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银琦 姚昊｜学术履历对教育学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5—2019年核心作者的分析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20.09.14
摘 要
为探究“学者的学术履历是否会影响其教育实证产出”这一问题，选取16本教育学CSSCI期刊2015—2019年的4343篇实证论文，基于普赖斯理论筛选出685位核心作者，对履历信息进行搜集与编码，并通过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教育学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学术履历因素。研究发现：学科背景、所属机构类型、海外经历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年龄阶段的学者在其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具有显著差异，年轻学者的实证研究产出显著低于年长学者，但其实证研究论文占比显著高于年长学者。据此，建议鼓励培养与引进具有跨学科背景和国际视野的教育人才，加快师范院校教育研究范式向实证研究的转型，适当提升对年轻教育学者的学术关注度。
关 键 词
学术履历；教育实证研究；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
一、问题的提出
自教育学创立以来，尤其赫尔巴特（J. F. Herbart）提出“教育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科学”，有关教育科学研究的争议就从未停止。1890年，乔赛亚·罗伊斯（J. Royce）的《教育是一门科学吗？》问世，激发了美国教育学界对实证研究的高度重视，随之，“桑代克与杜威的实践经验，对早期教育学家建立公立学校的教育理论科学产生重要影响”。尽管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教育科学研究的争议此起彼伏，但实证研究如今已成为西方教育研究的主要范式，也成为美国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主要的思维方式。1980年，教育学在我国刚复苏之时，便有学者提出“教育学科的生命在于教育实验”的观点；1989年，叶澜、陈桂生等也提出，“实证化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步骤”，近年来加强教育实证研究的呼声更是不断高涨，尤其在2015年华东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后，教育领域掀起一股实证风潮。
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强调运用科学的方法，获得科学的数据，得出科学的结论，接受科学的检验。这些“科学”的特性说明，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似乎对学者的专业研究素养提出了颇高要求。虽然目前国内教育实证研究成果落后于国外，但从近几年的发展态势来看，我国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占比从2015年的34.4%升至2019年的38.6%，年增长率高达3.7%，可见教育实证研究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这些学者也成为新时期教育实证研究的先行者，引领其他学者形成新思路和新见解。然而，在这庞大数据的背后，哪些学者在从事教育实证研究？这些学者有哪些共同学术履历背景？这些履历是否对其教育实证研究产出具有影响？是否能对这些学者通过履历分析法进行检验呢？回应上述疑问，即是本研究的出发点所在。
探究学者的学术履历与教育实证研究产出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研究学者履历与科研产出的关系。佐治亚理工大学在1996年设立了research value mapping（简称RVM）项目，成为履历研究的拓荒实验。履历研究代表了科研绩效的范式转移，即从传统的量产范式转向能力范式。履历分析法是通过对学者的履历信息进行编码，进而研究学者的科研轨迹、成长路径等内容，同时避免了传统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中的主观性，从第三视角更为客观地对学者进行观察与分析。迪茨（J. S. Dietz）等通过对微电子相关领域学者的履历信息，揭示了科研机构科学家向工业界的流动情况，并研究了其在科研产出上的差异；福泽（N. Fukuzawa）基于日本医学领域的565名研究员的学术履历，发现医生的研究经验与科研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在国内，郭冉等对15个高水平生物学院429名青年教师进行履历分析，并运用科学界分层理论中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机制解释了性别、导师身份、学术事业观、博士后经历等是影响人才项目获得的主要因素。科研产出是普遍主义原则的出发点，而实证研究产出是科研产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关于学术履历与实证产出关系的研究，朱军文等收集了2015—2019年的563位教育实证研究核心作者的学术履历，从面上分析了作者年龄、职称、学科背景等信息的年度分布情况。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研究对象集中于自然科学类的人才或学者，鲜有对社会科学类或具体到教育领域学者的分析。在分析内容上，仅仅通过履历分析法描述统计学者的基本特征，而通过定量方法进一步检验影响学者科研产出的履历背景因素的研究较少。据此，本研究以2015—2019年教育实证研究的核心作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收集核心作者学术履历信息数据，探究影响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学术履历因素，并分析学术履历背后的作用机制，以期改进我国教育领域的科研人才培养模式，为建设高素质、创新型科研队伍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界定
实证研究产出指运用教育实证研究（定量、质性及混合）方法并发表的学术产出，在本研究中以在样本期刊上发表的实证研究论文数量（频次）为指标。
实证研究占比指作者的实证研究发文频次除以总发文频次的占比，反映了作者在教育研究中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倾向性与熟练度。
学术履历指学者的履历书，是个体教育和专业历史的大纲。它区别于个人履历，强调的是个体教育经历与成果，如学科背景、职称、海外经历、就职单位等。
核心作者指基于普赖斯定律确立的在教育实证研究中论文发表频次较高的作者，通过关注教育领域实证研究产出的“量”，反映出该领域学者的教育实证研究的活跃度。
（二）样本选择
本研究充分考虑内容的综合性、影响因子、二级学科分布及学界的认可度等因素，在教育学CSSCI来源期刊中选取《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比较教育研究》《复旦教育论坛》《中国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发展研究》《教育科学》《教育学报》《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研究与实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学前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16本期刊。
基于实证研究文献检索的特征关键词包，对“教育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细致筛选，最终从11605篇文章中筛选出了4343篇实证研究文献，实证研究文献总占比达37.4%，并在中国知网下载上述全部文献及实证研究文献的题录数据。
根据题录数据，通过Data数据园软件析出作者总发文频次和实证研究发文频次，并基于普赖斯理论确定本研究的核心作者范围。考虑到作者发文的周期性会出现年度差异，研究的核心作者主要由年度作者及总五年论文的作者构成，其中年度核心作者为发文频次达2次及以上的作者，总五年核心作者为发文频次达4次及以上的作者，在对作者进行重名清理后，共计得到685位核心作者。
（三）数据采集与编码
基于上述685位核心作者，从相关机构官方网站、百度百科、文献作者简介等平台获取了作者学术履历信息，其中有部分内容如海外经历及海外博士等信息缺失严重，笔者通过邮件询问的方式再次验证及补充相关信息，最终将部分缺失信息当作无效数据处理。检索的信息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等基本信息；第二部分包括身份职称、本科学校及学位、硕士学校及学位、博士学校及学位、现就读（职）研究机构、是否有海外经历、是否为海外博士等学术履历信息。
基于面上的学术履历信息，对部分内容进行编码处理：一是对所属研究机构的所在地区（东、中、西部）、机构类型（直属师范、地方师范、九校联盟、地方综合、其他）进行标签化处理；二是按核心作者的出生年份归为“1990年以后”“1980—1989年”“1970—1979年”“1960—1969年”与“1959年以前”五个区间；三是以本科、硕士及博士学位类型为依据，将学位类型分成13大门类，再将这些门类按照标签归为“不含教育学背景”“含1项教育学背景”“含2项教育学背景”及“含3项教育学背景”四种，从而分析核心作者的跨学科分布情况。
（四）模型建构与变量描述
由于研究选用的因变量（实证研究发文频次）为连续变量，自变量包括连续变量、分类变量和等级变量，在数据初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确定选用OLS模型进行估计，模型如（1）所示。其中，Yi为因变量，Xi为表示自变量，εi为随机误差。
Yi=β0+β1X1i+β2X2i+…+βkXki+εi（1）
根据模型以及前文的研究综述，构建本研究的模型如（2）所示：
Yi=β0+β1sex1i++β2year2i+β3sphd3i+β4sea4i+β5type5i+β6reg6i+β7pro7i+β8maj8i+βjsumr+εi（2）
其中，Y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实证研究发文频次；β0为模型截距，sex1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性别；age2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出生年阶段；sphd3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是否为海外博士；sea4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是否有海外经历；type5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reg6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的地区；pro7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身份职称；maj8i表示第i个核心作者的学科背景；βj为控制变量的系数；sumrji表示控制变量（总发文频次）；εi表示模型无法解释的残差，具体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
三、研究发现
（一）核心作者的学术履历特征及差异分析
在个体特征上，实证研究产出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中有显著差异，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而实证研究占比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和性别上均有显著差异。如表2所示，在性别层面，女性学者达301人，男性学者达384人，实证产出差异性并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在实证研究占比中发现，女性实证研究占比相较男性更高，且存在显著差异，说明虽然在总体实证研究产出上，男生产出要高于女性，但女性在教育研究中更偏好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在核心作者的出生年份方面，按照年龄递减的顺序，五个年龄段的学者人数分别为57人、137人、150人、242人和80人，实证研究产出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年龄越大，实证研究产出越高，但在实证研究占比上却呈现相反的结果，“90后”及“80后”的实证研究占比分别为87%与81%，居于出生年段的前列，实证研究占比在核心作者出生年段中存在显著差异，年轻群体在教育研究中更偏好或擅长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在学术履历背景上，实证研究产出在核心作者是否为海外博士、是否有海外经历、所属机构类型、身份职称、学科背景方面有显著差异；实证研究占比在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身份职称、学科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
在是否为海外博士、是否有海外经历层面，海外博士有91人，非海外博士有594人，海外博士的人均实证研究发文频次相对较高且差异性显著，说明海外博士在发教育实证研究论文上具有一定优势；有海外经历的有254人，没有海外经历的有407人，有海外经历学者的均实证研究发文频次相对较高且差异性显著，同样说明了海外经历对于教育实证研究发文具有相对优势。
在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层面，就职（读）直属师范的核心作者的有207人，地方师范的有102人，九校联盟的有111人，地方综合的有204人，其他的有60人，且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在核心作者所属机构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所在机构为九校联盟的核心作者实证研究发文频次最高，其次为直属师范。同样的，所在机构为九校联盟的核心作者实证研究占比最高，而所在机构为师范院校的核心作者实证研究占比排末两位，说明综合大学的核心作者在教育研究中更偏好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且易产出实证研究论文。
在身份职称层面，硕士生有29人，博士生有95人，中级职称有110人，副高职称有192人，高级职称有272人，高级职称的人均实证研究发文频次显著高于其他身份职称的学者，而实证研究占比在身份职称上呈现了相反结果，即具有高级职称的实证研究占比显著低于其他身份职称的核心作者，这种“反差”与作者出生年份层面结果一致。
在学科背景层面，本硕博无教育学背景的有83人，本硕博有1项教育学背景的有95人，本硕博有2项教育学背景的有186人，本硕博均为教育学的有263人，且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在核心作者的学科背景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跨教育学背景的学者均实证频次及实证研究占比显著高于其他学科背景的学者。说明了跨学科背景的核心作者更偏向在教育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且易产出实证研究论文。
（二）影响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学术履历因素分析
本研究在差异分析的基础上，将连续变量（实证研究产出、总体研究产出、实证研究占比）及等级变量（学科背景、身份职称、出生年段）纳入相关性分析，计算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出生年段与实证研究产出、总体研究产出具有显著负向低度相关性，而出生年段与实证研究占比具有显著正向低度相关性；身份职称与实证研究、总体研究产出之间分别具有显著正向低、中度相关性，而身份职称与实证研究占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负向低度相关性；此外，学科背景与实证研究产出、实证研究占比之间存在显著负向低度相关系。
从上述分析可知，实证研究产出与学术履历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但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总体产出变量的干扰，有必要进一步建构影响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因素的回归模型，在控制相关变量条件下，预测学术履历要素是否对核心作者的实证研究产出具有显著影响。
对所有解释变量进行OLS多元回归分析，构建学术履历背景（性别、出生年段、是否为海外博士、是否有海外经历、所属机构类型、所属机构地区、身份职称、学科背景）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根据表5模型输出报告可知，OLS模型整体对于因变量核心实证研究产出的方差解释度达49.7%，属于中高解释效度。模型显示，若不考虑控制变量，所有预测变量中“海外经历”“身份职称”“学科背景”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均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总体论文产出这一变量下，“机构类型”“学科背景”则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有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在不考虑控制变量情况下，身份职称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最大（B=0.444，p<0.001），每提升一个层级的职称水平，如中级升至副高，学者平均实证研究产出多出0.444频次。其次影响程度较高的变量为海外经历，有海外经历的学者相对于未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其实证产出高出约0.641频次（B=0.641，p<0.01），但是否海外博士对实证研究产出却没有显著影响效应，说明短期出国交流政策对于提升实证研究产出的策略较为有效。
在控制总体论文产出变量的情况下，虽然受到总体产出影响较大（B=0.361，p<0.001），但是学科背景对核心作者实证研究产出的影响仍然凸显（B=-0.342，p<0.001），本硕博阶段越更多涉及教育学学位背景，相对而言在教育期刊发表实证研究论文的概率也会越低，相反，学科越交叉融合，更有几率产出教育实证研究论文；其次为所属机构类型，核心作者的所在机构类型处理主要分别对“地方综合-地方师范”和“九校联盟-直属师范”作哑变量处理，分析发现，地方综合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相对于地方师范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其实证研究论文产出显著更高（B=0.428，p<0.05），同理，九校联盟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相对于直属师范研究机构的核心作者，其实证研究论文产出显著更高（B=0.545，p<0.05），这反映了所属机构为综合院校的作者，其掌握实证研究方法越规范，促进了教育实证研究论文产出。在控制总体论文产出变量条件下，身份职称、海外经历对实证研究论文产出影响不再显著，控制变量对自变量产生了替代效应，但系数仍为正，说明两者仍然是对实证研究产出有正向效应。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更倾向做实证研究且产出更高，应鼓励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教育人才，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相融
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学者比纯教育学背景的学者有更高的实证研究产出，且学科背景越交叉，越擅长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其实证研究产出也就越高。交叉学科研究是一种团队或个人的研究模式，它整合了来自两个或多个学科或专业知识体系的信息、数据、技术、工具、观点、概念和理论，以促进基础理解或解决其处理方案超出单个学科范围或实践研究领域的问题。交叉学科研究是创新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教育实证研究发展和解决实际教育问题的最佳途径，然而，由于在教育研究领域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所以学者们主要采用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研究范式。因此，高校或科研机构要打破学科壁垒，培养具有跨学科背景的教育科研人才，进而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相融。
（二）综合类高校的教育学者更倾向做实证研究且产出较高，应加快师范院校教育研究范式向实证研究的转型
综合类高校的教育学者比师范院校更倾向于发实证研究论文，且九校联盟高校学者的实证产出显著高于直属师范院校的学者，地方综合院校的学者显著高于地方师范院校的学者。由于研究领域宽，传统深厚、师资队伍类型多样等原因，师范院校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主的教育研究尚不普遍，实证研究产出及占比均相对较低。因此，师范院校要加快教育研究向实证范式转型，组织擅长教育实证研究的教师开设教育研究方法精品课程，与综合型大学进行跨校合作，加强教师与学生的实证研究方法技能培训，提高实证研究方法素养。此外，兄弟师范院校要继续携手办好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实证研究成果交流与展示平台，营造教育实证研究的新风潮。
（三）有海外经历的学者更易产出实证研究论文，在人才培养与引进环节中要注重对外实证学术交流，提升国际视野
具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实证研究产出要显著高于没有海外经历的学者。虽然控制变量对海外经历产生了替代效应，但系数仍为正，对实证研究论文产出仍有正向效应。相关研究显示，国外教育研究方法远比国内成熟，国外教育研究以实证研究为主，思辨研究为辅；国内研究则以思辨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长期以来，国内思辨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我国教育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思辨研究缺乏了系统的数据搜集与分析过程，导致论点的支撑性不足。具有海外经历的学者在国外受到了更为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训练，对教育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也有所提升，故在人才引进与培养的环节要注重对外的学术尤其是实证研究方法上的交流，进一步提升我国教育研究的规范化水平。
（四）年轻学者更倾向做实证研究但产出能力较弱，应适当提升对青年学者的学术关注度
年轻学者的实证研究产出显著低于年长的作者，但实证研究占比显著高于年长作者。虽然年轻学者的实证研究产出远远低于年长群体，但相对而言，年轻学者更易接受实证研究方法的训练，甚至比年长学者对研究方法的掌握更加规范，他们缺少的是一个展示实证能力的平台。因此，要客观对待实证研究产出的弱势群体差异，提升对年轻学者的学术关注度。一方面，期刊、高校或研究机构更多关注年轻学者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源，通过提供专项资金、开展相关教育实证研究会议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年轻学者的教育实证研究学术规范，给具有实证研究潜力的年轻学者更多的学术机会；另一方面，加强资历较深的实证研究学者与年轻学者的实证研究合作，通过以强扶弱的合作形式，加快实证研究创新，优化学术知识结构体系。
（本研究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的朱军文教授的悉心指导，同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马立超、陈文博、邵玲芝、王杰等同学，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毋磊、周向伟、周晓娇、郑曼、汪文娟、程方鹏、吴依妮等同学，沈阳师范大学的马一先同学为本研究的信息采集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作 者
马银琦，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姚 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9期第73-79页
栏 目
教育研究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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