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武 王建华 | “双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建设理工化问题及对策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6.15

摘要

一流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一流学科建设中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类学科在比例上严重失衡；此外，还存在以理工化思维与手段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倾向。为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建设目标，一流学科建设应适当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数量，并根据不同的学科类别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基于学科属性的差异，科学设定学科动态调整和成效评估周期。在“双一流”建设实践中一流学科建设应系统思考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整体布局并根据学科间的差异选择不同的行动逻辑。

关键词

“双一流”建设；一流学科；理工化；人文社科类学科

　　一流学科建设是“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内容，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是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条件。从已公布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来看，理工类学科入选的数量远高于人文社科类学科，且很多理工类学科在不同学校以较高频次重复入选。同时，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以理工类学科建设逻辑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现象。对此，陈廷柱认为，这种理工倾向的一流学科建设逻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入围一流学科建设的理工类高校及学科偏多；二是一流学科建设更加青睐理工类学科的教师；三是采取理工化思维与手段全面“观照”人文社科类学科。从“双一流”建设实践来看，理工化思维既不利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也不利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的实现。

一、“双一流”建设学科中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类学科比例失衡

　　在第一轮一流建设学科遴选中，国际性学科排名、国家自然科学奖以及第三轮学科评估结果等是主要的参照。以这些指标作为标准进行一流学科遴选使得理工类学科具有很大的优势。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共计有465个一流建设学科，其中理工类学科有358个（理学门类104个，工学门类188个，农学门类24个，医学门类42个），占比达77％；人文社科类学科仅有107个（哲学门类5个，经济学门类11个，法学门类23个，教育学门类6个，文学门类19个，历史学门类9个，管理学门类21个，艺术学门类13个），占比为23%。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8年）》，我国共有一级学科111个，其中理工类学科73个，占比为65.76%；军事学以外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总计28个，占比为25.23%。由此可见，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理工类学科数量占比高于其学科数在《学科专业目录》中的比例，而人文社科类学科在一流学科建设中的比例则低于其学科数在《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占比，理工类学科在比例上高于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现象在一流学科建设中被进一步放大。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人文社科类学科在一流建设学科数量上偏少会弱化其学科建设，不利于构建完善协调的学科体系，对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的发展目标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入选的一流学科中，很多理工类学科在不同学校以较高频次重复入选。以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一级学科为参照，重复入选数量超过20的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两个学科，分别为30次和25次（另有9所高校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重复入选数量在10~20之间的为生物学（16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4次）、数学（14次）、生态学（11次）、机械工程（10次）等。理工类学科的高度重复导致“双一流”建设高校之间的激烈竞争，降低了学科建设中的科研合作程度。有研究表明，76%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彼此间科研合作发文数低于全国水平；“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合作发文数占比平均值为1.009%，超过全国合作占比平均值的高校仅有26.783%。总体上，同时拥有某个一流建设学科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处于高竞争、低合作的状态。人文社科类学科，如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应用经济学、外国语言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最多重复入选6次。其余都在5次及以下，如民族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商业与管理、教育学、心理学、考古学等入选2次，社会政策与管理、会计与金融、艺术与设计等入选1次。

　　在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中，入选的一流建设学科全部为理工类学科的大学共有22所，其他高校即使有人文社科类学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所占比例也是非常低。如上海交通大学入选的17个一流建设学科中只有1个人文社科类学科（商业与管理），浙江大学18个一流建设学科中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有3个（园艺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此外，在本轮“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38所自定本校的一流建设学科，自定一流建设学科数量44个，其中32个为理工类学科。在这些自定一流建设学科高校中多为行业特色型高校，也有一定数量（17所）的综合类高校，但这些综合类高校（共有自定学科23个）中仅新疆大学有一个人文社科类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定为一流建设学科，其他综合类高校的自定学科全部为理工类学科。在自定一流建设学科高校中，重庆大学、郑州大学、新疆大学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其余为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郑州大学为例，其自定的一流建设学科为临床医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这3个理工类学科都位于B档，但学校众多人文社科类学科如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考古学、公共管理、新闻传播学等同样都位于B档，并没有被自定为一流建设学科。可见，高校自定一流建设学科也是明显偏向于选择理工类学科。

　　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突出理工类学科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理工类学科的科技支撑，更离不开人文社科类学科的人文滋养。在大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水平彰显着大学的历史底蕴与人文高度，更凸显出作为学术型、知识型组织的大学，其文化内涵与精神力量。“双一流”建设必须同时兼顾理工类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如麻省理工学院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把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作为教育伟大的工程师、科学家、学者和公民以及保持学校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该校拥有规模庞大的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

二、“双一流”建设中存在以理工化思维与手段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倾向

　　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以理工化思维与管理手段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会限制其发展空间和学科想象力，使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陷入技治主义的危机。具体而言，以理工化思维与手段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盲目强调并推动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国际化”发展，追求英文发表的数量，特别是追捧SCI、SSCI期刊论文的发表，忽视学科属性的差异及其对学术语言的不同要求和规范。在大学及学科排名的推动下，指标迎合与追赶成为学科建设的优先选择和核心目标，学科评估指标体系量化数据源的选择则主要来自SCI、SSCI等数据库。在世界范围内，人文社科类学科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性、社会性等特征，这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文社科类学科学术水平评价标准有较大的差异性；一些中国特色的人文社科类学科（如中国语言文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会有不可比性。其学术评价面临的空间阻隔意味着并不是只有通过外国期刊才能显示学术发展水平，盲目追求人文社科类学科在国外期刊发表论文只会使学科评估沦为“削足适履”的利器。当前，为提升人文社科类学科在SCI、SSCI等外文数据库中的发文数量，学者的研究及论文撰写不得不优先考虑西方期刊及学者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运用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并遵循和模仿其学术风格与写作规范。“面向中国的学科评估应该更多依托本土原创数据源。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特性，仅考虑国外数据库的收录情况，会使得该指标的区分度较低。”仅依据外文数据库的学科评估难以真实客观反映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水平。人文社科类学科应更关注本土现实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过度重视国际论文发表会割裂学术研究与理论指导实践之间的关系。

　　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必定建构在“现实生活的语言”的基础之上，中国人文社科类学科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也必须立足于我们民族的语言，并以自身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实践和现实性实践作为学术自主发展的基础，基于本土性、区域性问题的思考所形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只有在自身的实践场域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验证和说明。

　　2. 在资源配置上，表现为外延式发展，注重显性资源的投入，强调硬件设施的齐全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与发展对于资源或硬件的需求有限，对于制度环境和学科文化更加敏感。当前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理工类学科建设还是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都表现出强烈的“工程化”建设特点，以要素推动型建设路径为主导，强调显性资源短时间的大量投入。这样的建设策略或许在理工类学科的建设上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而言并不是必要的。较之理工类学科，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所需要的显性资源要少得多，学科建设质量和成效对资源的依赖度更低。当学科建设资源投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持续性的资源投入给学科发展所带来的正边际效应越来越小的现象在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上表现得更为显著。当然，并不是说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不需要资源投入，只是相比于资源投入，“人文学科研究更需要从容，需要坚实，需要沉潜，而‘快走’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浮躁和平浅。”

　　一流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即便是采用各种资源集中的策略，这种策略也只能发挥短期效应，长期而言仍然需要（学科）文化传统发挥作用”。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学术研究具有不迎合当时当下评判的气质，凸显出“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高贵学术品格，强调学术研究传统的传承和学术文化的积淀，这些构成了人文社科类学科独特的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构成了学术生活中不同的‘小世界’，是影响和塑造不同学科学术人员学科态度和行为的核心力量。”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需要在制度设计上预留更为弹性的空间，尊重人文学科研究规律和知识发展逻辑，形塑学科共同体高度认同的归属感和使命感。

　　3. 过分强调团队建设。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学术研究注重学者个人的独立探索和思考，学科发展及其学术创新与团队规模间的关联性较弱。“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大部分研究过程都是独立进行的，而不是集体进行的。这种探究往往基于自身独特的认知根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成就和理论创新更多的是学者基于内心的自由和兴趣进行自由地知识探究的个性化创造，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过分强调团队建设并不一定能更好地激发每个人的学术潜力或者更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反而是个人在团队中以团队学术规划和发展方向为先更有可能限制研究者的自由发展空间或者抑制甚至消磨掉研究者的学术兴趣，并引发对有限学术资源更激烈的争夺。

　　4. 在一流学科建设的评估标准上，强调以ESI学科划分作为参照，而ESI学科评价目录所包括的22个学科（领域）和我国现有的学科专业目录并不一致。在ESI中没有人文学科，社科类也仅有社会科学总论和经济与商业2个学科领域。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潮流中，“双一流”建设突出在国际可比层面上的“一流”，所以一流学科建设更加强调凸显其国际视野。“ESI学科排名成为‘双一流’建设项目中一流建设学科认定的主要依据之一。在这种形势下，保持学科建设国际与本土的平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平衡显得十分重要。”ESI的一个学科领域对应我国多个一级学科，以ESI学科排名作为主要参考并不能完整、准确地评估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建设水平。“我国ESI‘社会科学总论’主要支撑学科门类是人文社会科学和工学，其占比分别为31%和29%，医学门类贡献17%。理工类和综合类高校中的工学、医学等学科可以支撑他们在ESI社会科学总论中获得较高的地位”。这表明通过ESI数据库评价我国高校人文社科类学科发展时，很可能出现很多理工科高校在“社会科学总论”这一学科领域得分很高的现象，但实际上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大部分来自于校内理工类学科教师，反而人文社科类学科在“社会科学总论”学科领域的实际贡献度很小。同时也导致以人文社科类学科见长的高校的学科优势无法凸显出来，特别是无法有效评估一些即使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排名靠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

　　5. 以5年为周期的学科评估不利于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一般而言，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效果的显现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认识论研究告诉我们，知识创新往往发生在传统深厚的地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更是如此。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持续发展不是一个人甚至一代人“努力”的产物，其知识创新和卓越成就更是植根于求真问道的深厚学术传统和学科文化积淀之中。促进人文社科类学科发展以造就卓越，不能仅仅由外力一蹴而就，在学科建设中通过大量资源的投入“有意为之的‘扬’或‘抑’都将会把人文学科送入务求外在工具性价值（论文发表上‘数量’的增长而不是学术‘品质’的提升）的知识体系序列，而违背了人文之所以成其为人文的本性”。同时，刚性而频繁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也会造成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摧毁性伤害。“双一流”建设以5年为周期对所有一流建设学科进行建设成效评估，这会使得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显得更为急躁和仓促。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应具备的符合学科发展特点的体制机制建构以及文化的营造需要较长的时间，制度、机制及文化对学科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无法立即显现，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为人文社科类学科预留更多的制度空间以培育深厚的学术底蕴。

　　6. 一流学科建设对国际标准或第三方评价（学科排名）的过分依赖忽视了人文社科类学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不利于形成“中国特色”。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过分依赖国际标准或学科排名，使得“论文发表”成为学科建设的最主要内容，以此衡量学科发展水平并为其排定等级次序，而“将人文学科纳入客观分级别评判的考核体系，会直接将人文学科推至它自身的反面。”仅仅只是关注人文社科类学科的论文发表数量和在排名中的位次只会忽视甚至抹杀掉其存在的真正价值，致使“无论是‘追跑’‘并跑’还是‘领跑’，我们将始终是在按照西方的或第三方的‘游戏规则’在办学”。“人文社会学科具有较强的地方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其世界一流的标准既要与人类其他文化对话，又要服务于本土文化和中国意识形态维护的需要。”人文社科类学科是民族文化和思想体系的重要载体，学科建设应以增强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能力、提升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为学科的重要任务。

　　一流学科建设要突出卓越的使命，这不能仅体现在科研指标上（以论文发表为主），还要表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加强国际交流融合等多个层面。大学多元任务的充分实现需要统筹规划理工类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从而加快推进科技强国与文化强国建设。在“双一流”建设实践中，一流学科建设应系统思考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类学科的整体布局，以及根据学科间的差异选择不同的行动逻辑，在学科建设中既要把握不同类型学科建设的共性要素，又要充分尊重学科间的差异。对于兼有文理一流建设学科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来说，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遵循“统筹规划、分类管理”的原则，建立基于差异化的整体学科协调发展模式，积极推动不同类型一流建设学科，构建符合自身学科发展特点的学科建设自我监测体系，给予学科组织充分的自主权，展开学科动态跟踪、自我监测和自我评估，彰显学科自治特性；对于仅有理工类一流建设学科的高校，今后的发展中要更加重视学校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努力培育、助推优势人文社科类学科脱颖而出，将致力于建设一流人文社科类学科作为学校工作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向建成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学科建设中应突破理工化学科建设思维，重视人文社科类学科特征以及本校学科建设的传统、特色和重点领域，以此为依据设计学科建设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带动相关学科发展。

三、避免一流学科建设理工化的对策与建议

　　理工类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科共同构成了大学学术知识世界的版图，不同学科的知识发展特征和演进逻辑、知识生产方式和周期、成果表现形式以及学科发展对资源的需求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不同。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形成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和一流的学科体系，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致力于培育整合共生的学科文化氛围，构建包容性学科文化生态系统，助推理工类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协调发展以优化学术体系结构。

　　1. 适量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社科类学科数量。建设一流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目的在于不断拓展或建立能够增强并实现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学术体系，使我国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不仅只是在“指标”上表现为“一流”，更在“文化”上展现“一流”，从而在提升人们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识中增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的独特文化特质，这是学科体系之“魂”；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积淀深厚的人文色彩和民族特色，推动民族文化与知识传统的复兴，更为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反思及前瞻性的视野，以此面向世界更好地总结中国实践、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就是要始终立足于传统文化之根、国情社情之根。人文社科类学科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能更鲜明地体现世界一流的本土价值。在“双一流”建设中应适当增加建设一批立足中国实践的人文社科类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考古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更要以学科为依托，传承、发展中国的文化以增强文化自信、学术自信，努力建设“中国学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同时，一流学科建设需要着眼于中国的实际发展问题，指导中国的实践活动。现今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不再仅仅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以构建和谐社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文社科类学科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也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建设一流人文社科类学科的重要内容。在一流建设学科的选择上合理构建学科分类遴选机制，根据“择优与择需、扶强与扶特”的原则，让更多体现中国特色的人文社会类学科脱颖而出。在新时代加强一流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应加快推进各人文社科类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类学科与理工类学科之间多种方式的交叉融合，学科评估指标设计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必要空间，稳步推进“新文科”建设；并依托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建设高水平智库，推动学科建设与社会发展持续良性互动。

　　2. 根据不同学科类别制定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无论是一流学科的遴选指标体系还是一流学科建设成效的评价指标体系，都应充分考虑指标设计的国际通用性和地域差异性的平衡以及不同类别学科的差异，克服评价的趋同导向以优化学科之间的生态位序，实现“双一流”建设世界水平与中国特色的统一。在一流学科建设上，应以国家总的建设指导方针为依据，针对不同的学科类型，组织各领域的专家制定本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凸显评估客观指标的本土化特征，建立中国化的学科评估体系以支持不同类型学科，特别是彰显中国学术研究特色的学科的差别化发展；学科遴选与评价标准向社会公开，避免“一刀切”的评价方式。

　　在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针对人文社科类学科的评价应兼顾国际视野与民族特性，只有符合我国人文社科类学科文化特质和实际发展情况的评价标准才能真正有利于促进人文社科类学科发展。建设一流人文社科类学科应遏制人文社科类学科发展对国际论文发表的盲目追求，以及随意将人文社科类学科进行国际比较或排名。在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中应充分认可多种类型的学术成果（学术著作、调研报告、决策咨询报告、艺术创作等），形成对学科发展学术表现的完整性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对人文社科类学科在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及学科声誉等方面的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评议”的作用，积极推行学术代表作评价方式，塑造与学科发展逻辑相符的质量文化。

　　3. 基于学科属性差异，科学设定动态调整和成效评估周期。现行“双一流”建设方案和《实施办法》设定了统一的学科评估周期，即在一定的建设时期之后对所有学科进行统一的评估。在一个确定的且比较短期的时间内评估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成就容易导致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盲目进行显性资源的投入，评哪方面就大力建设哪方面，一流学科建设最后成了评估指标指导下的“突击”建设。基于差别化原则，学科动态调整和成效评估周期的设定应考虑理工类学科与人文社科类学科之间的差异，构建和谐共生的学科群落。对于人文社科类学科而言，“要学会用‘发展’的思维看问题而不能一直拘泥于‘建设’的话语体系”，努力拓展学科发展的可能空间，增强学科建设“定力”，促进学科积累性发展。人文社科类学科建设成效评估和调整周期应适当延长，以保证学科建设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构建学科自主管理的学科评估机制，强调学科建设与成效评估的结果性评估与过程性评估的统一，强化人文社科类学科评估的发展性，克服精确计量的理工化思维，避免过度的功利主义。

　　当今时代，“对人类的挑战正迫在眉睫，挑战的解决取决于高新技术与科学能力同对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复杂性的深刻理解的融合。”提高人们应对复杂问题的高新技术与科学能力必须重视理工类学科的建设，而正确认识世界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复杂性并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文化指引则凸显了人文社科类学科的重要性。为使大学成为社会发展、国家强盛的“智慧引擎”，“双一流”建设必须推动理工类学科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共同发展和协同创新。

作者

黄文武，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7

王建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立德树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江苏南京　210097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8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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