要机构，然而后工业时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大学、产业和政府三者构成了主要的体制框架。”现代高等教育与所处区域共促互荣的交融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晰与紧密，外在区域是高等教育生存发展的土壤和平台，高等教育则是区域面向未来和世界改革创新的动力来源、形象代表和宣传名片，因此研究高等教育的空间布局必须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大格局中加以考察评判。促进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既需要梳理城市群整体的功能定位、产业结构、人口分布、科技创新的要求，也需要分门别类梳理各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与未来变革，以便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描绘更加清晰可靠的发展图景。
大湾区高等教育所依憩的城市群总面积、常住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约为5.6万平方公里、7000万人及1.64万亿美元，外向经济活跃、创新要素集中。俯瞰大湾区高等教育系统可以离析出与整体发展紧密相关的三类次场域，一是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增长极而具有资源富集、改革示范和创新引领特征及功能的中心城市，包括香港、澳门、广州、深圳4市；二是连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节点城市，包括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7市；三是与大湾区内地具有共同行政隶属关系和较强要素流动关联性的周边城市，包括粤东、粤西、粤北三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12个地级市。在“高等教育高地”目标引领下，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理想类型是教育发展与依存场域中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呈现历时性协调和共时性匹配。
（三）教育形态：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的系统扫描
教育形态总体遵循着“刺激-反应”模式而呈现出多维结构特征，在空间布局语境规制下的高等教育完整形态可以从规模、层次、科类和形式四个维度进行有效解析，从而清晰镜映出高等教育资源在某一区域的空间分布与组合方式，这既涉及不同地区高等教育规模与水平的比较，又包括同一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与能级、科类与专业、形式与层次等次（亚）结构的布局。办学规模是场域内具有基础性意义的高校以及承载的学生数量，是教育现象发生、发展以及研究分析的基础，是明晰高等教育发展总体进程和时代方位的显性指标。办学层次是反映区域不同能级和服务面向的高校构成状态及内涵式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判定办学层次优劣的重要依据是区域发展所承担的核心使命与内在要求。类型布局主要反映高校知识、技术、信息等组织要素的本体属性与外界客观要求之间的协调与适应程度，重点是考察与评判学科专业资源组成状态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匹配及支撑关系。形式布局是区域内不同组织属性、办学主体、生发模式及结构功能的高等教育的呈现状态，其基本指征是区域内高校的多样性及创新性程度。立足教育发展总体目标，在大湾区不同场域中对高等教育的规模、层次、科类和形式等发展维度进行立体检视，可以较为整体和详尽描绘高等教育的发展态势及其优劣。在“高等教育高地”目标引领下，大湾区高等教育形态演进的理想类型是建成规模合理、层次有序、科类契合、形式丰富且具有创新性的发展体系。
二、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的境况深描
通过港澳先行发展和内地经济催发效应，大湾区基本上形成了为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护航且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体系，尤其是香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同时三地交流的历史基础和政策远谋为“高等教育高地”建设筑基稳舵。但从整体来看，大湾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还有较大优化与提升空间，以不平衡不充分为桎梏的内部融通尚缺乏共同利益基础，系列制约高等教育内联外通的政策机制及文化价值沟壑尚需有效逾越，这需要在目标引领下对大湾区高等教育形态进行现实扫描和因果挖掘。
（一）高地视阈下大湾区高等教育规模布局诊述
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规模以提供人才、智力和科技支撑，而同时拥有相当数量的高等院校并实现规模高位普及化是旧金山、纽约和东京等世界知名湾区的重要特征。从现状来看，大湾区共有高校168所，绝对数量仅次于东京湾区，但相对来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显迟滞，每百万人口拥有的高校数约为2.4所，低于旧金山（10.53所）、纽约（4.06所）和东京湾区（6.92所），目前大湾区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仅为常住人口的17.4%，而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的该比例均超过40%。
从系统剖析看，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基础较好，毛入学率早已超过70%，而大湾区内地及其周边区域即广东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42.43%，每十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数仅为2542人。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广东高校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2018年每千亿GDP和每百万人口拥有学校数分别为1.56所和1.34所，除每千亿GDP拥有学校数略高于香港外，其他各项不仅低于京、沪、苏、浙、港、澳等地区，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如果从更微观的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可以发现造成大湾区内地高等教育规模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深圳、东莞和佛山等发达地市的高校布局严重滞后于地区经济社会水平，每千亿GDP和每百万人口拥有学校数（不含分校）仅分别是0.31和0.56所、0.92和0.84所、0.74和0.91所。
（二）高地视阈下大湾区高等教育层次布局识读
一流大学是国际性湾区的人才中枢和创新驱动，如果没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南部就不能聚集一批技术性公司，如果没有一流大学推动作用，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即使不停滞，也会慢得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这必然要求集聚一大批能够织就区域创新链网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型大学。在综合2020年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的第三方指数研究中，大湾区高等教育竞争力位列国际四个知名湾区第2位，排名在前200名的大学共6所（中国内地共8所），5所均位于香港，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分别排第500名和第515名。
从总体审视和局部细剖看，大湾区世界一流大学数量已经跃居国际前列，但大学、经济、产业和科技等社会发展驱动要素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的秩序错位导致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缺乏内在衔接，一是港澳一流大学数量较多，但科技、产业依托薄弱且发展地域空间有限的桎梏影响着成果有效转化及学校新一轮发展设计；二是大湾区内地尤其是深圳、东莞和佛山等地区新兴科技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势头迅猛，产业基础雄厚、学校发展空间充足但高水平大学数量较少，不仅与港澳相差较大，而且在全国高等教育历史性和未来性政策设计中均未给予充分的优先布局和充足的战略纵深，这既体现在广东“双一流”建设高校数量（5所）与北京（31所）、江苏（15所）、上海（13所）、四川（8所）、湖北（7所）、陕西（7所）等相比差距明显，也体现在本科层次高校、本科及研究生在校生比重较低，与京、沪、苏、浙、鄂、陕、川甚至全国水平都有差距，这些既潜在制约着以实力相近、优势互补为利益契合点的大湾区高等教育内部交流与合作，也在深层次上割裂着高校、产业以及科技之间的创新链网的有效形成。
（三）高地视阈下大湾区高等教育类型布局解析
新的定量分析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空间溢出效应，这主要有赖于学科专业精准布局带来的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装备制造、汽车、石化、家用电器、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发展壮大”“以航运物流、旅游服务、文化创意、人力资源服务、会议展览及其他专业服务等为重点”“优化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海洋船舶等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布局，构建以现代工业和新兴科技为鲜明标识，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及海洋经济四轮齐驱的现代产业体系，而科技创新和高质量产品供给均需大批善于创新的人才作保障，这些人才主要来自理工类学科专业。
从现实来看，港澳基本建立起支撑香港金融、服务和科技中心以及澳门旅游城市发展的学科专业体系，大湾区内地高校学科专业设置与产业强烈需求之间还有较大的整塑优化空间。香港教资会支持的8所大学2018—2019学年全日制在校生工程和科技科占比20.14%；商科和管理科18.43%；理学17.42%；社会科学13.77%；文科和人文科学12.88%；医科、牙科和护理科占11.39%；教育科5.97%。澳门10所大学2018—2019学年在校生社会科学、商务管理及法律占比45.64%；服务17.62%；教育5.85%；人文及艺术14.81%；健康及社会福利6.70%；理学5.95%；建筑学及工程3.23%；其他0.2%。从广东来看，2000年以来理工类专业随大众化演进总体呈U型变迁，2000—2001学年理工类专业学生占44.19%，2015—2016学年达到最低点为33.90%，2018—2019学年上升为36.17%，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1.33%），这显然难以支撑以现代科技和工业为重心的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
（四）高地视阈下大湾区高等教育形式布局剖判
从政策蕴意和递进逻辑看，建设教育高地的下位目标和关键路径可以离析概述为“内通”及“外联”两个主要支点，（见图2）也意味着需要以未来和世界为时空规制建设具有前瞻性和国际性布局的高等教育机构。现实与理想脱节的困境在于，一是大湾区内地高校设置和运作尚遵循着“大而全”传统同质化模式。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2所研究型大学在校生分别达到5.5万人和4.27万人，而在2020年《U.S. News》和《泰晤士报》两份大学排行榜中均位列前10名的7所高校中，哈佛、牛津等综合型大学一般在2万人左右及以下，理工类大学一般在1万人左右及以下，加州理工大学仅为2237人；香港8所研究型大学全日制在校生共计98034人，在校生均低于2万人；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2所研究型大学的在校生分别为10414人和11305人。二是新型机构创新欠缺诱致校地互动共促停留在浅表性阶段，深圳以外地区依托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设置的新型研发机构数量较少，2015—2018年，在穗的82所高校与广州地区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仅为6家，港澳高校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创业活力方面也较缺乏。三是大湾区高等教育实现内在融通以加快形成实践活力、制度合力和文化凝聚力的障碍犹存，由于内部行政壁垒和制度差异较多，导致理念、人员、资金、信息、设备等创新要素的协同建设虽进展较大但依然呈碎片化和间歇性，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显示，由教育部审批或由地方审批报教育部备案的粤港澳办学合作机构2所，项目3个。四是大湾区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待创新发展，建设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关键路径是推进院校综合国际化，目前大湾区内地在建设高水平中外合作机构和推进教师国际化方面成效显著，但2018年来粤各类留学生仅为22034人，约占在校生的1%，不仅远低于世界著名湾区及我国港澳高校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天津等省市水平。同时由于系列现实隔阂以及制度障碍，港澳尤其是香港地区高校的国际化纽带作用有待全面发挥。
三、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空间布局优化的进路探寻
高等教育互动共促、协调同荣既是区域创新要素融合的基本内容和实践形式，也是重要支撑和先行示范。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在运用分析框架系统梳理现实境况和进行因果挖掘的基础上，通过富有针对性和适应性的对策迭代和总体逼进，为大湾区高等教育行稳致远提供参考依据。
（一）构建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高等教育规模
高等教育是社会现象，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因素纷繁复杂，最为根本性的依据是人口变化所产生的就读需求以及经济发展程度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办学保障。概前而论可以明确的是，大湾区高等教育规模与人口总量及经济水平不相协调的窘境对高等教育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而全面实现普及化提出了急迫要求，当下需要探讨的重点是厘清规模提升的承担机构及重点区域等实践样态。
从理论蕴意和内外经验双重规制看，普及化时代精英教育机构并未消失，反之随着社会治理要求的提升及科技创新需求的倍增而地位更加凸显，因此，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并不是意味着单纯的数量增长和强调教育机构的全体动员，更是提示着必须关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高等教育体系内在秩序的深刻调整。具有前瞻性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需要实现机构多样性以充分协调好“大众”及“精英”之间的关系，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都已证明，承担规模扩张主要任务的应该是职业教育机构及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网络教育。因此，在大湾区提升高等教育规模需要建设互联互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重点是全面融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升学链条，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和网络教育，探索建立以高等职业教育注册制为核心的改革试点，为高等教育规模提升提供多样化载体。
在重点区域上，我国港澳地区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建立了满足民众教育需求及经济建设的高等教育规模，普及化程度高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发展事实支撑着其普遍的教育自信和社会优越感。促进大湾区内地高等教育规模提升既是实现整体普及水平的关键，也是促进三方合作的重要基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不仅受区域教育需求和经济规模的影响，还受本地区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所能提供的土地以及产业形态制约，广州、珠海等地市高等教育规模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较为充足，将进入高质量内涵式提升阶段，未来需要重点在东莞、佛山、深圳等地通过新建、合并、升格等方式建设一批应用型本科或高职院校，促使珠三角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尽快达到7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深圳高校数量欠缺但土体空间有限，且以高新科技产业为未来重点，这决定了其需要布局若干所应用技术大学但不主要承担规模提升重任。
（二）聚拢支撑一流湾区发展的高水平大学群
从实践来看，以一流大学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科技和产业园区不断为湾区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构建蓄势聚能，推动国际知名湾区成为世界经济生发以及科技变革的引擎和基地，包括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湾区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京湾区的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世界一流大湾区具备较完备的区域创新体系，都是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集群地，其背后有一大批高水平大学集群的强力支撑”，因此布局建设高水平大学集群是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标识及支撑。从每千万人口和万亿GDP拥有的世界前500名大学看，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分别为8.1所和2.5所、15.9所和2.77所、1.3所和0.87所、0.8所和0.41所，其他相关城市均为0所，因此建设能够代表大湾区内地经济社会水平和对外交流形象的高水平大学集群更加急迫而必须放在优先事项。
“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个部门（区域），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区域），形成极具创新和增长能力的增长极，通过关联和乘数效应，以点带面，以极带域，最终推动整个区域的增长。基于大湾区内地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建设高水平大学集群的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极带域、多点支撑、广域覆盖”，一是将广州、深圳2个中心城市建设成为高等教育新增长极，首先在每万亿GDP拥有的世界前500名大学这一指标上接近香港水平。在具体策略上，促进高等教育资源较为丰富的广州地区高校提质增效并焕发新活力，以“双一流”建设高校为基础，新增4所左右高校进入世界前500名；以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契机，通过新建、引进及分校区转设等方式新增15所左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应用技术大学，支持5所左右高校进入世界前500名；二是在广州、深圳以外的珠三角其他各地市分别布局1所以上的研究型大学，夯实高水平大学集群建设的基础；三是在粤东西北地区各建设1所研究型大学，提升大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建成层次分明、辐射面广的高水平大学体系。
（三）围绕产业结构实现学科专业的优化升级
个人和企业在某些创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但酝酿和传播技术变革的过程是一个各种学科与机构彼此互动交织的复杂网络。学科专业调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考虑政策层面全局规划和以产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趋势，又需要关照人口与科技要素的基本要求，充分认识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对知识生产、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以系统思维统筹考虑国家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大湾区高校学科专业调整的现实需求。
面向未来的大湾区将以建设国际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群为总体目标，以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等为重点赓续发展。从现状看，港澳高校基本建立了以理工、商务管理与法律、医学等为主的学科体系，支撑其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旅游休闲城市建设，未来需要深化的重点是提升产教融合程度。大湾区内地高校一是需要围绕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材料、海洋经济、金融和城市服务等支柱产业，重点布局发展与现代工业及新兴科技相关的理工类学科专业，首要目标是将理工类学科专业比重提升到40%左右以接近国家平均水平，同时提升学科专业实力，以高水平学科专业群护佑大湾区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屹立与引领。二是从人口结构看，进入老龄化社会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典型特征，2018年广东、香港、澳门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重分别为8.62%、17%和11.1%，已深度进入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老龄化社会，这迫切需要高校围绕养老服务与医疗、家政、保险、教育、健身、旅游等相关领域加快学科专业谋篇布局。三是加快构建以政策、资源及评价为引导的外生动力机制，引导高校形成瞄准优势、特色、紧缺和新兴学科主动优化结构的内生动力机制。
（四）面向未来和世界筹谋新型机构和制度
“如果想维持公众对高等教育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证明其永远比过去对社会更加有用和有意义。”未来与世界是高校实现自身价值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坐标。从时间序列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推进知识、科技、信息等经济社会牵引要素呈指数级更新迭代，实现智能手段与传统教育交互支持以及产学研用互动共促成为时代趋势，这要求具有先行示范历史使命的大湾区必须改变传统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方式，重点瞄准产业发展建设包括信息技术学院、现代材料学院、生物医药学院等一批“小而精”的专科性高水平大学以及面向地方深融精用的产业学院，建设符合老龄化社会的老年大学、社区学院及健康学院，发展以信息化为基础的虚拟大学，以满足社会多样化发展驱动下的个性化学习等。
从空间规制看，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全球化趋势和内容，在此肇因下提出的“国际教育示范区”的政策规划必然要求以“国际化”为基本内涵和关键特色对高等教育整体进行系统性涵养及改造，这需要通过“内育外引”双措并举，促进理念、标准、教师、学生、课程、合作办学等多维要素的有序变革和转型升级。变动不居时代的教育改革既需要发挥制度的基石和稳压作用，也需要对改革试点进行因地制宜并逐渐总结实践使之推广普适。当前的重点是尽快制订粤港澳合作办学条例及实施办法，将内地建设为港澳高校的战略腹地和产学合作基地，将港澳打造成内地引进国际化一流智力及资源的枢纽和导体；设立高等教育改革先行试点，赋予地方政府和高校在调整研究生学位点、留学生规划、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设立、境外办学推动等方面相关权限，以制度硬约束和实践灵活性带动大湾区国际化水平的全面提升。
四、结语
高等学校是现代各类高级人才培养的主要场所，是知识生产和创新动力引擎，也是促进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增进民族向心力的关键基地。促进大湾区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是抟凝文化向心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础。加强三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需要以“刺激-反应”为行为生发分析模式，通过构建具有内在联结点的利益共同体有效带动高等教育沿着“间歇性合作-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想链条螺旋式上升。在现阶段，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关键是以打造“高等教育高地”为总目标，加快推动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优化调整，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度建设和试点探索，以前瞻性规划和适应性举措补齐大湾区内地高等教育发展短板，实现规模、层次、科类和形式等结构要素的全面优化，提升港澳高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积极性，携手勠力打造可支撑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高等教育体系。
作者
王志强，广东省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室副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035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79-85页
栏目
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ID：zggjyj1985
投稿平台：http://editor.hie.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