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卫平 牛新春 郑雅君｜为什么要去做定向选调生？——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的质性研究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8.14

摘    要

了解“双一流”建设高校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能为定向选调生招考、服务以及政策评估提供实证依据。基于东部某“双一流”建设高校X大学2018届本科毕业生的访谈，发现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背后反映了学生的主动选择中杂糅了“外部约束”的困境。虽然职业动机中有追求工作稳定和亲情维系的理性成分，也夹杂了学生对基层政府认可度不高的隐忧，但他们依然有强烈的基层历练、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建议，学校应加强对定向选调生的风险与公共服务精神的培训；政府应识别不同动机类型选调生，建立准入与退出机制；学生应树立理性职业动机，形成合理的职业定位和定向。

关 键 词

定向选调生；“双一流”建设高校；公共服务动机；政治效能感

一、问题的提出

　　定向选调生与传统选调生政策并不一样，它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特殊的选调生政策形式。由于他们往往被视为省市级政府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人才，所以中央或地方政府在招录时，只面向划定的国内外重点高校毕业生进行定向选调。在国家鼓励重点大学毕业生赴基层工作的背景下，定向选调生已经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的新增长点，并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校和政府部门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4月，全国共有28个省级政府面向重点大学招录定向选调生，此外，一些经济发达地级市也有相应的招录定向选调生（如杭州、青岛等）政策。从省级层面来看，有以江苏省名校优生定岗特选计划、吉林省定向招录高层次选调生计划等为代表的招录政策。而其中，又如四川省甚至将定向选调生政策视为省级层面重大的工程项目之一。在2019年《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向国（境）内外知名高校选调急需紧缺专业优秀大学毕业生”。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选调生政策是中国独有的党政后备干部选拔实践，但相关学术研究并不多。已有少数研究主要集中两个方面。一是为何选调生在岗位上会适应困难，二是选调生的职业动机是什么。事实上，现有对选调生职业适应难的归因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和个体能力、心理等因素。他们发现在岗的名校选调生的职业适应尤为艰难。研究者进而将这种“水土不服”，职业满意度和适应状况的问题，归结为基层政府治理痼疾，或自身心理调适和能力问题，但是却忽视了对选调生职业动机的考察。

　　为数不多关注选调生职业动机的文献，也仍存在两方面不足。第一，已有研究均指出传统选调生的职业动机主要是个体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因素，如追求待遇问题或是体制内工作安稳性。然而对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却缺乏相关研究。尤其是原“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学生更具有远大志向和思维更活跃，他们申请入党的比例也相对低，对地方政府信任度也相对较低。传统观点认为他们更倾向知名企业或者国内外求学深造，选调生并不是他们的传统选择。因此笔者不禁疑惑，为什么当前重点高校毕业生又要选择从事选调生职业呢？尤其是只面向重点大学的定向选调生政策，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的政策和资源，但对这些名校毕业生的职业规划和动机却没有相关研究。第二，已有研究高估了定向选调生的政治抱负，而且这种高估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首先对学生而言，拥有过高政治抱负的学生在职业岗位上更可能遭遇巨大期望和现实的心理落差。如高翔等发现，政治效能感是其主要的职业决策动机。定向选调生职业选择并不是对党政机关工作认可，其本质是政治效能感。其次对高校与政府而言，高估学生的政治效能感会误导选调生选拔和培养工作的定位。

　　而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证实更具有公共服务动机的个人在公共部门中的适应与发展都更顺利。该理论将公共服务动机定义为人们对公共机构独特和重要的目标做出的特殊心理反应。它包括同情心、自我牺牲、公共利益承诺、决策吸引力。而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则指个体认为自己的政治行动对政治过程能够产生决策影响力的感觉。两个理论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个体对公共部门的服务精神；而后者则强调自己不仅有服务公共部门的决心，还对自身能够影响政府决策有高度自信。

　　因此，本研究利用东部地区某“双一流”建设高校X大学2018届毕业生中的14名定向选调生以及3名非选调生的半结构深度访谈资料，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逻辑上依次递进的子问题。第一，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决策动机有哪些？第二，他们的这种职业选择是主动的，还是部分限制下的被动之举？第三，其职业动机中表现出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是源于政治效能感，还是公共服务动机？从实践层面而言，如果能够厘清名校毕业生为何要选择进入定向选调生岗位，能够为中央和省级政府定向选调生政策的探索、高校选调生培养和选材工作，甚至是就业指导工作以及选调生自身的定位提供实证依据。而从理论层面来说，选调生职业动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推动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以及大学生职业规划等理论层面的检验和完善。

二、研究设计

　　X大学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其定向选调生工作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截止到2018年9月份，共有26个省级政府公开面向X大学招录定向选调生。因而该校的定向选调生规模也在全国高校中属于前10左右的位置，每年有近200人左右前往基层公共服务单位。再者，X大学在对选调生工作的教育、选拔和培训以及后续跟踪支持上也非常典型。为更好推进毕业生择业时面向基层，X大学在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建立了省校实习实践基地，成立了基层就业服务协会的学生社团、负责定向选调生考试培训的“新羽计划”、鼓励学生暑期基层实习的“砺行计划”、发现选调生的“选苗计划”、基层校友返校宣讲的“雏燕归巢”等项目。此外，X大学校领导也非常重视定向选调生工作以及学生的后续适应与发展，因此学校现已经形成学校和院系领导定期调研和慰问选调生的常态机制。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基于X大学所得的结论在全国“双一流”建设层次的高校中具有一定程度的典型性。

　　较之于定量研究的大样本，质性研究并不追求样本的大容量，而是为了要穷尽某一现象相关要素以及要素间的结构，关注主题信息饱和、样本的配合和坦言。基于此，利用X大学本科生四年教育追踪调查项目，遵循立意抽样的原则，根据学科专业、性别和户籍等标准，笔者选取了14位2018届本科选调生以及3位曾有选调生职业规划但最终并未从事选调生工作的毕业生，（见表1）进行一对一或二对一的基于生命历程的半结构深度访谈。每个研究对象的访谈时间在3个半小时左右。所有访谈录音经由讯飞听见语音平台进行文字转录，并由课题组两位成员分别进行校对和审核，最终共获得510000余字的文本材料。

　　关于质性资料的分析上，Alan Bryman与Robert G. Burges主编的《质性资料的分析》一书中旗帜鲜明地指出，质性资料的分析范式有两种类型，一是分析性归纳（Analytic induction），另一种是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实际上来说两种范式之间并没有孰优孰劣，只是对于现象意义的理解不一样而已。基于本研究的目的以及资料情况，笔者采用扎根理论的范式，利用Nvivo 11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处理。

三、研究发现

　　基于受访者的反馈，笔者发现大多数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决策体现出了“半路出家”的特点。尤其是从定向（选择什么职业）和定点（在什么地方工作）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他们从进入大学初期的职业规划和毕业阶段的职业选择之间存在着诸多变数，这种定向和定点的变化有着跌宕起伏的特点。具体来看，“定点定向一致型”的学生占比最小（2/17），而“定点定向双变型”的学生占比最大（7/17）。因此，笔者推测这种“半路出家”的职业规划经历了反复权衡和考虑，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决策背后有着复杂的职业动机。因此接下来本研究以职业动机为视角，探索其职业决策的影响因素。

　　（一）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多元化

　　依据扎根理论的原则，在开放式编码环节，本研究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原始资料信息、归纳出本土概念，（见表2）并将这些概念整合成24个自由节点（表2第3列）。在主轴编码阶段，笔者重点考察了节点间的意义联系，形成了4个意义类属（表2第2列）。这四个类属分别是“职业动机”“外部约束”“职业预期”“职业判断”。在核心编码中，将已发现的概念经过系统分析选择一个 “核心类属”（表2第1列）。核心类属处于所有类属中最上级的地位。陈向明教授认为核心类属具有统领性，经过系统分析后的核心类属能够将相关结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最终笔者将核心类属定义为“定向选调生职业动机多元，但也融合了外部限制，并具有理性的职业判断”。

　　根据表2主轴编码中职业动机下属自由节点的统计，笔者发现“工作稳定及非体制内的压力”节点的材料来源为14，参考点为67。“亲情维系与情感归属”节点的材料来源为13，参考点为43。“基层历练、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节点的材料来源为12，参考点为11。“考试竞争相对较小”节点的材料来源为5，参考点为11。“服务家乡（农村）情怀”节点的材料来源为5，参考点为15。“平台好及受重视”节点的材料来源为4，参考点为5。“个人特质与职业匹配”节点的材来源为3，参考点为7。

　　根据材料来源以及参考点数，笔者认为定向选调生工作的稳定以及非体制工作压力、亲情维系和感情归属、包含基层历练、社会责任以及家国情怀的公共服务动机，是其职业决策最重要的因素。这也与以往对于选调生和公务员动机研究结论一致。“双一流”建设高校中的定向选调生同样也是看重了体制内工作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参考点中，（见表3）有学生提到“在公务员里面你不犯大错误，把本职工作做好，他没道理把你开除，不像企业里面有可能领导一不高兴就要开除你。”

　　但同时，“双一流”建设高校定向选调生也透露出了非常明显的服务基层、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的职业动机。将“基层历练、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与“服务家乡（农村）情怀”两个节点结合来看，笔者发现几乎所有的学生的职业动机中都涉及公共服务动机的因素，而且参考点个数也仅次于对“工作稳定性的追求”。再者，通过Nvivo11的“探索”功能，比较城乡学生在公共服务动机上的差异。笔者发现家境优渥的城市学生，在“基层历练意识、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节点上的参考点覆盖率比农村学生高43.19%。城市学生似乎更倾向于将在基层的工作经历作为一种历练和人生体悟必经的阶段。而农村学生则在“服务家乡（农村）情怀”节点上的覆盖率是城市学生的8倍，他们表现出了更浓厚的乡土情怀和责任意识，有强烈回乡服务的意识。这与笔者对X大学农村学生的长期追踪的结果也是一致的。然而较为遗憾的是，职业决策中本应重视的“个人特质与职业匹配”因素，却被忽略了。仅有少数学生（材料来源为3）提及自身能力和性格的考虑。

　　（二）定向选调生职业选择面临的外部约束

　　从定向选调生的职业规划轨迹来看，大多数定向选调生的定向和地点并不是其职业规划的首选项，部分人的选择甚至经历了自我矛盾的纠结。因此，笔者猜测这些定向选调生的主动职业决策中，仍糅合了外部的结构约束，导致了他们在定向和定点上的折中。

　　从表2统计结果来看，“外部约束”的资料来源为11，参考点为35。这也就意味着有80%的学生在职业决策时都面临着外部条件的制约。根据自由节点的统计来看，这些约束因素被提及的频率依次为“学历与专业限制”“生源地就业市场不匹配”“学术之路阻滞”“选调生遴选资格限制”“选调政策临时变化”。尤其是个人的学历和专业限制，以及生源地省份就业市场的岗位不匹配因素是最重要的外部限制因素。如有学生提到“老家以实业为主，我现在的经验还有我的专业，没法在四川找工作，没有人知道社会学是干嘛的。也不可能去高校找工作，高校不可能要本科生。”（见表4）

　　外部约束影响他们的未来职业预期和工作稳定性，也容易导致他们具有较高程度的离职倾向。表2中显示，在访谈中提及未来职业预期的10位学生中，“职业退出”和“调回家乡”这两个自由节点，共有9名学生提及。而“安稳工作”和“寻求晋升机会”这两个节点的材料来源和参考点覆盖率，几乎只有前面两个节点的1/2和1/4左右。

　　因此可以看出有着定向或定点折中的学生，他们对工作忠诚度并不高，且有较高的离职倾向。部分定向折中的学生将选调生仅仅作为跳板而已，后续将择机寻求读研的机会。他们更倾向于有职业退出的考虑。例如有学生指出：“暂时是这么打算的，如果将来有机会，从商什么的，就会退出。” 而定点折中的学生则更加渴望调回生源地省份的体制内。“为了能回昆明，报了省考和西部计划，如果到时候实在不行的话，也可能会去六盘水，但去了六盘水后，就真的是至少五年。基本上除非你长期待在这边，要么就是真的是要花费很多光阴”。

　　但是最后也必须指出“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生并不存在绝对的被动选择。受访的13名定向选调生基本都拿到各行各业诸多入职机会，在部分限制情况下他们仍拥有众多替代项。只是相对于其他备选项，被视为省委组织部党政部门后备人才培养的定向选调生岗位，更受名校毕业生“骄子”的青睐而已。

　　（三）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倾向：公共服务动机还是政治效能感？

　　高翔和黄张迪倾向于将定向选调生身上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归因为政治效能感中“试图影响决策层”的因素。但笔者发现，一方面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中包含了诸多工作和稳定等现实考虑的“理性因素”。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动机是个多维度概念，包括理性动机、规范动机和情感动机。规范性动机中涉及了个体对政府的信任和认可。有趣的是，恰恰在这一点上本研究又是支持了高翔和黄张迪的研究结论中的一小部分，即“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决策不是因为对基层政府工作的认可”。笔者也发现有着离职倾向的定向选调生，他们表现出了对基层政府的较低信任程度（或是对基层政府治理现状的隐忧），以及对自身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或是对自身决策影响力的不自信）。但是，基于以上两个角度的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对于所谓的政治效能感中涉及的影响政策决策的动机，在这些定向选调生身上似乎并不明显。因此，本研究并不认可高翔等人将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归为政治效能感的。

　　从表2中受访者提及的“职业判断”的节点来看，共有11名受访者对未来的定向选调生工作有着一定的判断能力。而具体从自由节点来看，（见表5）“理性的官场政治判断”“选调生是普通工作”“过好自己小日子”是他们最常提及的主题。不难看出，定向选调生对具有党政性质的职业判断较为理性，他们只是将其视为个人能力、兴趣与理想生活结合的普通工作。例如有学生提到“工作只是一个途径，就是一方面提高自我，一方面提高社会的一个途径。可能你到一个机关单位给人盖章，那你就把每个章盖好盖正确就可以”。

　　因此，笔者认为多数定向选调生对自己的职业定位中并没有很高的政治抱负，相反这种 “基层历练、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更多的是一种投身公共事业的价值观，而不是所谓的影响政策制定或者政治过程的行为。他们对定向选调生的认知中既有服务社会的价值，还有对一份普通工作和自身兴趣的融合。对于这一点，《人民日报》对定向选调生的调查也发现，他们似乎也看淡了名校标签进而选择脚踏实地。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基于东部某“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X大学2018届毕业生的半结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定向选调生的职业规划中的定点和定向揭示出他们的主动决策和结构限制间的互动，而在这种互动中职业动机的复杂性也显现出来了。

　　笔者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的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部分既符合已有文献提出的大学生公务员职业动机的因素，如追求体制内工作稳定性，但也有新元素出现。如他们对离家近和亲情维系的需求，社会责任和家国情怀、定向选调生考试的竞争程度等新特点。而且农村学生身上服务基层和农村的情感激励着他们返回家乡并回馈农村。这一点与国内对大学生公共服务动机调查中发现“公共服务动机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逐渐下降，以及动机需求遵循马斯洛层次需要理论”的表述也不太一致。因此，这对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理论以及大学生就业服务的启示是，大学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应该将农村大学生独有的“乡土情怀”也要考虑其中。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种职业动机背后隐含了定向选调生的复杂心理。另一方面，定向选调生政策能让优秀毕业生进入基层岗位，但由于家庭状况、个人能力以及学术道路不畅等原因，定向选调生的决策是一种“有限选择下的主动选择”。

　　最后笔者也承认，他们的决策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被动选择。因为在最终职业决策时，他们仍然拥有众多备选项，只不过选调生工作在众多机会中是相对理想的平台和机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与一般返乡基层大学生公务员相比，虽然定向选调生的职业动机似乎更复杂，但驱使这些一流大学毕业生放弃其他备选项选择进入（或返回家乡）基层，基层历练、社会责任和国家情怀等涉及“情感”部分的动机似乎也要更为强烈。

　　还需要补充的是，虽然笔者也发现定向选调生缺乏对基层政府的认可，但是笔者却认为他们以定向选调生作为毕业初职的动机，是公共服务动机，而不具有强烈的政治效能。这是本研究与高翔和黄张迪的研究最明显的分歧。这些学生对定向选调生工作以及个人发展有清晰认识，其职业选择动机并没有特别强的政治抱负，而是将其视为一份工作与个人兴趣和能力结合的平台。总体来说，毕业生对选调生工作基本上是有一定认知的，但其中有部分学生的动机却比较复杂，因为他们只是将其视为人生体验的短平台或“备胎”。因此，笔者认为过分高估了定向选调生的政治效能感，会对选调生在实际岗位的工作状态有错误的估计，也会打乱学校在选调生推荐培养环节中应重点关注的内容和环节，影响到选调生在未来岗位上的适应和发展。

　　（二）政策建议

　　由于定向选调生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以及原有选调生政策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中央政府层面于2018年开始在选拔、教育和培养等方面陆续开始进行针对性改革与探索。因此，本研究结合现有实际情况从学校、政府和学生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1. 对于学校而言，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选调生的风险认知培训，通过多渠道增加选调生的职前体验机会，预防他们产生巨大落差。在甄选过程中应增加公共服务动机测评。发挥生源地作用，结合共青团中央近期开展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优秀学生选苗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重点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意识不浓的问题，可以提前开展对选调生的甄选，增加大学生服务性学习的课程，提升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并且谨慎地对待名校毕业生的政治效能感。在具体选拔时不仅要考虑能力，也要考察职业动机和职业规划。再者，可以借鉴现有部分“双一流”建设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已经开展的学校或院系领导定期走访基层定向选调生的常态工作机制。另外，需要高度重视的是，高校不能将定向选调生工作单纯的以提升就业率来看待，而是要以为党和政府选材作为重点抓手，强调定向选调生的政治意识与能力的匹配。

　　2. 对于政府而言，应认识到定向选调生身上突出的对国家情怀和社会贡献的精神需求。首先，政府应该深化与重点高校在定向选调生选拔上的衔接与沟通机制，加强与学校的合作联系。对于特别优秀的毕业生，可以建立公开公正的绿色引才通道。其次，政府可利用部分名校毕业生生源地省份的优势，基于对选调生乡土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考察，适度增加学生生源地定向选调生的配额，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社区支持和生涯保障制度。再者，政府应也有相应的机制，能识别不同动机类型的选调生，尝试建立准入与退出机制。或者可借鉴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对大学生公务员“放弃录取资格”或“违约离职”而采取的限制措施，就是否实施“大学生基层就业诚信系统”进行前期调研或论证。最后，基于重点大学定向选调生的工作性质（优秀性、代表性与奉献性）及个人精神需求的现实考虑，可帮助其建立相应的舆论宣传、沟通服务的平台，帮助定向选调生实现平滑的职场过渡。目前来看，国内仅有一个以选调生为中心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即是由选调生群体自发创建并利用业余时间兼职参与的“选调生网”及一份《选调生》杂志。政府部门可以考虑以购买公共服务或者建立更权威或更具舆论引导的平台，如创建相应的专门网站或杂志、报刊等。

　　3. 对于学生而言，应该将理性的职业动机和定位与扎根基层的公共服务动机相结合。定向选调生的晋升和提拔一般都需要时间和资历的门槛。自身的能力也应该在基层历练中得到有效锻炼。首先，定向选调生应树立理性的职业动机，形成合理定位和定向。毕业生应该明白，定向选调生既是一份要求个人具有较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公务员岗位，同时也是个人需要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普通工作。在定向和定点的折中上，也做好公共服务动机与理性诉求的平衡。其次，做好充分的职前准备，应该在校期间可以主动参与到基层工作实践，增加自身职业社会认知的经验和信息。如公务员公文写作、办公领域相关技术知识储备等。最后，学生应特别重视毕业初职的重要性，在最终职业决策时要审慎地评价自身的能力和动机，不应过分抬高自身的政治效能感，而应尽量将自身职业兴趣能力、合理的工作需求和职业价值结合起来。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疲软以及文凭主义渐甚的背景下，是否能将选调生作为“备胎”，以及未来读研的一个跳板；定向选调生是“做官的学问”还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毕业生都应该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结果可能更符合“双一流”建设A类高校本科生的实际情况。对于其是否能够推广到研究生、中央选调生，以及其他符合定向选调生报考资格的重点院校的选调生还有待商榷。此外，学生在职业动机形成和塑造过程中，高校育人环境、整体氛围、引导方向、家庭文化等外部因素也十分重要，虽然这并不是本研究的关注重点，但后续研究仍需关注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与个体互动的关系。

作    者

汪卫平，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牛新春，通讯作者，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433

郑雅君，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香港　999077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第78-84页

栏    目

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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